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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或由于历史上发生重大事件，或由于朝代更迭及政治上的纷乱局面，或由于史学自身演变的规律等原因，使每一个特定阶段的史学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明代史学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老时期的史学，一方面，它保持着原有史学的面貌，一方面也带着自身的特点而延续着中国史学的行进步伐。1994年，我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中，对明代史学的特点作了这样的概括：“明代的史学，在官修史书方面，以浩繁的实录和《元史》的撰修最有影响；在私人著史方面，王世贞、李贽、王圻、焦竑和谈迁等，是为名家。这些都占有重要的分量。而方志撰述的兴盛和稗史的空前增多，以及反映社会经济史著述的繁富，还有史学在通俗化方面的发展和历史教育更广泛的展开，显示出了明代史学进一步走向社会深层的趋势和特点。”我以为同以往各个朝代或各个时期的史学相比较，明代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走向社会深层”。我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对明代史学依然用了“史学走向社会深层”这样一个总的标目，并作了在当时看来可以说是比较充实的论述。
至于明代史学的历史理论，在上述两书中，除了对李贽的历史评论作了较多的涉及外，其他所论甚少。本世纪初面世的几本有关明代史学的论著，似也未曾就明代历史理论设立专章予以论述。而孙卫国教授所著《王世贞史学研究》一书，论及王世贞关于“历史是连续发展的”、“迥异于时的正统观”、“审时度势的评价标准”等问题时，提供了王世贞关于历史理论的较多信息，颇值得参考。就明代史学研究来说，关于史论方面的发掘和研究，似有引起更多关注的必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廉敏博士所著《明代历史理论研究》在这方面有所展开，提出了明代史学中在历史理论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书的“绪论”对明代史学及明代史学中历史理论问题，作了学理上的阐述，所论涉及不同的学术观点并表明作者的判断与取舍，指出“明代史论中蕴藏着亟待探索的历史理论遗产”，从而为本书的论述作了认识上的铺垫。应当指出，这一铺垫是必要的，也是艰难的，可以想象作者在这方面是作了艰苦努力的。
本书正文凡四章。第一章“明代史论考略”，是概括地论述了明人论史的特点和明代史论在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基本面貌。这可以看作是作者关于明代史论的一篇总论。第二章、第三章是本书的主体，作者就明代史家及学人的“历史之论”、“社会演变之论”作了深入的阐述。值得格外关注的是，作者在这两章的论述方法上，是着眼于当时人们的语境与所关注的概念及其内涵而展开分析。如第二章关于“历史之论”，分别涉及“天人”、“治道”、“古今之辨”。其中“天人”，分别论述了“气”、“心”以及“气”与“心”的关系；“治道”分别讨论了“深虑”与“行道”的深层含义所在；“古今之辨”则对“正统”、“乘势”、“积今成古”的认识一一作了剖析。第三章“关于社会演变之论”，依次阐述了明代史家与学人的世变论、君职论、朝代论、人物论。这些范畴、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其内涵的分析、阐述，不仅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明代历史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及其语境，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历史理论研究来看，它们反映了作者在对有关历史理论资料的综合、概括方面，用力甚勤，思之亦深，这可以看作是深入研究某一朝代或者某一时期之历史理论的一个有益的和成功的尝试。本书第四章是“关于历史认识方法之论”，主要涉及“正统论”和历史评价的相关见解，所论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均有关联。它可以作为第三章的补充，也可视为第三章在方法论上的延伸。廉敏博士在缺乏必要的参考著作的条件下，潜心探索，为明代历史理论研究开辟了一条路径，可喜可贺。
这里，我要强调指出的，是本书的两篇附录的重要性：一是“明代部分史论编年”，二是“明代部分史论叙录”。我认为，这两篇附录的学术价值并不在本书正文之下。这是因为：第一，有了“编年”，才可能对明代史论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使这一脉络了然于胸中，于是作文著书，内心感到踏实；第二，“叙录”是对代表作的概括，它是分析、阐述本书主要内容的基础。重要的是，不论是作“编年”，还是写“叙录”，都必须沉下心来，认真读书，梳理和积累资料。廉敏博士之所以能摸索出探讨明代史论的路径，主要得力于此。这一点，很值得做学术工作的青年朋友参考。当然，不论是李贽在批判意识主导下的历史价值判断，还是王世贞在大一统思想指导下对本朝形形色色“正统论”的批评等史家之论，以及明代诸多学人的讨论“经济”（经世济用）之文，表明关于明代历史理论的研究，还有继续讨论和深入发展的空间。这是史学界同仁所期待的。
