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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一间病房里，病床上躺着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她就是华中师范大学离休干部戴重远，前不久是她的百岁寿诞。她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一
“1930年到1931年，少奇同志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这以前，我不认得少奇。那时我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念书，他那个代表团有多少人我想不起来，比较有名的我记得有陈郁，好像还有梁广，还有几个上海的工人。我从莫斯科回上海工作时曾找过一个叫阿金的女同志（名字不记得了），她是丝厂工人。还有一个女同志小红（戴重远）。”此段文字见《杨尚昆：回忆少奇》，而文中所提的“小红”就是百岁老人戴重远：9岁开始做童工，16岁参加工人罢工，被监禁3个月；17岁时和刘少奇假扮夫妻去苏联，参加了世界职工代表大会；18岁领导工人运动工作，参加地下党，随后积极投身革命；1963年以来，她在华师担任13年组织部长、8年图书馆馆长。
见学生带“慰问品”就气
“华师就是我的家，今天就是一家人团聚。”前不久华师一行人来到病床前，为戴老庆贺百岁寿诞。“坚持学习、不求私利、秉公办事。您的嘱咐，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百岁老人戴重远在病床上度过了她的百岁生日，校领导和学生们给她送生日祝福。同时，还说起了她的十二字箴言。众人临走前，戴老起身与学生代表拥抱告别。
“一生正气，诲人不倦”是戴重远老人给华师外国语学院学生张楠最深刻的印象。张楠回忆，“第一次去戴奶奶家时，只看见昏暗的屋子里，只有一张简单的木式床，一个旧式柜子上立着一个20时左右的老式电视机，家里洗衣机、空调都没有。”戴重远很喜欢学生来看望自己，但往往会因为学生带来一些简单“慰问品”而气得面红耳赤。
长寿秘诀：豁达、乐观。喜欢吃带鱼
大家都喜欢叫她“戴奶奶”，这也是戴重远最开心听到的昵称。“一生正气，诲人不倦”是华中师大第一位百岁老人戴重远给外国语学院学生张楠最深刻的印象。
“在与戴奶奶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听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党。”外国语学院毛晶晶回忆起拜访戴重远时的情景。
在孙女甘建英的印象中，奶奶对工作相当认真，一直把时间花在工作上，连家务都没空做。她说，“我那时很小，奶奶一般很晚才回家，我问她在为什么会晚近两个小时回家，奶奶说：‘做组织工作。’我一直以为组织工作是去吃好吃的。”她表示，在她的印象中，奶奶对工作相当认真。一直是只做工作，不做家务。老人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长寿秘诀：豁达、乐观，喜欢吃带鱼。
17岁时被派去苏联
与刘少奇假扮夫妻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是戴重远的一段奇特经历。当时，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发言，并当选为第五届“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当年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杨尚昆在回忆中指出：“少奇同志对扣给他的‘帽子’，一直胸怀坦然，从不放在心上。这显示了少奇同志具有不迷信权威，不畏惧压力，勇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
老人回忆说：“1930年四五月间，我在上海闸北区的经纶丝厂当女工，那时只有17岁，恰逢地下党在厂区附近办起工入夜校，我和一些姐妹都参加了夜校学习。”戴重远回忆，当时闸北区团委书记伍仲文同志问她，“有一个会，你去不去参加？”“是什么会？在哪里开？”
“领导告诉我说在苏联，如果同意去的话，需要找一个可靠的人一起去。”征得了家里人的同意，戴重远决定去。于是，她辞了工，被安排住在一个女交通员家里，等着和她一起去开会的人来。等了两天，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同志来了，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显得很沉着、老练。
“一位女同志告诉我，就是他将带我去苏联。我一听这话，当时脸刷地就红了，心扑扑直跳。”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戴重远笑着说，“当时心想自己是一个没出阁的大闺女，和一个不相识的男人结伴出门，多难为情！但看到他举止不凡、和颜悦色的，心也就放宽了些。”
这位男同志就是刘少奇，他说，我们准备去参加一个会，路上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假装夫妻，你要少说话，听我指挥。为了方便，刘少奇为戴重远起了个名字叫黄菊英。
在刘少奇身边度过近半年时间
