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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力吸引中国投资十余年之后，如今越南总理阮晋勇提出，要加强经济的独立自主，避免过度依附于一个市场，要将此视为该国目前南海演变环境之中的中心任务。
投资环境的变化，会给越南带来巨大困难。阮晋勇承认，平衡明年财政预算的努力将“继续困难”，越中两国关系将影响2015年越南经济和国家财政预算。
与此同时，越南某中资公司的总经理张福生也有些不安。
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国内新闻里，他大为紧张，甚至想请人帮忙删掉那篇文章——“媒体报道后，自己在越南可能会‘很危险’”。
有一种说法是，越南人在监控中国媒体，知道每一个说他们“坏话”的人。
一个令人感到惶惑、恐惧的商业环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越南的认识。
中国商人如潮水来，如潮水去
在河内、在西贡……中国人——投资者和打工仔流连于当地热闹的夜生活，川流不息的车流，开放之路蹒跚的商业环境，希望从中找到财富的激情与梦想。
一些人长时间地留下——待开发的处女地，升职加薪的许诺，从一无所有到一夜暴富的憧憬，乃至在影视剧中看到的东南亚风情，都成为理由。
人们从干燥的中国内陆来，容易喜欢上这里的温暖湿润，从水土不服到只把他乡做故乡，不会耗费太长的时光。
更何况，如果发现当地的普通民众也希望分享中国企业带来的发展机会，原有的陌生感乃至紧张感，很快就会变为一种荣誉感。
在越南，大量华商入驻的城市，居民人均收入远远高于华商较少的地方。
在越南中国商会会长顾朝庆对《瞭望东方周刊》的阐述中，中资在越南的投资份额，已经占到越南外资份额的第九位，而且持续快速上升。
尽管如此，在越华商也不时遭遇“滑铁卢”。媒体的公开报道中曾有提及，当地员工并不喜欢中国式的变相加班，“老板不能强迫我加班，你要解雇我就解雇。”
当然，不独越南，这是许多东南亚地区民众的心态。隐藏在背后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地人眼看着中国人在当地发展起来，由贫民区搬到了繁华区，复杂滋味，难以言说。
于是，有些人看到了把国家间的纷争在民间放大转移的机会。当然也有这样的说法：越南政府希望利用国内的民意向中国施压，从而谋求在南海的更大利益。
在许多越南人眼中，中国商人都是“有钱人”，他们来越南，就是为了牟取暴利。
一个例子是越南股票市场开辟之时，一些中国人在其中赚了一笔，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也有另一些人将自己的老本都砸在了这片红土地上。
除了投资股市，让人趋之若鹜的还有能源。当年，越南近乎原始的矿藏开采手段，大量品位较高的矿产资源，成就了一些中国商人的淘金之梦。
八年前，越南浙江商会会长邹青海曾经对媒体称：“中国商人如潮水来，又如潮水去，无穷无尽。”这句话成为在越南投资的中国商人的一种写照。
“如潮水来”的邹青海们曾经与越南中央政府达成协议，取得当地矿产的开采权，从事矿冶产业开发。
未几，越南当局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迅速收回了各地采矿执照，一批中国商人的产业一夜间归零，纷纷回国。
在中国人投资的越南产业中，矿冶、基建、基础加工业等产业占了很大比重，这些产业在中国渐成夕阳之势，越南是他们所能找到的较为理想的投资地。
所以，风险没能挡住人们来到越南的脚步。近些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状况加剧，更多中国公司开始在越南寻求设立新厂。
一些东西被深刻地改变了
越南中国商会给《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信息显示，2011年起，中资企业在越南的投资不断增加，其领域主要以纺织、制衣行业为主，“经营尚可”。
越南工人们迅速进入在当地开设的各类华商工厂。根据本刊记者向美的电器了解的情况，美的公司越南工厂的600名员工中，中国籍员工41人，其中还包括IT供应商和家属。
尽管当地劳工工资相对较低，但正如顾朝庆所言，“效率也低。”
这个情况，中越商务中心主任樊越很了解。他曾说，“活在当下、享受人生”的生活理念，让越南工人在工作效率上尚不能与中国工人同日而语。
樊越曾介绍很多中国商人前往越南投资经营，但一些人总会有急功近利的心态，“把越南当作中国，想短时间内建厂投产。”他对本刊记者说，这在生活节奏散漫的东南亚地区，不太容易被接受。
很多企业认为，越南人工成本、地皮成本肯定低于中国，但可能不会想到当地民工多为生手。
