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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必须懂政治,企业同样如此:生意的双方,如果没有共同的政治意识,永远不会达成互利共赢的交易;员工与老板,如果没有共同的政治意识,永远不会有精诚合作的“团队”。
政治信任是最高的信任
说穿了,政治共识本来就是有价证券,其价值来自于持之以恒的“购买”,来自于信任彼此之间能够进行“长远跋涉”的基本假定。问题是大千商海、朗朗乾坤,如果失信者当道,守信者遭殃,言而无信,家常便饭,企业就会陷身于政治规则, 偏离经济规则,让“政治钱”掌控了判断是非对错的内在逻辑。
“人无信不立,钱无信不聚”，经济的成功,不等于政治的成功,所以世上才有“政治钱”,一枚铜板,上面也有“国号”与“庙号”,本就考验民众的政治智慧。
中国的北宋末年,国家经济空前繁荣,仅以皇至熙宁为例,财政收入在短短的20年光景中,便由每年的“三千九百万增至五千零六十万”,当时的生产力绝对不可能如此发达,因此,这一增长只能解释为“政治钱”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这意味着百姓的经济负担不断增加。比如当时的农户,由于“青苗法”的实行,使得农税和亩税的贡献从每年“一千万增至四千零六十万”,猛增四倍。
全国几千万人口,却需要供养的一百多万本来应对外作战的部队,最终却成了镇压佃农所必须的对内性质的国家武装力量，前后两百年间,无论北宋还是南宋,所有的农民暴动均被疯狂地镇压下去了。而作为国家最高的政治统治中枢,日日纸醉金迷、穷奢极侈、贪污腐败、失政失德……最终亡于“数万元军”,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
对于这种“政治钱”,《宋史·食货志》引范镇说,“岁大熟”尚且“民不得终岁之饱”;若一遇灾荒呢？同样,《宋史·司马光传》引司马光之言: “……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上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而不足;所衣者, 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
以至于史家直言:熙宁元年,已经“盗贼遍地”,“知谏院吴充”冒死“为民请命”,上疏中说:下民……不得已为盗贼!
“白衣秀士”的政治生涯
在我国历史上,宋代以前的盗匪成分是以无以谋生的农民人群为主;而宋以后,盗匪的成分则出现了无以谋生的知识分子,这是出现“政治钱” 的重要的标志。比如《水浒传》之中,为梁山水泊开山立寨之人,并非土生土长的盗贼,而是一个不得志的落第秀才白衣秀士王伦。
王伦这个人,原有大智慧,极有政治头脑。梁山泊在他任职期间:“……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喝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 “我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阮小五语)”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 (阮小七语)”
王伦的“政治钱”,来源于首先他懂得百姓最恨什么,因此他在梁山的头等大事,便是“保境安民”,“泊子里把住了……官司的人,哪里敢下乡来。(阮小五语)”阮小二等“普通渔户”的角度,也能直观地感受到王伦“占山为王”给地方上所带来的“诸般好处”,“我虽打不着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阮小七语)”
自《水浒传》问世之后,多数人是看不起王伦的,认为他“武艺低微”、“气量狭窄”,但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个白衣秀士决计不简单。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时的白衣秀士肯定没有按照宋徽宗、蔡京、高俅们所规定的庙堂规则来玩,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没有按照“桃花山”、“二龙山”、“清风山”的江湖规则来玩,而是有所“创新”的。
王伦在上梁山之前,他的手上本来没有任何物质资源,也没有相关的人力资源,也就是说,他本来没有任何可以“开山立寨的本钱”……总之, 无论按庙堂的游戏规则,还是按江湖的游戏规则,可以“出位”的人,可以“搞大”的人,都不应当是他。但他却率先过上了让他人称道的“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活”生活。
他的风险也不大,其“原罪”最多也就是圈点 “地盘”、“把住泊子”、“隔湖有十个酒店”,由朱贵等人在山脚依山傍水的风光处,开了几间“鲜鱼酒馆”,专营“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鲤鱼”，此外就是帮助农户“抗税”,一年总账盘算下来,“有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东京禁军教头”,“十分好武艺”的林冲先生落草之前,王伦一伙其实很少下山“劫掠往来客商”,但梁山泊“盈利”,想来是不成问题的。
