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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解读中国当前的就业形势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就业是底线。这个问题用一组数据就能非常简单地给出答案。中国去年年底人口总量为13.7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为9.1亿，而之中的就业人口是7.7亿。这个数据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的失业率提高1个百分点多一点，我们的失业人口就会增加1000万人，相当于比利时的总人口。所以对我们来讲，就业确实容不得半点疏忽，必须在考虑经济政策时把就业作为一个底线。就业没问题，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就业出了问题，触碰了就业的底线，就要调整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GDP下降了，而就业总体保持平稳。前段时间我到欧盟访问，欧盟的专家给我们画了很多曲线，基本上，就业波动的曲线和经济波动的曲线是同步同频的。但在中国并不是这样，经济是下行的曲线，但就业却是稳定的曲线。这两个曲线之所以不同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我概括为三个能力来解释这样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能力是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岗位的创造能力。从中国经济的总量来看，今天中国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所创造的经济增量，相当于5年前的1.5个百分点，也相当于10年前的2.5个百分点。今天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量更多，所能容纳的就业也更多。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一点，但是能够吸纳的就业没有受那么大的影响。
第二个能力是劳动力市场的流动能力。这几年劳动力市场的流动速度明显加快。我举两个例子，一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很多大学生可以快速从传统产业流动到新兴产业，如向互联网行业的流动速度在加快。二是从地区结构的角度来讲，中国很大，区域差异也比较大，“东方不亮西方亮”。很多农民工在东部如果失业了，回到家乡可以很快找到新的工作岗位。今年年初，我到中国西南的一个省份——云南调研，感受很深。云南的消费结构在升级，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升级，很多家庭不再喝自来水，而要喝矿泉水、纯净水。在东部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回到云南老家，如果从事为纯净水公司送水的工作，一个月就能赚到4500元。劳动力可以在不同的地区快速流动，总能找到就业岗位。
第三個能力是就业岗位的匹配能力。我还举一个农民工的例子，一个初中毕业的农民工，以前找工作，可能会去大的招聘会现场，到这个台子前面问一问，到那个窗口前去问一问，岗位搜索的时间很长、成本很高。但是现在用手机移动互联网，可以很快地找到和他匹配的岗位，信息搜索的成本降低了，岗位匹配的能力也提升了。
正是这三个能力使我们经济在相对下行的情况下，就业依旧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说中国的就业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矛盾。结构性问题是中国就业的一个特点、难点，同时也是一个亮点。有几组结构能说明这个特点，比如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人群结构。从地区结构来看，中国南北距离几千公里，正如我们的气候一样，北部有些省份可能已经进入了冬天，就业也进入了冬天，而南方的很多省份，不但现在气候是夏天，就业市场也如夏天般红火，所以区域结构差别很大。我们判断中国的就业问题，单纯看一个地区很难得出客观的结论，这是矛盾，也是我们的特点。再比如说人群结构，我们有两个重点的人群，一个是大学生，今年大学毕业生为765万，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还有一个更大的群体就是中国的农民工，人数是2.77亿。这两个群体一方面是我们就业市场的主力群体，另一方面也是压力群体。主力和压力构成了结构性的特点，也构成了一对矛盾。所以我们关注中国的就业问题，更多是要从结构角度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
第四个问题，怎么来看我们的就业风险。虽然我们就业形势总体上比较平稳，结构的特点也使我们不用太担心，因为既有压力也有动力，既有难点也有亮点，但是我们还是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潜在的就业风险。最重要的一个风险就是隐性失业的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的显性化问题。从就业统计数据来看，失业率并不高，二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4.05%，但是客观来讲隐性失业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一部分行业，如钢铁、煤炭行业，一部分地区，如东北地区，虽然失业率比较低，但是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下降了、收入降低了、劳动时间减少了，一旦有大的经济波动影响，这部分群体很可能会由隐性失业转向显性失业，由局部的失业风险扩大到更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很多政策的着力点就是要防范这样的风险发生。
二、下一步就业政策的着力点是什么
我觉得重点是要找到三个平衡点。