相比在越投资建厂，一些人更倾向于开展商贸物流业务，基地大多设在中国境内，便于经营者掌控。
樊越说，越南工业落后，大量机械无法自给，依赖进口，此举催生了大量中国商人前往越南开展以成品工业制品交换原材料的易货贸易。
但同一块处女地未必适合所有企业。樊越坦陈，一些企业在越南找到了商机，但也有的企业“去了就回来了”。
就在前两年，主持一家咨询公司的张福生还在大力向国内媒体推荐投资越南的好处，包括由于人口年龄优势，这个国家可能在十年内焕发出的潜力。
但是在5月上旬骚乱开始后，这个40多岁的中国男子就没怎么去过公司，整天盯着手机，担心错过越南中国商会的群发短信。
他也曾收到阮晋勇给越南民众群发的短信：在保证越南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做合法的抗议，不要听从坏人的怂恿做出违法的事情，一起保持国家安全，互相团结。
张福生说，最早出现在越南的中国人，大多是国企外派员工。一些人后来独资创业，江浙一带的商人也陆续进入。
在骚乱开始时，他曾对中国媒体说：“在越南的这些中国人，短的来了几年，长的已经20来年，我们在越南创业，可以说把青春都奉献给了越南，不会轻易放弃而撤退。”
如今，现实正改变他的看法。因为一些东西被深刻地改变了。 越南妻子的优势
5月23日，陈平从中国来到越南河内“帮老板建厂”。当时，越南国内的乱局已经“转为口水仗阶段”。
他觉得，越南人离开中国就要倒退，这个道理“阮晋勇心里非常清楚”，至于那些吵吵嚷嚷的反华声音，可以归结为民间的个别情况。
不过，之后的现实却不乐观。
谈到他们准备建设的工厂，也是因为成本较低，才选在了越南。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老板娘是越南人。
在他的观察中，第一波冲击中受损的很多是台湾工厂，“台湾公司的日常管理和咱们大陆企业不太一样，大陆管理还是挺讲人性化的，跟周围的人员也注意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咱们大陆人的一贯作风。”
不过这一次，他们觉得，越南有点不对劲了，他们的越南语学习班也停了很长时间。
在河内，他们住在老板家的房子里，办公和住宿暂时挤在一起，与越南当地人的交往并不很多。也有几个越南人在一起上班，但是“一句话也不会说”。
老板负责技术，老板娘负责当地关系，陈平的老板很滋润，“周末一定要打麻将”。娶一个越南妻子让他省去了不少麻烦。
“有了可靠的人，不容易被欺骗和欺负。”陈平对本刊记者说，当地人会合伙骗人，特别是骗中国人。
例如买东西，翻译和卖方合起来抬高价格，里应外合忽悠中国老板，“跟官方打交道也没人帮你讨价还价”。
在当地经商的周冉也善意地提醒本刊记者，有些华人还没有本地越南人好——一些顶着中国国籍在越南出生的人，“太不厚道了”。
周冉曾找过一个华人做翻译，“结果叫他帮我办分内的事都收我小费，跟别人合伙坑我。”
很久以后，周冉才知道，自己当初通过翻译在当地租下的房子，每月租金还含有翻译的回扣，“房租每月700，翻译会得200。”
陈平的老板在河内的投资，“快的话，半年可以收回成本。”至于外界抨击的当地政府的廉洁程度，他说，只要经常花点小钱、打点与自己有关的部门就行。
在越南经商的武建源可能刚刚参透其中的奥妙：他在越南有很多烂账难以收回，其原因是“当地人信誉度不高，时间观念也差”。
加之南海问题，武建源对本刊记者说，自己的业务受到很大影响——最近卖出的机器，都没敢上门去安装。
在越南中国商会的视野中，中国商品的质量问题，的确需要重视。2014年4月的一份商会公开倡议书中提到，中国商人要“重视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信誉”。与国内相关倡议不同的是，该倡议书将在越中国商品的质量问题提升到了“维护国家形象和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层次”，希望使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和中国工程的建造质量“能够真正代表中国的质量水平”。
没想到的是，风暴快速到来，顷刻间，上述种种问题似乎变得无足轻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收到顾朝庆的短信时，正值他乘坐飞机匆匆赶回中国的当天深夜。
他说，系列打砸抢事件发生后，越南中国商会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与越方沟通——“表达我们中资企业的心声”。
其实一直以来，在越中国商会通过多种形式向越方释放善意——在公开信息中可以检索到，为体现在越南投资经营的中国企业回报越南社会的责任，越南中国商会于2014年3月组织了针对河江省渭川县的助学帮困慈善活动。
