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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中，曾讲到他为参加清华大学幼年班入学试，在一九一五年暮春，初到杭州，“不期而遇的碰到了先父心目中所敬仰的大人物：汤寿潜。”关于这位大人物的模样儿，曹聚仁写道：“他穿了一套土布短褂，戴了一顶箬帽，脚上一双蒲鞋，手上拿了一把纸伞，十足的庄稼人。”
关于汤寿潜的穿着打扮，实在微不足道，可是曹聚仁在隔了五十多年以后写这一段回忆录，却不假思索，摇笔便来，首先是短褂、箬帽、蒲鞋、纸伞，可见当时留下的印象之深刻。
是的，陆放翁曾经说过：“公孙丞相布被，人曰诈；司马丞相亦布被，人曰俭。”如果两眼一味死盯在布被上，确实看不出什么名堂，是无从辨识一诈一俭的；但若分开两眼瞵瞬，这边看到布被，那边看到别的行事，眉头一皱，结成全体，则“曰诈”“曰俭”，不仅信而有征，面且鲜灵活跳，真叫做“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了。
关于汤寿潜，《我与我的世界》还说：“辛亥革命军在杭州起义，旗营满洲将军指定要汤某人来杭州，他们才肯投降。因此，他就从上海回杭州，任浙江省都督。”——浙江省都督，去今未远，可是提起此人，我们却似那样生疏，只依稀记得在光绪末年他曾领导过浙江铁路的斗争而已。但史书提到这类斗争，往往仅有新兴资产阶级的共性，至于汤寿潜的眉眼口鼻，则都无从辨认。所以，当从这本书中读到那些遗闻佚事，便感到有很大的吸引力，觉得与一般史传的长篇履历，流水记事，大异其趣了。
黄炎培的《八十年来》书中，也曾说到一件涉及汤寿潜的事：“秋瑾被逮，绍兴知府请示浙抚，浙抚以问巨绅汤寿潜，汤复以‘杀有余辜’四字，遂被杀。”我以为，如写汤寿潜的传记，正该把这些都写进去：庄稼人模样，负乡望之重，对清政府作过斗争，于真的革命家起杀心。读者读了传记，感到如此种种竟是顺理成章，领会其中有必然的逻辑，那就不仅认识一个人，记住一件事，还能对一时代的思潮世情都有点儿形象的感觉，这才不枉读一番史书了。
司马迁写《留侯世家》，于篇末自述观感道：“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写《淮阴侯列传》，开头就讲一则小故事：“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信熟视之，俯出胯下，匍匐。”这些“闲文”，不仅增添了文章的姿致，其实又是飞龙的鳞甲，不能剥落的。可惜尔后的史传，颇忽略对司马迁这类笔墨的继承。
《我与我的世界》是《新文学史料丛书》之一种，写得很有特色，文坛掌故，联珠贯玉，论议常脱出窠臼，陈毅同志评曰：“此公爱作怪论，但可喜。”(见此书《后记》)
关于汤寿潜的穿着打扮，实在微不足道，可是曹聚仁在隔了五十多年以后写这一段回忆录，却不假思索，摇笔便来，首先是短褂、箬帽、蒲鞋、纸伞，可见当时留下的印象之深刻。
是的，陆放翁曾经说过：“公孙丞相布被，人曰诈；司马丞相亦布被，人曰俭。”如果两眼一味死盯在布被上，确实看不出什么名堂，是无从辨识一诈一俭的；但若分开两眼瞵瞬，这边看到布被，那边看到别的行事，眉头一皱，结成全体，则“曰诈”“曰俭”，不仅信而有征，面且鲜灵活跳，真叫做“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了。
关于汤寿潜，《我与我的世界》还说：“辛亥革命军在杭州起义，旗营满洲将军指定要汤某人来杭州，他们才肯投降。因此，他就从上海回杭州，任浙江省都督。”——浙江省都督，去今未远，可是提起此人，我们却似那样生疏，只依稀记得在光绪末年他曾领导过浙江铁路的斗争而已。但史书提到这类斗争，往往仅有新兴资产阶级的共性，至于汤寿潜的眉眼口鼻，则都无从辨认。所以，当从这本书中读到那些遗闻佚事，便感到有很大的吸引力，觉得与一般史传的长篇履历，流水记事，大异其趣了。
黄炎培的《八十年来》书中，也曾说到一件涉及汤寿潜的事：“秋瑾被逮，绍兴知府请示浙抚，浙抚以问巨绅汤寿潜，汤复以‘杀有余辜’四字，遂被杀。”我以为，如写汤寿潜的传记，正该把这些都写进去：庄稼人模样，负乡望之重，对清政府作过斗争，于真的革命家起杀心。读者读了传记，感到如此种种竟是顺理成章，领会其中有必然的逻辑，那就不仅认识一个人，记住一件事，还能对一时代的思潮世情都有点儿形象的感觉，这才不枉读一番史书了。
司马迁写《留侯世家》，于篇末自述观感道：“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写《淮阴侯列传》，开头就讲一则小故事：“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信熟视之，俯出胯下，匍匐。”这些“闲文”，不仅增添了文章的姿致，其实又是飞龙的鳞甲，不能剥落的。可惜尔后的史传，颇忽略对司马迁这类笔墨的继承。
《我与我的世界》是《新文学史料丛书》之一种，写得很有特色，文坛掌故，联珠贯玉，论议常脱出窠臼，陈毅同志评曰：“此公爱作怪论，但可喜。”(见此书《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