借此机会，我还想说几句“题外”的话，那就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是深入研究中国史学史所必需的，而且是发展当今史学的理论建设所必需的。这是因为：中国史学史研究不能停留在一般地阐述中国史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上，还要深入探索历史上的史学家们是怎样看待客观历史演变的，譬如：如何认识历史演变的过程，如何认识民族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怎样看待社会风气的正与不正及其对社会面貌的影响，怎样看待政治家们的决策在朝代治乱兴衰中的作用，怎样看待民众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懂得中国史学，才能真正认识到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重要位置。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当今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是中国史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我们要加强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就要明确这个建设是由哪些思想来源所构成：一个来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这是占主导地位或占核心地位的部分；再一个来源是中国古代以来的理论遗产，它和前一个来源相结合，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内涵，使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而中国史学原有的理论遗产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还有一个来源是外国史学在理论上的积极成果，这既反映了中国史学具有世界眼光，也扩大了外国史学同中国史学对话的空间。这三个来源在当今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上都很重要，而中国史学更加自信地走向世界，理论建设当是第一要务。因为理论修养的提升，可以帮助我们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推动史学向前发展。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成果的表述形式，可以有贯通的，有断代的，也可以有专题的，还可以把一些理论问题以深入浅出的形式表达出来，使其得以更广泛地传播。相信中国史学界的朋友在这方面将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面世，不断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推向深入。
是为序。
明代史学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老时期的史学，一方面，它保持着原有史学的面貌，一方面也带着自身的特点而延续着中国史学的行进步伐。1994年，我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中，对明代史学的特点作了这样的概括：“明代的史学，在官修史书方面，以浩繁的实录和《元史》的撰修最有影响；在私人著史方面，王世贞、李贽、王圻、焦竑和谈迁等，是为名家。这些都占有重要的分量。而方志撰述的兴盛和稗史的空前增多，以及反映社会经济史著述的繁富，还有史学在通俗化方面的发展和历史教育更广泛的展开，显示出了明代史学进一步走向社会深层的趋势和特点。”我以为同以往各个朝代或各个时期的史学相比较，明代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走向社会深层”。我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对明代史学依然用了“史学走向社会深层”这样一个总的标目，并作了在当时看来可以说是比较充实的论述。
至于明代史学的历史理论，在上述两书中，除了对李贽的历史评论作了较多的涉及外，其他所论甚少。本世纪初面世的几本有关明代史学的论著，似也未曾就明代历史理论设立专章予以论述。而孙卫国教授所著《王世贞史学研究》一书，论及王世贞关于“历史是连续发展的”、“迥异于时的正统观”、“审时度势的评价标准”等问题时，提供了王世贞关于历史理论的较多信息，颇值得参考。就明代史学研究来说，关于史论方面的发掘和研究，似有引起更多关注的必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廉敏博士所著《明代历史理论研究》在这方面有所展开，提出了明代史学中在历史理论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书的“绪论”对明代史学及明代史学中历史理论问题，作了学理上的阐述，所论涉及不同的学术观点并表明作者的判断与取舍，指出“明代史论中蕴藏着亟待探索的历史理论遗产”，从而为本书的论述作了认识上的铺垫。应当指出，这一铺垫是必要的，也是艰难的，可以想象作者在这方面是作了艰苦努力的。
