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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里往往有读音不同而来源相同的词,譬如英文的shirt和skirt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古日耳曼语的词根;只是前者为固有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后者却是从与古英语很相近的一种古斯堪的纳维亚方言借来的。许多语言的词汇是这样分层次的;研究语言的历史演变,辨别这种词汇层次(lexical stratification)极其重要。汉语方言里类似的现象也很普遍。北京话有不少又读字:薄bao/bo,落lao/luo,熟Shou//shu,模mu/mo,更jing/geng,等等。这些字的又读都和上述英文例子一样:前者是北京方言固有的,而后者可视为外来的借词。这种词汇层次起因于方言受某一时代共同语或标准语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方言不断吸收共同语的成份。在华南这种情形特别地普遍而复杂。汉族多次南迁。每次都带着某种汉语方言。秦汉时,汉人第一次涌进南方,与当地土著民族杂居。关于这些早期移民的语言,我们知道得很少,据《史记》记载,多半是犯逃亡罪的人、赘婿及小商,可以推测他们的语言是当代民间通用的共同汉语。南方方言,尤其是闽语方言,还保存着这个语言的遗迹。秦汉以后,汉族第二次大规模地迁移南方是在西晋灭亡的时候(公元316年),那时大量的北方士族移居江南,南朝的首都建菜就变成中国的文化中心。因为建业的文化声望远播四方,其语言对中国南方各地方言有相当大的影响,有时甚至于代替了当地方言。陆法言的《切韵》编于陈朝灭亡后不久,据周祖谟先生研究的结果,建业和邺下的雅言对《切韵》音系的影响很大。唐代的共同语大概以长安方言为基础,与《切韵》音系颇有出入。这个方言对当时各地方言的影响非常大。到辽金元三代,北京话就成为中国的新共同语,即所谓的“官话”。中国各地方言虽然也吸收了许多“官话”的成份,但其影响力不如上面所提的那些共同语那么广泛。闽语地区比较偏僻,受其他外来影响较少,至今还保存了不少秦汉时移民带来的词汇,同时也吸收了许多南朝和唐代的词汇。因此间语里同一个汉语词根,因为历史来源不一,往往有不同的读音。这就是词汇的时代层次的宝贵证据。厦门话里这类同源词特别多:譬如《切韵》昔韵的字时常有两三个或更多的读法。我认为这些“又读字”是由不同时代遗留下来的:最早的可以推测是汉代移民所说的汉语方言的遗迹;还有些是从南朝的雅言借来的;较新的就是唐朝中叶以后借的。比方说厦门话“石”字有三个读法;最老的是[tisio?~8],就是石头的意思;第二个读法是[sia?~8],用于石砚[sia?~8hi~6];第三个读法[sik~8]是一般的文言音。福州话有相同的现象:“悬”字读[kei?~2]是高的意思;读[hei?~2]用于悬落来[hei?~2 lo?~8 li~2],是下垂的意思;读[hie?~2]用于悬空[hie?~2 khu?~1]。[kein?~2,hei?~2,hie?~2]三个音都是从一个“悬”字演变下来的,反映出三个不同时代的层次。这样,闽语方言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重要的时代层次。闽语里也许有一些词不能归到这三个层次中,可以视为例外。一般说来,中国南方方言的词汇几乎都能追溯到上述的时代。这个现象不仅汉语方言里有,中国边缘上的和国内的非汉语也都吸收了大量的汉语措词,这些借词也可以追溯到不同的历史时代。譬如越南语“墓”字有三个音:ma,mo,mo,这三个读法正相当于上述三个层次。日本语也有类似的情形:所谓上古音(Joko-on)相当于第一个层次,吴音(Go-on)相当于第二个层次,而汉音(Kanon)乃是第三个层次。泰语、朝鲜语和苗瑶语都具有大量的汉语借词;这些语言是否也有这类层次现象,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