可这样的善意，换来的是遗憾。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周冉的观察中，越南当地的普通民众对一些事情并不是很了解。5月发生的系列打砸事件，参与者“其实不是普通的越南人，而是有人组织煽动，当地政府默许”。周冉的几个中国朋友，是在越南人的帮助下跑出来的。
越南驻华大使馆的公开资料中提到，该国历史上一直在“抗击北方侵略者”。
在官方不断大打悲情牌、民族牌的前提下，越南文化的断裂成为两国交往的隐形伤痕——樊越说，当年越南从法文直接过渡到越文，时间很短，但是该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中文书写的，“现在的年轻人与历史割裂，若要学习历史，必须先学习中文，再翻译成越文。”
文化断裂之下，一些民众的情绪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点燃。
此外，越南历史上的南北分裂，造成两地人对中国的认知大不相同——樊越的了解是，此次排华骚乱集中在南部，北部地区相对较轻。
“近些年，越南经济不景气，正值换届关口的当局为迎合一些人的情绪，转移国内矛盾。”樊越觉得，不能完全排除当局坐视甚至授意过激行为。
“过激行为”对越南投资环境的影响，短时间内就显出效果——在美的公司给本刊记者的回复中，该公司在当地反华游行冲击中“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有一定损失”。
作为应急预案的一部分，美的越南工厂被迫临时关闭，除极少数留守人员，其他中国籍员工及家属均安全撤回中国。
尽管已积极筹备恢复生产，但这个七年前就在越南投产的工厂，要想迅速恢复到此前年均产值1亿美元的状况，恐怕短时间内很难达到。
顾朝庆承认，长远来看，中资在越投资会“受到很大影响”。尽管越南政府已经向各国商会和投资者保证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但是“心理阴影无法消除”。
越南方面很快表达了态度，据称相关打砸抢分子被判刑。
但此举被樊越判断为是越南当局转移矛盾用力过猛，“控制不了了”。从越南回来的樊越的“小兄弟们”说，骚乱过后，当地很多外商贸易停滞，失业率增加，旅游业遭受波及亦大幅下滑，让越南当局挠头的后果是——不止华商，多国外商在越投资锐减。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樊越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投资环境的变化，会给越南带来巨大困难。阮晋勇承认，平衡明年财政预算的努力将“继续困难”，越中两国关系将影响2015年越南经济和国家财政预算。
与此同时，越南某中资公司的总经理张福生也有些不安。
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国内新闻里，他大为紧张，甚至想请人帮忙删掉那篇文章——“媒体报道后，自己在越南可能会‘很危险’”。
有一种说法是，越南人在监控中国媒体，知道每一个说他们“坏话”的人。
一个令人感到惶惑、恐惧的商业环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越南的认识。
中国商人如潮水来，如潮水去
在河内、在西贡……中国人——投资者和打工仔流连于当地热闹的夜生活，川流不息的车流，开放之路蹒跚的商业环境，希望从中找到财富的激情与梦想。
一些人长时间地留下——待开发的处女地，升职加薪的许诺，从一无所有到一夜暴富的憧憬，乃至在影视剧中看到的东南亚风情，都成为理由。
人们从干燥的中国内陆来，容易喜欢上这里的温暖湿润，从水土不服到只把他乡做故乡，不会耗费太长的时光。
更何况，如果发现当地的普通民众也希望分享中国企业带来的发展机会，原有的陌生感乃至紧张感，很快就会变为一种荣誉感。
在越南，大量华商入驻的城市，居民人均收入远远高于华商较少的地方。
在越南中国商会会长顾朝庆对《瞭望东方周刊》的阐述中，中资在越南的投资份额，已经占到越南外资份额的第九位，而且持续快速上升。
尽管如此，在越华商也不时遭遇“滑铁卢”。媒体的公开报道中曾有提及，当地员工并不喜欢中国式的变相加班，“老板不能强迫我加班，你要解雇我就解雇。”
当然，不独越南，这是许多东南亚地区民众的心态。隐藏在背后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地人眼看着中国人在当地发展起来，由贫民区搬到了繁华区，复杂滋味，难以言说。
于是，有些人看到了把国家间的纷争在民间放大转移的机会。当然也有这样的说法：越南政府希望利用国内的民意向中国施压，从而谋求在南海的更大利益。
在许多越南人眼中，中国商人都是“有钱人”，他们来越南，就是为了牟取暴利。
