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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猴年岁末，一本名叫《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传记不动声色地出现在中国务大城市最显眼的书架上。无任何官方宣传，无任何大规模的公共宣传活动，然而，仅仅10多天，第一批印刷的20万册图书在全国各大书店销售一空，春节期间马不停蹄赶出来的40万册，也旋即被市场瓜分，让出版社、销售商、读者都大吃一惊。我们看到，《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无可争议地成为近期最热门的社会事件、文化新闻之一。
此书的作者库恩博士专程到中国接受了采访。他银发、微笑、态度和蔼、气质雍容，吐字清晰。这位以作为中国人朋友为荣的美国人，很快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此书撰写、出版的前前后后。
让世界了解中国，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库恩：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度，只有通过解读中国的历史，才能够真正了解中国的现实。我设想通过一个能够反映时代变迁的人物，写他的故事，写一代人的故事，写个人生命历程中国家的命运。我想，这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神奇魅力与显著进步的最生动的形式。
记者：怎么会想到要写一本中国领导人的传记?
库恩：我在中国十多年，对这片土地感情深挚，我在这里工作、生活，和三教九流交朋友，在这里看到许多东西中国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然而我的美国同胞乃至西方世界中的许多人还陷在对中国认识的迷雾中。我想多做一些事情，尽可能地让外面的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这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
记者：是什么具体事件直接促成您动笔写这本书?
库恩：2000年，江泽民先生访美，接受了哥伦比亚电视网的著名记者华莱士的专访。我和朋友满怀希望地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前，并看完了全程，结果让我们异常沮丧——因为华莱土的节目中对江先生的部分评价很不公正，这一点对于任何稍微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是不能接受的。美国见多识广的著名记者都会有这样的惯性认识误区，更不要说老百姓了。我当时就觉得动笔写《江泽民传》刻不容缓，美国人民需要通过了解一个领导人的个人史，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真正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中国这个国度，要用历史来解读现实。美国的年轻人，不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就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稳定压倒一切”。
科学，是我取舍、组织材料的唯一标准
记者：您写此书的主要资料来源有哪些?
库恩：我听广播，看电视，借助网络搜索资料，研究各种各样的论文文献，这样积累了许多年。除此之外，我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保证我得到一切可能得到的信息。这样，我们最后收集了3000万字的文献资料。
记者：对于中国来说，您是一个外来者，您如何保证您搜集到的信息足够客观、公正、全面呢?
库恩：写传记，首先是科学，而非艺术。我非常骄傲我可以宣称自己是一个科学家，我读博士期间攻读的是一门听上去很可怕的学科：“头脑解剖学”，学院里的训练让我有比较完善的科学思维方式，帮助我在铺天盖地的材料面前保持客观冷静。关于一个题材，我总是要求有许多种信息来源，多方求证，反复推敲，最后才敢下结论。
记者：有人说你在书中把中国描绘得过于美好，你是否认为自己粉饰了中国社会现实呢?
库恩：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美学问题。在我眼中，真实的中国已经足够有说服力，再不需要画蛇添足地粉饰什么了。现在外界对中国的了解，数量太少，内容也有许多歪曲，可是掘我所知，只要真正接触过中国的人，没有不喜欢中国的。因此，在中国的形象宣传方面，我认为只要把真实的东西展示出来，就不用担心观众会不喜欢。
谁能客观地告诉我关于江泽民的事
记者：您拟订的采访计划是怎样的?
库恩：首先，我选了几个江泽民先生学习、工作过的地方，比如北京、上海、长春、南京、扬州等。同时，寻找江先生的亲朋好友、同窗同事，这是很好的采访对象，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
记者：您怎么挑选您的采访对象?给您印象最深的是谁?
库恩：首先就是，谁能提供客观信息，谁就可以成为我的采访对象。在实际的采访过程中，有5位重要人物对我帮助很大，是我这部传记能够最后成文的关键。他们是：江先生的妹妹、同窗、同事和老领导。我很荣幸采访了汪道涵先生。他第一次见到江泽民时，江才23岁。向来到工厂视察的汪道涵描绘了工作设想的情景至今让汪记忆犹新。通过这些采访对象，我深深感受到了江泽民的人格魅力与风采。当我以后再见到江泽民先生的时候，想起了他的老同学的描述，我感到非常亲切。
我的妻子经常取笑我：“他又去见江泽民了。”
记者：为了这本书，您整整花了4年时间，这4年间让您觉得最痛苦、最快乐的是什么?
