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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尿毒症折磨了五年多后，26岁的王保保终于把肾换了。此时，他正面临法院的审判。
为了筹措换肾费用，王保保三次贩毒被抓。母亲刘丽丽说，法官的一句“能换”，让她决心捐出了自己的一颗肾。家里还借了二十万的债。手术很成功。但十个月后，2014年9月16日，包头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王保保死刑。
此事引发了激烈争议：先救再杀，会不会太残酷了？也有另一种声音：即使可能判死刑，难道就不该救吗？
“我想活”
2008年5月，21岁的王保保被查出慢性肾炎，医生说，这个病最终可能发展成尿毒症，到时候除了透析和换肾，没有别的办法。2009年12月的一天，王保保的病情突然恶化，此后，王保保每月要进行十次常规透析，才能维持生命。
家里最初没做换肾的打算。最主要的原因是没钱。之前看中医折腾了一年半，基本花光了家中积蓄，还借了十来万。
从2012年开始，事情有了变化。
这年3月28日，王保保因贩毒在家里被抓，当场从其身上搜出冰毒2.5克，海洛因0.2克。因为患病，他第二天就被取保候审。父亲王武生说，这时他才知道儿子在贩毒。
或许是不愿面对父母，或者怕连累家人。王保保开始很少回家，有时在外面租房，有时住宾馆或朋友家。5月21日，王保保在宾馆第二次被抓，警方搜出冰毒23.7克。同样因为患病，他很快又出来了。
王保保的女朋友崔小惠说，王保保应该是为了维持透析才贩毒的，那时还没想到换肾。当时包头的新农合医保覆盖范围有限，每次透析只给报销80元。王保保每周需要做两次血液透析，一次460元。每两周还要加一次1380元的环流。加上药品和检查，每个月自费的范围得五六千。
2013年初，王保保的病友润蛋去世，让他受到很大刺激。于是开始焦急地催促父母，希望能给他配型换肾。
“当时还没过年，他给我打电话，显得特别害怕，说我不想死，我想活。”崔小惠说。
这一次，母亲刘丽丽终于答应给王保保配型，检查结果显示可以移植。
看到希望的王保保决定，“干票大的”。他和四川省一名自称“黑子”的毒贩联系，想通过物流的方式购买冰毒500克。如果顺利转手，预计能赚10万到15万。
由于自己的身份证遗失后一直未补，2013年3月6日，王保保把11万现金交给王武生，让他通过邮政储蓄寄给一个账户。3天后，王保保和崔小惠到物流公司取货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除了邮寄过来的500克冰毒，还在他身上搜出了10克冰毒。
这一次，虽然依然很快保外就医，王武生等人也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再这样下去，恐怕真的要判死刑了”。
于是，在王保保三叔的召集下，亲戚们又凑了22万。
2013年12月，手术在包钢医院顺利进行，一个月后，王保保出院。手术的费用远远低于预期，新农合报销55%后，王家只需支付八万不到。此前，王武生一直以为会要三十万，“后来才知道那是北京，包头便宜得多。因为一直没敢想，就没仔细打听。”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2014年9月26日，一审法官宣布的会是死刑。
在此之前，王保保一直积极配合警方检举毒贩，以争取立功。他记得有一次去检察院交材料，检察官还拍着肩膀说，下次可不能再犯了，再犯就死刑了。
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肯定死不了。考虑到自己的病情，估计无期也能很快保外就医。
白救了？
2月5日下午，内蒙古高院选择在羁押地附近的达茂旗人民法院开庭。
王武生说，手术之前，他曾两次找到法官沟通，问能不能换肾，答案都是能换。特别是第二次过去时一审已经开完庭，他明确问，“王保保犯的事儿挺严重的，现在医院让做肾移植手术，如果判了死刑，他妈就不用给他换肾了。”法官还是说“能换”。
一审判决后，刘丽丽跑去问法官，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说过不判死刑，还有：母亲给儿子换肾本来也是应该的。这让她完全无法接受，“从来都是死人给活人换肾，哪有活人给死人换的？医疗费用又这么高，现在等于把我们全家都判了死刑。”
王武生也觉得判得重了，“他贩毒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治病活命，换完肾就不干了。之前的都比较少，最后这次500克，没卖出去就被抓了，社会危害没那么大。”他到北京找了律师回来打二审。
一点四十左右，二审庭审开始。王保保对于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辩护律师谢通祥主要强调了其立功表现。公诉方认可王保保有“一般立功表现”，考虑其今后可能继续辅助公安局侦破毒品案件，给出了改判死缓的建议。法官宣布择日宣判。
也有人对王保保并不同情。得知此事后，一附院的一名医生表现得义愤填膺，“早知道就不救他了。救了这么多年，结果他去害人。这么多年，比他条件更差的我们也见得多，怎么人家没去贩毒？”
在最后的自我陈述中，王保保作了忏悔：“母亲把一颗肾捐给了自己，我希望法官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孝敬和报答我的父母，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南方周末》2015.2.12）
