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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份认同的优先级上，你大可以先是个中国人、俄罗斯人、墨西哥人，然后再把自己视作加拿大人。
如果要问北美两大国—美国与加拿大在文化上有什么差异，文化观察者们通常会这样回答：美国社会更讲求融合，加拿大社会则更为重视多元文化。
先说美国，其实早在1908年，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笔下以纽约为背景的移民爱情剧作《熔炉》，便已为美式的移民文化融合过程作出完美概括：无论你来自何方，只要踏上美利坚之土地，认同美国社会的价值信条，你便可以当个美国人了。不过，美国强势的文化影响使移民需要先认同自己是“美国人”，再补充自己的原生文化属性。
不久前，我同友人在温哥华某火锅店吃饭，因同席有说英语人士，故点单时同服务员用英文交流。可服务的小哥既说不了英语，也搞不清信用卡POS机怎么用。未等我们责难，他自己先交了底：“不好意思，昨天刚来加拿大，老板说不用会英语。”
桌上只讲英语的朋友一脸遗憾，“如果我自己来，这一餐还怎么吃得上？店家难道不愿迎接中国人以外的其他顾客吗？”
换作别地，这大概会成为因选择太过局限的目标顾客而经营失败的商业案例。但在加拿大，这些“专吃华人”的华人店却干得红红火火，创下了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商业奇迹。生活在华人商圈内的移民根本无需学习英语，即可在享受加国优越自然条件的同时，过上与国内饮食起居无甚差异的生活。
于是，移民们越发青睐这里，华语商业也越发蓬勃。
华语文化的繁盛，直观地体现在当地的街景上。在列治文市，中文的商业招牌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几乎到了铺天盖地的程度。不仅商铺的广告位上印着这些汉字，就连公共汽车、公园长椅也被人包下，齐刷刷地印上“XX火锅”“XX电信”的广告。
如果是生活在华人居民密度较高的街区，家中信箱还会频繁收到“家教一对一”“办宽带送有线”等颇具中国特色的小广告。因为将目标顾客锁定为华人移民，这些广告宣传单大多只写中文，不写英文。若将一个从未去过加拿大的中国人凭空转移到这里，不告知身处何处，他大概也需花上些时间和脑力，才能判定自己已经离开中国，身处异乡。
随处可见的中文商业与招牌，显然能为中国移民，尤其是没有兴趣和能力融入英语社会文化的移民，带来生活便利与安全感。
但与此同时，过高的中文覆盖率也在加拿大造成了一定的社会争议：对那些住在华语人口密度较高区域的其他族裔居民来说，难以识别的方块字带来的是不便与困惑。
列治文居民凯莉·斯塔查克（Kerry Starchuk）是其中一例。今年60来岁的她从小生活在列治文，见证了当地由一处遍地农田的落后城镇转化为“当代中国城”的全过程。
2013年，这个此前从未操办过政治事务的加拿大妇女，争取了千余人签名，要求当地市府出台规定，强令出现在公共场合、使用非加拿大官方语言的广告招牌添加一定比例的英语，一举成了社区名人。当地中文媒体顺手给她安上个“排华大妈”的头衔，说她要“废除中文”，狠狠在微信朋友圈里炒了一把流量。
我曾就中文招牌的问题，和凯莉聊了一个下午。在她看来，既然加拿大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那么公共场合出现的宣传物上就应该包括英语或法语内容。凯莉不反对华人从业者使用中文做宣传，但认为如果只使用中文，则对其他族裔并不友好，也因此与加国多元文化的理念相违。 凯莉所代表的加拿大传统居民的不满，不仅仅停留在中文招牌这层“表征”上。交谈中，凯莉对一些同移民相关的社会现象颇有微词：伴随着外籍移民数量增多，加拿大发达城市周边人口剧增，房价也在刚需和投资者的共同推动下蹿入云霄。
部分华人在法律边缘地带发掘商机，在普通社区发展“私斗”（私人住宅改造的娱乐场所）、“月子中心”等灰色产业；大量富二代、官二代聚集，生活奢华阔绰、言行欠缺教养。这些与华人移民有关的现象，看似和中文招牌的使用并无直接关联，但在实质上和中文招牌有着类似的、同社会其他文化隔绝的孤独特质。
凯莉寄望于当地政府可以从法律层面作出限制，确立英语的强制性地位。然而，這在加拿大却算是相当敏感的社会议题。一向具有反叛与独立精神的魁北克省是加拿大的法语区，曾因法语和英语的使用问题与当地企业及联邦发生冲突。魁省法语保护组织要求当地商业招牌上必须使用英法双语，部分企业选择就范（肯德基在魁省将KFC的招牌改叫QFK），但沃尔玛、百思买等不愿改动自家Logo的商业巨擘选择与省政府对簿公堂。旷日持久的官司后，省法院作出裁决：商业可以使用英语招牌，但需要在旁边单立一牌，作为法语说明。
加国两家官方语言间尚且拼得你死我活，中文问题因其少数族裔语言的身份，更多了一层棘手感。
事实上，凯莉并非第一个向当地政府反映语言问题的居民。早在1990年代末，就曾有市民给当时的市政府写信，阐述自己对于本地商家过多使用纯中文宣传材料这一现象的不满。彼时，市府的做法是接触了几家当地的大型华人商场，鼓励它们使用双语招牌。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成效。几家本地的华人大商场出台内部规定，要求商铺使用中英双语服务。
