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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佳：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科研处处长。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学科带头人，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力语言学奖获得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
经历：历尽艰辛，走直弯路
一个十五六岁手执锄镐的新农民娃，行走在关中平原的田野上，而他的目光却始终投向远方。作为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除了与其他人一样做各种农活，他还始终保持着对知识和技术的浓厚兴趣。1977年，张维佳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重点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继续拼搏，从外语零基础开始，先后考上了汉语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历史语言学博士研究生。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喜欢“瞎想”的人，做什么都喜欢问个“为什么”。当知青时，曾对农作物移栽技术感兴趣；参加高考时，因为对中国画的神秘意蕴感兴趣，毅然放弃理工科转而报考艺术学院；因种种原因考入大学中文系后，又因为对语言及其规律和运行机制感兴趣，而转向了语言学学习与研究，并在大学阶段就发表了学术论文。硕士阶段他师从四川师范大学冉友侨、刘君惠、郭诚永、杜道生、张振德等五位导师，学习传统语言学和语言文献学。毕业后，张维佳到了陕西教育学院教书，讲授《语言学概论》。199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承担了陕西省高校地方课程教材《陕西方言与普通话》的撰写工作，开始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对陕西近百个县市展开调查，探索陕西方言共时差异和历史演变规律及其与汉语普通话的关系。《陕西方言与普通话》出版后，很快成为陕西高校广泛使用的地方教材。这项工作为他后来重视活的语言、从事历史语言学和语言地理学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从传统语言学到现代语言学、从关心文献材料到关注活的材料，进而寻找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整个治学理念发生变化后，张维佳觉得还需要进一步深造。1996年，他考入上海师范大学，跟从潘悟云教授学习历史语言学，攻读博士学位。由于之前便有了方言调查材料的准备，张维佳仅仅花了两年便完成了博士论文《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
博士毕业以后，张维佳来到了北京语言大学。已是不惑之年的他，面对着一个全新的环境，一切都从头开始。在这里，他首先站住了讲坛，从给零起点的留学生教汉语开始，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颇具魅力的声音，吸引了大批学生。于是他很快受到校领导的重视，被调往语言研究所工作。在语言所工作的一两年中，他整理了学校过去的许多研究成果，发表了一些文章。后来，以其多方面的才能、良好的综合素质，被调往科研处担任处长至今。
多年的拼搏，是“将弯路走直了”。从一个城市青年变为下放到农村的知青，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到书卷飘香的学者生涯，张维佳的每一步都走得如此艰辛，爬过了人生的第一道坎，前面又有无数个弯。无论道路如何曲折，心中对学术的热爱和坚持却始终未变。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有多少人能坚持20年？
学术：上“接天线”，下“接地气”
张维佳在学术之路上不断创新，收获颇丰，发表了数十篇优秀的学术论文。更重要的是，他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所谓“接天线”，就是指基础研究必须要在学科前沿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主张，占居领先地位，获得学科话语权。研究不仅要针对国内，而且要对世界语言学有所贡献。2003年，他的博士论文《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作为专著出版以后，荣获了北京大学第十届王力语言学二等奖。王力语言学奖可以说是语言学界的最高奖，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有很高的认可度和知名度。该书以当时颇具创新力的历史层次分析法，从演化和竞争的视角，把积压在现代关中方言中的不同层次一层一层剥开，用方言共时差异观察历史演变，解释它发展的机制。在历史层次理论初步提出、概念尚不明晰的当时，张维佳可谓是走在了理论的前沿。博士毕业以后，他沿着历史语言学的道路，先后发表了《远指代词“兀”与突厥语》《朝鲜汉字音的层次及来历》《关中方言果摄读音的分化及历史层次》等重要论文。
2002年前后，他开始研究语言地理信息系统。一方面把中国所有地名输入电脑，通过程序管理来进行分类；另一方面，钻研这个软件本身，试图弄清语言地理和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关系。接触了理工科的东西之后，他对文科领域的理解更新更深了。这是张维佳治学方法上的一个变化，即在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的同时也由此开始了语言地理学的研究。他提出了基于GIS系统的语言地理研究的理念和路径，之后发表的《秦晋之交南部方言宕摄舒声字白读音的层次》《建立汉语方言地理底图和坐标编号系统的设想》《山西晋语指示代词三分系统的来源》《汉语方言卷舌音类的地理共现与共变》等文章都是这一方面的力作。