库恩：这两者往往意味着同一件事。年复一年通宵达旦的案头工作，全情投入，让我痛苦的同时，又觉得非常快乐。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是3次重写、5次编辑的结巢。第一稿是70万字，现在47万字左右。我的手提电脑随时伺候，方便随时写作。许多个夜晚，一吃完晚饭，就一头扎进书房，妻子常常取笑说：“瞧，他又去见江泽民了。”(全场大笑)这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传统笑话了。
记者：顺便问一下，现实生活中，您见过江泽民几次?
库恩：3次。第一次见到江先生，是1993年，我住在古巴哈瓦那一家宾馆的行政楼里，在走廊上，看见了江先生，当时他正在古巴进行国事访问，我很惊喜；第二次，是2000年9月，我见到江先生，在纽约的一个招待会上；第三次是2003年11月在北京，我聆听了他关于几个问题的讲话。
写这本书让我感觉到中国人情世态里的美
记者：这本书的写作对您个人来说有什么帮助么?
库恩：写这本书让我感觉到了中国人情世态里的美，让我重新认识了“关系”这个词。国际社会中，一提及中国的“关系”，一般就让人联想起，腐败和不规范操作等等，但在采访过程中，接触到的中国人，我亲身体会到他们交往的方式，让人联想起人类很久远以前那种彼此信任、互相包容的美好关系。在他们淳朴的表情里，有一种让人十分感动的天真和坦诚。
记者：举个例子好么?
库恩：我把江先生的亲朋好友看成了自己的亲人。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就好像亲人久别重逢。那天，当我见到江先生的妹妹江泽慧，我忍不住紧紧拥抱她，我们都非常高兴彼此能够见面，我想，这就是亲人间的感觉。
记者：具体地说说，写这本书，您得到了什么?
库恩：(大笑)得到了两个称号，一个是“消极反华主义者”，一个是“新一代的斯诺”。不过言归正传，有人猜测，我通过写这本书，在中国获得许多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我想正式澄清一下，我本人是花旗银行的执行董事，但在写作此书的4年间，在中国并没有任何项目，没有收到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报酬。我准备把此书稿费的50％赠给3个慈善机构。
此书的作者库恩博士专程到中国接受了采访。他银发、微笑、态度和蔼、气质雍容，吐字清晰。这位以作为中国人朋友为荣的美国人，很快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此书撰写、出版的前前后后。
让世界了解中国，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库恩：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度，只有通过解读中国的历史，才能够真正了解中国的现实。我设想通过一个能够反映时代变迁的人物，写他的故事，写一代人的故事，写个人生命历程中国家的命运。我想，这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神奇魅力与显著进步的最生动的形式。
记者：怎么会想到要写一本中国领导人的传记?
库恩：我在中国十多年，对这片土地感情深挚，我在这里工作、生活，和三教九流交朋友，在这里看到许多东西中国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然而我的美国同胞乃至西方世界中的许多人还陷在对中国认识的迷雾中。我想多做一些事情，尽可能地让外面的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这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
记者：是什么具体事件直接促成您动笔写这本书?
库恩：2000年，江泽民先生访美，接受了哥伦比亚电视网的著名记者华莱士的专访。我和朋友满怀希望地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前，并看完了全程，结果让我们异常沮丧——因为华莱土的节目中对江先生的部分评价很不公正，这一点对于任何稍微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是不能接受的。美国见多识广的著名记者都会有这样的惯性认识误区，更不要说老百姓了。我当时就觉得动笔写《江泽民传》刻不容缓，美国人民需要通过了解一个领导人的个人史，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真正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中国这个国度，要用历史来解读现实。美国的年轻人，不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就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稳定压倒一切”。
科学，是我取舍、组织材料的唯一标准
记者：您写此书的主要资料来源有哪些?
库恩：我听广播，看电视，借助网络搜索资料，研究各种各样的论文文献，这样积累了许多年。除此之外，我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保证我得到一切可能得到的信息。这样，我们最后收集了3000万字的文献资料。
记者：对于中国来说，您是一个外来者，您如何保证您搜集到的信息足够客观、公正、全面呢?
