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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及国民党左派;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武汉三镇和黄冈等地，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中，李汉俊、詹大悲等革命志士惨遭杀害。敌人四处张贴布告通缉中共党员，而他们所谓的“头号通缉犯”，就是董必武。
时近秋冬之交，湖北鄂城长江码头，一艘轮船靠岸。下船的人群中有一农民打扮的高个中年男子，他不慌不忙地走上江堤，见一群人围着一张通缉布告，便也驻足观看。当看到榜首的“董必武”三个字以及“可领取奖赏”时，他微微一笑，继续赶路。
谁也不知道，这位看似普通的农民，正是被通缉的董必武。
此时，他正要去投奔一位至交——鄂城县县长李愈友。
李愈友，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人，与董必武是同乡，更是多年的挚友。董必武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国，与同学张国恩一起策划反对袁世凯的秘密军事活动，不料被袁世凯的密探盯上。当时任炮兵团长的李愈友，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通风报信，董、张二人才得以脱险。而这一次，得知被通缉之后，董必武决定暂时隐藏起来。他先在法租界住了一阵子，又到汉口一位朋友家避了几天。外面风声愈来愈紧，他打算转移到别的地方时，首先就想到了老朋友李愈友。
可是，看到這张通缉布告后，董必武迟疑了。他相信李愈友一定会倾尽全力帮助自己，但也担心自己会连累李愈友。
“不管怎样，我都要小心隐藏身份，如果有什么不妥，立刻就走。”下定这样的决心，董必武以李县长“表兄”的身份，踏进了鄂城县府大门。
李愈友一见董必武，大吃一惊。
虽然出事后他一直担心董必武的安全，并希望能为董必武尽一份力，却没想到董必武就这么镇定地来了。但随即李愈友便表示，就是丢掉头上的乌纱帽，拼着身家性命，也要保护董必武在鄂城的安全。
董必武微笑着摇摇头：“不能让李兄为董某做这样大的牺牲，只要我们小心行事，守住我的身份，应该能够渡过这段危机。董某固然还想留着有用之身，为革命再作贡献，可是，以后的工作，也少不了李兄这样的人啊！”
李愈友陷入了沉思。
董必武留在县府，固然比在外面奔波安全，然而县府人多口杂，难保不出纰漏，要保守住这个秘密，实非易事。只靠自己一个人，显然是不行的，但让任何人参与进来，都要冒很大的风险，万一用人不察，走漏了一点风声，自己出事事小，董必武有什么三长两短，后果就严重了。
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一个可信之人。这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夫人。
李夫人聪慧、贤德、知书达理且深明大义，很受李愈友尊敬。李愈友连忙找来夫人，与她商量。
李夫人对董必武早有耳闻且很是敬重。听丈夫说了董必武目前的处境和保护他的打算后，她毫不犹豫地表示全力支持丈夫，还说：“我比你心细，这件事，你听我的，我保证让董先生安全地藏在这里，神不知鬼不觉。”
“那我这里先谢过夫人了。”听了夫人的话，李愈友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半天以来，他第一次露出笑容，打起了京剧腔。
此时李夫人的一句话更让他吃了定心丹：“古往今来，举大事而走漏风声的，多是‘心慢’的缘故，此刻你我夫妻这样郑而重之，秘密已先保守了一半。”
董必武随即感激地称赞道：“李夫人真是女中豪杰。李兄得了个贤内助。”
于是，李夫人着手安排董必武在鄂城县府的饮食起居。
县府有两间档案室，一向深闭紧锁，闲人免进。没有李愈友的准许，谁也不会打开，而且里面堆满了文件书籍，还有不少是李愈友个人的收藏，更是没有人敢进去翻看。李夫人避开他人，把两间档案室打扫收拾了一番，就安排董必武住在里面。一来不会被人发现;二来有书有报，住得再久，董必武也不会难挨;再者，李愈友不时与董必武讨论时事，虽常盘桓半日，别人会认为他在档案室里读书，不会起疑心。董必武的饮食一应由李夫人打理，好在李夫人本来就常常下厨为丈夫做菜，所以谁也没有起疑心。
