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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重庆市农委粮油处处长袁德胜和某区区长“吵了一架”。
“吵架”的原因是——该区长要求市农委取消对该区粮食产量的考核，“重庆粮食安全问题早已过关，不要用产量指标把土地用途框死了”。
袁德胜没有让步：“重庆是国家确定的粮食产销平衡地区，这六年，重庆粮食产量虽都保住了1100万吨的底线，但也仅是比底线多一点而已，松不得。”
“松不得”，是因为“六年稳”背后暗藏四大隐忧。
“重庆粮食自给率已由直辖初的99.5%下降到85%，确保粮食安全和稳定供给，任务艰巨。”市农委主任夏祖相说。
隐忧一：工业化、城镇化催逼——拿什么保证耕地平衡？
2010年10月26日，朝天门码头，细雨纷飞。
岸边，挤满前来观水的市民——这一天，三峡大坝将蓄水至175米。
“到了！到了！”相机“咔嚓”声响起。
鲜为人知的是，在“咔嚓”声的背后，23万亩耕地沉入江底。
2009年，福布斯发布“全球用地最紧张20城市”榜单，重庆位居第十位。
“国家给重庆下达了耕地保护目标，要保证2020年有3256万亩耕地。”袁德胜说。
而2007年时，重庆耕地仅有3358万亩。
三峡大坝一蓄水，重庆耕地总量便距离国家红线不远了。“必须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袁德胜说。
说起容易做起难。
耕地保护正面临一个巨大挑战。根据规划，重庆要打造1000平方公里、1000万人口的国家中心城市。
“要实现这一目标，重庆土地供需缺口达400多平方公里。”从事土地平衡制度研究的西南大学教授魏朝富说，“也就是说，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必会占用大量土地。”
要保粮食安全，耕地已不容减少，怎么办？
“必须进行土地平衡制度创新，实现耕地占补平衡。”魏朝富说。
现在，最大的隐忧就是土地平衡制度创新是否给力。“如果不能实现占补平衡，粮食自给率就会继续走低，甚至跌破底线。”魏朝富说。
隐忧二：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未来农村谁来种粮？
面对记者，江津区双福镇高浒村村民左宗全一肚子牢骚。
记者：“一亩田能挣多少钱？”
“只是饿不死，挣不到钱。”左宗全算起账来，“一亩田，请人犁地、插秧、收割要300元，施肥要150元。产稻450公斤，每公斤2元，收入900元，加上40元政府补贴，总收入940元。”
记者：“除去成本剩490元。”
左宗全：“是啊，还没泥瓦匠三天挣的钱多，所以大家都不愿种粮。”
记者：“怪不得在村里见不到几个壮劳力。”
左宗全：“就是，我都打算出去打工了。”
种粮收益低，致使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去了。留在农村种粮的，基本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
“农村空心化和农民老龄化问题特别严重，致使种粮沦为副业，很多耕地撂荒了。”市农委副主任张洪松说。
“现在种水稻是‘一道清’。”左宗全说。
记者：“‘一道清’？”
左宗全：“就是秧苗栽下之后，除了撒点肥料和农药，就再也不管了，只等着收谷子。”
记者：“产量有影响吗？”
左宗全：“有啊。耕地和稻种本来有亩产700公斤的潜力，但现在平均产量只有450公斤。”
“耕地撂荒 单产不高”，成为重庆粮食安全的又一隐忧。
隐忧三：耕地非粮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如何应对粮食作物减少？
恒河果业有限公司在江津区双福镇流转了600亩稻田，种上了柑橘。
记者：“一亩田净利润有多少？”
恒河果业技术部经理李隆华：“接近4000元。”
挨着这个示范园的另一片田，变成了柠檬园。
李隆华：“种柠檬净利润更高，每亩超过6000元。”
璧山县新堰村，大片耕地变成了菜田。
记者：“村里还有人种粮吗？”
村民伍思群：“几乎没有了，连挨着我们的村都种菜了。”
伍思群把别人弃耕的20多亩稻田承包过来，种上了番茄。