2004年，对于张维佳的学术研究来说，又是飞速提升的一年。这一年，他来到香港，跟随著名语音学家朱晓农交流学习。在此过程中，让张维佳受益最深的便是科学主义的精神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语言学在现今的时代背景下已经不能再走惶惶乎“我注六经”、玄玄乎“六经注我”的老路，而应该使用现代科学与哲学兴起以来的研究方法，聊备一说、自成一家言的注解方式已经登不了大雅之堂。另外，技术的革新也大力推动着语言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便捷、高效、高精度的仪器设备能够提供更精确的数据、更多维的观察视角。所以，张维佳说 ：“我们必须要有‘三个走进’：走进田野、走进实验室、走进社会。”为了推进国内基于现代技术的语音研究，他翻译了国际语言学界有重要影响的《语音学教程》（赖福吉著）和《世界语音》（赖福吉、麦迪森著），并正在组织翻译《语言地理学方法》（柴田武著）。在基础研究方面，他还前沿性地提出了语言 “历时”“视时”“瞬时”等音变及其历史研究“宏观”“中观”“微观”等视角和观点，并开展了相关的深入研究。
除了“走进田野”“走进实验室”以外，他认为，“走进社会”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所谓的“接地气”，即研究必须要对现实有用。从近处来说，要对教学有用，再说远一点，要为社会的教育、文化、经济服务，更远一点要为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在语言政策规划、汉语国际教育等方面他都提出了很多详细的构想。近年来，张维佳致力于“语言文化建设”工作，并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他说，过去我们谈语言文化，只是一个表层的文化，谈的是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从文化的角度解释字形、字义、字音的变化、演化。现在我们谈的语言文化，是指有关语言的文化、跟语言相关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和语言相关的文化我们都要研究，通过对语言文化的研究，来为社会、文化、经济服务，如研究行业用语、广告用语、民间曲艺形式等。同时，可以生成语言产品，可以服务于语言培训、语言测试等，甚至还能为国家安全服务，如建立大数据的音库，可以为刑事侦查服务。另外，语言文化也可以展示优秀的地方文化，张维佳目前正在做的课题“北京语言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与研究”，便对古诗文吟诵、北京三山五园的楹联牌匾、口传文化、地名文化等问题进行研究，服务于北京文化建设和世界城市建设。 行政：兼容并蓄，融会贯通
如果说人生的经历和学术的历程，足以展现张维佳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那么，身兼数职的行政管理工作和社会工作，更能展现他高超的管理才能和人生智慧。
张维佳现今担任着多个职务：首先是教授、博导，需要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其次是管理者，是北京语言大学科研处处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另外，还是民盟海淀区委主委、民盟北京市委常委委员和高教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人大代表、海淀区政协副主席、海淀区人民法院陪审员。在这些多而繁杂的工作中，张维佳能充分展现自己的智慧和境界，把各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做得都很出色，并且能够将学术研究、科研管理、社会工作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使其互为支撑，形成巨大的合力。
因为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入世精神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张维佳乐于承担各种社会工作。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和海淀区政协副主席，张维佳有三项工作得到了各界的高度认可：第一，他提出“充分整合辖区科研院所和中央高校的资源、全面提升中关村自主核心区的品质”的提案，后来海淀区提出的一个“1 6”政策，其中的“1”就跟它相关，在海淀区建立一个中知院研究所，主要任务就是整合资源，所以中关村、知春路、学院路联合搞了个研究院，就是为了让这些驻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落地。第二，他从2006年就开始调查研究中国高校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曾撰写《北京高校在首善之区建设中的作用》调研报告，其中《社会文化建设与首都高校的文化使命》荣获了北京市统战部二等奖。在这里面，他强化了高校的文化引领作用，并在推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一些观点被北京市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采用。第三，他非常关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中的教育国际化问题，撰写了《世界城市建设和首都高校来华留学教育》调研报告，主要从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这样一个目标出发，来分析北京和巴黎、东京、伦敦、纽约这几个城市在国际化方面，特别是在留学生教育方面的优劣势。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人大的一个提案提交上去，也获得了好评。
在张维佳看来，做社会工作，可以对整个国家和区域的发展趋势有比较透彻的认识，在为学校科研项目的策划选题上就比别人站得高，从而拓展学校的科研空间。另外，通过社会活动可以接触很多社会名流或者学术界的知名人物，能够开阔视野，获得更多的信息。至于对学术研究方面有什么影响呢？张维佳认为，它可以使你的学术跳出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能够“站得高，看得远”。“比如我搞历史语言学，我就站在语言学的高度上；我搞语言学，我就站在人文社科的高度上；我搞人文社科，我就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上。”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对张维佳来说已经形成了合力，撤掉一个都会对其他的方面产生影响。“我觉得我把它们打通了，把它们形成了一个系统，要哪一个就把它提出来。”
