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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舆论一面倒向消费拉动论，“投资”成了一个不好的代名词，甚至被有些网评家认为是中国经济中一切问题的根源，而我是少数还在强调投资重要性的经济学家。这种舆论的形成始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储蓄和投资太多、消费不足，由此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威胁到国际经济的稳定，主张中国转为采用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减少储、投资和外贸盈余。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推出了4万亿元的宏观调控措施，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使中国避免了大规模的失业，在外部环境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经济迅速恢复增长。但是，和国外一样，中国经济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政府采取反周期的措施，认为中国应该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并借机进行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11年初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加深了国内外对中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和可持续性的怀疑。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根源在于美国的过度消费而不在于中国的储蓄、投资过多，这个观点我在2012年6月从世界银行任满回国以后出版的《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和经验证明，在此仅增加一点证据以供参考：中国进出口贸易盈余从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7.6%的高点降为2012年的2.8%，这段时间中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没减少，而且还从2007年的41.6%增加到2012年的48.1%，消费则从2007年的49.6%略微减少为2012年49.2%，可见国际收支巨幅不平衡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过度储蓄和投资”。
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自2011年一季度以来节节下滑，持续时间之长为改革开放以来所不曾有过，但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同一时期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形比中国还严重。例如，巴西的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7.5%，降为2011年的2.7%，2012年的0.9%；印度的增长率则从2010年的9.0%，下滑为2011年的7.0%，2012年的5.3%。巴西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低于20%，而印度投资的占比也只比30%多一些，可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原因不在于中国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
为何不管以投资作为增长主要动力或是以消费作为增长主要动力的新兴经济体在同一时期都出现了增速下滑？
原因有二：一是，欧洲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二次探底，美国的经济虽然有所回暖，但2012年的增长率仅为2.2%，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13年的增长率估计也仅有2.0%，远低于过去经济复苏时的7-8%的增长率。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疲软，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对外出口增长锐减。二是，2008年以来的反周期刺激的项目已经完工或接近完工，国内投资需求下降。将因为周期性因素所造成的增长速度下降归咎于中国的增长模式也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论断。
投资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确实长期居于高位，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接近三分之二降低到现在的不足50%，然而这是否就是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取得了33年的快速发展，但是，维持经济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仍然是中国的首要任务。事实上投资比重的多寡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绩效，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共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年均7%或更高增长率”的成绩，这十三个经济体的五个共同特征之一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在经济增长被称为奇迹的东亚经济体中，现在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居于首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1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高达60，688美元，比美国的48，112美元高了26%。日本则为33，668美元，仅为新加坡的55%。新加坡的储蓄率长期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日本的储蓄率则从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前的34%降低到2011年的22%，但是消费占比的增加并没有使日本经济走出泡沫经济破灭后的20多年困境，所以，最近安倍经济学的三个主要内容之一恰恰是增加政府的投资以启动经济的增长。
提高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短期间增加消费也能增加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其原因在于消费的持续增加以收入增长为前提，而后者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來源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两者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要靠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来降低交易费用，消除增长的瓶颈。没有投资，就不会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继续增加，就只能靠举债，越积越多，到还本付息时，危机就来了。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是这样，南欧国家也是这样。反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效率提高，收入增长，到下期时，不仅投资可以增加，消费也同样可以增加。其实，2008-2012年间，中国消费年均增长9.2%，而1978-2007年间中国年均的消费增长则为7.7%，也就是在中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受海内外非议的这段时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学者或许会关心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但是，居民追求的是消费的绝对水平和消费的增长。
对比印度和中国的发展绩效最能说明在发展中国家以投资作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动力机制的重要性。两国同属人口超过10亿的文明古国，二次大战以后先后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开始了自己国家现代化的努力。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按美元现价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为182.3美元，印度为227.6美元，比印度低了20%；201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则增加到5429.6美元，印度才达1458.5美元，中国的人均收入为印度的3.7倍。这种发展绩效的反差显然和两国投资率的差异有关，中国的固定资产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比印度高10多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增长率在近些年有明显的提高，其固定资产的形成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长期低于25%增加到2005年以后的30%以上。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着各种体制机制不完善的结构性问题，尤其中国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种方式固然使中国的经济避免了苏联东欧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崩溃和长期停滞，并且在转轨过程中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双轨制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和干预，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的恶化和寻租、腐败现象的屡禁不止。中国确实需要毫不动摇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解决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建立现代化、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中国的投资在如何避免潮涌现象、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等问题上也有许多可以改善的空间。但是，把中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货币超发、创新能力不足、污染、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归结为投资惹的祸，因而认为中国应该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改为以消费来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一种头痛医脚，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