他们把这两间档案室风趣地称作“保险箱”，说：“我们在保险箱里可锁了一个大秘密。”
就这样，董必武在“保险箱”里住了两个星期。虽然外面搜捕他的风声一日紧似一日，他却悠然自得地读书看报，与李愈友探讨时局，获得了投身革命以来难得的休息时间。
他感激地对李夫人说：“‘保险箱’里的这两个星期，我真正享受到了自由。”
直到有一天，一份省府的通知书送到李愈友面前：“据悉，通缉要犯董必武可能在你县境内，望……”
还未看完，李愈友的心就沉了下去，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消息走漏了？
看到这份通知，董必武表示要立刻离开，以免出事后连累李愈友夫妇。李愈友则认为，此时他更不能离开“保险箱”一步。
李夫人分析，如果上面真的掌握了什么情况，就不会发这样一份通知打草惊蛇。但是，既然有通知，说明鄂城对于董必武来说，已经很危险了。“不知董先生打算往哪里走？”她思索着问。
董必武说准备出国去避一避。
“如果是前往国外的话，我同意董先生离开。”李夫人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不论上面了解多少，我们不可心存侥幸，拿董先生的安全做赌。国外肯定比这里安全，董先生的决定是对的。可是不能说走就走，要走，也要走得神不知鬼不觉。容我们夫妻二人为先生好好筹划。”
董必武和李愈友都点头称是。
不久，李愈友瞅准时机，不露痕迹地把董必武送出了鄂城县。董必武由此返回武汉，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27年12月远赴日本。
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安全脱身了！
事后，李愈友欣慰地对夫人说：“董必武先生这‘头号通缉犯’在咱们的后院住了半个多月，上面没有听到什么，下面没有任何察觉，保守秘密，我们可算是做到了家呀。这大半是夫人的功劳。”
李夫人也幽默地答道：“我再能干，也多亏你‘知人善任’，把这么一桩大秘密托付给了我。”
李愈友夫妇用他们的正直和智慧，为我们党、为我们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也为保密故事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篇章。
时近秋冬之交，湖北鄂城长江码头，一艘轮船靠岸。下船的人群中有一农民打扮的高个中年男子，他不慌不忙地走上江堤，见一群人围着一张通缉布告，便也驻足观看。当看到榜首的“董必武”三个字以及“可领取奖赏”时，他微微一笑，继续赶路。
谁也不知道，这位看似普通的农民，正是被通缉的董必武。
此时，他正要去投奔一位至交——鄂城县县长李愈友。
李愈友，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人，与董必武是同乡，更是多年的挚友。董必武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国，与同学张国恩一起策划反对袁世凯的秘密军事活动，不料被袁世凯的密探盯上。当时任炮兵团长的李愈友，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通风报信，董、张二人才得以脱险。而这一次，得知被通缉之后，董必武决定暂时隐藏起来。他先在法租界住了一阵子，又到汉口一位朋友家避了几天。外面风声愈来愈紧，他打算转移到别的地方时，首先就想到了老朋友李愈友。
可是，看到這张通缉布告后，董必武迟疑了。他相信李愈友一定会倾尽全力帮助自己，但也担心自己会连累李愈友。
“不管怎样，我都要小心隐藏身份，如果有什么不妥，立刻就走。”下定这样的决心，董必武以李县长“表兄”的身份，踏进了鄂城县府大门。
李愈友一见董必武，大吃一惊。
虽然出事后他一直担心董必武的安全，并希望能为董必武尽一份力，却没想到董必武就这么镇定地来了。但随即李愈友便表示，就是丢掉头上的乌纱帽，拼着身家性命，也要保护董必武在鄂城的安全。
董必武微笑着摇摇头：“不能让李兄为董某做这样大的牺牲，只要我们小心行事，守住我的身份，应该能够渡过这段危机。董某固然还想留着有用之身，为革命再作贡献，可是，以后的工作，也少不了李兄这样的人啊！”
