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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是国民党著名将领，他曾以十九路军军长之职，指挥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赢得了世人的广泛尊重。1949年后，蔡廷锴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等职；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这些经历，人们较为熟悉，但他参与“南昌起义”的经历，却并不广为人知。当然，这也与他迅速率队背离有很大关系。
南昌起义次日，革命委员会即发布命令，任命贺龙、叶挺、周恩来、蔡廷锴四人为参谋团参谋，此参谋团主要负责整个军事活动。从这几位参与成员看，蔡廷锴的位置不低。此外，蔡仍担任自己先前任职的第十师师长，还兼任叶挺为军长的二十一军副军长。当时南昌起义的队伍，号称两个军，但总兵力并不充足。而蔡廷锴率领的师却足额满员，且战斗力颇强，是一支可以在军事上充分依赖的队伍。
但出人意料的是，起义后不过几天，在行军前往广东的途中，蔡廷锴却率整个十师，往江西东部、福建方向脱逃，使起义队伍战斗力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退既不得，逃更不能”】
蔡廷锴出身贫苦家庭，为改变家境，他参加了旧军队。由于作战英勇，他从一个士兵一步步“打”到了师长的职位。他原属陈铭枢的部下，后投诚蒋介石，蔡廷锴的部队就归北伐名将张发奎指挥。旧军队中，派系斗争颇为激烈，故蔡廷锴虽升任师长，但对张发奎仍怀警戒之心，担心张会撤换或解决掉他的队伍。1927年时，张发奎隶属的汪精卫集团，开始逮捕和杀戮革命党人，这种政局的变化，使蔡廷锴感觉前景渺茫。
此时，武汉当局以张发奎为第一方面军，向南京蒋介石政权发起攻击。全军以叶挺率领的二十四师为先锋，先行占领九江、湖口，以掩护大军集结。此时蔡廷锴率领的十师，也归叶挺指挥跟进。到达九江后，叶挺便开始做蔡廷锴的工作。他告诉蔡：我们就算攻下南京，也属互相残杀，于革命前途毫无意义，且唐（唐生智，此时总辖武汉方面部队军权）之革命比蒋介石相差更远，不如我军回粤休养为高。蔡廷锴是广东人，所率军队也多为广东子弟，此话正中下怀，便向叶挺表示完全赞同。但他也知道叶挺是共产党，与自己主张信仰不同，当时他就存有“待机定进退”的打算。
1927年7月27日，叶挺的二十四师与蔡廷锴的十师到达南昌。当时部队由叶挺带着，蔡廷锴正在庐山参加张发奎召集的师长以上人员会议。两天后，蔡廷锴赶赴南昌，与自己的队伍汇合。可当列车行至乐化站时，即遭贺龙的二十军部队阻拦，因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杜绝让其他各方人员过来。蔡廷锴见到这种情景，十分担心自己的部队遭受损失，便立即与在南昌的叶挺通了电话。经叶挺允许，蔡廷锴抵达了南昌。
就在蔡廷锴行进的晚上，南昌起义爆发并取得了胜利。8月1日早8时，蔡廷锴到达南昌后，叶挺、贺龙的部队已将朱培德、程潜驻南昌的队伍缴械。此时的蔡廷锴，“退既不得，逃更不能”。（《蔡廷锴自传》）但他的到来，仍受到起义将领的高度重视。很快，周恩来与张国焘一起，在叶挺的师部会见了蔡廷锴，做了大量说服工作。此时的蔡廷锴，由于事先并不完全知晓这次起义，面对周恩来显得有些紧张。周恩来把起义的意图，将来返粤的前途等，向蔡廷锴介绍了一番。由于叶挺事先已对蔡廷锴表达了争取返粤的意思，所以，叶挺便以老战友的身份，亲切地对蔡廷锴说：“高佬（蔡廷锴身高在1.8米以上，在粤人中罕见，熟识的朋友便如此称呼），就这么干吧！”蔡廷锴略加思索后，表示一切服从指挥。
蔡廷锴当时也确实是这样做的。8月1日早上，曾发生了蔡廷锴部的二十八团与贺龙部队之间的冲突，蔡部打伤教导团队长、学员各一人，又将军部的马匹抢去。贺龙得到报告后，便请叶挺商量，叶挺将蔡廷锴请到贺龙军部进行商议。蔡廷锴得知情况后，立即写信给二十八团团长，命令其将马匹退还。