两天后，少奇同志带着她乘坐从上海到大连的轮船。“这时已经是6月初了。我们到了大连，在一个旅馆里住了三天，就乘坐由大连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在哈尔滨住了两天。接着乘坐中东路的火车到绥芬河。在绥芬河，我们住在一个小店里。店主对我们说，明天‘毛子’（苏联同志）就来接你们。第二天清早，一个‘毛子’带我们上路。记得当天早上雾很大，路边的小草挂着露珠，我们走在小路上，裤子都湿透了。走到下午，‘毛子’把我们带到苏联红军的一个哨所里。红军同志拿来了黑面包和红茶让我们吃。吃完稍事休息，当晚就来了一辆马车，把我们接到一个兵营，住在一间稻草房里。半夜时分，我们又坐上了另一辆马车，继续赶路。第二天清晨，马车在一个苏联老百姓家门口停下来。这家老百姓是一对老夫妇，带着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我们在这里不出门，住了一周左右。然后坐火车到海参崴。记得到海参崴是当日下午3时左右。下车后，少奇同志让我看着行李，他手里拿着一个由红绿纸卷成的纸卷子做了几个动作。大概这就是联络信号。随即就有一位同志把我们接到一个大旅馆里住下。在这个旅馆里，我们碰到许多中国同志，其中有瞿秋白、杨之华等。他们都是从苏联回来的。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天左右（当时从这里开往莫斯科的火车是十天一班）。我们就乘坐到莫斯科的火车。在火车上，我和少奇同志住在一个单间，这个单间是一个上下层的床架，上层床是可以活动的，白天收起来当沙发用，夜间放出来可以躺着休息。少奇同志睡上层，我睡下层。在火车上，少奇同志对我淡了许多话，讲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同资本家斗争，讲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讲将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等等，对我进行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在火车上，整整过了十天，才到达莫斯科。到莫斯科已是7月了。 我们到莫斯科后，见到了三四十个来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五大’的中国代表。我和少奇同志是中国代表中最后到达莫斯科的。代表来自东北、山西、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其中上海的有20人左右，大部分是从工厂来的，有纱厂、烟厂、丝厂、电车公司、码头工人等。欧阳立安同志也是中国代表之一，不过他是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青工会议的。他当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人，江苏省少共部长，才16岁。
代表到齐后，马上组织学习，并让张国焘、廖承志等人给代表们讲课。记得学了一个多月，然后赤色职工国际‘五大’才开幕。在学习期间以及开会期间，少奇同志不同代表们住在一起，但他常来看望代表们。照顾中国代表们生活的是一位中国的青年同志，他起了个外国名字叫马尔托夫。他长得学生模样。和我们代表团住在一起的有日本、朝鲜、越南等代表团。
赤色职工国际‘五大’，记得开了二三周，十月革命节前结束。在会上发言的大部分是各国的工人。中国代表团由我发言。记得少奇同志没有在会上发言。
“会议结束后，我们参加了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的大会，并观看了群众游行。十月革命节后，中国代表分成两组参观：一组到乌克兰，一组到列宁格勒。我参加列宁格勒这一组。参观共花了十来天。参观后，我很想留下来学习。请示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说，你是来参加开会的代表，必须回国去传达会议精神，学习以后总会有机会的。于是我和欧阳立安、张同志（是上海电车工人，名字记不起来了）三人，一起于1930年底回到了上海。”
从上海到莫斯科，戴重远在刘少奇同志身边度过了近半年时间，“少奇同志丰富的学识和斗争经验，坚定的革命信念，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满腔热情，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忠诚党员：68岁再度担任组织部长
戴重远的丈夫甘莲笙曾于1931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8月，戴重远与丈夫甘莲笙随中原大学南下，担任中原大学（华师的前身）第4队（学生学习小队）辅导员，与曾担任华师校长的郎郡诗共同管理日常工作。“她对待工作很认真，和学生相处非常融洽，和老师们交流也非常多。”郎郡诗回忆说。担任组织部长，是戴重远人生转变的重要时刻。戴重远说，自己作为一个党员要时刻告诉自己任重而道远。
1963年戴重远调来华师，担任组织部长，这一做就是10年。回忆起担任组织部长的经历，戴重远激动地表示：“人事处、组织部这些部门历来是容易生是非的地方，但是直到现在，我也还是敢说我在任时，从没有干过一件违背原则的事。”董惠明说，在母亲戴重远任职期间，是个很正直的人。她常常表示，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一切要按照党的原则来办事。
1981年，已经68岁的戴重远，在组织的安排下，再度担任组织部长。“戴老师一直很服从党的安排，就算年纪大了。”与戴重远共事、生活了30余年的肖俊回忆说，再度担任组织部长时，戴重远身体吃不消，上楼梯必须要有人扶。即便是这样，戴重远还是坚持每天按时上班，积极完成工作。