人生：治学三境，游刃有余
在学生眼里，张维佳始终是一位充满活力、干劲十足、心态年轻，甚至常常如孩童般纯朴天真的老师。多才多艺的他，时时让周围的学生叹服和仰慕。
曾经做过电台主持人的张维佳，本身就拥有一副有磁性的好嗓子，再加上巧妙地运用语音学理论对其进行调节，他让自己的声音更富于亲和力、感染力。除了朗诵、唱歌以外，张维佳对书法艺术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当然，书法在他那里并不仅仅是一个爱好，更是一种抒写人生意境的方式。他说：“书法家不是练就能练出来的，其实当你的历练、悟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写就会有了。这跟你的整个素质、跟你对社会的认知和人生的体悟相关。”
这么多的兴趣爱好、这么多的社会角色、这么多的工作，在张维佳的生活里没有丝毫冲突，他处理得游刃有余。如果说有什么秘诀，那就是“系统”二字。张维佳的心里，有一套和谐且开放的人生美学系统。生活中的所有大事小情，都被他纳入这个系统中，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始终并行不悖地良性运转着。所见到的新事物、所遇到的新问题，都被他处理为一个一个的“关系对儿”， 很多看似不相关的东西都被联系了起来，这自然也成就了他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心胸。“我愿意为大家服务，我不眼红别人，别人好了我更好。”
张维佳常常用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来与学生共勉。不仅治学如此，人生亦如此。第一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阶段，他也处过，当时总觉得“什么时候是个头，我很辛苦，不知道自己方向在哪儿”。第二阶段，“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他担任科研处长之后尚未取得成果的那几年的真实写照，每天辗转反侧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如今，他开始慢慢步入了第三个阶段，“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已经能够享受到成功所带来的快乐。他完全没觉得有什么劳累，因为这一切都已内化为了他的生活方式，融入到了他的人生美学体系里。在这个和谐的社会和人生系统里悠游，他乐在其中。
2012年12月，在张维佳带领下的北京语言大学科研处荣获了教育部中国高校科研管理先进集体奖，他本人荣获管理先进个人奖，他的一项科研成果也进入了2012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的公示名单。学术上、管理上同时获得大奖，加之以往参政议政方面荣获各种奖项，在他那颇具智慧、颇具美感的人生美学体系里，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责任编辑：张 雯]
经历：历尽艰辛，走直弯路
一个十五六岁手执锄镐的新农民娃，行走在关中平原的田野上，而他的目光却始终投向远方。作为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除了与其他人一样做各种农活，他还始终保持着对知识和技术的浓厚兴趣。1977年，张维佳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重点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继续拼搏，从外语零基础开始，先后考上了汉语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历史语言学博士研究生。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喜欢“瞎想”的人，做什么都喜欢问个“为什么”。当知青时，曾对农作物移栽技术感兴趣；参加高考时，因为对中国画的神秘意蕴感兴趣，毅然放弃理工科转而报考艺术学院；因种种原因考入大学中文系后，又因为对语言及其规律和运行机制感兴趣，而转向了语言学学习与研究，并在大学阶段就发表了学术论文。硕士阶段他师从四川师范大学冉友侨、刘君惠、郭诚永、杜道生、张振德等五位导师，学习传统语言学和语言文献学。毕业后，张维佳到了陕西教育学院教书，讲授《语言学概论》。199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承担了陕西省高校地方课程教材《陕西方言与普通话》的撰写工作，开始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对陕西近百个县市展开调查，探索陕西方言共时差异和历史演变规律及其与汉语普通话的关系。《陕西方言与普通话》出版后，很快成为陕西高校广泛使用的地方教材。这项工作为他后来重视活的语言、从事历史语言学和语言地理学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从传统语言学到现代语言学、从关心文献材料到关注活的材料，进而寻找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整个治学理念发生变化后，张维佳觉得还需要进一步深造。1996年，他考入上海师范大学，跟从潘悟云教授学习历史语言学，攻读博士学位。由于之前便有了方言调查材料的准备，张维佳仅仅花了两年便完成了博士论文《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
博士毕业以后，张维佳来到了北京语言大学。已是不惑之年的他，面对着一个全新的环境，一切都从头开始。在这里，他首先站住了讲坛，从给零起点的留学生教汉语开始，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颇具魅力的声音，吸引了大批学生。于是他很快受到校领导的重视，被调往语言研究所工作。在语言所工作的一两年中，他整理了学校过去的许多研究成果，发表了一些文章。后来，以其多方面的才能、良好的综合素质，被调往科研处担任处长至今。
