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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正式制度薄弱的国家，网络关系、文化（面子）和其他非正式制度就发挥了替代或补充的作用。恰是以关系、面子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对于我国股市的运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进而形成了暴涨暴跌的市场
上一轮牛市在2006-2007年，支撑牛市的两个主要逻辑是人口红利、人民币升值，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十年牛市”。但从事后观察，这两个主要逻辑并不能成立。
本轮牛市自2014年年末启动以来，也提出了两个核心的逻辑：改革红利、资产配置。其中，改革红利的逻辑是：经济转型发展、创新创业浪潮、国企改革等，中国经济将成功转型到以创新创业推动转型发展的新常态轨迹上。资产配置的逻辑是：居民和企业投资在房地产上的钱要转移配置到股市上来。
改革红利当然可以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各种行政审批减少、摩擦成本下降）、良好激励机制建立（混合所有制下的经营者员工激励机制改变）从而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不过国企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成功与否，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实际上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资本市场，上市的股份制国企早就是混合所有制了。而创新创业和转型发展，是需要时间积累和制度基础的，绝非仅凭资金能够推动解决（例如国内某些地方政府大力设立各类创业引导基金、设立科技产业园区等）。光有创业资本和风险投资，并不能带来创新成果，这是国际科技创新和风险投资领域发展的规律。美国硅谷、以色列特拉维夫、印度班加罗尔等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带来了大量的科技创新成果，然后才有风险投资的涌入，二者的逻辑关系绝非相反。从生物学上讲，一个生态环境的形成显然非一日之功。
至于资产配置的逻辑，可以说，货币超发、居民财富积累，存在大量的财富管理需求，这一配置转移是当然的趋势。问题是，当房地产市场回暖、居民可投资标的增加、股市估值过高的情形下，为什么钱还要流进股市呢？
因此，本轮牛市的两个逻辑并不必然可持续，也不必然正确。那么问题就来了，A股牛市为何这么猛烈，暴涨暴跌的动因是什么呢？
在一个正式制度薄弱的国家，网络关系、文化（面子）和其他非正式制度就发挥了替代或补充的作用。笔者以为，恰是以关系、面子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对于我国股市的运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进而形成了暴涨暴跌的市场。
中国和东亚国家的关系型社会形成了网络关系主导的认知制度。由于关系作为认知制度主导了社会的游戏规则，在关系型社会中，特别容易产生错误的信息扩散。因为关系网络是封闭的、私密的，信息是在关系网络节点之间进行传播，缺乏纠偏机制。在某一个特殊关系网络中形成的认识，往往领先性地反映到网络成员的行动中。而非关系网络成员因为无法获知信息，处于信息劣势方，而这一点他自身也知晓，结果就特别容易造成非关系网络成员的追随效应，从而体现为羊群行为，而羊群行为就是造成股市暴涨暴跌的直接原因。比如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某券商只针对大客户和自己员工的股票或基金推荐，流行于关系圈、微信圈中的特殊重要的与股票投资相关的信息等，这些信息对股市波动有重大影响。因此，当信息靠关系网络传递时，易导致股市非理性和暴涨暴跌。
在我国处理各类经济业务时，必须特别重视面子因素，这也是老外通过失败总结的经验教训。比如，在风险投资家（VC）与创业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就存在有趣的面子问题。在西方，VC可以更换CEO，这是VC发挥作用并实现价值增值的重要途径，但是在中国，VC并不能轻易解聘CEO。特别是当创始人拥有员工、经销商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可称为创始人拥有的社会资本，例如雷士照明中的吴长江、国美电器的黄光裕）。因此VC必须和创始人合作，一名创始人可能不愿意听从VC的意见，但他可能更愿意听同行专家或者上级、年长者的意见，这时VC就要巧妙地利用关系网络、微妙地推动企业的变革，而客观上又维护了企业创始人的面子。
在股市投资中，当亲朋、相知均从股市获利时，人们出于面子考虑，若自己未获利、甚至未参与股市，则会丧失在圈子中的地位，面子受损，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惯常的行为是：1.马上积极投入股市；2.出于面子效应，倾向于隐藏自己的亏损，夸大自己的盈利。所谓“亏损事小、面子事大”。个体甚至机构的报喜不报忧行为十分明显，君不见，公募基金只会宣传自己的明星品种，对于踏空、表现落后的品种，则隐晦不言。在这种社会非正式规范之下，羊群行为直接得到了放大，从而进一步推升了中国乃至东亚国家股市中的投机行为。
在西方社会中，关系效应和面子效应基本不存在或者至少弱得多，这有利于形成健康的资本市场。比如，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运转主要靠正式制度，各种公开的监管规则、规范性制度比较完善，社会成员的可预期性强，这样的市场中，信息的传递更有效、私有信息也较少，股价就能较迅速反应信息，从而实现合理定价。当然，笔者不排除在重大技术革命时的互联网泡沫时代，当时人们失去了正确的理智性判断，以及在人性贪婪追逐下的次贷危机。另一方面，西方社会中的面子效应比较淡化，特别是在美国等新大陆国家。个体更强调自我价值，而非在人际社会中的相对地位。这样，群体性的羊群行为失去了社会基础。
那么，什么才是解决问题的机制？
完善股市中的正式制度。让股市更多地依靠法律规则、行业自律规范运行，减少参与者的行为不确定性，提高行为可预期性。
降低关系在社会运行中的作用。当然这需要长久的努力，当关系的作用弱化以后，涉及股市投资信息的传播和解读将进一步公开化，小圈子不存在，股市的暴涨暴跌就会减弱。
