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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月，90后妈妈陈奚萌跟小学一年级的儿子“杠”上了。一边“吼”着上网课，一边悄悄找心理医生咨询。
实际上，陈奚萌的儿子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真正在课堂学习的时间只有几个月而已。老师在线上讲课，他在本子上涂鸦，不完成作业，甚至在上课期间睡着了。
“我把平时逛街、美甲、唱K的时间统统给了儿子！然而，他的行为却让人抓狂。”疫情期间，全天候陪伴儿子的陈奚萌在吐槽的同时，透露着委屈。
焦虑的不止陈奚萌一个。疫情发生后，不少为人母的女性都感到家庭教育的压力陡增，不仅要照料在家学习子女的一日三餐，还要承担起学校教育的部分责任。有的还吃力不讨好，付出不少，结果却导致亲子关系愈发紧张，“比上班累多了”。
疫情期间，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心理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李一花和同事们忙于心理干预，接到了不少妈妈的“求助”，已经超过300人次。
这些求助妈妈的孩子主要集中就读于中小学阶段。疫情改变了学生日常的习惯，暴露出学习、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广州市不少医院开通了免费心理咨询热线，广州市12355青少年服務热线也接到了很多这种个案。咨询对象几乎清一色是各个家庭中的“妈妈”，但问题却出奇的相似：“上网课玩游戏”“回答问题吃早餐”“做作业抄答案”“蓬头垢脸”“跟家长对着干”……
不堪重负的妈妈，不仅出现心理焦虑、抑郁等问题，伴随着还出现头痛、心慌等情绪障碍的躯体表现，有的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心理精神科的统计发现，这些求助的妈妈，此前基本没有遇见这样的问题，她们之中，大都没有精神疾病和物质滥用史，也无其他特殊疾病史。
梁芳是广州一家外资公司的高管，由于疫情管控，目前在家远程办公。一开始，她还想着因为疫情拉近了母女的距离，信心满满地做计划、学做饭，谁知8岁的女儿对此并不买账。
梁芳形容这段时间她跟孩子的斗智斗勇，比对付刁钻的客户还棘手。作为一名职业女性，她经常与领导同事开着视频会议时，淘气的孩子就在身后大喊大叫，充当背景音乐，弄得妈妈灰头土脸，又不好发作;工作间隙又要随时插空，切换到教育频道，与学校线上教育同步，在班级群里完成任务打卡，跟着家长点评点赞。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从前在她眼中一向乖巧的女儿，有时竟会因为上课发呆，作业潦草被她批评几句，跟她对“吼”。
把女儿宠上天的丈夫，也屡屡打击梁芳，认为是她没有找对和女儿的相处方式。心疼孙女的婆婆也责怪梁芳说：“你上班那会儿，孩子不知道多有规律，你这段时间倒是把孩子带歪了。”孩子所有的错都归结到梁芳身上，接近崩溃边缘的她，决定看心理医生。
肖桦是一名小学英语教师，第一天上网课，前一夜竟然紧张得失眠了。早晨，她必须把儿子安顿在一个房间上课，然后自己调试好设备，给自己的学生上课。第一节课，因为电脑卡壳出不了声音而宣告失败，她只能草草布置了作业。这时，她才想起房间里上课的儿子。
然而，肖桦管得住线上的上百号学生，却说服不了自己的孩子要认真听讲。这种矛盾的情绪一直缠绕着她。在一旁的先生，干脆当甩手掌柜，不参与母子纠纷。他的理由很简单，特级教师都对付不了区区一个小娃，更何况“非专业”人士。
“以前，上课的纪律都是老师负责，疫情期间，家长分了一半老师要干的工作。”在广东省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委员会主任张欣华看来，正是因为这种教育功能的转移，使得不少家庭的教育问题凸显出来。
“并不是妈妈管教得不好，而是教育功能不同。”张欣华奉劝妈妈们千万别气坏了，不是你的问题，而是“妈妈”不具备“老师”的功能。这就是家，孩子对于家的认识，“无论怎样，你都会对我好。”妈妈太有安全感了，可以有任何“撒野”，小孩可以肆无忌惮。
同时身为老师和妈妈的肖桦对这一点体会更深。她发现，尽管自己精心准备，让线上授课尽可能精彩，但屏幕那边不少学生仍在“游魂”。她也理解，老师不是卡通人物，课程没有剧情，不刺激，很难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加上在家里的环境下没有约束，很难有纪律的氛围。
“孩子一整天都泡在网络上了，这让平时本来就限制孩子使用电脑、iPad的母亲更加矛盾。”肖桦说，作为一名母亲，她平时为了保护孩子的视力，一般不允许孩子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但现在学校的课程都在网上，而且，上网课的不仅是学校，在线教育的各类补习，围棋等兴趣班都纷纷上线，使妈妈们非常焦虑孩子的视力下降，但又毫无办法。
一幅在微信上广为流传的漫画将“伺候网课的老母亲”描绘成身兼数职的“千手观音”——集保姆、班主任、体育老师、打字小妹、采购员、炊事员、打卡员、陪练员等众多角色于一身。
不少教育工作者，对疫情期出现焦虑妈妈的情况，一点都不惊讶。
广州市执信中学校长何勇表示，很多妈妈是对一些不确定性和比较心态而产生焦虑心理。“退一步海阔天空！所有家庭的孩子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实际上换位思考一下可能会好一些。”孩子毕竟是孩子，不可能像成年人一样自律，就当给孩子放一次长假吧，找一些孩子喜欢做的事情让他去做，同时兼顾学校课程学习。
◎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