但显然，当时的政府没想到此后中国移民和零售店铺爆炸性增长的局面。1990年代末的当地政府，不愿以法律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而面对今日的复杂局面，现政府更无意给自己招惹麻烦。毕竟，除了动不动以独立要挟联邦政府的“逆子”魁北克，加拿大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敢冒着“攻击多元文化”和“限制言论自由”的骂名，铤而走险对少数族裔语言做出立法限制的地方了。
我曾两次和列治文市长马保定探讨这一问题。没错，在华语人口占多数的列治文，这位真名Malcolm Brodie的白人市长也有“马保定”这样一个接地气的官方译名。
马保定坚持认为，立法不是解决中国移民和其他族裔间文化冲突的办法。“文化的问题就该以交流的方式去解决。”马保定说。马市长所没有明言的是，即便市府有意立法改革，也很可能会因为违背加国宪法精神而捅出娄子。加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力度很大，尽管将英语和法语视作法定语言，但若强行要求个体使用某种语言文字参与社会事务，还是有明显的违宪嫌疑。
倘若立场转换，一中国人在自家国土上走入一家写满外文的商店，而后因为自己只讲中文被拒绝服务，想必早已引起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或者，若是加国店家因顾客不说英语而拒绝为其提供服务，都无需政府作出反应，愤怒的民众恐怕也早已搅黄这家涉嫌种族歧视的商家的生意。
偏偏，华人的“少数族裔”地位却使得加拿大陷入了两难境地。放任文化冲突不管，难免会使华人聚居区域进一步沦为城门紧锁的文化死域；下手干预的话，则又会被认为站在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对立面。
这样的文化冲撞之痛，或许是扛着多元文化主义大旗的加拿大所不得不经历的。在全球价值观朝向保守主义转舵之际，依然坚持把多元文化视作立国之本的加拿大，更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中文问题。
一个加拿大社会所不得不认清的事实是，相比起因外出务工、家庭团聚，甚至追求政治自由而来到加拿大的早期华人移民，今后踏上加拿大国土的，更多是获得了财富自由的新一代中国人。
与口袋的殷实程度成正比的，是华人移民对中文文化的应用自信。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加拿大将出现人人学中文的奇特景象。也或许只有这样，才是加国在拒绝伤害多元文化主义的前提下，实现同中文文化融合的最佳办法。
如果要问北美两大国—美国与加拿大在文化上有什么差异，文化观察者们通常会这样回答：美国社会更讲求融合，加拿大社会则更为重视多元文化。
先说美国，其实早在1908年，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笔下以纽约为背景的移民爱情剧作《熔炉》，便已为美式的移民文化融合过程作出完美概括：无论你来自何方，只要踏上美利坚之土地，认同美国社会的价值信条，你便可以当个美国人了。不过，美国强势的文化影响使移民需要先认同自己是“美国人”，再补充自己的原生文化属性。
不久前，我同友人在温哥华某火锅店吃饭，因同席有说英语人士，故点单时同服务员用英文交流。可服务的小哥既说不了英语，也搞不清信用卡POS机怎么用。未等我们责难，他自己先交了底：“不好意思，昨天刚来加拿大，老板说不用会英语。”
桌上只讲英语的朋友一脸遗憾，“如果我自己来，这一餐还怎么吃得上？店家难道不愿迎接中国人以外的其他顾客吗？”
换作别地，这大概会成为因选择太过局限的目标顾客而经营失败的商业案例。但在加拿大，这些“专吃华人”的华人店却干得红红火火，创下了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商业奇迹。生活在华人商圈内的移民根本无需学习英语，即可在享受加国优越自然条件的同时，过上与国内饮食起居无甚差异的生活。
于是，移民们越发青睐这里，华语商业也越发蓬勃。
华语文化的繁盛，直观地体现在当地的街景上。在列治文市，中文的商业招牌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几乎到了铺天盖地的程度。不仅商铺的广告位上印着这些汉字，就连公共汽车、公园长椅也被人包下，齐刷刷地印上“XX火锅”“XX电信”的广告。
如果是生活在华人居民密度较高的街区，家中信箱还会频繁收到“家教一对一”“办宽带送有线”等颇具中国特色的小广告。因为将目标顾客锁定为华人移民，这些广告宣传单大多只写中文，不写英文。若将一个从未去过加拿大的中国人凭空转移到这里，不告知身处何处，他大概也需花上些时间和脑力，才能判定自己已经离开中国，身处异乡。
看不惯中文的“排华大妈”
随处可见的中文商业与招牌，显然能为中国移民，尤其是没有兴趣和能力融入英语社会文化的移民，带来生活便利与安全感。
但与此同时，过高的中文覆盖率也在加拿大造成了一定的社会争议：对那些住在华语人口密度较高区域的其他族裔居民来说，难以识别的方块字带来的是不便与困惑。
列治文居民凯莉·斯塔查克（Kerry Starchuk）是其中一例。今年60来岁的她从小生活在列治文，见证了当地由一处遍地农田的落后城镇转化为“当代中国城”的全过程。