记者：“一亩能挣多少钱？”
伍思群：“5000元左右。”
记者走访了重庆多个区县，发现大量耕地被流转后，都种上了经济作物。花椒、辣椒、西瓜等经济作物专业合作社，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目前，重庆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已超过承包总面积的35%。”张洪松说。
记者：“这些流转的土地多少种了粮食？”
张洪松：“三分之一。”
记者：“只有三分之一种了粮食？”
张洪松：“流转的耕地当中，只有三分之一种了粮食。”
种粮食作物与种经济作物的收入差距愈来愈大，于是很多农民或专业合作社都选择了后者。
耕地非粮化，成为重庆粮食安全的大威胁。
隐忧四：基础设施滞后、服务体系薄弱——拿什么确保收成？
2013年8月16日，涪陵区李渡街道岚马村。
“蔡家河彻底干了。”村民文应平用脚跺着河床说。
上世纪70年代，岚马村在山上修过堰塘，后来水渠堵塞，堰塘就荒废了。
一到夏天，岚马村就直喊“渴”。
“稍微一干旱，水稻就恼火。”文应平说。
文应平拾起稻穗，在手里揉了揉，“都是空壳壳！”
2013年夏天，旱灾肆虐重庆26个区县，大批农田减产绝收。
“我们村种的水稻，多半都是空壳。”文应平说。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不完善，致使不少耕地减产绝收。重庆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只有33%，抗旱能力相当弱。”袁德胜说。
2011年6月20日，巫溪县白鹿镇下坝村。
村党支部书记卢和平在田间转悠，巡视水稻收成。
“长势非常好，丰收就在眼前。”卢和平说。
话音未落，他发现远处有东西飞来飞去。
“走近一看，我吓了一跳，竟是蛾子！”卢和平说。
继续往前走，卢和平心凉了：“大片水稻遭受袭击，植株全都枯死。”
这一年，病虫害袭击重庆多个区县。垫江60%水稻区域受灾，合川30万亩水稻受灾……
“全球变暖导致灾害频发，而良种繁育、病虫防治等社会化服务跟不上，致使大量耕地减产绝收。”袁德胜说。
这两大因素，也威胁着重庆粮食安全。
“吵架”的原因是——该区长要求市农委取消对该区粮食产量的考核，“重庆粮食安全问题早已过关，不要用产量指标把土地用途框死了”。
袁德胜没有让步：“重庆是国家确定的粮食产销平衡地区，这六年，重庆粮食产量虽都保住了1100万吨的底线，但也仅是比底线多一点而已，松不得。”
“松不得”，是因为“六年稳”背后暗藏四大隐忧。
“重庆粮食自给率已由直辖初的99.5%下降到85%，确保粮食安全和稳定供给，任务艰巨。”市农委主任夏祖相说。
隐忧一：工业化、城镇化催逼——拿什么保证耕地平衡？
2010年10月26日，朝天门码头，细雨纷飞。
岸边，挤满前来观水的市民——这一天，三峡大坝将蓄水至175米。
“到了！到了！”相机“咔嚓”声响起。
鲜为人知的是，在“咔嚓”声的背后，23万亩耕地沉入江底。
2009年，福布斯发布“全球用地最紧张20城市”榜单，重庆位居第十位。
“国家给重庆下达了耕地保护目标，要保证2020年有3256万亩耕地。”袁德胜说。
而2007年时，重庆耕地仅有3358万亩。
三峡大坝一蓄水，重庆耕地总量便距离国家红线不远了。“必须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袁德胜说。
说起容易做起难。
耕地保护正面临一个巨大挑战。根据规划，重庆要打造1000平方公里、1000万人口的国家中心城市。
“要实现这一目标，重庆土地供需缺口达400多平方公里。”从事土地平衡制度研究的西南大学教授魏朝富说，“也就是说，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必会占用大量土地。”
要保粮食安全，耕地已不容减少，怎么办？
“必须进行土地平衡制度创新，实现耕地占补平衡。”魏朝富说。
现在，最大的隐忧就是土地平衡制度创新是否给力。“如果不能实现占补平衡，粮食自给率就会继续走低，甚至跌破底线。”魏朝富说。
隐忧二：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未来农村谁来种粮？