多年的拼搏，是“将弯路走直了”。从一个城市青年变为下放到农村的知青，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到书卷飘香的学者生涯，张维佳的每一步都走得如此艰辛，爬过了人生的第一道坎，前面又有无数个弯。无论道路如何曲折，心中对学术的热爱和坚持却始终未变。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有多少人能坚持20年？
学术：上“接天线”，下“接地气”
张维佳在学术之路上不断创新，收获颇丰，发表了数十篇优秀的学术论文。更重要的是，他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所谓“接天线”，就是指基础研究必须要在学科前沿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主张，占居领先地位，获得学科话语权。研究不仅要针对国内，而且要对世界语言学有所贡献。2003年，他的博士论文《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作为专著出版以后，荣获了北京大学第十届王力语言学二等奖。王力语言学奖可以说是语言学界的最高奖，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有很高的认可度和知名度。该书以当时颇具创新力的历史层次分析法，从演化和竞争的视角，把积压在现代关中方言中的不同层次一层一层剥开，用方言共时差异观察历史演变，解释它发展的机制。在历史层次理论初步提出、概念尚不明晰的当时，张维佳可谓是走在了理论的前沿。博士毕业以后，他沿着历史语言学的道路，先后发表了《远指代词“兀”与突厥语》《朝鲜汉字音的层次及来历》《关中方言果摄读音的分化及历史层次》等重要论文。
2002年前后，他开始研究语言地理信息系统。一方面把中国所有地名输入电脑，通过程序管理来进行分类；另一方面，钻研这个软件本身，试图弄清语言地理和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关系。接触了理工科的东西之后，他对文科领域的理解更新更深了。这是张维佳治学方法上的一个变化，即在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的同时也由此开始了语言地理学的研究。他提出了基于GIS系统的语言地理研究的理念和路径，之后发表的《秦晋之交南部方言宕摄舒声字白读音的层次》《建立汉语方言地理底图和坐标编号系统的设想》《山西晋语指示代词三分系统的来源》《汉语方言卷舌音类的地理共现与共变》等文章都是这一方面的力作。
2004年，对于张维佳的学术研究来说，又是飞速提升的一年。这一年，他来到香港，跟随著名语音学家朱晓农交流学习。在此过程中，让张维佳受益最深的便是科学主义的精神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语言学在现今的时代背景下已经不能再走惶惶乎“我注六经”、玄玄乎“六经注我”的老路，而应该使用现代科学与哲学兴起以来的研究方法，聊备一说、自成一家言的注解方式已经登不了大雅之堂。另外，技术的革新也大力推动着语言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便捷、高效、高精度的仪器设备能够提供更精确的数据、更多维的观察视角。所以，张维佳说 ：“我们必须要有‘三个走进’：走进田野、走进实验室、走进社会。”为了推进国内基于现代技术的语音研究，他翻译了国际语言学界有重要影响的《语音学教程》（赖福吉著）和《世界语音》（赖福吉、麦迪森著），并正在组织翻译《语言地理学方法》（柴田武著）。在基础研究方面，他还前沿性地提出了语言 “历时”“视时”“瞬时”等音变及其历史研究“宏观”“中观”“微观”等视角和观点，并开展了相关的深入研究。
除了“走进田野”“走进实验室”以外，他认为，“走进社会”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所谓的“接地气”，即研究必须要对现实有用。从近处来说，要对教学有用，再说远一点，要为社会的教育、文化、经济服务，更远一点要为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在语言政策规划、汉语国际教育等方面他都提出了很多详细的构想。近年来，张维佳致力于“语言文化建设”工作，并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他说，过去我们谈语言文化，只是一个表层的文化，谈的是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从文化的角度解释字形、字义、字音的变化、演化。现在我们谈的语言文化，是指有关语言的文化、跟语言相关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和语言相关的文化我们都要研究，通过对语言文化的研究，来为社会、文化、经济服务，如研究行业用语、广告用语、民间曲艺形式等。同时，可以生成语言产品，可以服务于语言培训、语言测试等，甚至还能为国家安全服务，如建立大数据的音库，可以为刑事侦查服务。另外，语言文化也可以展示优秀的地方文化，张维佳目前正在做的课题“北京语言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与研究”，便对古诗文吟诵、北京三山五园的楹联牌匾、口传文化、地名文化等问题进行研究，服务于北京文化建设和世界城市建设。 行政：兼容并蓄，融会贯通
如果说人生的经历和学术的历程，足以展现张维佳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那么，身兼数职的行政管理工作和社会工作，更能展现他高超的管理才能和人生智慧。
张维佳现今担任着多个职务：首先是教授、博导，需要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其次是管理者，是北京语言大学科研处处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另外，还是民盟海淀区委主委、民盟北京市委常委委员和高教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人大代表、海淀区政协副主席、海淀区人民法院陪审员。在这些多而繁杂的工作中，张维佳能充分展现自己的智慧和境界，把各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做得都很出色，并且能够将学术研究、科研管理、社会工作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使其互为支撑，形成巨大的合力。
