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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本文记述他1957年被划为“右派”时的一段经历。
整风运动
1957年的春天，党开展了“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的宗旨，是帮助党整风。所谓整风，当然是指去掉不良作风，去掉存在于共产党内的坏作风。整风运动——开始就是“揭露问题”，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尤其是针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提意见。
最初人们都认为这不过是共产党内部的思想教育运动，没有想到会是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
由于我1951年就出国，对国内政治斗争情况一无所知，其间发生的“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与我毫无关系，所以，我对即将来到的这场政治运动，即无经验可言，也无任何思想、心理准备。
“整风运动”开始时，是很和风细雨的，主要是通过座谈会形式，听取教职员工对党委的意见。当然大家都很谨慎，给党委提意见，更多还是提希望。
我的一张大字报
随着大字报的大鸣大放，“自由论坛”也出现了，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议论。
当时我也很积极，于是也就开始琢磨写个大字报。1957年5月31日晚饭后，我们一些青年教师聚在一起议论，大家表示也要写张大字报，表达青年教师的意见，大家推举我主持并起草大字报。大字报共有5个方面内容：
第一，认为学校整风不力，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帮助党整风；
第二，学校的问题揭得还不够，中层干部都不出来揭发，要求中层干部带头帮党整风；
第三，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但真相究竟如何，没有下落，应当就一些重大问题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弄清真相，公布于众；
第四，老教师中有一些在“肃反”中，由于“肃反”扩大化背了黑锅，应当予以澄清、道歉；
第五，现今的工会选举不民主，是自上而下的指定，应当实现工会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
写完大字报后，我们就开始征集另外一些青年教师签名，许多人都毫无保留地签了名，共有20位。我是第一个签名的，当然最后也就成为这张大字报的主谋。
第二天清晨，我们将大字报贴在了三号楼门前，引来了很多人看。北京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刘镜西也看了我们的大字报。看完后还说大字报写得不错。
政治批判4步走
7月份的某一天，看到校园内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开始揭发我的“右派”面目和罪行。这张大字报上面，最集中批判的当然就是那张20个人签名的大字报。不久前还被交口称赞的大字报，如今却成为“反党”的大字报。
当时中国的政治批判，一般说来是分四步走：揭露、批判、斗争、认罪。
首先是揭露。要揭露得彻底，你说的每一句话、写的每一个字都要查，你的档案、你的日记、你向组织写的汇报、交心材料都要查，你的历史、你的家庭出身也都要联系起来。揭露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上述各种资料中的蛛丝马迹来证明你本来就不是一个好人。
其次是批判。要批判得体无完肤，上纲上线。你说在党委领导下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那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你说工会要民主选举，那就是否认党的领导……在那个时候，对具体一个党组织的不同意见，就可以上纲为攻击党的领导、否定党的领导。
再者就是斗争。面对面的斗争会，斗争会是“刺刀见红的”，任何人在斗争会上，都要亮出自己的“立场”，能不能划清政治立场，这是组织是否信任你的关键。无论先前是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夫妻关系等等，都要在“立场”的“大是大非”上划清界限。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就是这样一些人物，有的是情势所迫，有的则是出卖灵魂！
最后是认罪，把别人骂你的东西，用自己的话再骂上自己一遍，这就是低头认罪，这就是态度好。如果你敢于反驳，那斗争会不仅要升级，而且要无期限地延续下去，直至你“低头认罪”时为止！
所有“右派”都是领导决定的
当时所有被划为“右派”的，都是经院党委研究确定的。领导决定了划谁为“右派”，那下面的积极分子就按照这个目标去揭发、批判。
这些积极分子，他们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党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比如你要说我是“右派”，那这些积极分子就看我在整风鸣放期间有没有什么言论或行动；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看我历史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如果历史上没什么问题，那再看我出身是不是好……总之，他们的使命，是向领导证明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右派”，证明领导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们还有批判的重任。他们最后看了我领衔的20个人签名的大字报，说这就是“右派”言行，那他们就开始批判这个大字报，再从这张大字报挖出我的动机。
当时，这样的运动模式是很普遍的，可以说都是这么做的，即“右派”分子必须是由上面先来定，而不是下面人来定的。下面的人在领导决策前可以揭发，但最终是不是“右派”，必须由领导来定，这是很厉害的。
我很快就缴械投降了
“反右”斗争深入以后，都要追查“右派”分子的反党“动机”。一般说来，反党动机是好“查”出来的：有的人是历史上的“反党”；有的人是因为待遇不满“反党”；有的人是因严重的个人主义而“反党”；有的人是对党的教育方针不满“反党”；有的人是学术思想“反党”等等。
那么，我的“反党”的“动机”又是什么根源呢？上面一些原因，似乎都不能加以归纳。
后来“反右”补课时，学校又召集会议，在全校礼堂进行辩论，讨论我成为“右派”的思想根源，以解决师生中的一些糊涂思想，解决对“右派”“恨不起来”的错误观念。
