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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
大概很少有人一首诗都没读过，至少你会在小学语文课本里读过“春眠不觉晓”，或者“床前明月光”吧。但读诗的经历不同，给人带来的影响就不同。我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9岁生日那天，姐姐竟从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回一本书送给了我。那是一本诗集：《回声》，作者金波。一个小学生哪懂什么是詩啊。然而，当我翻开这本绿色封面的小书时，一下被吸引住了——
这绿色的山谷多么好，
有这么多红的花，绿的草，
还有满山的果树，
结着鸭梨、苹果和蜜桃。
这里还有一位小伙伴，
他整天在山谷里奔跑，
多少次我想见他一面，
只因山深林密找不到。
可是我唱山歌，
他也跟着唱山歌;
我吹口哨，
他也跟着吹口哨……
如果你想知道他的名字，
你就向群山问一句：
叫你“回声”好不好？
他准会答应一句——“好！”
多美的意境，多纯的童心啊！除了这首《回声》，我至今仍能记得的还有《林中的鸟声》《雨后》《卢沟桥的狮子》《走过高门楼》《怎样做时间的主人》《在老师身边》等。这优美的诗句陶冶了我的情操。当然，后来读了一本又一本诗集，然而，《回声》却真的像那山谷间的回声，绵绵不绝地刻录在我知识宝库的“内存”里。
《回声》可说是我与诗歌结缘的启蒙读物，我一下记住了诗人的名字——金波，产生了崇拜诗人的情愫。后来我与金波老师成为忘年交，那是另一个故事，这里暂不多述。是不是可以说，每个人读到的第一本诗集至关重要，如果你遇到的第一本诗集翻开后索然无味，或是很难读懂的晦涩的句子，怕是你会躲开它远远的，不会对诗歌产生什么好感和兴趣了吧。
我少年时开始喜爱读诗，那时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也写诗，本能地对那些分了行、押韵的文字格外敏感。我的诗歌情缘还与我上的中学分不开，那个时期不用考试，而是就近分配，我得以幸运地进入了北京二中这所名校。初中、高中，五年的时光在这所文化底蕴深厚的学校里度过。学校有一个诗歌小组，指导老师是诗人尹世霖，当时他的诗集《红旗一角的故事》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全国发行，还上了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影响很大。而那个年代能够正式出版诗集的诗人凤毛麟角，记得仅有贺敬之、李瑛、李学鳌等。著名散文家韩少华也在二中执教，他的散文名篇家喻户晓，可谁读过韩老师写的诗呢？我读过！那是一首长诗，语言清新，意境远阔，韵律优美，读来朗朗上口。不知那首诗后来是否发表了，但对如饥似渴的我，却是多么难得的文学滋养啊。忆少年，是二中“催生”了我的第一首诗，那年学校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长跑活动，校广播站的老师找到我，让我写一首朗诵诗，要求像当年长征途中给战士们鼓劲那样的诗。我一点没犹豫，连夜写出来第二天就交稿了。长跑活动开始那天，全校师生都听到了我的诗《新的长征》，由同学中朗诵最棒的张茜朗诵，她的声音特别好听，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其实，中学生少年爱上诗歌是很自然的事，只是当年那个“文化荒漠”的时期，几乎没有更多的诗集可供我们读啊。在北京二中让我觉得离诗比较近的原因，一是有一个由诗人老师指导的诗歌小组;还有一个是，写出了《黄河大合唱》的著名诗人光未然的儿子张安东、著名诗人艾青的儿子艾丹，都是我不同班的同学。后来几十年后我们见面，他们虽然都在各自的文化领域成绩卓著，却都没能成为诗人。我和他们笑谈：只有我算与“诗人”沾了点边儿。
品诗
我真正“品”的第一首诗，是郭沫若先生的《凤凰涅槃》。这简直有点不可思议，请容我慢慢道来。我进入北京二中的时候，是“文革”正迅猛进行的1968年，幸遇骨子里属“修正主义”的班主任老师贾作人先生。从他身上，我们不能不感到名校就是名校、二中就是二中！尽管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他坚持说：学生不读书干什么？青春年少的我，对写诗产生浓厚兴趣，而且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往贾老师那儿送。他从不嘲笑我，怕挫伤了我的积极性。只是我写的几首“旧体诗词”，让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拿出半天时间，专门给我讲诗词格律，讲“平平仄仄平平仄”。这以后，他把精力放在了指导我读书上。那个时候哪有书读啊？贾老师就每隔一段时间骑着他的“飞鸽”车到我家来，自行车后架上驮着一个用包袱皮儿裹着的大包——他把自己的藏书（当时都是禁书）一摞摞拿给我看。我知道了杨朔、秦牧、茅盾、吴伯箫、曹靖华、何其芳、臧克家、公刘、徐迟、艾青、田间、闻捷、王汶石、胡采、柳青、梁斌、刘白羽……知道了列夫·托尔斯泰、海明威、果戈理、莫泊桑、罗曼·罗兰、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有看不懂的就问，贾老师就讲。就这样，一个星期天的傍晚，贾老师给我带来了《沫若文集》，他翻开《凤凰涅槃》，先给我讲授生僻字，然后一边朗读一边讲解：