由于情况相对紧张，对于蔡廷锴的应允，当时的前敌委员会还是信任的。所以，在发布的革命委员会令中，蔡廷锴仍被任命担任自己原先部队十师的师长，并兼代国民革命军十一军副军长，以及参谋团成员的职务。
但蔡廷锴毕竟是旧式的军官，且是国民党员，政见与共产党多有不合；加之战事仓促，除周恩来做了一番工作外，没有更深入的思想甚至组织工作跟进，所以，蔡廷锴很快率部从起义军中脱逃，这样的结果就显得并不突兀了。
【蔡部共产党员得以顺利逃脱】
起义后不过两天，在根基未稳的情况下，起义队伍便匆匆向广东进军，蔡廷锴要求自己的十师担任先头部队。8月3日，十师离开南昌，向广东方向进发，并领命3天内占领抚州。
蔡廷锴部第一天行进60里地后，便扎寨宿营。此时，这支队伍再无上级领导及周围其它起义部队辖制。蔡廷锴召他最亲信的二十九团团长张世德前来密商。蔡廷锴对张说：我师现在已脱离虎口，今后行动，应有妥善之计划方可。如果随叶（挺）、贺（龙）返粤，他是共产党，不会合作到底。欲听张军长（发奎）消息，又不知何时始能联络。为今之计，只有先与共党脱离关系，再做第二步打算。
张团长听后，只有诺诺：而今怎么办就怎么办，总凭师长慎密处置，我是十二万分服从。张是蔡廷锴心腹，有了他的支持，蔡廷锴便下定决心，要与起义队伍分道扬镳。
随即，蔡廷锴与张团长商定自己队伍中共产党员事宜。蔡廷锴告诉张，三十团团长范孟声及以下全团军官都是共产党员；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也有不少共产党员，恐怕需要及时清理。对全师的情况，张团长并不了然，听蔡廷锴介绍情况后，一时缓不过神来，只说：范孟声团长及全团官长都是共产党，我想不到……师长如何处置，我全部服从。
经商定后，蔡廷锴立即下令改变行进计划，将进贤县作为第一步落脚点。为防止部队发生意外，蔡廷锴将自己心腹二十八团做前卫，将共产党员较多的三十团放在中间，以二十九团殿后，并密令张世德团长监视三十团的行动。由于气候炎热，辎重太多，部队到第3天（8月5日）早上，才全部到达进贤县城。
按照先前的布置，蔡廷锴的心腹二十八团，进城后即占领各城门内外，二十九团驻扎在城边附近；共产党员居多的三十团入驻城内，以防脱逃。上午8时，蔡廷锴命令特务营执行师部警戒，之后下令三十团架枪休息，全团军官立即到师部听候训话。与此同时，蔡廷锴又选了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中的非共产党员军官，接任三十团各级职务。 当三十团团长范孟声及该团军官及政治部人员到达师部空地后，蔡廷锴便以师长身份发表讲话。他对这批已被解职的原部属说：国共合作以来，一直相安无事。我北伐革命军抵达长江，伸展至黄河流域，竟告分裂，这是最不幸的事。分裂经过中的是非太复杂，此时我也不加评论，但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且是最贫苦的农工出身，任何牺牲，我都可以，任何艰苦，都能忍受。若不顾信义，口是心非，我是不敢苟同的。
接下来，蔡廷锴为举证共产党员破坏国共合作，讲了前面的一件旧事：前月，政治部报告二十八团中校团副魏某，说他通陈铭枢，并伪造书信，使张（发奎）军长不加审察，就提往枪决。当时不仅我抱不平，就是全师官兵，无不愤愤，使人不寒而栗。自魏某被枪决后，各级官长忧心如焚，纷纷向我请长假。我问他们为何请假，他们说怕枪决。他们说师长都不能保障我们，在此生命朝不保夕。如果政治部再报告我们通陈铭枢，就一千条命都不够死……这样的现象实在使人难以忍受。
最后，蔡廷锴摊牌：共产党员的努力，我是很钦佩的，但对人的手段，我是不能容忍，所以为保全本师，我不得不请本师共产党职员暂行离开，各人的薪饷，当然发给，并且护送各人离部，使大家安全。
下面的人一看，没有办法，只好接受。随后蔡廷锴让副官发给每人一定的川资，并派人送他们离开。几个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员军官，如三十团团长范孟声、团参谋长陈某、营长胡天桀，二十八团参谋长徐石麟等人，蔡廷锴当时并未释放，而是押解他们再往前走了一段时间。到达余江后，蔡廷锴部已与张发奎取得联系。当得知蔡部扣有数位共产党员后，张发奎命令立即就地枪毙。蔡廷锴不忍加害，便一边将张发奎的电报拿来给这几位共产党员看，一边发给各人百数十块光洋不等，等于给彼此将来见面留个念想。