因此,这个王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盗贼”, 当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顺民”,他也干点“劫富济贫的勾当”,所以“落第举子”王伦的“政治头脑”远远高出晁盖、宋江们许多。
“倒霉的江湖”
在王伦之前,“文人从贼”历来为“士大夫阶层”所深恶痛绝,因此,《水浒传》也从各个角度,尽可能地贬低王伦,通过种种描述把王伦搞得 “灰头土脸”。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王伦的所作所为,他的办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虽然他的能力是有问题的,但比他能力更强的人,对他也有顾忌。
远在策划“智取生辰纲”之前,吴学究忽悠三阮“撞筹”,就发现了这个“发财”的门道吴用的脑瓜儿多好用啊,所以他才建议“三阮”考虑: “……你们三个,敢上梁山泊捉这伙贼么?”谁知阮小七却反问吴用说:“便捉的他们,那里去请赏, (此外)也吃江湖好汉们笑话。”
反之,吴用后来“动员”三阮入伙,“劫取生辰纲”,阮小七们却会毫不迟疑地“入伙”;宁劫梁中书的“财帛”,却拒绝“并购”王伦,由此可见王伦的根基不易撼动,其中有政治的力量,也有道义的力量,虽然只是江湖道义。
历史告诉我们,赵宋王朝在经历多年的苦心经营与修养生息以后,到了宣和年间,达到了其鼎盛阶段: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盈,百姓乐业。但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就可以发现官场所潜藏的政治腐败,以及这些腐败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
对于大多数比较幸运的人们来说,繁荣意味着他们本应通过传统的劳作方式维持温饱。但是他们感受最多的,却是腐败的现实。繁重的税赋, 使他们的生活缺乏政治上的安全感,所以他们对于利益的感觉格外敏锐。
对此,与杜迁、宋万、朱贵不同,王伦算是知识分子,他不会轻易颠覆常规社会中的“政治规则”,并把自己直接置于江湖社会反复无常的规则之下。对王伦来说,经营梁山泊最长久的手法,就是只赚取“太平钱”,闷声发大财,把本应属于官府的权利,局限于自己可以“控制”的限度之内。
说穿了,人生上半场追求的是成功,下半场追求的是意义。如果不是因为“生辰纲”这种“大案”,晁盖全伙上了梁山,那么王伦担任首领时的梁山水泊就可以“与世无争”,这其实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地方官吏对此也形成了某种 “默契”,他们可以让渡部分属于朝廷的“政治权利”,以换取地方上的“太平无事”。
可惜了,王伦!
政治信任是最高的信任
说穿了,政治共识本来就是有价证券,其价值来自于持之以恒的“购买”,来自于信任彼此之间能够进行“长远跋涉”的基本假定。问题是大千商海、朗朗乾坤,如果失信者当道,守信者遭殃,言而无信,家常便饭,企业就会陷身于政治规则, 偏离经济规则,让“政治钱”掌控了判断是非对错的内在逻辑。
“人无信不立,钱无信不聚”，经济的成功,不等于政治的成功,所以世上才有“政治钱”,一枚铜板,上面也有“国号”与“庙号”,本就考验民众的政治智慧。
中国的北宋末年,国家经济空前繁荣,仅以皇至熙宁为例,财政收入在短短的20年光景中,便由每年的“三千九百万增至五千零六十万”,当时的生产力绝对不可能如此发达,因此,这一增长只能解释为“政治钱”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这意味着百姓的经济负担不断增加。比如当时的农户,由于“青苗法”的实行,使得农税和亩税的贡献从每年“一千万增至四千零六十万”,猛增四倍。
全国几千万人口,却需要供养的一百多万本来应对外作战的部队,最终却成了镇压佃农所必须的对内性质的国家武装力量，前后两百年间,无论北宋还是南宋,所有的农民暴动均被疯狂地镇压下去了。而作为国家最高的政治统治中枢,日日纸醉金迷、穷奢极侈、贪污腐败、失政失德……最终亡于“数万元军”,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
对于这种“政治钱”,《宋史·食货志》引范镇说,“岁大熟”尚且“民不得终岁之饱”;若一遇灾荒呢？同样,《宋史·司马光传》引司马光之言: “……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上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而不足;所衣者, 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
以至于史家直言:熙宁元年,已经“盗贼遍地”,“知谏院吴充”冒死“为民请命”,上疏中说:下民……不得已为盗贼!