在当前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通过宏观微调和鼓励民间投资来启动需求，以稳定增长速度是完全必要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内城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改善等方面还有许多经济和社会回报都很高的投资机会。这方面的投资既可在当前启动需求，消化过剩产能，提高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收入和消费；建成后还可提高生产率、增长的潜力和质量以及经济运行的效率。上述投资在中国仍将会是一个一举多得，有利当前和未来的措施。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根源在于美国的过度消费而不在于中国的储蓄、投资过多，这个观点我在2012年6月从世界银行任满回国以后出版的《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和经验证明，在此仅增加一点证据以供参考：中国进出口贸易盈余从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7.6%的高点降为2012年的2.8%，这段时间中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没减少，而且还从2007年的41.6%增加到2012年的48.1%，消费则从2007年的49.6%略微减少为2012年49.2%，可见国际收支巨幅不平衡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过度储蓄和投资”。
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自2011年一季度以来节节下滑，持续时间之长为改革开放以来所不曾有过，但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同一时期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形比中国还严重。例如，巴西的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7.5%，降为2011年的2.7%，2012年的0.9%；印度的增长率则从2010年的9.0%，下滑为2011年的7.0%，2012年的5.3%。巴西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低于20%，而印度投资的占比也只比30%多一些，可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原因不在于中国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
为何不管以投资作为增长主要动力或是以消费作为增长主要动力的新兴经济体在同一时期都出现了增速下滑？
原因有二：一是，欧洲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二次探底，美国的经济虽然有所回暖，但2012年的增长率仅为2.2%，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13年的增长率估计也仅有2.0%，远低于过去经济复苏时的7-8%的增长率。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疲软，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对外出口增长锐减。二是，2008年以来的反周期刺激的项目已经完工或接近完工，国内投资需求下降。将因为周期性因素所造成的增长速度下降归咎于中国的增长模式也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论断。
投资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确实长期居于高位，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接近三分之二降低到现在的不足50%，然而这是否就是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取得了33年的快速发展，但是，维持经济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仍然是中国的首要任务。事实上投资比重的多寡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绩效，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共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年均7%或更高增长率”的成绩，这十三个经济体的五个共同特征之一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在经济增长被称为奇迹的东亚经济体中，现在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居于首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1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高达60，688美元，比美国的48，112美元高了26%。日本则为33，668美元，仅为新加坡的55%。新加坡的储蓄率长期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日本的储蓄率则从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前的34%降低到2011年的22%，但是消费占比的增加并没有使日本经济走出泡沫经济破灭后的20多年困境，所以，最近安倍经济学的三个主要内容之一恰恰是增加政府的投资以启动经济的增长。
提高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短期间增加消费也能增加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其原因在于消费的持续增加以收入增长为前提，而后者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來源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两者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要靠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来降低交易费用，消除增长的瓶颈。没有投资，就不会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继续增加，就只能靠举债，越积越多，到还本付息时，危机就来了。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是这样，南欧国家也是这样。反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效率提高，收入增长，到下期时，不仅投资可以增加，消费也同样可以增加。其实，2008-2012年间，中国消费年均增长9.2%，而1978-2007年间中国年均的消费增长则为7.7%，也就是在中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受海内外非议的这段时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学者或许会关心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但是，居民追求的是消费的绝对水平和消费的增长。
对比印度和中国的发展绩效最能说明在发展中国家以投资作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动力机制的重要性。两国同属人口超过10亿的文明古国，二次大战以后先后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开始了自己国家现代化的努力。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按美元现价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为182.3美元，印度为227.6美元，比印度低了20%；201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则增加到5429.6美元，印度才达1458.5美元，中国的人均收入为印度的3.7倍。这种发展绩效的反差显然和两国投资率的差异有关，中国的固定资产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比印度高10多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增长率在近些年有明显的提高，其固定资产的形成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长期低于25%增加到2005年以后的30%以上。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着各种体制机制不完善的结构性问题，尤其中国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种方式固然使中国的经济避免了苏联东欧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崩溃和长期停滞，并且在转轨过程中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双轨制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和干预，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的恶化和寻租、腐败现象的屡禁不止。中国确实需要毫不动摇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解决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建立现代化、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中国的投资在如何避免潮涌现象、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等问题上也有许多可以改善的空间。但是，把中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货币超发、创新能力不足、污染、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归结为投资惹的祸，因而认为中国应该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改为以消费来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一种头痛医脚，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
在当前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通过宏观微调和鼓励民间投资来启动需求，以稳定增长速度是完全必要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内城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改善等方面还有许多经济和社会回报都很高的投资机会。这方面的投资既可在当前启动需求，消化过剩产能，提高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收入和消费；建成后还可提高生产率、增长的潜力和质量以及经济运行的效率。上述投资在中国仍将会是一个一举多得，有利当前和未来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