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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他在晚年退出国防科研一线领导岗位后，基于对档案文献的考察，为国家建设与发展提供可靠安全保障，提出了关于战争规律、现代战争模式、战争层次性和我国发展战略核武器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新时期我国武器装备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档案与军事历史有着天然的对应关系。人们利用档案文献，探索战争发展规律和特點，把握现代战争规律。钱学森认为，战争是客观世界的现象，有规则可循。根据钱学森的理解，战争是一门科学，即战争科学。简言之，战争即解决“用什么武器，打什么仗”[1]的问题。虽然这种科学非常复杂，人类对它的理解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但它也是客观世界的一种现象。他强调，我们应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人类战争的规律，特别是现代战争——军事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理解客观世界规律的能力。系统科学、军事系统工程、运筹学和计算机作战仿真已进入现代军事科学研究领域，推动了该科学的发展。1988年1月11日，钱学森在与中央军事委员会研究室工作人员的对话中指出：“运用现代科学可以预测未来战争……（我们）如果不信科学，凭空想象打仗会打起来，仍然保持很大的常备军，影响了经济建设，那就是大傻瓜，就会犯大错误。”[2]
钱学森的战争法理论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战争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及演变机制，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可以认识和掌握战争的规律性。他指出：“现代科学技术与战争历史经验的结合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战争的客观规律。”其次，由于战争与技术紧密相连，而技术发展处于恒动状态，尤其是新技术突飞猛进，因此，对战争法的理解应该放在人类社会发展漫长历史的长远视角中。总体上，战争规律的动态性与科学技术发展存在正相关，这是考察战争规律性的科学方法论基础。
钱学森关于系统工程的手迹
科学认识基于过去经验而形成的规律，不但有利于赢得战争的主动权，而且也有利于把握未来的主动性。关于战争的未来，钱学森认为，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不会在一定时期内消亡“。当今之世，战争还会有，也实际上不断在打。”[3]战争与所有事物一样，具有相同的发生、发展和灭绝过程，战争的消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是几百年。”[1]正是依据对档案文献的考证和对军事历史的分析，钱学森在此预言的“几百年”实际上与其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未来形态判断之“世界社会形态”理论和“世界大都会”理论具有时间一致性。其隐含的寓意是：战争的消亡是人类走向世界大同的逻辑必然和自然产物。
钱学森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如果科学革命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理解的一次飞跃，那么技术革命就是客观世界技术转型的一次飞跃。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发展将导致整个社会的整个物质和物质生产系统的转变，从而促进工业革命的发生。[4]在分析科学技术的作用、借助历史档案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工业革命推动了军事技术革命，军事技术革命可以推动部队战斗理论和战争方法的改革。在分析了人类社会以往的工业革命与相应的战争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后，他指出了这一点。截至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经历了五次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战争模式经历了五次革命性的变化，即：写意战斗时代、冷兵器时代、热武器时代、机械化战争时代、信息化战争时代。他曾预测，21世纪的战争将是核威慑条件下陆地、海洋、天空和信息战部队的综合战争。
钱学森同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在一起
建立在这一判断基础之上，钱学森认为，人类作战主体也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演变，分别为：手绘部队、冷兵器部队、热武器部队、机械化部队和信息部队。在驱动因素方面，他指出第五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是信息化战争的内在驱动力。根据钱学森的定义，第五次工业革命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微电子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革命，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为核心”。第五次产业革命的出现，“这标志着现代社会从工业化时代进入信息化时代，世界经济逐渐从工业化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5]