第一个平衡点是“船上”和“船下”的平衡点。这个概念是在欧盟访问期间我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是毕维斯先生给我们讲课的时候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讲确实非常重要。所谓“船上”就是就业的群体，“船下”就是失业的群体。我们要在这两个群体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对中国来讲，就是要寻找三个结合：一是“船”，即就业群体的船，二是“网”，即失业群体的兜底保障网，三是“桥”，就是在两个群体之间搭建起一座栈桥或是过渡带。只有把船、网、桥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找到“船上”和“船下”的有效平衡。
怎么来找到这个结合点呢？核心就是把就业市场的船做大，把社会兜底的安全网兜牢，把过渡的栈桥扎稳筑宽。把船做大，就要使我们的经济保持中高速的增长，为整个就业市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把网兜牢，要靠我们不断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把栈桥筑宽，要依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这一点也是塞尔沃兹先生在讨论中讲的非常多的一个看法。他的这个看法对我们是非常有启示的。我们下一步政策的着力点也是要把这样的一个栈桥建好筑宽，使它成为“船上”“船下”之间重要的缓冲区。
第二个平衡点叫底线和顶线的平衡点。底线是指确定充分就业这样一个底线目标。顶线就是指应进一步提升就业质量。怎么来找这两者的平衡点呢？我们要从经济周期波动的视角来看，在经济上行的周期，更多政策着力点是围绕解决提升就业质量的问题，让更多的就业者找到更体面的工作，有更高质量的就业；在经济下行周期，关键是要确定底线目标，使更多群体能找到就业岗位，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
第三个平衡点是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平衡点。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认为正规就业更好或者非正规就业更好，也不应该简单地鼓励发展更多的正规就业或者更多的非正规就业。我想在今天的中国来讲，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没有好坏与是非之分。比如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大量的非正规就业已经不是传统的低端就业的概念，有相当一部分在向高端发展。针对正规就业，政府施策的关键是增加市场的弹性，增加竞争力，增加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针对非正规就业，政府则应进一步降低制度成本，降低门槛，使非正规就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大的升级和走向高端的空间。
（本文为作者在“2016—2020年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改革展望——中欧社会保障改革项目2016年高级别会议”上的发言，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就业是底线。这个问题用一组数据就能非常简单地给出答案。中国去年年底人口总量为13.7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为9.1亿，而之中的就业人口是7.7亿。这个数据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的失业率提高1个百分点多一点，我们的失业人口就会增加1000万人，相当于比利时的总人口。所以对我们来讲，就业确实容不得半点疏忽，必须在考虑经济政策时把就业作为一个底线。就业没问题，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就业出了问题，触碰了就业的底线，就要调整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GDP下降了，而就业总体保持平稳。前段时间我到欧盟访问，欧盟的专家给我们画了很多曲线，基本上，就业波动的曲线和经济波动的曲线是同步同频的。但在中国并不是这样，经济是下行的曲线，但就业却是稳定的曲线。这两个曲线之所以不同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我概括为三个能力来解释这样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能力是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岗位的创造能力。从中国经济的总量来看，今天中国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所创造的经济增量，相当于5年前的1.5个百分点，也相当于10年前的2.5个百分点。今天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量更多，所能容纳的就业也更多。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一点，但是能够吸纳的就业没有受那么大的影响。
第二个能力是劳动力市场的流动能力。这几年劳动力市场的流动速度明显加快。我举两个例子，一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很多大学生可以快速从传统产业流动到新兴产业，如向互联网行业的流动速度在加快。二是从地区结构的角度来讲，中国很大，区域差异也比较大，“东方不亮西方亮”。很多农民工在东部如果失业了，回到家乡可以很快找到新的工作岗位。今年年初，我到中国西南的一个省份——云南调研，感受很深。云南的消费结构在升级，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升级，很多家庭不再喝自来水，而要喝矿泉水、纯净水。在东部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回到云南老家，如果从事为纯净水公司送水的工作，一个月就能赚到4500元。劳动力可以在不同的地区快速流动，总能找到就业岗位。