面对记者，江津区双福镇高浒村村民左宗全一肚子牢骚。
记者：“一亩田能挣多少钱？”
“只是饿不死，挣不到钱。”左宗全算起账来，“一亩田，请人犁地、插秧、收割要300元，施肥要150元。产稻450公斤，每公斤2元，收入900元，加上40元政府补贴，总收入940元。”
记者：“除去成本剩490元。”
左宗全：“是啊，还没泥瓦匠三天挣的钱多，所以大家都不愿种粮。”
记者：“怪不得在村里见不到几个壮劳力。”
左宗全：“就是，我都打算出去打工了。”
种粮收益低，致使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去了。留在农村种粮的，基本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
“农村空心化和农民老龄化问题特别严重，致使种粮沦为副业，很多耕地撂荒了。”市农委副主任张洪松说。
“现在种水稻是‘一道清’。”左宗全说。
记者：“‘一道清’？”
左宗全：“就是秧苗栽下之后，除了撒点肥料和农药，就再也不管了，只等着收谷子。”
记者：“产量有影响吗？”
左宗全：“有啊。耕地和稻种本来有亩产700公斤的潜力，但现在平均产量只有450公斤。”
“耕地撂荒 单产不高”，成为重庆粮食安全的又一隐忧。
隐忧三：耕地非粮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如何应对粮食作物减少？
恒河果业有限公司在江津区双福镇流转了600亩稻田，种上了柑橘。
记者：“一亩田净利润有多少？”
恒河果业技术部经理李隆华：“接近4000元。”
挨着这个示范园的另一片田，变成了柠檬园。
李隆华：“种柠檬净利润更高，每亩超过6000元。”
璧山县新堰村，大片耕地变成了菜田。
记者：“村里还有人种粮吗？”
村民伍思群：“几乎没有了，连挨着我们的村都种菜了。”
伍思群把别人弃耕的20多亩稻田承包过来，种上了番茄。
记者：“一亩能挣多少钱？”
伍思群：“5000元左右。”
记者走访了重庆多个区县，发现大量耕地被流转后，都种上了经济作物。花椒、辣椒、西瓜等经济作物专业合作社，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目前，重庆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已超过承包总面积的35%。”张洪松说。
记者：“这些流转的土地多少种了粮食？”
张洪松：“三分之一。”
记者：“只有三分之一种了粮食？”
张洪松：“流转的耕地当中，只有三分之一种了粮食。”
种粮食作物与种经济作物的收入差距愈来愈大，于是很多农民或专业合作社都选择了后者。
耕地非粮化，成为重庆粮食安全的大威胁。
隐忧四：基础设施滞后、服务体系薄弱——拿什么确保收成？
2013年8月16日，涪陵区李渡街道岚马村。
“蔡家河彻底干了。”村民文应平用脚跺着河床说。
上世纪70年代，岚马村在山上修过堰塘，后来水渠堵塞，堰塘就荒废了。
一到夏天，岚马村就直喊“渴”。
“稍微一干旱，水稻就恼火。”文应平说。
文应平拾起稻穗，在手里揉了揉，“都是空壳壳！”
2013年夏天，旱灾肆虐重庆26个区县，大批农田减产绝收。
“我们村种的水稻，多半都是空壳。”文应平说。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不完善，致使不少耕地减产绝收。重庆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只有33%，抗旱能力相当弱。”袁德胜说。
2011年6月20日，巫溪县白鹿镇下坝村。
村党支部书记卢和平在田间转悠，巡视水稻收成。
“长势非常好，丰收就在眼前。”卢和平说。
话音未落，他发现远处有东西飞来飞去。
“走近一看，我吓了一跳，竟是蛾子！”卢和平说。
继续往前走，卢和平心凉了：“大片水稻遭受袭击，植株全都枯死。”
这一年，病虫害袭击重庆多个区县。垫江60%水稻区域受灾，合川30万亩水稻受灾……
“全球变暖导致灾害频发，而良种繁育、病虫防治等社会化服务跟不上，致使大量耕地减产绝收。”袁德胜说。
这两大因素，也威胁着重庆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