关于人类战争模式的演变机制，1995年7月，钱学森在国防科委第一次科技学术交流会上发表了书面讲话。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从档案资料的研究看，人类社会最早的战争形式是写意战；随后，由于冶炼技术的出现，非武装战争被冷武器战争所取代。之后，由于炸药的发明，人类开始进入热武器战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内燃机的出现和其他机械武器的生产，战争首次有了自己的动能，演变成机械化的战争。20世纪50年代，由于核技术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远程核武器。在具有洲际投送能力的远程核武器与现代信息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结合下，21世纪的战争形式已发展成为核威慑下的信息化战争。[6]
钱学森在核武器与信息技术双重技术的基础上，对当代战争的规模和层次提出了三个预测。
一是核武器仅具威慑性而非实用性，大规模常规战争受到制约。他认为，在双向核威慑条件下，大国之间的“核大战打不起来，常规大战也不敢打”。[6]由于战争本身的动态性和规律性，它一旦爆发就具有无限扩张和自我镇压的困难，即交战各方难以具备自我控制的特征。在国家核武化尤其是大国核武化背景下，涉及拥核方的战争一旦爆发，在理论上即存在升级为核战争的可能。然而，由战略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若鲁莽地使用核武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核报复带来的自我毁灭。因此，这种双向核战争对作为国家行为体的核武器所有者而言，它具有抑制常规战争升级和实施核打击冲动的功能，即“核威慑而不能真打核战争”。[7] 二是中等规模的侵略战争将会消亡。中等规模的战争是大规模战争与小规模战争之间的过渡战争。由于战争自我控制机制的内在缺陷，在非理性零和博弈状态下，中等规模战争很可能上升为大规模战争。此外，如果此类战争的动因来自大国军事入侵，战争发起方在未实现战略目标之前还面临升级战争规模的“道德困境”。世界各國人民反对战争的声音越来越高，大国的军事入侵注定要失败。
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代表第七机械工业部在导弹核武器试验庆祝大会上讲话
三是小规模战争是当前地区和国际冲突的主要表现。钱学森认为，小规模战争不会停止，存在上升到中型战争的危险；导致小规模战争的动力因素很大程度上来自战略核武器对大规模战争的抑制机制，或者说，相比传统战争规模比例而言，小规模战争的增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传统大规模战争的层级转化。1988年1月28日，他在致高恒的信中指出：“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行了。由于战略武器的出现，大仗不可能了；小仗又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武力越来越成了威慑。”[8]1992年，他在系统学讨论班“七人小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现象正在走下坡路。只有小小的冲突和局部战争。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战争的发展否定了它自身。”[8]总体上，“战争这个手段正在衰落”。[9]
钱学森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提出，由于现代化军事装备更新换代很快，在没有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新武器的效能无法得到测试和验证。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对抗模拟。作战模拟之所以必要和可能，在于其所要求解决的是在存在各种限制条件且不完全知晓交战对象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制定出最优的作战方案，即战争环境要素设定与响应，从而最大限度实现战争制胜，这就是我们作战模拟的任务。“用各种设想的武器装备来模拟作战，对付我们可能的敌人”，“作战模拟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有头等重要的意义”。[1]
钱学森从系统工程视角提出，与传统战争在目的、手段方面不同的是，现代战争已由单纯的军事对抗向基于综合国力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科技的综合对抗。因此，军事系统工程作战目标应该是全面作战，全面攻防，全面胜利。建立世界一流的军队，赢得未来的战争就是善于运用系统工程方法，从总体上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系统进行全面调查，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建立国家综合战略体系和能力。现代战争是利用战争设计来取得战争胜利，通过战争前期研究赢得先发制人的机会，成为战争的领导者，战争规则的制定者。通过准确地判断，科学设计和协调军事和非军事力量、物质和精神力量、战争理论和战争实践等，促进军事系统各领域、环节和要素的良性互动和协调，争取最佳成果和未来军事斗争的最大利益，实现不战、全赢的目标。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顾吉环，李明，涂元季.钱学森文集（卷四）[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
[2]钱学森.1988年1月11日与中央军委有关人员的谈话：谈军队建设[Z].解放军档案馆，案卷号：1988-17-12-4-02.
[3]涂元季，李明，顾吉环.钱学森书信（卷八）[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453.
[4]戴汝为，于景元，钱学敏，等.我们正面临第五次产业革命[N].光明日报，1994-02-23（7）.
[5]钱学森，于景元，涂元季，等.创建系统学（新世纪版）[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199.
[6]张现民.钱学森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471.
[7]涂元季，李明，顾吉环.钱学森书信（卷5）[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37-38.
[8]涂元季，李明，顾吉环.钱学森书信（卷4）[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134.