肖俊回忆，她在华师幼儿园工作时，幼儿园已很多次申请“湖北省文教战线先进单位”都未成功。1981年，幼儿园再次提交申请材料，戴重远在审核材料时对幼儿园的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通过了幼儿园“湖北省文教战线先进单位”的申请。
“1930年到1931年，少奇同志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这以前，我不认得少奇。那时我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念书，他那个代表团有多少人我想不起来，比较有名的我记得有陈郁，好像还有梁广，还有几个上海的工人。我从莫斯科回上海工作时曾找过一个叫阿金的女同志（名字不记得了），她是丝厂工人。还有一个女同志小红（戴重远）。”此段文字见《杨尚昆：回忆少奇》，而文中所提的“小红”就是百岁老人戴重远：9岁开始做童工，16岁参加工人罢工，被监禁3个月；17岁时和刘少奇假扮夫妻去苏联，参加了世界职工代表大会；18岁领导工人运动工作，参加地下党，随后积极投身革命；1963年以来，她在华师担任13年组织部长、8年图书馆馆长。
见学生带“慰问品”就气
“华师就是我的家，今天就是一家人团聚。”前不久华师一行人来到病床前，为戴老庆贺百岁寿诞。“坚持学习、不求私利、秉公办事。您的嘱咐，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百岁老人戴重远在病床上度过了她的百岁生日，校领导和学生们给她送生日祝福。同时，还说起了她的十二字箴言。众人临走前，戴老起身与学生代表拥抱告别。
“一生正气，诲人不倦”是戴重远老人给华师外国语学院学生张楠最深刻的印象。张楠回忆，“第一次去戴奶奶家时，只看见昏暗的屋子里，只有一张简单的木式床，一个旧式柜子上立着一个20时左右的老式电视机，家里洗衣机、空调都没有。”戴重远很喜欢学生来看望自己，但往往会因为学生带来一些简单“慰问品”而气得面红耳赤。
长寿秘诀：豁达、乐观。喜欢吃带鱼
大家都喜欢叫她“戴奶奶”，这也是戴重远最开心听到的昵称。“一生正气，诲人不倦”是华中师大第一位百岁老人戴重远给外国语学院学生张楠最深刻的印象。
“在与戴奶奶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听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党。”外国语学院毛晶晶回忆起拜访戴重远时的情景。
在孙女甘建英的印象中，奶奶对工作相当认真，一直把时间花在工作上，连家务都没空做。她说，“我那时很小，奶奶一般很晚才回家，我问她在为什么会晚近两个小时回家，奶奶说：‘做组织工作。’我一直以为组织工作是去吃好吃的。”她表示，在她的印象中，奶奶对工作相当认真。一直是只做工作，不做家务。老人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长寿秘诀：豁达、乐观，喜欢吃带鱼。
17岁时被派去苏联
与刘少奇假扮夫妻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是戴重远的一段奇特经历。当时，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发言，并当选为第五届“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当年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杨尚昆在回忆中指出：“少奇同志对扣给他的‘帽子’，一直胸怀坦然，从不放在心上。这显示了少奇同志具有不迷信权威，不畏惧压力，勇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
老人回忆说：“1930年四五月间，我在上海闸北区的经纶丝厂当女工，那时只有17岁，恰逢地下党在厂区附近办起工入夜校，我和一些姐妹都参加了夜校学习。”戴重远回忆，当时闸北区团委书记伍仲文同志问她，“有一个会，你去不去参加？”“是什么会？在哪里开？”
“领导告诉我说在苏联，如果同意去的话，需要找一个可靠的人一起去。”征得了家里人的同意，戴重远决定去。于是，她辞了工，被安排住在一个女交通员家里，等着和她一起去开会的人来。等了两天，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同志来了，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显得很沉着、老练。
“一位女同志告诉我，就是他将带我去苏联。我一听这话，当时脸刷地就红了，心扑扑直跳。”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戴重远笑着说，“当时心想自己是一个没出阁的大闺女，和一个不相识的男人结伴出门，多难为情！但看到他举止不凡、和颜悦色的，心也就放宽了些。”
这位男同志就是刘少奇，他说，我们准备去参加一个会，路上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假装夫妻，你要少说话，听我指挥。为了方便，刘少奇为戴重远起了个名字叫黄菊英。
在刘少奇身边度过近半年时间