破除面子思维和攀比心态。当前人们的长期价值取向不足，暴富的心态容易成风，从而形成投机。暴富的心态一是由于面子效应，二是急功近利的导向。不过，要摘下面子面具、消除暴富心态，还需要重新构造理性、长期、稳定的社会价值观。
上一轮牛市在2006-2007年，支撑牛市的两个主要逻辑是人口红利、人民币升值，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十年牛市”。但从事后观察，这两个主要逻辑并不能成立。
本轮牛市自2014年年末启动以来，也提出了两个核心的逻辑：改革红利、资产配置。其中，改革红利的逻辑是：经济转型发展、创新创业浪潮、国企改革等，中国经济将成功转型到以创新创业推动转型发展的新常态轨迹上。资产配置的逻辑是：居民和企业投资在房地产上的钱要转移配置到股市上来。
改革红利当然可以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各种行政审批减少、摩擦成本下降）、良好激励机制建立（混合所有制下的经营者员工激励机制改变）从而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不过国企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成功与否，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实际上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资本市场，上市的股份制国企早就是混合所有制了。而创新创业和转型发展，是需要时间积累和制度基础的，绝非仅凭资金能够推动解决（例如国内某些地方政府大力设立各类创业引导基金、设立科技产业园区等）。光有创业资本和风险投资，并不能带来创新成果，这是国际科技创新和风险投资领域发展的规律。美国硅谷、以色列特拉维夫、印度班加罗尔等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带来了大量的科技创新成果，然后才有风险投资的涌入，二者的逻辑关系绝非相反。从生物学上讲，一个生态环境的形成显然非一日之功。
至于资产配置的逻辑，可以说，货币超发、居民财富积累，存在大量的财富管理需求，这一配置转移是当然的趋势。问题是，当房地产市场回暖、居民可投资标的增加、股市估值过高的情形下，为什么钱还要流进股市呢？
因此，本轮牛市的两个逻辑并不必然可持续，也不必然正确。那么问题就来了，A股牛市为何这么猛烈，暴涨暴跌的动因是什么呢？
在一个正式制度薄弱的国家，网络关系、文化（面子）和其他非正式制度就发挥了替代或补充的作用。笔者以为，恰是以关系、面子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对于我国股市的运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进而形成了暴涨暴跌的市场。
中国和东亚国家的关系型社会形成了网络关系主导的认知制度。由于关系作为认知制度主导了社会的游戏规则，在关系型社会中，特别容易产生错误的信息扩散。因为关系网络是封闭的、私密的，信息是在关系网络节点之间进行传播，缺乏纠偏机制。在某一个特殊关系网络中形成的认识，往往领先性地反映到网络成员的行动中。而非关系网络成员因为无法获知信息，处于信息劣势方，而这一点他自身也知晓，结果就特别容易造成非关系网络成员的追随效应，从而体现为羊群行为，而羊群行为就是造成股市暴涨暴跌的直接原因。比如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某券商只针对大客户和自己员工的股票或基金推荐，流行于关系圈、微信圈中的特殊重要的与股票投资相关的信息等，这些信息对股市波动有重大影响。因此，当信息靠关系网络传递时，易导致股市非理性和暴涨暴跌。
在我国处理各类经济业务时，必须特别重视面子因素，这也是老外通过失败总结的经验教训。比如，在风险投资家（VC）与创业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就存在有趣的面子问题。在西方，VC可以更换CEO，这是VC发挥作用并实现价值增值的重要途径，但是在中国，VC并不能轻易解聘CEO。特别是当创始人拥有员工、经销商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可称为创始人拥有的社会资本，例如雷士照明中的吴长江、国美电器的黄光裕）。因此VC必须和创始人合作，一名创始人可能不愿意听从VC的意见，但他可能更愿意听同行专家或者上级、年长者的意见，这时VC就要巧妙地利用关系网络、微妙地推动企业的变革，而客观上又维护了企业创始人的面子。
在股市投资中，当亲朋、相知均从股市获利时，人们出于面子考虑，若自己未获利、甚至未参与股市，则会丧失在圈子中的地位，面子受损，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惯常的行为是：1.马上积极投入股市；2.出于面子效应，倾向于隐藏自己的亏损，夸大自己的盈利。所谓“亏损事小、面子事大”。个体甚至机构的报喜不报忧行为十分明显，君不见，公募基金只会宣传自己的明星品种，对于踏空、表现落后的品种，则隐晦不言。在这种社会非正式规范之下，羊群行为直接得到了放大，从而进一步推升了中国乃至东亚国家股市中的投机行为。
在西方社会中，关系效应和面子效应基本不存在或者至少弱得多，这有利于形成健康的资本市场。比如，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运转主要靠正式制度，各种公开的监管规则、规范性制度比较完善，社会成员的可预期性强，这样的市场中，信息的传递更有效、私有信息也较少，股价就能较迅速反应信息，从而实现合理定价。当然，笔者不排除在重大技术革命时的互联网泡沫时代，当时人们失去了正确的理智性判断，以及在人性贪婪追逐下的次贷危机。另一方面，西方社会中的面子效应比较淡化，特别是在美国等新大陆国家。个体更强调自我价值，而非在人际社会中的相对地位。这样，群体性的羊群行为失去了社会基础。
那么，什么才是解决问题的机制？
完善股市中的正式制度。让股市更多地依靠法律规则、行业自律规范运行，减少参与者的行为不确定性，提高行为可预期性。
降低关系在社会运行中的作用。当然这需要长久的努力，当关系的作用弱化以后，涉及股市投资信息的传播和解读将进一步公开化，小圈子不存在，股市的暴涨暴跌就会减弱。
破除面子思维和攀比心态。当前人们的长期价值取向不足，暴富的心态容易成风，从而形成投机。暴富的心态一是由于面子效应，二是急功近利的导向。不过，要摘下面子面具、消除暴富心态，还需要重新构造理性、长期、稳定的社会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