一个例子是越南股票市场开辟之时，一些中国人在其中赚了一笔，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也有另一些人将自己的老本都砸在了这片红土地上。
除了投资股市，让人趋之若鹜的还有能源。当年，越南近乎原始的矿藏开采手段，大量品位较高的矿产资源，成就了一些中国商人的淘金之梦。
八年前，越南浙江商会会长邹青海曾经对媒体称：“中国商人如潮水来，又如潮水去，无穷无尽。”这句话成为在越南投资的中国商人的一种写照。
“如潮水来”的邹青海们曾经与越南中央政府达成协议，取得当地矿产的开采权，从事矿冶产业开发。
未几，越南当局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迅速收回了各地采矿执照，一批中国商人的产业一夜间归零，纷纷回国。
在中国人投资的越南产业中，矿冶、基建、基础加工业等产业占了很大比重，这些产业在中国渐成夕阳之势，越南是他们所能找到的较为理想的投资地。
所以，风险没能挡住人们来到越南的脚步。近些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状况加剧，更多中国公司开始在越南寻求设立新厂。
一些东西被深刻地改变了
越南中国商会给《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信息显示，2011年起，中资企业在越南的投资不断增加，其领域主要以纺织、制衣行业为主，“经营尚可”。
越南工人们迅速进入在当地开设的各类华商工厂。根据本刊记者向美的电器了解的情况，美的公司越南工厂的600名员工中，中国籍员工41人，其中还包括IT供应商和家属。
尽管当地劳工工资相对较低，但正如顾朝庆所言，“效率也低。”
这个情况，中越商务中心主任樊越很了解。他曾说，“活在当下、享受人生”的生活理念，让越南工人在工作效率上尚不能与中国工人同日而语。
樊越曾介绍很多中国商人前往越南投资经营，但一些人总会有急功近利的心态，“把越南当作中国，想短时间内建厂投产。”他对本刊记者说，这在生活节奏散漫的东南亚地区，不太容易被接受。
很多企业认为，越南人工成本、地皮成本肯定低于中国，但可能不会想到当地民工多为生手。
相比在越投资建厂，一些人更倾向于开展商贸物流业务，基地大多设在中国境内，便于经营者掌控。
樊越说，越南工业落后，大量机械无法自给，依赖进口，此举催生了大量中国商人前往越南开展以成品工业制品交换原材料的易货贸易。
但同一块处女地未必适合所有企业。樊越坦陈，一些企业在越南找到了商机，但也有的企业“去了就回来了”。
就在前两年，主持一家咨询公司的张福生还在大力向国内媒体推荐投资越南的好处，包括由于人口年龄优势，这个国家可能在十年内焕发出的潜力。
但是在5月上旬骚乱开始后，这个40多岁的中国男子就没怎么去过公司，整天盯着手机，担心错过越南中国商会的群发短信。
他也曾收到阮晋勇给越南民众群发的短信：在保证越南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做合法的抗议，不要听从坏人的怂恿做出违法的事情，一起保持国家安全，互相团结。
张福生说，最早出现在越南的中国人，大多是国企外派员工。一些人后来独资创业，江浙一带的商人也陆续进入。
在骚乱开始时，他曾对中国媒体说：“在越南的这些中国人，短的来了几年，长的已经20来年，我们在越南创业，可以说把青春都奉献给了越南，不会轻易放弃而撤退。”
如今，现实正改变他的看法。因为一些东西被深刻地改变了。 越南妻子的优势
5月23日，陈平从中国来到越南河内“帮老板建厂”。当时，越南国内的乱局已经“转为口水仗阶段”。
他觉得，越南人离开中国就要倒退，这个道理“阮晋勇心里非常清楚”，至于那些吵吵嚷嚷的反华声音，可以归结为民间的个别情况。
不过，之后的现实却不乐观。
谈到他们准备建设的工厂，也是因为成本较低，才选在了越南。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老板娘是越南人。
在他的观察中，第一波冲击中受损的很多是台湾工厂，“台湾公司的日常管理和咱们大陆企业不太一样，大陆管理还是挺讲人性化的，跟周围的人员也注意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咱们大陆人的一贯作风。”
不过这一次，他们觉得，越南有点不对劲了，他们的越南语学习班也停了很长时间。
在河内，他们住在老板家的房子里，办公和住宿暂时挤在一起，与越南当地人的交往并不很多。也有几个越南人在一起上班，但是“一句话也不会说”。
老板负责技术，老板娘负责当地关系，陈平的老板很滋润，“周末一定要打麻将”。娶一个越南妻子让他省去了不少麻烦。
“有了可靠的人，不容易被欺骗和欺负。”陈平对本刊记者说，当地人会合伙骗人，特别是骗中国人。
例如买东西，翻译和卖方合起来抬高价格，里应外合忽悠中国老板，“跟官方打交道也没人帮你讨价还价”。
