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与身份焦虑下的极端行径

• 作 者: 胡欣
• 出 处: 世界知识
• 发表日期: 2019年7期
• 关键词: 社会 新西兰 白人 让人 国家 宗教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任何时代变迁都有迹可循。
　　3月15日，新西兰遭遇血腥的一天。在人们眼里，这恐怕比几乎每天都在叙利亚、阿富汗发生的暴力事件更令人震惊，因为发生在克赖斯特彻奇市的严重枪击事件之头号嫌犯是一名澳大利亚籍白人，受害者则是那天聚集在该市两座清真寺内外的穆斯林。凶手训练有素的枪法、冷酷无情的点射，以及利用穿戴设备在网上进行的第一视角直播，不仅实现了“让人死”的目的，还达到了“让人看”的效果。此人在网上公布的“自白书”更把心中的仇恨与极端念头公之于众。
　　这恐怕不是一起孤立事件。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持续遭受宗教极端分子制造的袭击，如2015年的法国巴黎恐袭、2016年的美国奥兰多枪击等。西方极端思想的“暴力回应”也出现了，比如2011年7月挪威奥斯陆和于特岛的爆炸枪击案、2017年加拿大魁北克的清真寺射杀事件。这些都发生在一贯标榜安全和文化多元的西方国家，习惯了批判中东极端恐怖活动的民众也不得不直面附着于西方基督教文明本体的对抗性、排他性和战斗性基因。血流成河的现实后面透露出的行凶动机、思想观念更让人担忧，反映出不同文化、宗教间的对立，以及随着社会变迁，部分西方国家内部不安全感与焦虑感的上升，尤其是在其传统价值观念、族群结构受到外来冲击时，极端思想与行动成为一种选项。
　　凝视悲剧，让人想起已故美国战略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本世纪初他还写过《我们是谁》，表达了对非白人族裔人口激增“威胁”到传统白人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担忧。这次的新西兰枪击事件，让人看到种族主义思想的毒瘤仍然存在，“白人至上”主义的阴魂仍然不散。亨廷顿的观点却依然有着谶言式的魔力。
　　全球化背景下带来的现代性流动，加速催生着国家内部的文化碎片、社会分化以及身份焦虑，进而造成族群间的认同冲突。现阶段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是外來族群给西方社会带来的人口激增、犯罪率上升和宗教排他性。如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讲，涌入欧洲的难民移民是“噩耗的预言者”，会让原来的社会定居者感到自己的安全感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如果新来的移民无法或不愿融入已有社会，这些人将给他们新立足地的文化版图带来无法避免的改变。
　　如今，德法等国都表示了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放弃”，国民联盟（其前身为国民阵线）等极右翼势力之所以能凭借民粹主义主张在欧洲多国掀起浪潮，依靠的就是对现实愈发不满的民众的支持。所以不难理解，为何新西兰枪击案凶手在细节上处处显露“西方文明抵抗外族宗教入侵”的决心，挪威于特岛惨案凶手为“维护欧洲纯洁性”执意宣扬“驱逐穆斯林”、反对支持多元主义的政党。
　　不仅如此，从更大背景看，西方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好日子”一定程度上也在受到其它国家发展的影响甚至冲击。受经济增长不均、产业结构调整、全球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一些曾推行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其内部的反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声音日益喧嚣。全球政治体系中，新兴大国的发展不仅缩小了其与西方的地位差距，还削弱了西方模式曾经拥有的全球感召力。当西方经济活力衰退、社会矛盾激增，非西方大国却呈现稳定发展、制度完善、自信增强的景象，两形相较，西方对自身地位衰落的恐惧感、焦虑感被放大，现已开始将非西方力量的崛起视为一场“意识形态挑战”。
　　内外压力之下，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越感正加速流失，危机意识却不断加剧。社会虽试图重构能凝聚各类群体和宗教的发展模式和行为规范，但遭遇的挑战与困难无疑是巨大的，无处宣泄的压力转化成四伏的危机。对一些国家来讲，聚在越缩越小的西方文明圈子内核周围，共同阻碍新兴力量的崛起，是它们保持西方“优势地位”的本能选择。在某些白皮肤的民众看来，唯有排斥甚至清理掉与本族社会体系无法融合的外来移民，才能挽回自己的身份与价值。因此，在遭遇外来极端思想攻击的时候，西方内部的极端思潮也将矛头转向“非我族类”的人群。
　　无论什么原因，极端思想驱动下的暴力行为都是个人、社会、国家乃至国际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这些事件形成的连锁反应和煽动效应必将继续制造各种悲剧，值得世人警惕和反思。全球化时代，世上并无绝对的“安全孤岛”，谁也无法置身世外，哪个国家都不能隔岸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