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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与新生间只有几小时的距离。
大多数人对器官捐献的了解来自于影视作品。手术台上，病人各项生命体征消失，医生争分夺秒地取出脏器;等待移植器官的病人此时或躺在隔壁手术室，或躺在另一座城市的某间手术室，丝毫不知外面正进行着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接力赛。
人们敬佩医生，感念捐献者。但少有人知在二者间还有另一个隐形却极其重要的人。他们要解决捐献器官前所有错综复杂的情感、道德、法律问题。在官方报道中，他们叫“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一个诞生刚刚五年的新职业。
58岁的米智慧是其中之一。
一份新工作
55岁那年，这个前任护士刚办完退休手续就被领导叫住：有个新工作，你试试吧。
有亲和力、有责任感，又有医学背景，米智慧是这个新职业的不二人选。她没多想，一口答应下来，成了重庆首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但上岗后她很快发现，当协调员比当护士艰难许多倍。尽管医患关系紧张，可护士依然能收获尊重和感谢;协调员却基本只会遭遇冷漠和排斥。
上岗三年，米智慧已习惯睡得正酣时被电话铃声惊醒，她甚至期待这样的惊扰。会在深夜打来电话的通常是医院，“米老师，赶紧来，我们这里一个有捐献意愿的病人快不行了！”
期盼中的电话有时会好几周都没一个，有时一天好几个，每一个她都争分夺秒进行处理：几秒内恢复清醒，在电话里简单了解病人情况，判断是否符合捐献条件，如果医院距离较远还要联系红十字会派车。几分钟后她挂了电话，裹上外套，在出门前再检查一次充电宝、身份证、宣传资料、登记表格等是否都准备齐全。
同样习惯的还有希望的落空。深夜奔赴医院，常常半途中就会接到电话：病人已经离开人世，没法捐献了。
她的对手是“丧事一条龙”
干这一行，失败是常态。病人突然病情加重，医院嫌麻烦不配合，涉及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不及时……但家庭伦理情感是最主要的阻力。
那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复杂滋味。你赶到了医院，进入抢救室，看到那个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病人，他很年轻，却突发意外，属于条件最好的那类捐献者。你说服了他的亲人，捐出器官，让生命在别人的身体里延续。可突然，你的对手跳出来，就像新郎新娘正准备说“我愿意”，突然有人在门口大吼一声“我反对”一样，一切戛然而止。
米智慧的对手有时并不是捐献者的直系亲属。一个21岁的男孩因颅内出血脑死亡人，母亲和继父已经同意捐献，叔伯和姑姑们闻讯立刻全部赶到了医院，一部分人逼着母亲要和她算账，一部分人守在ICU门口不让医生动孩子。
母亲被逼得躲回了小出租屋，米智慧不想放弃，每天去一趟医院想和亲属们好好谈。跑了两天，她发現自己没法改变对方的想法。“你别和我谈，我们知道这是好事。”大张旗鼓对峙的背后，是两个家庭的斗争，“她一个改了嫁的女人，凭什么管我们家的事！”
她只能眼睁睁看着本可以救活好几人的希望，因一桩家庭矛盾破碎。
米智慧的对手还有做死亡生意的人。入行不久的一天傍晚，她接到电话，郊区发生一起车祸，车上一位男子当场死亡。这是另一类优秀的器官捐献者，发生意外的死者器官一般都是健康的，满足捐献条件。
同样在急救室，她离成功就差一步了，连登记表都递到了家属面前，程咬金又杀了出来。旁边一位神色闪烁的人把家属拉到一旁低语，很快对方的脸色就变得犹豫。那人自称是法医助理，称捐献器官会影响保险赔付。涉及到钱，家属反悔了。凌晨两点，米智慧无功而返。
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在殡仪馆她又遇上了这个“法医助理”，一打听才知道上了当：“哎，什么法医，就是丧事一条龙的说客。”米智慧叹了口气，协调员有义务帮捐献者的家属处理后事，没想此举竟成了别人的眼中钉。
病房里最不受欢迎的人
跌过几跤，米智慧意识到面对捐献者家属，她得无所不能。要会和交警、监狱、医院打交道，要懂法律条款、保险赔付甚至殡葬礼仪。每一项都要从头学起。
付出了很多，工作的特殊性却决定她不一定能得到同等的理解。
护士是“白衣天使”，协调员更像是“死神的使者”，她走进病房，打破弥漫的悲伤，无情地宣告病床上的人再没有抢救价值。这是一个极其不受欢迎的角色，哪怕理智告诉家属们这个人所宣传和请求的并不是一件坏事，感情上一时也难以接受。