蔡廷锴当时说：张发奎太无人情，蔡某愿保留尔等合作余地，并雇小舟送你们几人他避。这样，几位共产党员得以顺利脱逃。
【南京与武汉方面竞争的对象】
为敷衍张发奎，蔡廷锴发电报过去，告诉他这几个共产党员已经处决。张信以为真，随后在多家报纸发布了消息。当年8月23日的北京《晨报》，就刊载了这样一份张发奎发给武汉军事委员会的急电：“贺（龙）叶（挺）倡乱，蹂躏南昌，胁迫十师附和共党。幸蔡师长廷锴，忠于党国，阳顺阴违，师次进贤，即转赴余江，脱离贺叶，并将共党分子范孟声、徐石麟等尽行扣留，本日来电请示进止，除已电饬即将范孟声、徐石麟等枪决，以泯乱源……”
逃脱的几个共产党员，后在九江等地，还见到上海、北京报纸刊载的余江电讯，言蔡廷锴枪决共四人，姓名等言之凿凿。逃脱的这几人，1949年后仍在为革命工作。可是，不熟悉内情的人们，依照当时报纸提供的消息，认定蔡廷锴当时将几位共产党员杀害，以致1949年后许多研究文章还持这种看法。后来当事人之一的徐石麟（后更名徐石林）与党史研究者通信，才大致说清了当时的情况。
不仅这几位共产党员领导没有被杀，其余一般党员，也确实发放川资让他们回去了。陈毅从九江追赶南昌起义队伍时，曾在李家渡遇见几位军人。他后来回忆：“过李家渡后……在路上碰到了几个军官，是蔡廷锴的第十师的。蹲在路边吃西瓜，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蔡又叛逃过去了。到了进贤，蔡就把不稳的营连干部清出来送走了。这几个军官就是从进贤来的。我们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他们说：蔡廷锴把我们赶出来了。”这应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蔡廷锴在和平清理了内部的共产党员之后，在进贤住了两天。在这里，他与营以上的军官商讨，看全师前景及给养如何解决。蔡廷锴提出了三个方向：一、追随南京政府；二、返回自己部队老家广东；三、等到张发奎消息后再跟回张发奎。当时，除一陈姓团长表示愿意等候张发奎消息外，其余军官均认为即使得到张发奎的消息，也不便追随，因恐以后张发奎又对部下痛下杀手；同时，也不愿追随南京当局。结果，大家一致主张先行独立，然后再寻出路。当时决定，先向上饶地区出发，之后再定行止。会后，他们马上通电，声明脱离原来的起义部队，脱离共产党。
蔡廷锴部队叛逃后，武汉方面的张发奎以及南京方面的陈铭枢等，纷纷向蔡伸手，想争取这支力量。张发奎以军长的身份，一面对蔡的作为表示庆贺，一面又下令催促归队，可谓恩威并施。南京政权，则利用蔡廷锴的老上级陈铭枢（此时任总政治训练部主任）的关系，与蔡廷锴的老战友蒋光鼐一起，乘车赴沪，并由此转往浙东，希望即刻与该师接洽。蔡廷锴成了南京与武汉方面竞争的对象。
【蔡廷锴脱逃的教训】
蔡廷锴率师从起义队伍脱逃后，对全军影响甚大。据后来刘伯承的报告：除蔡部之外，又影响“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浩新及第二十军第五团约700人，都叛逃归唐生智去了”。李立三在向中央的报告中也说，从南昌到抚州，由于疾病，逃亡，“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
从出身说，蔡廷锴也是寒苦人家，本应跟从共产党才是，但当时因党见束缚太重，以致坚持立场，又在南昌起义之后脱逃到敌人一方，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但当时共产党的活动和工作，也有值得思考的地方。蔡脱逃后，当时参与南昌起义的多位重要人物，后来都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和深刻检讨。