除夕将近的空中，
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
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
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
飞来在丹穴山上。
……
这是一首长诗，他讲得渐入佳境，我听得如醉如痴。贾老师讲到诗的结尾，我情不自禁地跟着他朗读出声来：“一切的一，常在欢唱。一的一切，常在欢唱……”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已是深夜……今天，如果我不把这情景写出来，有谁会知道、有谁会相信，在当时那一片文化荒漠上，一个中学老师为了培养他的一个未准能成才的学生，他是怎样地尽心尽力、付出一腔心血啊！
品诗，是读诗的精细化，是深一层的读诗。品诗“品”出些道道儿来，就离写诗不远了。 说到品诗，又得回到我的中学时代，回到北京二中。贾作人老师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他带着我课余时间“品诗”很长时间，一直到把我送上高中。高中的语文老师赵庆培，时任二中语文教研组组长，是贾老师的挚友。赵老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识丰富，性情率真，讲课时常有独到见解，可谓魅力四射。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名牌栏目《阅读与欣赏》，赵老师就是这个栏目的常年撰稿人。他的文章后来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影响很大。他也是那首儿歌“柳条儿青，柳条儿弯/柳树种在小河边/折枝柳条儿做柳哨/吹支小曲唱春天”的作者。我常去赵老师家“求教”，师母满颖也不烦我，有时到了饭口儿，就添双筷子，我就在赵老师家蹭饭。赵老师和我聊的全都是课本外的文学知识，比如《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我是第一次知道。他高声朗诵南宋朱熹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后，给我讲的是“宋诗的理趣”，使我大开思路，受益多多。当代诗人中，赵老师不但给我讲艾青、臧克家、闻一多、郭小川、公刘、严阵、闻捷、田间等著名诗人的经典之作。一天，他递给我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共和国的歌》，作者：徐迟。赵老师说，一个诗人的成就，不在他写了多少;真正的诗人，一首好诗就够了。我领会他的意思，回到家一首一首地“品读”起徐迟的詩来，越读越佩服赵老师的眼光。可以说，徐迟先生的这本诗集，对我后来的诗歌创作很有教益，具体的例子我放到后面“写诗”里再说。
作为我的恩师，赵庆培老师和我之间还有一件趣事。那是在高一年级的语文课堂上，记得那堂课是命题作文《春游颐和园》。不知怎的，我忽然诗思如泉涌，“哗哗哗”在作文本上写下了一组诗，等后悔不安时已来不及改写了。下课的铃声响了，只好硬着头皮交本。几天后讲评作文，赵老师先表扬了写得好的几位同学，然后他严厉地说：“做好命题作文很重要，对这项基本功的训练一定要认真对待，要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次我们班有个别同学没有按要求做，还写起诗来……”我的心咚咚直跳，不敢直视赵老师的目光，后边的话什么也没听清楚。当那本“沉甸甸”的作文本发到我手里时，我赶紧放进书包。直到下午放学后，我才翻开作文本，啊？在《春游颐和园》的题目旁，竟是一个大大的“优”字！我的那一行行“诗”，赵老师认真改过了，有的句子下边还画了表示赞许的红圈圈儿。文尾处的批语只有两个字：“很好！”
写诗
读诗、品诗带来的冲动就是写诗了。