第三個能力是就业岗位的匹配能力。我还举一个农民工的例子，一个初中毕业的农民工，以前找工作，可能会去大的招聘会现场，到这个台子前面问一问，到那个窗口前去问一问，岗位搜索的时间很长、成本很高。但是现在用手机移动互联网，可以很快地找到和他匹配的岗位，信息搜索的成本降低了，岗位匹配的能力也提升了。
正是这三个能力使我们经济在相对下行的情况下，就业依旧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说中国的就业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矛盾。结构性问题是中国就业的一个特点、难点，同时也是一个亮点。有几组结构能说明这个特点，比如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人群结构。从地区结构来看，中国南北距离几千公里，正如我们的气候一样，北部有些省份可能已经进入了冬天，就业也进入了冬天，而南方的很多省份，不但现在气候是夏天，就业市场也如夏天般红火，所以区域结构差别很大。我们判断中国的就业问题，单纯看一个地区很难得出客观的结论，这是矛盾，也是我们的特点。再比如说人群结构，我们有两个重点的人群，一个是大学生，今年大学毕业生为765万，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还有一个更大的群体就是中国的农民工，人数是2.77亿。这两个群体一方面是我们就业市场的主力群体，另一方面也是压力群体。主力和压力构成了结构性的特点，也构成了一对矛盾。所以我们关注中国的就业问题，更多是要从结构角度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
第四个问题，怎么来看我们的就业风险。虽然我们就业形势总体上比较平稳，结构的特点也使我们不用太担心，因为既有压力也有动力，既有难点也有亮点，但是我们还是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潜在的就业风险。最重要的一个风险就是隐性失业的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的显性化问题。从就业统计数据来看，失业率并不高，二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4.05%，但是客观来讲隐性失业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一部分行业，如钢铁、煤炭行业，一部分地区，如东北地区，虽然失业率比较低，但是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下降了、收入降低了、劳动时间减少了，一旦有大的经济波动影响，这部分群体很可能会由隐性失业转向显性失业，由局部的失业风险扩大到更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很多政策的着力点就是要防范这样的风险发生。
二、下一步就业政策的着力点是什么
我觉得重点是要找到三个平衡点。
第一个平衡点是“船上”和“船下”的平衡点。这个概念是在欧盟访问期间我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是毕维斯先生给我们讲课的时候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讲确实非常重要。所谓“船上”就是就业的群体，“船下”就是失业的群体。我们要在这两个群体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对中国来讲，就是要寻找三个结合：一是“船”，即就业群体的船，二是“网”，即失业群体的兜底保障网，三是“桥”，就是在两个群体之间搭建起一座栈桥或是过渡带。只有把船、网、桥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找到“船上”和“船下”的有效平衡。
怎么来找到这个结合点呢？核心就是把就业市场的船做大，把社会兜底的安全网兜牢，把过渡的栈桥扎稳筑宽。把船做大，就要使我们的经济保持中高速的增长，为整个就业市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把网兜牢，要靠我们不断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把栈桥筑宽，要依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这一点也是塞尔沃兹先生在讨论中讲的非常多的一个看法。他的这个看法对我们是非常有启示的。我们下一步政策的着力点也是要把这样的一个栈桥建好筑宽，使它成为“船上”“船下”之间重要的缓冲区。
第二个平衡点叫底线和顶线的平衡点。底线是指确定充分就业这样一个底线目标。顶线就是指应进一步提升就业质量。怎么来找这两者的平衡点呢？我们要从经济周期波动的视角来看，在经济上行的周期，更多政策着力点是围绕解决提升就业质量的问题，让更多的就业者找到更体面的工作，有更高质量的就业；在经济下行周期，关键是要确定底线目标，使更多群体能找到就业岗位，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
第三个平衡点是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平衡点。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认为正规就业更好或者非正规就业更好，也不应该简单地鼓励发展更多的正规就业或者更多的非正规就业。我想在今天的中国来讲，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没有好坏与是非之分。比如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大量的非正规就业已经不是传统的低端就业的概念，有相当一部分在向高端发展。针对正规就业，政府施策的关键是增加市场的弹性，增加竞争力，增加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针对非正规就业，政府则应进一步降低制度成本，降低门槛，使非正规就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大的升级和走向高端的空间。
（本文为作者在“2016—2020年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改革展望——中欧社会保障改革项目2016年高级别会议”上的发言，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