2013年，这个此前从未操办过政治事务的加拿大妇女，争取了千余人签名，要求当地市府出台规定，强令出现在公共场合、使用非加拿大官方语言的广告招牌添加一定比例的英语，一举成了社区名人。当地中文媒体顺手给她安上个“排华大妈”的头衔，说她要“废除中文”，狠狠在微信朋友圈里炒了一把流量。
我曾就中文招牌的问题，和凯莉聊了一个下午。在她看来，既然加拿大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那么公共场合出现的宣传物上就应该包括英语或法语内容。凯莉不反对华人从业者使用中文做宣传，但认为如果只使用中文，则对其他族裔并不友好，也因此与加国多元文化的理念相违。 凯莉所代表的加拿大传统居民的不满，不仅仅停留在中文招牌这层“表征”上。交谈中，凯莉对一些同移民相关的社会现象颇有微词：伴随着外籍移民数量增多，加拿大发达城市周边人口剧增，房价也在刚需和投资者的共同推动下蹿入云霄。
部分华人在法律边缘地带发掘商机，在普通社区发展“私斗”（私人住宅改造的娱乐场所）、“月子中心”等灰色产业；大量富二代、官二代聚集，生活奢华阔绰、言行欠缺教养。这些与华人移民有关的现象，看似和中文招牌的使用并无直接关联，但在实质上和中文招牌有着类似的、同社会其他文化隔绝的孤独特质。
凯莉寄望于当地政府可以从法律层面作出限制，确立英语的强制性地位。然而，這在加拿大却算是相当敏感的社会议题。一向具有反叛与独立精神的魁北克省是加拿大的法语区，曾因法语和英语的使用问题与当地企业及联邦发生冲突。魁省法语保护组织要求当地商业招牌上必须使用英法双语，部分企业选择就范（肯德基在魁省将KFC的招牌改叫QFK），但沃尔玛、百思买等不愿改动自家Logo的商业巨擘选择与省政府对簿公堂。旷日持久的官司后，省法院作出裁决：商业可以使用英语招牌，但需要在旁边单立一牌，作为法语说明。
华文问题的解局之道
加国两家官方语言间尚且拼得你死我活，中文问题因其少数族裔语言的身份，更多了一层棘手感。
事实上，凯莉并非第一个向当地政府反映语言问题的居民。早在1990年代末，就曾有市民给当时的市政府写信，阐述自己对于本地商家过多使用纯中文宣传材料这一现象的不满。彼时，市府的做法是接触了几家当地的大型华人商场，鼓励它们使用双语招牌。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成效。几家本地的华人大商场出台内部规定，要求商铺使用中英双语服务。
但显然，当时的政府没想到此后中国移民和零售店铺爆炸性增长的局面。1990年代末的当地政府，不愿以法律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而面对今日的复杂局面，现政府更无意给自己招惹麻烦。毕竟，除了动不动以独立要挟联邦政府的“逆子”魁北克，加拿大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敢冒着“攻击多元文化”和“限制言论自由”的骂名，铤而走险对少数族裔语言做出立法限制的地方了。
我曾两次和列治文市长马保定探讨这一问题。没错，在华语人口占多数的列治文，这位真名Malcolm Brodie的白人市长也有“马保定”这样一个接地气的官方译名。
马保定坚持认为，立法不是解决中国移民和其他族裔间文化冲突的办法。“文化的问题就该以交流的方式去解决。”马保定说。马市长所没有明言的是，即便市府有意立法改革，也很可能会因为违背加国宪法精神而捅出娄子。加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力度很大，尽管将英语和法语视作法定语言，但若强行要求个体使用某种语言文字参与社会事务，还是有明显的违宪嫌疑。
倘若立场转换，一中国人在自家国土上走入一家写满外文的商店，而后因为自己只讲中文被拒绝服务，想必早已引起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或者，若是加国店家因顾客不说英语而拒绝为其提供服务，都无需政府作出反应，愤怒的民众恐怕也早已搅黄这家涉嫌种族歧视的商家的生意。
偏偏，华人的“少数族裔”地位却使得加拿大陷入了两难境地。放任文化冲突不管，难免会使华人聚居区域进一步沦为城门紧锁的文化死域；下手干预的话，则又会被认为站在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对立面。
这样的文化冲撞之痛，或许是扛着多元文化主义大旗的加拿大所不得不经历的。在全球价值观朝向保守主义转舵之际，依然坚持把多元文化视作立国之本的加拿大，更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中文问题。
一个加拿大社会所不得不认清的事实是，相比起因外出务工、家庭团聚，甚至追求政治自由而来到加拿大的早期华人移民，今后踏上加拿大国土的，更多是获得了财富自由的新一代中国人。
与口袋的殷实程度成正比的，是华人移民对中文文化的应用自信。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加拿大将出现人人学中文的奇特景象。也或许只有这样，才是加国在拒绝伤害多元文化主义的前提下，实现同中文文化融合的最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