最初的写诗，一定多少带有模仿的成分。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很有道理。我们这代人的少年时期，崇拜、迷恋的是高尔基的《海燕》、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像我这样有着想当诗人志向的青少年，还会像今天的追星族们一样追诗人郭小川。情窦未开的我，读郭小川的长诗《静静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还不能完全领悟诗的深邃及意境，却也从流畅的诗句中读出了一种淡淡的美。后来知道，贺敬之、郭小川的“楼梯诗”，是受到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于是我也找来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来拜读、学习。就在这种诗的氛围氤氲中，我在上高中一年级时，写出了我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处女作”《雷锋和我们同在》。这是一首长诗，有近三百行。特别幸运的是，这首诗得到大诗人臧克家先生的肯定，他给我打了65分，并说：“还可以比65分再高一点。”那是1972年，臧老刚刚从“向阳湖”干校回京不久。自那时起，这首诗成了“敲门砖”，我得以经常登堂入室，成为老诗人的一个忘年交小友。
在编选自己的诗集时，犹豫再三，终不能放弃这首虽不成熟却打上了青春印迹，更承载着我对臧老深深感恩之情的处女作。今天，自己朗诵起四十多年前的诗句，胸中似仍能寻到起伏的少年激情——
天山的雄鹰啊
你们为何
扑打双翅
唤来飞雪
莫不是
要让冰峰洁白？
南来的大雁啊
你们为何
组成利剑
一字排开
莫不是
要把白云剪裁？
我始终认为，诗歌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形式，是艺术殿堂里高傲的桂冠，是桂冠上那颗闪着耀眼光芒的明珠。对于写作者来说，不具备丰沛的才情、缺乏思辨的深邃，千万不要去写诗，连边儿也别碰。这是对诗歌应有的敬畏。那么天下有那么多诗歌爱好者，就不写诗了吗？当然不是。其实诗歌本身是大众化的，来源于民间，诗人永远诞生在人民中间。写诗的第一要义，就一个字：真！我们看到一些并非诗人的青春男女，他们的情诗写得都不俗，有的还十分亮眼。我偶尔阅读过一些，不禁大吃一惊，那些诗大都写在日记本里并不想示人的，的确是心灵的流露，发自内心的表达。想起件逗事：我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村里有几个老知青，抽烟喝酒，经常不出工。其中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看上了新来的一个女生，竟塞给她一个纸条儿。我们班那位美女没敢一个人看，就当着我们几个同学的面打开，只见纸上写的是一首情诗，第一句是：“爱情的火焰在纸上烧”，哈哈，大家都笑了。女同学说，烧什么烧？纸都烧没啦！
我也写爱情诗，却多是失恋的痛苦，那滋味，真是刻骨铭心。
这支歌不再有旋律
残缺的音符埋在心里
如果有个梦会偶尔扰你
那是深夜里我孤独的叹息
这照片就要归还你
请将我配的镜框也带去
假如有一天你擦一擦它
才知道抹不去的是记忆
在我们离别的这个冬季
雪花飘落下一片静谧
我想留给你往日的微笑
却没能掩饰住苦涩的泪滴
……
当时黑龙江省的《妇女之友》杂志的编辑雨萌来北京约稿，我就把这首诗交给她了，不想得了一个“全国爱情诗大赛”的一等奖。后来，“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还为这首诗谱了曲，发表在北京的《音乐周报》上。 同样一个题材，如果你觉得用散文笔法不能很好地表达，写起来不够精彩甚至索然无味时，那么不妨写首诗试试。我到新疆博尔塔拉州霍城采风时，第一次见到被誉为“世界上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瞬间被她的辽阔、美丽、圣洁所征服，本应写篇散文的，但几次动笔都觉得笔下的文字哪有湖水本身动人？干脆写诗吧。一首《赛里木湖的波光》出笼了——
赛里木湖的波光
在哈萨克小伙的心中荡漾
他们世代弹着冬不拉
湖水便像圣泉一樣清凉
这首诗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网上已经有多个朗诵版本，还有歌手谱上曲传唱开来。
2019年，作家李迪在新疆采写《加油站的故事》，他约上我随他“走马观花”。我们来到了被称为“中国西极”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的康苏镇。如果说祖国的版图像一只雄鸡，那么“中国西极”的地理标志就矗立在大雄鸡的尾巴上。而我们所采访的加油站，就像是雄鸡尾巴上一片漂亮的羽毛。小站只有一位员工，是一位柯尔克孜族小伙子，名字叫“玉山·衣沙克”，就是加油站的经理。我当时来了灵感，写了一首叙事诗《雄鸡尾上的加油站》，后来发表在《光明日报》，最后一节是这样的：
加油员保洁工歌唱家翻
译还有经理，
“玉山·衣沙克”是他们
的名字。
你很可能以为小站有好
几位员工，
错了，这里只有一位柯
尔克孜族兄弟！
诗的最后两句，创意的“原创”不是我，而是我崇拜的著名诗人徐迟先生。我读过他的一本诗集《共和国的歌》，其中有一首赞美云南的少数民族彝族的一个分支撒尼人的诗《撒尼人》：
云南的撒尼人人口不多，
他们可有两万多音乐家，
还有两万多舞蹈家，
还有两万多诗人。
他们有两万多农民，
还有两万多牧羊人，
可不要以为他们有十万人，
他们的人口只是两万多。
人的一生有诗相伴才算完美;活过多少年却始终与诗无缘该是多么无趣、乏味甚至无聊。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