[9]薛惠锋.钱学森如何求解战争制胜[N].解放军报， 2018-09-11（4）.
作者单位：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
一、战争的规律性
档案与军事历史有着天然的对应关系。人们利用档案文献，探索战争发展规律和特點，把握现代战争规律。钱学森认为，战争是客观世界的现象，有规则可循。根据钱学森的理解，战争是一门科学，即战争科学。简言之，战争即解决“用什么武器，打什么仗”[1]的问题。虽然这种科学非常复杂，人类对它的理解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但它也是客观世界的一种现象。他强调，我们应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人类战争的规律，特别是现代战争——军事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理解客观世界规律的能力。系统科学、军事系统工程、运筹学和计算机作战仿真已进入现代军事科学研究领域，推动了该科学的发展。1988年1月11日，钱学森在与中央军事委员会研究室工作人员的对话中指出：“运用现代科学可以预测未来战争……（我们）如果不信科学，凭空想象打仗会打起来，仍然保持很大的常备军，影响了经济建设，那就是大傻瓜，就会犯大错误。”[2]
钱学森的战争法理论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战争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及演变机制，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可以认识和掌握战争的规律性。他指出：“现代科学技术与战争历史经验的结合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战争的客观规律。”其次，由于战争与技术紧密相连，而技术发展处于恒动状态，尤其是新技术突飞猛进，因此，对战争法的理解应该放在人类社会发展漫长历史的长远视角中。总体上，战争规律的动态性与科学技术发展存在正相关，这是考察战争规律性的科学方法论基础。
科学认识基于过去经验而形成的规律，不但有利于赢得战争的主动权，而且也有利于把握未来的主动性。关于战争的未来，钱学森认为，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不会在一定时期内消亡“。当今之世，战争还会有，也实际上不断在打。”[3]战争与所有事物一样，具有相同的发生、发展和灭绝过程，战争的消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是几百年。”[1]正是依据对档案文献的考证和对军事历史的分析，钱学森在此预言的“几百年”实际上与其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未来形态判断之“世界社会形态”理论和“世界大都会”理论具有时间一致性。其隐含的寓意是：战争的消亡是人类走向世界大同的逻辑必然和自然产物。
二、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
钱学森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如果科学革命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理解的一次飞跃，那么技术革命就是客观世界技术转型的一次飞跃。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发展将导致整个社会的整个物质和物质生产系统的转变，从而促进工业革命的发生。[4]在分析科学技术的作用、借助历史档案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工业革命推动了军事技术革命，军事技术革命可以推动部队战斗理论和战争方法的改革。在分析了人类社会以往的工业革命与相应的战争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后，他指出了这一点。截至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经历了五次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战争模式经历了五次革命性的变化，即：写意战斗时代、冷兵器时代、热武器时代、机械化战争时代、信息化战争时代。他曾预测，21世纪的战争将是核威慑条件下陆地、海洋、天空和信息战部队的综合战争。
建立在这一判断基础之上，钱学森认为，人类作战主体也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演变，分别为：手绘部队、冷兵器部队、热武器部队、机械化部队和信息部队。在驱动因素方面，他指出第五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是信息化战争的内在驱动力。根据钱学森的定义，第五次工业革命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微电子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革命，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为核心”。第五次产业革命的出现，“这标志着现代社会从工业化时代进入信息化时代，世界经济逐渐从工业化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5]
关于人类战争模式的演变机制，1995年7月，钱学森在国防科委第一次科技学术交流会上发表了书面讲话。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从档案资料的研究看，人类社会最早的战争形式是写意战；随后，由于冶炼技术的出现，非武装战争被冷武器战争所取代。之后，由于炸药的发明，人类开始进入热武器战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内燃机的出现和其他机械武器的生产，战争首次有了自己的动能，演变成机械化的战争。20世纪50年代，由于核技术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远程核武器。在具有洲际投送能力的远程核武器与现代信息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结合下，21世纪的战争形式已发展成为核威慑下的信息化战争。[6]