要说服他们很难，尤其是要说服老人。去年五月，一名中年男子因车祸脑死亡，仅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心脏随时可能停止跳动，如果要移植，必须马上手术。她找到了病人妻子，是她主动提出捐献丈夫器官。交谈时，病人70多岁的老母亲拄着拐杖过来，不耐烦地送客：“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走你走！”随即当着米智慧的面大骂媳妇。一个壮汉重重推开她，大声吼着：“你拿我弟的器官，要卖多少钱？”
器官=卖钱，所以觊觎器官的都不是好人，这是一些家属最直接的想法。还有人毫不客气地质问她：“你让我们捐，那你呢？”
现在，米智慧已经养成了把所有证件资料都装包的习惯。花花绿绿的证件里，有她签署的捐献所有健康器官的同意书，有协调员证、抢救证、心理咨询师证、捐献志愿者卡、佛教皈依证……“随身带着这些来证明我的清白。”
看到老人大声呵斥媳妇，米智慧感到有些愧疚，更感到心寒。也许老人的训斥会让濒死者的妻子此后再也提不起捐献器官的勇气，甚至影响到医院里其他旁观的人。要说服一个人容易，要改变一个群体的观念，何其难。
总有人会支持她走下去
人默哀，致以敬意。
因为这件事，警方特地在她家门前装了摄像头。
可总有好人。从业五年，她最终只成功协调了57例捐献，成功率仅5%。可那些善良的捐献家庭和受捐者成为她坚持下去的理由。
2012年9月10日晚，20岁的山东女孩刘慧丽躺在手术台上，她已脑死亡。这是米智慧参与的第一次成功捐献，这段经历让她终生难忘。
那天早上，医院打来电话，才入行一个月的米智慧赶到病房前，看到哭得撕心裂肺的家属，她有点蒙。
母亲张瑞花是位质朴的农妇，几天前才把女儿送上开往学校的火车，没想到从此天人相隔。米智慧心里一阵酸楚，那一刻她甚至不知如何开口让家属签下同意书。她静静地陪在对方身边，过了很久，张瑞花抬头，问她：“是不是要签什么材料？”
协调员要见证器官摘除的全过程。晚上9点40分，捐献开始，已见惯手术的她没想到，这次器官摘取会让她失眠整整一周，闭上眼就会出现刘慧丽躺在手术台上的模样。之后的每年她都会寄给刘父一包麻花，“刘慧丽打的最后一通电话里，她告诉爸爸重庆的陈麻花很好吃。”
她感激每一个信任她的病人家属，看多了生死，她也漸渐学会如何帮助他们。三岁小女孩圆圆不慎从三楼摔下，抢救无效死亡。医院里，自责没有看好孩子的外婆跪在抢救室前哭得呼天抢地，孩子的母亲也哭得几欲晕死过去。
触景生情，米智慧早已泪流满面，可她还有工作。她只能尽自己所能为这对母女做点什么。家属不能进手术室，但协调员可以，米智慧替这位母亲为圆圆戴上最爱的小圆帽，用随身带的印泥给她涂了红嘴唇，“让孩子能漂亮地走。”化完妆，她用手机给孩子拍了照，“给她妈妈留个念想。”
有人能在支持工作时还能回馈她以善，这让米智慧终生难忘。
2014年9月1日晚，黔江区医院打来电话：“冉老师可能熬不下去了。”冉隆海是一名土家族小学教师，2004年检查出患有脑瘤，因十年来得到很多好心人的帮助，冉老师在2014年7月签下器官捐献志愿书。
米智慧连夜驱车赶到黔江，当晚，冉老师被宣布死亡。依照土家族的传统，遗体必须完整，可他捐献了能捐的所有器官：一个肝脏、两个肾脏、一对角膜。而他的妻子在丈夫弥留时为了让器官还有被使用的可能性，忍着悲痛不停为他做心肺复苏，直到医生赶到。
捐献的肝和肾移植到了三人身上，一对角膜让两位患者重见光明。五个人得到新生。
即便是协调员，也不会知道受捐者是谁。五年里她参加过一次受捐者病友会，与自己常见到的悲苦不同，会场里一片欢声笑语，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健康的笑容。
仿佛一下从地狱飘到天堂，她亲眼看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带着兴奋，米智慧认出了其中一位受捐者。“我知道为他捐肝的是谁，也陪伴捐献者家属一起哭过。如今见到受体这么健康，心里真的好开心。”
做不到的事
时至今日，米智慧已经连续三个春节，因为工作从团聚的饭桌中离开，三年来，为了避免错过捐献，她从不出远门旅游，“有一个能成的就太不容易了，恨不得马上飞到他身边。”她把这份事业排在人生最重要的位置，缺席，成为了家庭的常态。
“他嘴上说着不支持我，但是把生活打理得很好。”丈夫深沉的包容让她欣慰，女儿虽然尊重她的选择，但更多的则是心疼。母亲忙碌了一辈子，如今家庭幸福衣食无忧，她本该安享晚年。
这份对家庭的亏欠在另一群人那里得到弥补。米智慧的手机通讯录里密密麻麻全是捐献者家属的电话，她编辑的名片一目了然：捐献者、病人或逝者姓名、亲人关系、亲人姓名（如“捐、张晓华、父、张伟”）。每一个成功捐献者的亲属都成为了她的好友。
因为把自己的联系电话留给了大大小小的医院，时常有人打电话找她出售自己的器官换钱，或者急迫地为家人寻找器官，更不乏向她抛来“合作意愿”的人。
她的回答永远只有一句话：“对不起，这件事我办不到。”
（除“米智慧”“刘慧丽”“冉隆海”外，文中其他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