首先是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在从李家渡往抚州途中，周恩来得知了蔡廷锴脱逃的消息。由于信息不畅，大家对内幕并不知情，所以，周恩来见到张国焘后说：这件事是我的大意，我应完全负责……当时虽经同志们劝阻，周恩来没有提出引咎辞职之类的话，但此后很久，周恩来仍耿耿于怀。据当时报纸误传被害，实际被释放的共产党员徐石麟回忆：十年后的卢沟桥抗战，毛主席号召国民政府一致抗战。我和陶新畲、王逸常三人在汉口欢迎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便餐。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南昌起义时，编成第一、二两个纵队有一个错误，即应调出第十师（即蔡廷锴所率师）两个团编入第一纵队，另从二十军、二十四师中调出两个团编入第二纵队，就可以防止蔡廷锴脱逃。”
当时担任革命委员会参谋团长的刘伯承，在后来的报告中，也对蔡廷锴的脱逃做了讨论：“在此时，蔡廷锴及其军官有些还是不稳定的，贺龙等主张，一并扣留制裁者，终未实行，以致演成进贤叛变的事来，为后来失败一种原因。”深通军事的刘伯承，十分清楚蔡廷锴十师的重要，所以不无遗憾地认为：“如对蔡廷锴有了断然的处置，保存这一师至汤坑决战，敢断言绝对打大胜仗，立稳了我们在东江的脚跟，李济深的基干部队可说是完全失败了……”
聂荣臻在《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一文里，对当时旧式军队未经改造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南昌起义的重要参与者朱德，在1957年的一次讲话里，也反思了这个问题：“那时的军队是旧军队，暴动（当时对‘起义’的称谓）以后便走了，没有在工人农民中搞政权，建立根据地。当时同志们只是看到单纯的军事，靠军事吃饭，失败就是这个原因。”“南昌暴动时有三四万人，但是没有改造这个军队……如当时把军队改造一下就好了。”
南昌起义以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并建立起共产党自己的军队，在党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蔡廷锴部的脱逃，固然给这次起义造成了很大损失，但它也为后来人民军队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后来在领导军队时，“把支部建在连上”，应当就是集许多经验教训后的有效作为。
（作者系文史学者）
南昌起义次日，革命委员会即发布命令，任命贺龙、叶挺、周恩来、蔡廷锴四人为参谋团参谋，此参谋团主要负责整个军事活动。从这几位参与成员看，蔡廷锴的位置不低。此外，蔡仍担任自己先前任职的第十师师长，还兼任叶挺为军长的二十一军副军长。当时南昌起义的队伍，号称两个军，但总兵力并不充足。而蔡廷锴率领的师却足额满员，且战斗力颇强，是一支可以在军事上充分依赖的队伍。
但出人意料的是，起义后不过几天，在行军前往广东的途中，蔡廷锴却率整个十师，往江西东部、福建方向脱逃，使起义队伍战斗力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退既不得，逃更不能”】
蔡廷锴出身贫苦家庭，为改变家境，他参加了旧军队。由于作战英勇，他从一个士兵一步步“打”到了师长的职位。他原属陈铭枢的部下，后投诚蒋介石，蔡廷锴的部队就归北伐名将张发奎指挥。旧军队中，派系斗争颇为激烈，故蔡廷锴虽升任师长，但对张发奎仍怀警戒之心，担心张会撤换或解决掉他的队伍。1927年时，张发奎隶属的汪精卫集团，开始逮捕和杀戮革命党人，这种政局的变化，使蔡廷锴感觉前景渺茫。
此时，武汉当局以张发奎为第一方面军，向南京蒋介石政权发起攻击。全军以叶挺率领的二十四师为先锋，先行占领九江、湖口，以掩护大军集结。此时蔡廷锴率领的十师，也归叶挺指挥跟进。到达九江后，叶挺便开始做蔡廷锴的工作。他告诉蔡：我们就算攻下南京，也属互相残杀，于革命前途毫无意义，且唐（唐生智，此时总辖武汉方面部队军权）之革命比蒋介石相差更远，不如我军回粤休养为高。蔡廷锴是广东人，所率军队也多为广东子弟，此话正中下怀，便向叶挺表示完全赞同。但他也知道叶挺是共产党，与自己主张信仰不同，当时他就存有“待机定进退”的打算。