在当地经商的周冉也善意地提醒本刊记者，有些华人还没有本地越南人好——一些顶着中国国籍在越南出生的人，“太不厚道了”。
周冉曾找过一个华人做翻译，“结果叫他帮我办分内的事都收我小费，跟别人合伙坑我。”
很久以后，周冉才知道，自己当初通过翻译在当地租下的房子，每月租金还含有翻译的回扣，“房租每月700，翻译会得200。”
陈平的老板在河内的投资，“快的话，半年可以收回成本。”至于外界抨击的当地政府的廉洁程度，他说，只要经常花点小钱、打点与自己有关的部门就行。
在越南经商的武建源可能刚刚参透其中的奥妙：他在越南有很多烂账难以收回，其原因是“当地人信誉度不高，时间观念也差”。
加之南海问题，武建源对本刊记者说，自己的业务受到很大影响——最近卖出的机器，都没敢上门去安装。
在越南中国商会的视野中，中国商品的质量问题，的确需要重视。2014年4月的一份商会公开倡议书中提到，中国商人要“重视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信誉”。与国内相关倡议不同的是，该倡议书将在越中国商品的质量问题提升到了“维护国家形象和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层次”，希望使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和中国工程的建造质量“能够真正代表中国的质量水平”。
没想到的是，风暴快速到来，顷刻间，上述种种问题似乎变得无足轻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收到顾朝庆的短信时，正值他乘坐飞机匆匆赶回中国的当天深夜。
他说，系列打砸抢事件发生后，越南中国商会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与越方沟通——“表达我们中资企业的心声”。
其实一直以来，在越中国商会通过多种形式向越方释放善意——在公开信息中可以检索到，为体现在越南投资经营的中国企业回报越南社会的责任，越南中国商会于2014年3月组织了针对河江省渭川县的助学帮困慈善活动。
可这样的善意，换来的是遗憾。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周冉的观察中，越南当地的普通民众对一些事情并不是很了解。5月发生的系列打砸事件，参与者“其实不是普通的越南人，而是有人组织煽动，当地政府默许”。周冉的几个中国朋友，是在越南人的帮助下跑出来的。
越南驻华大使馆的公开资料中提到，该国历史上一直在“抗击北方侵略者”。
在官方不断大打悲情牌、民族牌的前提下，越南文化的断裂成为两国交往的隐形伤痕——樊越说，当年越南从法文直接过渡到越文，时间很短，但是该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中文书写的，“现在的年轻人与历史割裂，若要学习历史，必须先学习中文，再翻译成越文。”
文化断裂之下，一些民众的情绪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点燃。
此外，越南历史上的南北分裂，造成两地人对中国的认知大不相同——樊越的了解是，此次排华骚乱集中在南部，北部地区相对较轻。
“近些年，越南经济不景气，正值换届关口的当局为迎合一些人的情绪，转移国内矛盾。”樊越觉得，不能完全排除当局坐视甚至授意过激行为。
“过激行为”对越南投资环境的影响，短时间内就显出效果——在美的公司给本刊记者的回复中，该公司在当地反华游行冲击中“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有一定损失”。
作为应急预案的一部分，美的越南工厂被迫临时关闭，除极少数留守人员，其他中国籍员工及家属均安全撤回中国。
尽管已积极筹备恢复生产，但这个七年前就在越南投产的工厂，要想迅速恢复到此前年均产值1亿美元的状况，恐怕短时间内很难达到。
顾朝庆承认，长远来看，中资在越投资会“受到很大影响”。尽管越南政府已经向各国商会和投资者保证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但是“心理阴影无法消除”。
越南方面很快表达了态度，据称相关打砸抢分子被判刑。
但此举被樊越判断为是越南当局转移矛盾用力过猛，“控制不了了”。从越南回来的樊越的“小兄弟们”说，骚乱过后，当地很多外商贸易停滞，失业率增加，旅游业遭受波及亦大幅下滑，让越南当局挠头的后果是——不止华商，多国外商在越投资锐减。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樊越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