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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一期我们刊发了赵凤兰老师对叶廷芳先生的长篇访谈，这一期我们却在纪念叶先生了。对于叶先生的离去，连近两年和叶先生有深度交往的赵凤兰，都感到意外（“我显然高估了他自然生命的韧度，以为他的身体会像他的精神一样强大，怎奈生命无常、世事难料”）。而我对叶先生的印象，还停留在那篇访谈里，在那篇完成于去年的访谈中，我看到的是叶先生不亚于年轻学人的思想力和批判力，更是一位八旬老人的生命力。在这样的印象中，我也同样“高估了他自然生命的韧度”。但现实是他已离去，而让我们稍感安慰的是，叶先生因为他的卡夫卡翻译和研究，将继续以各种方式“活着”。
卡夫卡研究专家曾艳兵老师很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约稿，他在《叶廷芳与卡夫卡》一文中梳理了叶先生与卡夫卡的关系，他说：
卡夫卡之于叶廷芳，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写作、另一种审美，乃至于另一个艺术世界，叶先生日后的文学之路或人生之路无不与此密切相关;叶廷芳之于卡夫卡，他让卡夫卡从一位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的作家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让普通人熟悉，让艺术家纷纷模仿和热捧的作家，卡夫卡几乎突然成了先锋艺术的象征和代表。到底是“卡夫卡与叶廷芳”，还是“叶廷芳与卡夫卡”？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作家或学人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一种契合关系。记得清华彭刚教授在评论章益国的章学诚论著中说：
成功的学人研究，重要的前提是研究者在问题意识、思维能力、理论装备乃至灵心善感等方面都能尽可能地逼近研究对象。
不知是看了这句话之后还是看到这句话之前，我就开始特别留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契合度”，这种“契合度”可能更接近于彭刚教授所说的“灵心善感”。而彭教授这句话之所以引起我的特别注意和念念不忘，是因为经常遇到一种现象，即有的文学研究者虽然长期研究某位经典作家或学人，但在其文字中看不到与这些经典作家或学人在“灵心善感”方面的契合，比如其用平淡乏味的语言叙述一位文辞优美、个性鲜明的作家或学人。当这种现象经常出现时，我就怀疑其是否真正深入了被研究者的世界。可能，我这种对文学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契合度”的“苛求”，是从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在形象气质上总是“交相辉映”的“規律”中来的。当我的这种“移植”与彭刚教授那句话相遇时，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偏见”。
卡夫卡研究专家曾艳兵老师很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约稿，他在《叶廷芳与卡夫卡》一文中梳理了叶先生与卡夫卡的关系，他说：
卡夫卡之于叶廷芳，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写作、另一种审美，乃至于另一个艺术世界，叶先生日后的文学之路或人生之路无不与此密切相关;叶廷芳之于卡夫卡，他让卡夫卡从一位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的作家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让普通人熟悉，让艺术家纷纷模仿和热捧的作家，卡夫卡几乎突然成了先锋艺术的象征和代表。到底是“卡夫卡与叶廷芳”，还是“叶廷芳与卡夫卡”？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作家或学人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一种契合关系。记得清华彭刚教授在评论章益国的章学诚论著中说：
成功的学人研究，重要的前提是研究者在问题意识、思维能力、理论装备乃至灵心善感等方面都能尽可能地逼近研究对象。
不知是看了这句话之后还是看到这句话之前，我就开始特别留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契合度”，这种“契合度”可能更接近于彭刚教授所说的“灵心善感”。而彭教授这句话之所以引起我的特别注意和念念不忘，是因为经常遇到一种现象，即有的文学研究者虽然长期研究某位经典作家或学人，但在其文字中看不到与这些经典作家或学人在“灵心善感”方面的契合，比如其用平淡乏味的语言叙述一位文辞优美、个性鲜明的作家或学人。当这种现象经常出现时，我就怀疑其是否真正深入了被研究者的世界。可能，我这种对文学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契合度”的“苛求”，是从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在形象气质上总是“交相辉映”的“規律”中来的。当我的这种“移植”与彭刚教授那句话相遇时，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