我后来才晓得争辩的结果。我之所以沦为“右派”，主要根源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是所受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毒害太深，再加上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不好好进行思想改造的结果。
而这一结论，对于当时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紧箍咒”：你们有几个人是工农家庭出身？有几个不是受资产阶级教育？你们不注意改造，不老老实实听党的话，随时可以成为”右派”。
处理
批判完了之后，组织上就根据“右派”分子本人的认罪态度来进行处理；处理总的原则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那么，像我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过去参加过地下活动，参加过外围组织，算是有革命经历的了。而且像我这样又留苏的，回来后工作也很认真。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早早就缴械投降了，领导上认为我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不久“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也下来了，对我的处分算是比较轻的。
所有“右派”分子的处分分为六类：一、二、三类的处分最重，被称为“极右”分子，组织关系仍在学校，但要离开学校去改造，其中一类最厉害，开除公职实行劳动教养，二类、三类只发给生活费到外地实行监督劳动，劳动改造好了还可以回来。四、五、六类被称为“右派”分子，留在学校就地改造，工资降级，其中四类处分工资降二级，五类处分工资降一级，六类处分最轻，免于处分。我算是五类处分，开除团籍，撤销助教职称，工资降一级。全校教职工中，只有两人是六类处分。
“要夹着尾巴做人！”
组织上做了处理之后，组织上对我的讲话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中：“要夹着尾巴做人！”
随后的20多年里，我都在学着“夹尾巴”做人，稍有不慎就被批评为“翘尾巴”。那时候对知识分子最习惯的用语是“翘尾巴”和“夹尾巴”，有些知识分子还有“翘尾巴”的本钱，“右派”知识分子“翘尾巴”的本钱全都输光了，只剩下“夹尾巴”了！
得到组织处理之后，我真的就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从天堂之门跌入了地狱之门！政治上成了人民的敌人，家庭上刚刚从苏联回国结婚还不满一个月的妻子立即提出离婚，再加上之后不久在西山劳动时被火车轧断一条腿，可以说人生所有承受的一切打击和痛苦，全都压在了我的头上，但我要坚强地活下去！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坚强地活下去！”我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是：“困难只对怯懦者存在。”我想起了一句名言：“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的人，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人！”
（摘自法律出版社《浮沉与枯荣：八十自述》 口述：江平 整理：陈夏红）
整风运动
1957年的春天，党开展了“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的宗旨，是帮助党整风。所谓整风，当然是指去掉不良作风，去掉存在于共产党内的坏作风。整风运动——开始就是“揭露问题”，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尤其是针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提意见。
最初人们都认为这不过是共产党内部的思想教育运动，没有想到会是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
由于我1951年就出国，对国内政治斗争情况一无所知，其间发生的“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与我毫无关系，所以，我对即将来到的这场政治运动，即无经验可言，也无任何思想、心理准备。
“整风运动”开始时，是很和风细雨的，主要是通过座谈会形式，听取教职员工对党委的意见。当然大家都很谨慎，给党委提意见，更多还是提希望。
我的一张大字报
随着大字报的大鸣大放，“自由论坛”也出现了，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议论。
当时我也很积极，于是也就开始琢磨写个大字报。1957年5月31日晚饭后，我们一些青年教师聚在一起议论，大家表示也要写张大字报，表达青年教师的意见，大家推举我主持并起草大字报。大字报共有5个方面内容：
第一，认为学校整风不力，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帮助党整风；
第二，学校的问题揭得还不够，中层干部都不出来揭发，要求中层干部带头帮党整风；
第三，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但真相究竟如何，没有下落，应当就一些重大问题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弄清真相，公布于众；
第四，老教师中有一些在“肃反”中，由于“肃反”扩大化背了黑锅，应当予以澄清、道歉；
第五，现今的工会选举不民主，是自上而下的指定，应当实现工会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
写完大字报后，我们就开始征集另外一些青年教师签名，许多人都毫无保留地签了名，共有20位。我是第一个签名的，当然最后也就成为这张大字报的主谋。
第二天清晨，我们将大字报贴在了三号楼门前，引来了很多人看。北京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刘镜西也看了我们的大字报。看完后还说大字报写得不错。
政治批判4步走
7月份的某一天，看到校园内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开始揭发我的“右派”面目和罪行。这张大字报上面，最集中批判的当然就是那张20个人签名的大字报。不久前还被交口称赞的大字报，如今却成为“反党”的大字报。
当时中国的政治批判，一般说来是分四步走：揭露、批判、斗争、认罪。
首先是揭露。要揭露得彻底，你说的每一句话、写的每一个字都要查，你的档案、你的日记、你向组织写的汇报、交心材料都要查，你的历史、你的家庭出身也都要联系起来。揭露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上述各种资料中的蛛丝马迹来证明你本来就不是一个好人。