“白衣秀士”的政治生涯
在我国历史上,宋代以前的盗匪成分是以无以谋生的农民人群为主;而宋以后,盗匪的成分则出现了无以谋生的知识分子,这是出现“政治钱” 的重要的标志。比如《水浒传》之中,为梁山水泊开山立寨之人,并非土生土长的盗贼,而是一个不得志的落第秀才白衣秀士王伦。
王伦这个人,原有大智慧,极有政治头脑。梁山泊在他任职期间:“……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喝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 “我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阮小五语)”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 (阮小七语)”
王伦的“政治钱”,来源于首先他懂得百姓最恨什么,因此他在梁山的头等大事,便是“保境安民”,“泊子里把住了……官司的人,哪里敢下乡来。(阮小五语)”阮小二等“普通渔户”的角度,也能直观地感受到王伦“占山为王”给地方上所带来的“诸般好处”,“我虽打不着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阮小七语)”
自《水浒传》问世之后,多数人是看不起王伦的,认为他“武艺低微”、“气量狭窄”,但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个白衣秀士决计不简单。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时的白衣秀士肯定没有按照宋徽宗、蔡京、高俅们所规定的庙堂规则来玩,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没有按照“桃花山”、“二龙山”、“清风山”的江湖规则来玩,而是有所“创新”的。
王伦在上梁山之前,他的手上本来没有任何物质资源,也没有相关的人力资源,也就是说,他本来没有任何可以“开山立寨的本钱”……总之, 无论按庙堂的游戏规则,还是按江湖的游戏规则,可以“出位”的人,可以“搞大”的人,都不应当是他。但他却率先过上了让他人称道的“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活”生活。
他的风险也不大,其“原罪”最多也就是圈点 “地盘”、“把住泊子”、“隔湖有十个酒店”,由朱贵等人在山脚依山傍水的风光处,开了几间“鲜鱼酒馆”,专营“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鲤鱼”，此外就是帮助农户“抗税”,一年总账盘算下来,“有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东京禁军教头”,“十分好武艺”的林冲先生落草之前,王伦一伙其实很少下山“劫掠往来客商”,但梁山泊“盈利”,想来是不成问题的。
因此,这个王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盗贼”, 当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顺民”,他也干点“劫富济贫的勾当”,所以“落第举子”王伦的“政治头脑”远远高出晁盖、宋江们许多。
“倒霉的江湖”
在王伦之前,“文人从贼”历来为“士大夫阶层”所深恶痛绝,因此,《水浒传》也从各个角度,尽可能地贬低王伦,通过种种描述把王伦搞得 “灰头土脸”。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王伦的所作所为,他的办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虽然他的能力是有问题的,但比他能力更强的人,对他也有顾忌。
远在策划“智取生辰纲”之前,吴学究忽悠三阮“撞筹”,就发现了这个“发财”的门道吴用的脑瓜儿多好用啊,所以他才建议“三阮”考虑: “……你们三个,敢上梁山泊捉这伙贼么?”谁知阮小七却反问吴用说:“便捉的他们,那里去请赏, (此外)也吃江湖好汉们笑话。”
反之,吴用后来“动员”三阮入伙,“劫取生辰纲”,阮小七们却会毫不迟疑地“入伙”;宁劫梁中书的“财帛”,却拒绝“并购”王伦,由此可见王伦的根基不易撼动,其中有政治的力量,也有道义的力量,虽然只是江湖道义。
历史告诉我们,赵宋王朝在经历多年的苦心经营与修养生息以后,到了宣和年间,达到了其鼎盛阶段: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盈,百姓乐业。但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就可以发现官场所潜藏的政治腐败,以及这些腐败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
对于大多数比较幸运的人们来说,繁荣意味着他们本应通过传统的劳作方式维持温饱。但是他们感受最多的,却是腐败的现实。繁重的税赋, 使他们的生活缺乏政治上的安全感,所以他们对于利益的感觉格外敏锐。
对此,与杜迁、宋万、朱贵不同,王伦算是知识分子,他不会轻易颠覆常规社会中的“政治规则”,并把自己直接置于江湖社会反复无常的规则之下。对王伦来说,经营梁山泊最长久的手法,就是只赚取“太平钱”,闷声发大财,把本应属于官府的权利,局限于自己可以“控制”的限度之内。
说穿了,人生上半场追求的是成功,下半场追求的是意义。如果不是因为“生辰纲”这种“大案”,晁盖全伙上了梁山,那么王伦担任首领时的梁山水泊就可以“与世无争”,这其实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地方官吏对此也形成了某种 “默契”,他们可以让渡部分属于朝廷的“政治权利”,以换取地方上的“太平无事”。
可惜了,王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