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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古代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她们在社会上，乃至在家里根本没有最基本的话语权，这一现状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史上曾长期存在。但有一类女性却是可以超越这种束缚的，那就是母亲。所以在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女权，却有母权。
关键词：女性性别话语；女权；母权
一、女性话语权的缺失
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波伏娃在其代表作《第二性》中明确强调“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逐渐形成的”（1）309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女性长期处于被动地位，她们几乎是游离在正常的社会需要范围之外的，她们长期被父权、夫权压制着成为男权社会里男性名副其实的附庸品。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一直处于思想意识领域的主导地位，它就对女性的思想行为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规定。“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在男人可以三妻四妾的封建社会中，却要求女人“从一而终”，还标榜“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论，《列女传》就明确地要求“好女不侍二夫”，即便丈夫多么行为不端，女子也只能默默隐忍，正所谓“夫有再娶之义，女无二适之文”。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格局中，女性被束缚在如此复杂、压抑的框架里，这必然导致女性地位低下，话语权的缺失。中华上下五千年，虽然在不同的朝代统治阶层对女性的束缚有所放松的趋势，但整体看来女性话语权还是长久被压制的。社会制度与大众舆论严格控制监视着女性的一言一行，女性不仅在身体上长期遭受迫害，其精神也被长期禁锢在一定的范围内。在那个话语权被剥夺的时代，女性一直过着最苦闷的生活，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以及行为规范中都有所表现，尤其是在后来的文学作品里得到突出的反应。
二、封建社会里至高无上的母权
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历代统治者都倡导以孝治天下，所以敬畏高堂是一种品质，甚至是一种命令。作为母亲的女性不仅在家里拥有了话语权，同时还被赋予了管束子女施法号令的权力，这种权力具体表现母亲在子女接受教育，尤其是婚姻大事上所享有的特别控制权。
母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从古至今都有记录，无论是历史史实还是文学作品都有具体记载和反映。在中国封建专制王朝统治时期，“垂帘听政”就是彰显母权的最有力的证据，中国历史上是存在通过母权膨胀逐渐扩大到政治膨胀，最后甚至称王称霸的女性的，例如汉高祖的皇后吕雉、唐朝的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再如清朝享有实际最高统治权的慈禧太后，她们都是通过母亲这个渠道一步一步走向了权力的最高峰。在女性地位如此低下的时代，她们竟然可以成就如此伟大的人生，我们不得不叹服人类、社会赋予母亲的强大权力。
除了史实记载外，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也在其很多作品中反映了母权的强大。汉代名作《孔雀东南飞》就是一个优秀的例证，《孔雀东南飞》这个故事正面歌颂了焦刘夫妇勇于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但从侧面却体现了封建社会里母权的不可违逆。故事里焦刘夫妇本来恩爱有加，刘兰芝贤惠能干是一个贤妻贤媳的形象，但却无故被焦母嫌弃被逐出家门，最后二人双双自尽酿成悲剧。在这个故事里，兰芝处处礼遇却仍遭婆婆嫌弃，而焦仲卿即便是于心不忍却也只能听之任之，虽也苦苦相求却惹得母亲“槌床大怒”痛骂儿子“助妇语”，无奈之下只好谨尊母命与兰芝离婚，由此足以见得母权的强大无比。《三国演义》里孙权应周瑜计，假借联姻准备骗杀刘备，却不料遭到其母吴国太的呵斥反对，作者在描写孙权应对母亲的呵斥时，以“孙权乃大孝之人，见母亲如此言语，随即应承”的反应来表现母亲地位的尊贵显赫，在酒宴上国太得知孙权要害刘备时大怒且责骂孙权，此时孙权也只敢“权推不知”，孙权虽贵为一方霸主但面对母亲却也只能唯命是从。清代巨著《红楼梦》中，贾母因贵为母亲而威风凛凛，她是贾府帝国的大独裁者，是大观园最高权力的象征。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呈现，作者如此运笔既反映了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也体现出封建社会中母亲地位的至高无上。母权的强大与我国历来的思想统治有关，其主要理论支持是我国的孝文化。自古以来，孝道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儒家大力提倡的道德规范之一，《孝经》明确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道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且贯串我国整个封建王朝，并因其优秀的伦理思想沿用至今。