两天后，少奇同志带着她乘坐从上海到大连的轮船。“这时已经是6月初了。我们到了大连，在一个旅馆里住了三天，就乘坐由大连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在哈尔滨住了两天。接着乘坐中东路的火车到绥芬河。在绥芬河，我们住在一个小店里。店主对我们说，明天‘毛子’（苏联同志）就来接你们。第二天清早，一个‘毛子’带我们上路。记得当天早上雾很大，路边的小草挂着露珠，我们走在小路上，裤子都湿透了。走到下午，‘毛子’把我们带到苏联红军的一个哨所里。红军同志拿来了黑面包和红茶让我们吃。吃完稍事休息，当晚就来了一辆马车，把我们接到一个兵营，住在一间稻草房里。半夜时分，我们又坐上了另一辆马车，继续赶路。第二天清晨，马车在一个苏联老百姓家门口停下来。这家老百姓是一对老夫妇，带着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我们在这里不出门，住了一周左右。然后坐火车到海参崴。记得到海参崴是当日下午3时左右。下车后，少奇同志让我看着行李，他手里拿着一个由红绿纸卷成的纸卷子做了几个动作。大概这就是联络信号。随即就有一位同志把我们接到一个大旅馆里住下。在这个旅馆里，我们碰到许多中国同志，其中有瞿秋白、杨之华等。他们都是从苏联回来的。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天左右（当时从这里开往莫斯科的火车是十天一班）。我们就乘坐到莫斯科的火车。在火车上，我和少奇同志住在一个单间，这个单间是一个上下层的床架，上层床是可以活动的，白天收起来当沙发用，夜间放出来可以躺着休息。少奇同志睡上层，我睡下层。在火车上，少奇同志对我淡了许多话，讲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同资本家斗争，讲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讲将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等等，对我进行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在火车上，整整过了十天，才到达莫斯科。到莫斯科已是7月了。 我们到莫斯科后，见到了三四十个来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五大’的中国代表。我和少奇同志是中国代表中最后到达莫斯科的。代表来自东北、山西、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其中上海的有20人左右，大部分是从工厂来的，有纱厂、烟厂、丝厂、电车公司、码头工人等。欧阳立安同志也是中国代表之一，不过他是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青工会议的。他当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人，江苏省少共部长，才16岁。
代表到齐后，马上组织学习，并让张国焘、廖承志等人给代表们讲课。记得学了一个多月，然后赤色职工国际‘五大’才开幕。在学习期间以及开会期间，少奇同志不同代表们住在一起，但他常来看望代表们。照顾中国代表们生活的是一位中国的青年同志，他起了个外国名字叫马尔托夫。他长得学生模样。和我们代表团住在一起的有日本、朝鲜、越南等代表团。
赤色职工国际‘五大’，记得开了二三周，十月革命节前结束。在会上发言的大部分是各国的工人。中国代表团由我发言。记得少奇同志没有在会上发言。
“会议结束后，我们参加了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的大会，并观看了群众游行。十月革命节后，中国代表分成两组参观：一组到乌克兰，一组到列宁格勒。我参加列宁格勒这一组。参观共花了十来天。参观后，我很想留下来学习。请示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说，你是来参加开会的代表，必须回国去传达会议精神，学习以后总会有机会的。于是我和欧阳立安、张同志（是上海电车工人，名字记不起来了）三人，一起于1930年底回到了上海。”
从上海到莫斯科，戴重远在刘少奇同志身边度过了近半年时间，“少奇同志丰富的学识和斗争经验，坚定的革命信念，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满腔热情，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忠诚党员：68岁再度担任组织部长
戴重远的丈夫甘莲笙曾于1931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8月，戴重远与丈夫甘莲笙随中原大学南下，担任中原大学（华师的前身）第4队（学生学习小队）辅导员，与曾担任华师校长的郎郡诗共同管理日常工作。“她对待工作很认真，和学生相处非常融洽，和老师们交流也非常多。”郎郡诗回忆说。担任组织部长，是戴重远人生转变的重要时刻。戴重远说，自己作为一个党员要时刻告诉自己任重而道远。
1963年戴重远调来华师，担任组织部长，这一做就是10年。回忆起担任组织部长的经历，戴重远激动地表示：“人事处、组织部这些部门历来是容易生是非的地方，但是直到现在，我也还是敢说我在任时，从没有干过一件违背原则的事。”董惠明说，在母亲戴重远任职期间，是个很正直的人。她常常表示，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一切要按照党的原则来办事。
1981年，已经68岁的戴重远，在组织的安排下，再度担任组织部长。“戴老师一直很服从党的安排，就算年纪大了。”与戴重远共事、生活了30余年的肖俊回忆说，再度担任组织部长时，戴重远身体吃不消，上楼梯必须要有人扶。即便是这样，戴重远还是坚持每天按时上班，积极完成工作。
肖俊回忆，她在华师幼儿园工作时，幼儿园已很多次申请“湖北省文教战线先进单位”都未成功。1981年，幼儿园再次提交申请材料，戴重远在审核材料时对幼儿园的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通过了幼儿园“湖北省文教战线先进单位”的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