李愈友陷入了沉思。
董必武留在县府，固然比在外面奔波安全，然而县府人多口杂，难保不出纰漏，要保守住这个秘密，实非易事。只靠自己一个人，显然是不行的，但让任何人参与进来，都要冒很大的风险，万一用人不察，走漏了一点风声，自己出事事小，董必武有什么三长两短，后果就严重了。
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一个可信之人。这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夫人。
李夫人聪慧、贤德、知书达理且深明大义，很受李愈友尊敬。李愈友连忙找来夫人，与她商量。
李夫人对董必武早有耳闻且很是敬重。听丈夫说了董必武目前的处境和保护他的打算后，她毫不犹豫地表示全力支持丈夫，还说：“我比你心细，这件事，你听我的，我保证让董先生安全地藏在这里，神不知鬼不觉。”
“那我这里先谢过夫人了。”听了夫人的话，李愈友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半天以来，他第一次露出笑容，打起了京剧腔。
此时李夫人的一句话更让他吃了定心丹：“古往今来，举大事而走漏风声的，多是‘心慢’的缘故，此刻你我夫妻这样郑而重之，秘密已先保守了一半。”
董必武随即感激地称赞道：“李夫人真是女中豪杰。李兄得了个贤内助。”
于是，李夫人着手安排董必武在鄂城县府的饮食起居。
县府有两间档案室，一向深闭紧锁，闲人免进。没有李愈友的准许，谁也不会打开，而且里面堆满了文件书籍，还有不少是李愈友个人的收藏，更是没有人敢进去翻看。李夫人避开他人，把两间档案室打扫收拾了一番，就安排董必武住在里面。一来不会被人发现;二来有书有报，住得再久，董必武也不会难挨;再者，李愈友不时与董必武讨论时事，虽常盘桓半日，别人会认为他在档案室里读书，不会起疑心。董必武的饮食一应由李夫人打理，好在李夫人本来就常常下厨为丈夫做菜，所以谁也没有起疑心。
他们把这两间档案室风趣地称作“保险箱”，说：“我们在保险箱里可锁了一个大秘密。”
就这样，董必武在“保险箱”里住了两个星期。虽然外面搜捕他的风声一日紧似一日，他却悠然自得地读书看报，与李愈友探讨时局，获得了投身革命以来难得的休息时间。
他感激地对李夫人说：“‘保险箱’里的这两个星期，我真正享受到了自由。”
直到有一天，一份省府的通知书送到李愈友面前：“据悉，通缉要犯董必武可能在你县境内，望……”
还未看完，李愈友的心就沉了下去，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消息走漏了？
看到这份通知，董必武表示要立刻离开，以免出事后连累李愈友夫妇。李愈友则认为，此时他更不能离开“保险箱”一步。
李夫人分析，如果上面真的掌握了什么情况，就不会发这样一份通知打草惊蛇。但是，既然有通知，说明鄂城对于董必武来说，已经很危险了。“不知董先生打算往哪里走？”她思索着问。
董必武说准备出国去避一避。
“如果是前往国外的话，我同意董先生离开。”李夫人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不论上面了解多少，我们不可心存侥幸，拿董先生的安全做赌。国外肯定比这里安全，董先生的决定是对的。可是不能说走就走，要走，也要走得神不知鬼不觉。容我们夫妻二人为先生好好筹划。”
董必武和李愈友都点头称是。
不久，李愈友瞅准时机，不露痕迹地把董必武送出了鄂城县。董必武由此返回武汉，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27年12月远赴日本。
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安全脱身了！
事后，李愈友欣慰地对夫人说：“董必武先生这‘头号通缉犯’在咱们的后院住了半个多月，上面没有听到什么，下面没有任何察觉，保守秘密，我们可算是做到了家呀。这大半是夫人的功劳。”
李夫人也幽默地答道：“我再能干，也多亏你‘知人善任’，把这么一桩大秘密托付给了我。”
李愈友夫妇用他们的正直和智慧，为我们党、为我们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也为保密故事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