因为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入世精神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张维佳乐于承担各种社会工作。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和海淀区政协副主席，张维佳有三项工作得到了各界的高度认可：第一，他提出“充分整合辖区科研院所和中央高校的资源、全面提升中关村自主核心区的品质”的提案，后来海淀区提出的一个“1 6”政策，其中的“1”就跟它相关，在海淀区建立一个中知院研究所，主要任务就是整合资源，所以中关村、知春路、学院路联合搞了个研究院，就是为了让这些驻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落地。第二，他从2006年就开始调查研究中国高校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曾撰写《北京高校在首善之区建设中的作用》调研报告，其中《社会文化建设与首都高校的文化使命》荣获了北京市统战部二等奖。在这里面，他强化了高校的文化引领作用，并在推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一些观点被北京市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采用。第三，他非常关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中的教育国际化问题，撰写了《世界城市建设和首都高校来华留学教育》调研报告，主要从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这样一个目标出发，来分析北京和巴黎、东京、伦敦、纽约这几个城市在国际化方面，特别是在留学生教育方面的优劣势。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人大的一个提案提交上去，也获得了好评。
在张维佳看来，做社会工作，可以对整个国家和区域的发展趋势有比较透彻的认识，在为学校科研项目的策划选题上就比别人站得高，从而拓展学校的科研空间。另外，通过社会活动可以接触很多社会名流或者学术界的知名人物，能够开阔视野，获得更多的信息。至于对学术研究方面有什么影响呢？张维佳认为，它可以使你的学术跳出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能够“站得高，看得远”。“比如我搞历史语言学，我就站在语言学的高度上；我搞语言学，我就站在人文社科的高度上；我搞人文社科，我就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上。”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对张维佳来说已经形成了合力，撤掉一个都会对其他的方面产生影响。“我觉得我把它们打通了，把它们形成了一个系统，要哪一个就把它提出来。”
人生：治学三境，游刃有余
在学生眼里，张维佳始终是一位充满活力、干劲十足、心态年轻，甚至常常如孩童般纯朴天真的老师。多才多艺的他，时时让周围的学生叹服和仰慕。
曾经做过电台主持人的张维佳，本身就拥有一副有磁性的好嗓子，再加上巧妙地运用语音学理论对其进行调节，他让自己的声音更富于亲和力、感染力。除了朗诵、唱歌以外，张维佳对书法艺术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当然，书法在他那里并不仅仅是一个爱好，更是一种抒写人生意境的方式。他说：“书法家不是练就能练出来的，其实当你的历练、悟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写就会有了。这跟你的整个素质、跟你对社会的认知和人生的体悟相关。”
这么多的兴趣爱好、这么多的社会角色、这么多的工作，在张维佳的生活里没有丝毫冲突，他处理得游刃有余。如果说有什么秘诀，那就是“系统”二字。张维佳的心里，有一套和谐且开放的人生美学系统。生活中的所有大事小情，都被他纳入这个系统中，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始终并行不悖地良性运转着。所见到的新事物、所遇到的新问题，都被他处理为一个一个的“关系对儿”， 很多看似不相关的东西都被联系了起来，这自然也成就了他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心胸。“我愿意为大家服务，我不眼红别人，别人好了我更好。”
张维佳常常用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来与学生共勉。不仅治学如此，人生亦如此。第一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阶段，他也处过，当时总觉得“什么时候是个头，我很辛苦，不知道自己方向在哪儿”。第二阶段，“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他担任科研处长之后尚未取得成果的那几年的真实写照，每天辗转反侧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如今，他开始慢慢步入了第三个阶段，“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已经能够享受到成功所带来的快乐。他完全没觉得有什么劳累，因为这一切都已内化为了他的生活方式，融入到了他的人生美学体系里。在这个和谐的社会和人生系统里悠游，他乐在其中。
2012年12月，在张维佳带领下的北京语言大学科研处荣获了教育部中国高校科研管理先进集体奖，他本人荣获管理先进个人奖，他的一项科研成果也进入了2012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的公示名单。学术上、管理上同时获得大奖，加之以往参政议政方面荣获各种奖项，在他那颇具智慧、颇具美感的人生美学体系里，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责任编辑：张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