1927年7月27日，叶挺的二十四师与蔡廷锴的十师到达南昌。当时部队由叶挺带着，蔡廷锴正在庐山参加张发奎召集的师长以上人员会议。两天后，蔡廷锴赶赴南昌，与自己的队伍汇合。可当列车行至乐化站时，即遭贺龙的二十军部队阻拦，因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杜绝让其他各方人员过来。蔡廷锴见到这种情景，十分担心自己的部队遭受损失，便立即与在南昌的叶挺通了电话。经叶挺允许，蔡廷锴抵达了南昌。
就在蔡廷锴行进的晚上，南昌起义爆发并取得了胜利。8月1日早8时，蔡廷锴到达南昌后，叶挺、贺龙的部队已将朱培德、程潜驻南昌的队伍缴械。此时的蔡廷锴，“退既不得，逃更不能”。（《蔡廷锴自传》）但他的到来，仍受到起义将领的高度重视。很快，周恩来与张国焘一起，在叶挺的师部会见了蔡廷锴，做了大量说服工作。此时的蔡廷锴，由于事先并不完全知晓这次起义，面对周恩来显得有些紧张。周恩来把起义的意图，将来返粤的前途等，向蔡廷锴介绍了一番。由于叶挺事先已对蔡廷锴表达了争取返粤的意思，所以，叶挺便以老战友的身份，亲切地对蔡廷锴说：“高佬（蔡廷锴身高在1.8米以上，在粤人中罕见，熟识的朋友便如此称呼），就这么干吧！”蔡廷锴略加思索后，表示一切服从指挥。
蔡廷锴当时也确实是这样做的。8月1日早上，曾发生了蔡廷锴部的二十八团与贺龙部队之间的冲突，蔡部打伤教导团队长、学员各一人，又将军部的马匹抢去。贺龙得到报告后，便请叶挺商量，叶挺将蔡廷锴请到贺龙军部进行商议。蔡廷锴得知情况后，立即写信给二十八团团长，命令其将马匹退还。
由于情况相对紧张，对于蔡廷锴的应允，当时的前敌委员会还是信任的。所以，在发布的革命委员会令中，蔡廷锴仍被任命担任自己原先部队十师的师长，并兼代国民革命军十一军副军长，以及参谋团成员的职务。
但蔡廷锴毕竟是旧式的军官，且是国民党员，政见与共产党多有不合；加之战事仓促，除周恩来做了一番工作外，没有更深入的思想甚至组织工作跟进，所以，蔡廷锴很快率部从起义军中脱逃，这样的结果就显得并不突兀了。
【蔡部共产党员得以顺利逃脱】
起义后不过两天，在根基未稳的情况下，起义队伍便匆匆向广东进军，蔡廷锴要求自己的十师担任先头部队。8月3日，十师离开南昌，向广东方向进发，并领命3天内占领抚州。
蔡廷锴部第一天行进60里地后，便扎寨宿营。此时，这支队伍再无上级领导及周围其它起义部队辖制。蔡廷锴召他最亲信的二十九团团长张世德前来密商。蔡廷锴对张说：我师现在已脱离虎口，今后行动，应有妥善之计划方可。如果随叶（挺）、贺（龙）返粤，他是共产党，不会合作到底。欲听张军长（发奎）消息，又不知何时始能联络。为今之计，只有先与共党脱离关系，再做第二步打算。
张团长听后，只有诺诺：而今怎么办就怎么办，总凭师长慎密处置，我是十二万分服从。张是蔡廷锴心腹，有了他的支持，蔡廷锴便下定决心，要与起义队伍分道扬镳。
随即，蔡廷锴与张团长商定自己队伍中共产党员事宜。蔡廷锴告诉张，三十团团长范孟声及以下全团军官都是共产党员；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也有不少共产党员，恐怕需要及时清理。对全师的情况，张团长并不了然，听蔡廷锴介绍情况后，一时缓不过神来，只说：范孟声团长及全团官长都是共产党，我想不到……师长如何处置，我全部服从。
经商定后，蔡廷锴立即下令改变行进计划，将进贤县作为第一步落脚点。为防止部队发生意外，蔡廷锴将自己心腹二十八团做前卫，将共产党员较多的三十团放在中间，以二十九团殿后，并密令张世德团长监视三十团的行动。由于气候炎热，辎重太多，部队到第3天（8月5日）早上，才全部到达进贤县城。
按照先前的布置，蔡廷锴的心腹二十八团，进城后即占领各城门内外，二十九团驻扎在城边附近；共产党员居多的三十团入驻城内，以防脱逃。上午8时，蔡廷锴命令特务营执行师部警戒，之后下令三十团架枪休息，全团军官立即到师部听候训话。与此同时，蔡廷锴又选了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中的非共产党员军官，接任三十团各级职务。 当三十团团长范孟声及该团军官及政治部人员到达师部空地后，蔡廷锴便以师长身份发表讲话。他对这批已被解职的原部属说：国共合作以来，一直相安无事。我北伐革命军抵达长江，伸展至黄河流域，竟告分裂，这是最不幸的事。分裂经过中的是非太复杂，此时我也不加评论，但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且是最贫苦的农工出身，任何牺牲，我都可以，任何艰苦，都能忍受。若不顾信义，口是心非，我是不敢苟同的。