本书正文凡四章。第一章“明代史论考略”，是概括地论述了明人论史的特点和明代史论在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基本面貌。这可以看作是作者关于明代史论的一篇总论。第二章、第三章是本书的主体，作者就明代史家及学人的“历史之论”、“社会演变之论”作了深入的阐述。值得格外关注的是，作者在这两章的论述方法上，是着眼于当时人们的语境与所关注的概念及其内涵而展开分析。如第二章关于“历史之论”，分别涉及“天人”、“治道”、“古今之辨”。其中“天人”，分别论述了“气”、“心”以及“气”与“心”的关系；“治道”分别讨论了“深虑”与“行道”的深层含义所在；“古今之辨”则对“正统”、“乘势”、“积今成古”的认识一一作了剖析。第三章“关于社会演变之论”，依次阐述了明代史家与学人的世变论、君职论、朝代论、人物论。这些范畴、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其内涵的分析、阐述，不仅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明代历史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及其语境，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历史理论研究来看，它们反映了作者在对有关历史理论资料的综合、概括方面，用力甚勤，思之亦深，这可以看作是深入研究某一朝代或者某一时期之历史理论的一个有益的和成功的尝试。本书第四章是“关于历史认识方法之论”，主要涉及“正统论”和历史评价的相关见解，所论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均有关联。它可以作为第三章的补充，也可视为第三章在方法论上的延伸。廉敏博士在缺乏必要的参考著作的条件下，潜心探索，为明代历史理论研究开辟了一条路径，可喜可贺。
这里，我要强调指出的，是本书的两篇附录的重要性：一是“明代部分史论编年”，二是“明代部分史论叙录”。我认为，这两篇附录的学术价值并不在本书正文之下。这是因为：第一，有了“编年”，才可能对明代史论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使这一脉络了然于胸中，于是作文著书，内心感到踏实；第二，“叙录”是对代表作的概括，它是分析、阐述本书主要内容的基础。重要的是，不论是作“编年”，还是写“叙录”，都必须沉下心来，认真读书，梳理和积累资料。廉敏博士之所以能摸索出探讨明代史论的路径，主要得力于此。这一点，很值得做学术工作的青年朋友参考。当然，不论是李贽在批判意识主导下的历史价值判断，还是王世贞在大一统思想指导下对本朝形形色色“正统论”的批评等史家之论，以及明代诸多学人的讨论“经济”（经世济用）之文，表明关于明代历史理论的研究，还有继续讨论和深入发展的空间。这是史学界同仁所期待的。
借此机会，我还想说几句“题外”的话，那就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是深入研究中国史学史所必需的，而且是发展当今史学的理论建设所必需的。这是因为：中国史学史研究不能停留在一般地阐述中国史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上，还要深入探索历史上的史学家们是怎样看待客观历史演变的，譬如：如何认识历史演变的过程，如何认识民族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怎样看待社会风气的正与不正及其对社会面貌的影响，怎样看待政治家们的决策在朝代治乱兴衰中的作用，怎样看待民众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懂得中国史学，才能真正认识到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重要位置。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当今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是中国史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我们要加强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就要明确这个建设是由哪些思想来源所构成：一个来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这是占主导地位或占核心地位的部分；再一个来源是中国古代以来的理论遗产，它和前一个来源相结合，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内涵，使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而中国史学原有的理论遗产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还有一个来源是外国史学在理论上的积极成果，这既反映了中国史学具有世界眼光，也扩大了外国史学同中国史学对话的空间。这三个来源在当今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上都很重要，而中国史学更加自信地走向世界，理论建设当是第一要务。因为理论修养的提升，可以帮助我们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推动史学向前发展。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成果的表述形式，可以有贯通的，有断代的，也可以有专题的，还可以把一些理论问题以深入浅出的形式表达出来，使其得以更广泛地传播。相信中国史学界的朋友在这方面将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面世，不断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推向深入。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