三、战争的层次性
钱学森在核武器与信息技术双重技术的基础上，对当代战争的规模和层次提出了三个预测。
一是核武器仅具威慑性而非实用性，大规模常规战争受到制约。他认为，在双向核威慑条件下，大国之间的“核大战打不起来，常规大战也不敢打”。[6]由于战争本身的动态性和规律性，它一旦爆发就具有无限扩张和自我镇压的困难，即交战各方难以具备自我控制的特征。在国家核武化尤其是大国核武化背景下，涉及拥核方的战争一旦爆发，在理论上即存在升级为核战争的可能。然而，由战略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若鲁莽地使用核武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核报复带来的自我毁灭。因此，这种双向核战争对作为国家行为体的核武器所有者而言，它具有抑制常规战争升级和实施核打击冲动的功能，即“核威慑而不能真打核战争”。[7] 二是中等规模的侵略战争将会消亡。中等规模的战争是大规模战争与小规模战争之间的过渡战争。由于战争自我控制机制的内在缺陷，在非理性零和博弈状态下，中等规模战争很可能上升为大规模战争。此外，如果此类战争的动因来自大国军事入侵，战争发起方在未实现战略目标之前还面临升级战争规模的“道德困境”。世界各國人民反对战争的声音越来越高，大国的军事入侵注定要失败。
三是小规模战争是当前地区和国际冲突的主要表现。钱学森认为，小规模战争不会停止，存在上升到中型战争的危险；导致小规模战争的动力因素很大程度上来自战略核武器对大规模战争的抑制机制，或者说，相比传统战争规模比例而言，小规模战争的增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传统大规模战争的层级转化。1988年1月28日，他在致高恒的信中指出：“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行了。由于战略武器的出现，大仗不可能了；小仗又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武力越来越成了威慑。”[8]1992年，他在系统学讨论班“七人小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现象正在走下坡路。只有小小的冲突和局部战争。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战争的发展否定了它自身。”[8]总体上，“战争这个手段正在衰落”。[9]
四、战争制胜的方法
钱学森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提出，由于现代化军事装备更新换代很快，在没有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新武器的效能无法得到测试和验证。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对抗模拟。作战模拟之所以必要和可能，在于其所要求解决的是在存在各种限制条件且不完全知晓交战对象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制定出最优的作战方案，即战争环境要素设定与响应，从而最大限度实现战争制胜，这就是我们作战模拟的任务。“用各种设想的武器装备来模拟作战，对付我们可能的敌人”，“作战模拟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有头等重要的意义”。[1]
钱学森从系统工程视角提出，与传统战争在目的、手段方面不同的是，现代战争已由单纯的军事对抗向基于综合国力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科技的综合对抗。因此，军事系统工程作战目标应该是全面作战，全面攻防，全面胜利。建立世界一流的军队，赢得未来的战争就是善于运用系统工程方法，从总体上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系统进行全面调查，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建立国家综合战略体系和能力。现代战争是利用战争设计来取得战争胜利，通过战争前期研究赢得先发制人的机会，成为战争的领导者，战争规则的制定者。通过准确地判断，科学设计和协调军事和非军事力量、物质和精神力量、战争理论和战争实践等，促进军事系统各领域、环节和要素的良性互动和协调，争取最佳成果和未来军事斗争的最大利益，实现不战、全赢的目标。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顾吉环，李明，涂元季.钱学森文集（卷四）[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
[2]钱学森.1988年1月11日与中央军委有关人员的谈话：谈军队建设[Z].解放军档案馆，案卷号：1988-17-12-4-02.
[3]涂元季，李明，顾吉环.钱学森书信（卷八）[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453.
[4]戴汝为，于景元，钱学敏，等.我们正面临第五次产业革命[N].光明日报，1994-02-23（7）.
[5]钱学森，于景元，涂元季，等.创建系统学（新世纪版）[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199.
[6]张现民.钱学森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471.
[7]涂元季，李明，顾吉环.钱学森书信（卷5）[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37-38.
[8]涂元季，李明，顾吉环.钱学森书信（卷4）[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134.
[9]薛惠锋.钱学森如何求解战争制胜[N].解放军报， 2018-09-11（4）.
作者单位：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