接下来，蔡廷锴为举证共产党员破坏国共合作，讲了前面的一件旧事：前月，政治部报告二十八团中校团副魏某，说他通陈铭枢，并伪造书信，使张（发奎）军长不加审察，就提往枪决。当时不仅我抱不平，就是全师官兵，无不愤愤，使人不寒而栗。自魏某被枪决后，各级官长忧心如焚，纷纷向我请长假。我问他们为何请假，他们说怕枪决。他们说师长都不能保障我们，在此生命朝不保夕。如果政治部再报告我们通陈铭枢，就一千条命都不够死……这样的现象实在使人难以忍受。
最后，蔡廷锴摊牌：共产党员的努力，我是很钦佩的，但对人的手段，我是不能容忍，所以为保全本师，我不得不请本师共产党职员暂行离开，各人的薪饷，当然发给，并且护送各人离部，使大家安全。
下面的人一看，没有办法，只好接受。随后蔡廷锴让副官发给每人一定的川资，并派人送他们离开。几个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员军官，如三十团团长范孟声、团参谋长陈某、营长胡天桀，二十八团参谋长徐石麟等人，蔡廷锴当时并未释放，而是押解他们再往前走了一段时间。到达余江后，蔡廷锴部已与张发奎取得联系。当得知蔡部扣有数位共产党员后，张发奎命令立即就地枪毙。蔡廷锴不忍加害，便一边将张发奎的电报拿来给这几位共产党员看，一边发给各人百数十块光洋不等，等于给彼此将来见面留个念想。
蔡廷锴当时说：张发奎太无人情，蔡某愿保留尔等合作余地，并雇小舟送你们几人他避。这样，几位共产党员得以顺利脱逃。
【南京与武汉方面竞争的对象】
为敷衍张发奎，蔡廷锴发电报过去，告诉他这几个共产党员已经处决。张信以为真，随后在多家报纸发布了消息。当年8月23日的北京《晨报》，就刊载了这样一份张发奎发给武汉军事委员会的急电：“贺（龙）叶（挺）倡乱，蹂躏南昌，胁迫十师附和共党。幸蔡师长廷锴，忠于党国，阳顺阴违，师次进贤，即转赴余江，脱离贺叶，并将共党分子范孟声、徐石麟等尽行扣留，本日来电请示进止，除已电饬即将范孟声、徐石麟等枪决，以泯乱源……”
逃脱的几个共产党员，后在九江等地，还见到上海、北京报纸刊载的余江电讯，言蔡廷锴枪决共四人，姓名等言之凿凿。逃脱的这几人，1949年后仍在为革命工作。可是，不熟悉内情的人们，依照当时报纸提供的消息，认定蔡廷锴当时将几位共产党员杀害，以致1949年后许多研究文章还持这种看法。后来当事人之一的徐石麟（后更名徐石林）与党史研究者通信，才大致说清了当时的情况。
不仅这几位共产党员领导没有被杀，其余一般党员，也确实发放川资让他们回去了。陈毅从九江追赶南昌起义队伍时，曾在李家渡遇见几位军人。他后来回忆：“过李家渡后……在路上碰到了几个军官，是蔡廷锴的第十师的。蹲在路边吃西瓜，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蔡又叛逃过去了。到了进贤，蔡就把不稳的营连干部清出来送走了。这几个军官就是从进贤来的。我们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他们说：蔡廷锴把我们赶出来了。”这应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蔡廷锴在和平清理了内部的共产党员之后，在进贤住了两天。在这里，他与营以上的军官商讨，看全师前景及给养如何解决。蔡廷锴提出了三个方向：一、追随南京政府；二、返回自己部队老家广东；三、等到张发奎消息后再跟回张发奎。当时，除一陈姓团长表示愿意等候张发奎消息外，其余军官均认为即使得到张发奎的消息，也不便追随，因恐以后张发奎又对部下痛下杀手；同时，也不愿追随南京当局。结果，大家一致主张先行独立，然后再寻出路。当时决定，先向上饶地区出发，之后再定行止。会后，他们马上通电，声明脱离原来的起义部队，脱离共产党。
