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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
1978年3月，北京依然春寒料峭，杨乐和他的同事们却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从当年3月18日到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科技界知名学者5500多人与会，连同列席代表共7300多人。作为广大科技工作者代表，杨乐上台领取“全国科学大会奖”。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學技术的现代化。”邓小平的讲话令杨乐记忆犹新。
敏感的人们当时就意识到，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是对“十年动乱”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科技工作的全面拨乱反正，彻底解放了知识分子。此后的发展也一次次用实践证明“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论断是多么强烈地推动了中国的进步。
从“臭老九”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当年33岁的任正非也参加了这次大会。2019年，他回忆当时参加大会的情景时说：“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我们听了很多前辈作报告，包括陈景润。当时我们听得泪流满面，太感慨了，国家终于承认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儿子’，邓小平讲话中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全场欢声雷动，我们是工人阶级了，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很兴奋。”
如今的人们也许不太明白任正非所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曾经有多么沉重。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赵忠贤在2018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回忆起了“文革”中的待遇。那时，他在中科院物理所参与一项国防任务，在和人因工作的问题而发生矛盾后，竟被骂“你个臭知识分子”。赵忠贤的遭遇是我国当时科学技术领域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在“文革”“十年浩劫”中，科学技术领域成为重灾区。解放以来17年的科技工作被当作“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科研路线”遭到彻底否定。
杨乐回忆，他和张广厚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1962年毕业，1966年研究生毕业。“文革”开始后，他们不得不停止了研究。那时，他们还住在中科院数学所的集体宿舍。要么政治学习，要么写大字报，要么到学校看大字报，就是不能看书学习研究，否则就会被批为走白专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又到农场劳动、到中学教书、到工厂干活，直到1971年，周恩来总理过问科学院的工作，研究环境稍有转机。
1972年，陈省身、杨振宁等科学家回国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状况后委婉地表示，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有意义的。1971年底到1972年初，杨乐和张广厚重新开始了研究工作。首先是搜索本领域世界最前沿的进展。其间，他们看到了一篇美国同行的文章，文中提到了杨乐和张广厚的研究成果。原来，“文革”前，杨乐和张广厚发的一篇论文，恰好解决了英国数学家W.K.Hayman提出的一个问题。从那时起，杨乐和张广厚先后在函数值分布理论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1976年5月，美国纯粹数学（相当于国内的基础数学）与应用数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想深入考察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中方组织了60多场学术报告，但美国人的总体评价是，中国的数学研究与世隔绝，研究水平比较一般。不过，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与杨乐、张广厚的“函数值的分布理论”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
一切都亟待改变。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后
杨乐说， 全国科学大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此前后，党中央还有一系列的重大举措来拨乱反正，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新的征途上奋勇前进，比如说给“文革”中间受迫害的老科学家平反昭雪，恢复高考和研究生的考试，恢复学术职称（在党中央的批准下，1977年10月，中科院破格提升陈景润为研究员，提升杨乐和张广厚为研究员）、实施国家津贴，恢复科学系统和学会的活动，制定全国学科发展规划，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等。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亲自提议召开并主持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全程5天参加会议的全部议程。
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如此评价：“如果说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预示着科技春天的到来，那么这次会议就是春天前的惊雷。”
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能不能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
大会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许多故事流传至今，依然动人。
陈景润的故事就与全国科学大会紧紧相连，成为科学家和科学技术重新得到尊重和重视的标志。
1978年1月，《人民文学》发表《哥德巴赫猜想》，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了这篇长文。
一夜之间，科学家成为全国上下崇拜的偶像。
不仅是科学家的春天
1978年，杨乐和他的同伴张广厚一道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杨乐第一次听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全场掌声雷动。“就在今天，中国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杨乐当时想。
作为全国科学大会的组织者之一，吴明瑜认为，在全国科学大会前后，邓小平改革的思路已经非常明确了。通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推动科技教育界的改革，一下子就带动了全国各个方面，促进了全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告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开始，而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已经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在科技领域，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专业技术职称，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改善科研工作条件，我国的科技事业蓬勃发展。
每一项政策的改变都在此后的发展中凸显其价值。比如，允许学者重新走出国门。杨乐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国家选派了大批访问学者到美国、西欧、日本等国进修，他们刻苦努力，回国后成为科研战线上的骨干。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的学生，认真学习，许多人毕业后在国内外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逐渐成为杰出的专家学者。
全国科学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制定的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也为中国后来制定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奠定了基础。
杨乐介绍，新世纪以来，从中央到省、市各级党政组织和领导都大力支持科研和教育，经费支持逐年迅速增加，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努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研和教育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学术交流和对外开放。
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用诗人的语言宣布：“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数十年过去，时间已经见证并且仍将见证科学春天的勃勃生机。
编辑：陈栋栋 chendongdong@ceweekly.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