为了筹措换肾费用，王保保三次贩毒被抓。母亲刘丽丽说，法官的一句“能换”，让她决心捐出了自己的一颗肾。家里还借了二十万的债。手术很成功。但十个月后，2014年9月16日，包头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王保保死刑。
此事引发了激烈争议：先救再杀，会不会太残酷了？也有另一种声音：即使可能判死刑，难道就不该救吗？
“我想活”
2008年5月，21岁的王保保被查出慢性肾炎，医生说，这个病最终可能发展成尿毒症，到时候除了透析和换肾，没有别的办法。2009年12月的一天，王保保的病情突然恶化，此后，王保保每月要进行十次常规透析，才能维持生命。
家里最初没做换肾的打算。最主要的原因是没钱。之前看中医折腾了一年半，基本花光了家中积蓄，还借了十来万。
从2012年开始，事情有了变化。
这年3月28日，王保保因贩毒在家里被抓，当场从其身上搜出冰毒2.5克，海洛因0.2克。因为患病，他第二天就被取保候审。父亲王武生说，这时他才知道儿子在贩毒。
或许是不愿面对父母，或者怕连累家人。王保保开始很少回家，有时在外面租房，有时住宾馆或朋友家。5月21日，王保保在宾馆第二次被抓，警方搜出冰毒23.7克。同样因为患病，他很快又出来了。
王保保的女朋友崔小惠说，王保保应该是为了维持透析才贩毒的，那时还没想到换肾。当时包头的新农合医保覆盖范围有限，每次透析只给报销80元。王保保每周需要做两次血液透析，一次460元。每两周还要加一次1380元的环流。加上药品和检查，每个月自费的范围得五六千。
2013年初，王保保的病友润蛋去世，让他受到很大刺激。于是开始焦急地催促父母，希望能给他配型换肾。
“当时还没过年，他给我打电话，显得特别害怕，说我不想死，我想活。”崔小惠说。
这一次，母亲刘丽丽终于答应给王保保配型，检查结果显示可以移植。
看到希望的王保保决定，“干票大的”。他和四川省一名自称“黑子”的毒贩联系，想通过物流的方式购买冰毒500克。如果顺利转手，预计能赚10万到15万。
由于自己的身份证遗失后一直未补，2013年3月6日，王保保把11万现金交给王武生，让他通过邮政储蓄寄给一个账户。3天后，王保保和崔小惠到物流公司取货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除了邮寄过来的500克冰毒，还在他身上搜出了10克冰毒。
这一次，虽然依然很快保外就医，王武生等人也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再这样下去，恐怕真的要判死刑了”。
于是，在王保保三叔的召集下，亲戚们又凑了22万。
2013年12月，手术在包钢医院顺利进行，一个月后，王保保出院。手术的费用远远低于预期，新农合报销55%后，王家只需支付八万不到。此前，王武生一直以为会要三十万，“后来才知道那是北京，包头便宜得多。因为一直没敢想，就没仔细打听。”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2014年9月26日，一审法官宣布的会是死刑。
在此之前，王保保一直积极配合警方检举毒贩，以争取立功。他记得有一次去检察院交材料，检察官还拍着肩膀说，下次可不能再犯了，再犯就死刑了。
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肯定死不了。考虑到自己的病情，估计无期也能很快保外就医。
白救了？
2月5日下午，内蒙古高院选择在羁押地附近的达茂旗人民法院开庭。
王武生说，手术之前，他曾两次找到法官沟通，问能不能换肾，答案都是能换。特别是第二次过去时一审已经开完庭，他明确问，“王保保犯的事儿挺严重的，现在医院让做肾移植手术，如果判了死刑，他妈就不用给他换肾了。”法官还是说“能换”。
一审判决后，刘丽丽跑去问法官，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说过不判死刑，还有：母亲给儿子换肾本来也是应该的。这让她完全无法接受，“从来都是死人给活人换肾，哪有活人给死人换的？医疗费用又这么高，现在等于把我们全家都判了死刑。”
王武生也觉得判得重了，“他贩毒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治病活命，换完肾就不干了。之前的都比较少，最后这次500克，没卖出去就被抓了，社会危害没那么大。”他到北京找了律师回来打二审。
一点四十左右，二审庭审开始。王保保对于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辩护律师谢通祥主要强调了其立功表现。公诉方认可王保保有“一般立功表现”，考虑其今后可能继续辅助公安局侦破毒品案件，给出了改判死缓的建议。法官宣布择日宣判。
也有人对王保保并不同情。得知此事后，一附院的一名医生表现得义愤填膺，“早知道就不救他了。救了这么多年，结果他去害人。这么多年，比他条件更差的我们也见得多，怎么人家没去贩毒？”
在最后的自我陈述中，王保保作了忏悔：“母亲把一颗肾捐给了自己，我希望法官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孝敬和报答我的父母，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南方周末》2015.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