其次是批判。要批判得体无完肤，上纲上线。你说在党委领导下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那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你说工会要民主选举，那就是否认党的领导……在那个时候，对具体一个党组织的不同意见，就可以上纲为攻击党的领导、否定党的领导。
再者就是斗争。面对面的斗争会，斗争会是“刺刀见红的”，任何人在斗争会上，都要亮出自己的“立场”，能不能划清政治立场，这是组织是否信任你的关键。无论先前是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夫妻关系等等，都要在“立场”的“大是大非”上划清界限。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就是这样一些人物，有的是情势所迫，有的则是出卖灵魂！
最后是认罪，把别人骂你的东西，用自己的话再骂上自己一遍，这就是低头认罪，这就是态度好。如果你敢于反驳，那斗争会不仅要升级，而且要无期限地延续下去，直至你“低头认罪”时为止！
所有“右派”都是领导决定的
当时所有被划为“右派”的，都是经院党委研究确定的。领导决定了划谁为“右派”，那下面的积极分子就按照这个目标去揭发、批判。
这些积极分子，他们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党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比如你要说我是“右派”，那这些积极分子就看我在整风鸣放期间有没有什么言论或行动；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看我历史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如果历史上没什么问题，那再看我出身是不是好……总之，他们的使命，是向领导证明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右派”，证明领导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们还有批判的重任。他们最后看了我领衔的20个人签名的大字报，说这就是“右派”言行，那他们就开始批判这个大字报，再从这张大字报挖出我的动机。
当时，这样的运动模式是很普遍的，可以说都是这么做的，即“右派”分子必须是由上面先来定，而不是下面人来定的。下面的人在领导决策前可以揭发，但最终是不是“右派”，必须由领导来定，这是很厉害的。
我很快就缴械投降了
“反右”斗争深入以后，都要追查“右派”分子的反党“动机”。一般说来，反党动机是好“查”出来的：有的人是历史上的“反党”；有的人是因为待遇不满“反党”；有的人是因严重的个人主义而“反党”；有的人是对党的教育方针不满“反党”；有的人是学术思想“反党”等等。
那么，我的“反党”的“动机”又是什么根源呢？上面一些原因，似乎都不能加以归纳。
后来“反右”补课时，学校又召集会议，在全校礼堂进行辩论，讨论我成为“右派”的思想根源，以解决师生中的一些糊涂思想，解决对“右派”“恨不起来”的错误观念。
我后来才晓得争辩的结果。我之所以沦为“右派”，主要根源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是所受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毒害太深，再加上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不好好进行思想改造的结果。
而这一结论，对于当时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紧箍咒”：你们有几个人是工农家庭出身？有几个不是受资产阶级教育？你们不注意改造，不老老实实听党的话，随时可以成为”右派”。
处理
批判完了之后，组织上就根据“右派”分子本人的认罪态度来进行处理；处理总的原则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那么，像我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过去参加过地下活动，参加过外围组织，算是有革命经历的了。而且像我这样又留苏的，回来后工作也很认真。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早早就缴械投降了，领导上认为我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不久“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也下来了，对我的处分算是比较轻的。
所有“右派”分子的处分分为六类：一、二、三类的处分最重，被称为“极右”分子，组织关系仍在学校，但要离开学校去改造，其中一类最厉害，开除公职实行劳动教养，二类、三类只发给生活费到外地实行监督劳动，劳动改造好了还可以回来。四、五、六类被称为“右派”分子，留在学校就地改造，工资降级，其中四类处分工资降二级，五类处分工资降一级，六类处分最轻，免于处分。我算是五类处分，开除团籍，撤销助教职称，工资降一级。全校教职工中，只有两人是六类处分。
“要夹着尾巴做人！”
组织上做了处理之后，组织上对我的讲话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中：“要夹着尾巴做人！”
随后的20多年里，我都在学着“夹尾巴”做人，稍有不慎就被批评为“翘尾巴”。那时候对知识分子最习惯的用语是“翘尾巴”和“夹尾巴”，有些知识分子还有“翘尾巴”的本钱，“右派”知识分子“翘尾巴”的本钱全都输光了，只剩下“夹尾巴”了！
得到组织处理之后，我真的就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从天堂之门跌入了地狱之门！政治上成了人民的敌人，家庭上刚刚从苏联回国结婚还不满一个月的妻子立即提出离婚，再加上之后不久在西山劳动时被火车轧断一条腿，可以说人生所有承受的一切打击和痛苦，全都压在了我的头上，但我要坚强地活下去！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坚强地活下去！”我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是：“困难只对怯懦者存在。”我想起了一句名言：“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的人，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人！”
（摘自法律出版社《浮沉与枯荣：八十自述》 口述：江平 整理：陈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