库恩：写传记，首先是科学，而非艺术。我非常骄傲我可以宣称自己是一个科学家，我读博士期间攻读的是一门听上去很可怕的学科：“头脑解剖学”，学院里的训练让我有比较完善的科学思维方式，帮助我在铺天盖地的材料面前保持客观冷静。关于一个题材，我总是要求有许多种信息来源，多方求证，反复推敲，最后才敢下结论。
记者：有人说你在书中把中国描绘得过于美好，你是否认为自己粉饰了中国社会现实呢?
库恩：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美学问题。在我眼中，真实的中国已经足够有说服力，再不需要画蛇添足地粉饰什么了。现在外界对中国的了解，数量太少，内容也有许多歪曲，可是掘我所知，只要真正接触过中国的人，没有不喜欢中国的。因此，在中国的形象宣传方面，我认为只要把真实的东西展示出来，就不用担心观众会不喜欢。
谁能客观地告诉我关于江泽民的事
记者：您拟订的采访计划是怎样的?
库恩：首先，我选了几个江泽民先生学习、工作过的地方，比如北京、上海、长春、南京、扬州等。同时，寻找江先生的亲朋好友、同窗同事，这是很好的采访对象，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
记者：您怎么挑选您的采访对象?给您印象最深的是谁?
库恩：首先就是，谁能提供客观信息，谁就可以成为我的采访对象。在实际的采访过程中，有5位重要人物对我帮助很大，是我这部传记能够最后成文的关键。他们是：江先生的妹妹、同窗、同事和老领导。我很荣幸采访了汪道涵先生。他第一次见到江泽民时，江才23岁。向来到工厂视察的汪道涵描绘了工作设想的情景至今让汪记忆犹新。通过这些采访对象，我深深感受到了江泽民的人格魅力与风采。当我以后再见到江泽民先生的时候，想起了他的老同学的描述，我感到非常亲切。
我的妻子经常取笑我：“他又去见江泽民了。”
记者：为了这本书，您整整花了4年时间，这4年间让您觉得最痛苦、最快乐的是什么?
库恩：这两者往往意味着同一件事。年复一年通宵达旦的案头工作，全情投入，让我痛苦的同时，又觉得非常快乐。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是3次重写、5次编辑的结巢。第一稿是70万字，现在47万字左右。我的手提电脑随时伺候，方便随时写作。许多个夜晚，一吃完晚饭，就一头扎进书房，妻子常常取笑说：“瞧，他又去见江泽民了。”(全场大笑)这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传统笑话了。
记者：顺便问一下，现实生活中，您见过江泽民几次?
库恩：3次。第一次见到江先生，是1993年，我住在古巴哈瓦那一家宾馆的行政楼里，在走廊上，看见了江先生，当时他正在古巴进行国事访问，我很惊喜；第二次，是2000年9月，我见到江先生，在纽约的一个招待会上；第三次是2003年11月在北京，我聆听了他关于几个问题的讲话。
写这本书让我感觉到中国人情世态里的美
记者：这本书的写作对您个人来说有什么帮助么?
库恩：写这本书让我感觉到了中国人情世态里的美，让我重新认识了“关系”这个词。国际社会中，一提及中国的“关系”，一般就让人联想起，腐败和不规范操作等等，但在采访过程中，接触到的中国人，我亲身体会到他们交往的方式，让人联想起人类很久远以前那种彼此信任、互相包容的美好关系。在他们淳朴的表情里，有一种让人十分感动的天真和坦诚。
记者：举个例子好么?
库恩：我把江先生的亲朋好友看成了自己的亲人。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就好像亲人久别重逢。那天，当我见到江先生的妹妹江泽慧，我忍不住紧紧拥抱她，我们都非常高兴彼此能够见面，我想，这就是亲人间的感觉。
记者：具体地说说，写这本书，您得到了什么?
库恩：(大笑)得到了两个称号，一个是“消极反华主义者”，一个是“新一代的斯诺”。不过言归正传，有人猜测，我通过写这本书，在中国获得许多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我想正式澄清一下，我本人是花旗银行的执行董事，但在写作此书的4年间，在中国并没有任何项目，没有收到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报酬。我准备把此书稿费的50％赠给3个慈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