如此一来，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士子们自然会遵守并继承这一道德规范。封建社会中女性地位的确很低，但一旦为人母，就会受到整个家族的尊重，并对子女享有极大管束权，这都是孝文化繁衍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
关键词：女性性别话语；女权；母权
一、女性话语权的缺失
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波伏娃在其代表作《第二性》中明确强调“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逐渐形成的”（1）309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女性长期处于被动地位，她们几乎是游离在正常的社会需要范围之外的，她们长期被父权、夫权压制着成为男权社会里男性名副其实的附庸品。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一直处于思想意识领域的主导地位，它就对女性的思想行为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规定。“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在男人可以三妻四妾的封建社会中，却要求女人“从一而终”，还标榜“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论，《列女传》就明确地要求“好女不侍二夫”，即便丈夫多么行为不端，女子也只能默默隐忍，正所谓“夫有再娶之义，女无二适之文”。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格局中，女性被束缚在如此复杂、压抑的框架里，这必然导致女性地位低下，话语权的缺失。中华上下五千年，虽然在不同的朝代统治阶层对女性的束缚有所放松的趋势，但整体看来女性话语权还是长久被压制的。社会制度与大众舆论严格控制监视着女性的一言一行，女性不仅在身体上长期遭受迫害，其精神也被长期禁锢在一定的范围内。在那个话语权被剥夺的时代，女性一直过着最苦闷的生活，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以及行为规范中都有所表现，尤其是在后来的文学作品里得到突出的反应。
二、封建社会里至高无上的母权
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历代统治者都倡导以孝治天下，所以敬畏高堂是一种品质，甚至是一种命令。作为母亲的女性不仅在家里拥有了话语权，同时还被赋予了管束子女施法号令的权力，这种权力具体表现母亲在子女接受教育，尤其是婚姻大事上所享有的特别控制权。
母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从古至今都有记录，无论是历史史实还是文学作品都有具体记载和反映。在中国封建专制王朝统治时期，“垂帘听政”就是彰显母权的最有力的证据，中国历史上是存在通过母权膨胀逐渐扩大到政治膨胀，最后甚至称王称霸的女性的，例如汉高祖的皇后吕雉、唐朝的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再如清朝享有实际最高统治权的慈禧太后，她们都是通过母亲这个渠道一步一步走向了权力的最高峰。在女性地位如此低下的时代，她们竟然可以成就如此伟大的人生，我们不得不叹服人类、社会赋予母亲的强大权力。
除了史实记载外，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也在其很多作品中反映了母权的强大。汉代名作《孔雀东南飞》就是一个优秀的例证，《孔雀东南飞》这个故事正面歌颂了焦刘夫妇勇于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但从侧面却体现了封建社会里母权的不可违逆。故事里焦刘夫妇本来恩爱有加，刘兰芝贤惠能干是一个贤妻贤媳的形象，但却无故被焦母嫌弃被逐出家门，最后二人双双自尽酿成悲剧。在这个故事里，兰芝处处礼遇却仍遭婆婆嫌弃，而焦仲卿即便是于心不忍却也只能听之任之，虽也苦苦相求却惹得母亲“槌床大怒”痛骂儿子“助妇语”，无奈之下只好谨尊母命与兰芝离婚，由此足以见得母权的强大无比。《三国演义》里孙权应周瑜计，假借联姻准备骗杀刘备，却不料遭到其母吴国太的呵斥反对，作者在描写孙权应对母亲的呵斥时，以“孙权乃大孝之人，见母亲如此言语，随即应承”的反应来表现母亲地位的尊贵显赫，在酒宴上国太得知孙权要害刘备时大怒且责骂孙权，此时孙权也只敢“权推不知”，孙权虽贵为一方霸主但面对母亲却也只能唯命是从。清代巨著《红楼梦》中，贾母因贵为母亲而威风凛凛，她是贾府帝国的大独裁者，是大观园最高权力的象征。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呈现，作者如此运笔既反映了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也体现出封建社会中母亲地位的至高无上。母权的强大与我国历来的思想统治有关，其主要理论支持是我国的孝文化。自古以来，孝道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儒家大力提倡的道德规范之一，《孝经》明确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道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且贯串我国整个封建王朝，并因其优秀的伦理思想沿用至今。
如此一来，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士子们自然会遵守并继承这一道德规范。封建社会中女性地位的确很低，但一旦为人母，就会受到整个家族的尊重，并对子女享有极大管束权，这都是孝文化繁衍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