蔡廷锴部队叛逃后，武汉方面的张发奎以及南京方面的陈铭枢等，纷纷向蔡伸手，想争取这支力量。张发奎以军长的身份，一面对蔡的作为表示庆贺，一面又下令催促归队，可谓恩威并施。南京政权，则利用蔡廷锴的老上级陈铭枢（此时任总政治训练部主任）的关系，与蔡廷锴的老战友蒋光鼐一起，乘车赴沪，并由此转往浙东，希望即刻与该师接洽。蔡廷锴成了南京与武汉方面竞争的对象。
【蔡廷锴脱逃的教训】
蔡廷锴率师从起义队伍脱逃后，对全军影响甚大。据后来刘伯承的报告：除蔡部之外，又影响“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浩新及第二十军第五团约700人，都叛逃归唐生智去了”。李立三在向中央的报告中也说，从南昌到抚州，由于疾病，逃亡，“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
从出身说，蔡廷锴也是寒苦人家，本应跟从共产党才是，但当时因党见束缚太重，以致坚持立场，又在南昌起义之后脱逃到敌人一方，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但当时共产党的活动和工作，也有值得思考的地方。蔡脱逃后，当时参与南昌起义的多位重要人物，后来都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和深刻检讨。
首先是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在从李家渡往抚州途中，周恩来得知了蔡廷锴脱逃的消息。由于信息不畅，大家对内幕并不知情，所以，周恩来见到张国焘后说：这件事是我的大意，我应完全负责……当时虽经同志们劝阻，周恩来没有提出引咎辞职之类的话，但此后很久，周恩来仍耿耿于怀。据当时报纸误传被害，实际被释放的共产党员徐石麟回忆：十年后的卢沟桥抗战，毛主席号召国民政府一致抗战。我和陶新畲、王逸常三人在汉口欢迎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便餐。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南昌起义时，编成第一、二两个纵队有一个错误，即应调出第十师（即蔡廷锴所率师）两个团编入第一纵队，另从二十军、二十四师中调出两个团编入第二纵队，就可以防止蔡廷锴脱逃。”
当时担任革命委员会参谋团长的刘伯承，在后来的报告中，也对蔡廷锴的脱逃做了讨论：“在此时，蔡廷锴及其军官有些还是不稳定的，贺龙等主张，一并扣留制裁者，终未实行，以致演成进贤叛变的事来，为后来失败一种原因。”深通军事的刘伯承，十分清楚蔡廷锴十师的重要，所以不无遗憾地认为：“如对蔡廷锴有了断然的处置，保存这一师至汤坑决战，敢断言绝对打大胜仗，立稳了我们在东江的脚跟，李济深的基干部队可说是完全失败了……”
聂荣臻在《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一文里，对当时旧式军队未经改造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南昌起义的重要参与者朱德，在1957年的一次讲话里，也反思了这个问题：“那时的军队是旧军队，暴动（当时对‘起义’的称谓）以后便走了，没有在工人农民中搞政权，建立根据地。当时同志们只是看到单纯的军事，靠军事吃饭，失败就是这个原因。”“南昌暴动时有三四万人，但是没有改造这个军队……如当时把军队改造一下就好了。”
南昌起义以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并建立起共产党自己的军队，在党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蔡廷锴部的脱逃，固然给这次起义造成了很大损失，但它也为后来人民军队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后来在领导军队时，“把支部建在连上”，应当就是集许多经验教训后的有效作为。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