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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李步云，1933年生于湖南娄底，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师从法学泰斗张友渔。30多年来，参与和推动了1982年修宪、2004年修宪、“依法治国”入宪、人权入宪等，2013年倡立“李步云法学奖”。
谈到中国当代法制史，有一个名字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那就是李步云。
他参与和见证了我国一系列重大法治事件；首倡依法治国的方针，提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率先打破法学界思想禁区……为此，他被称为“敢开第一腔的法学家”，更和江平、郭道晖一起，被尊为“法学三杰”。
如今耄耋之年的李步云，精神爽朗，言语铿锵，举止中依然有着年轻人的热血。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我现在要靠安眠药才能睡着，不是失眠症，而是脑子里有很多想法，有创作的冲动。几十年来我最自豪的，是在研究工作上从没偷过懒。”就在接受记者采访前，他还在写一本学术专著，安排时间去各地讲学。
绝不说假话
记者和李步云一见面，他就笑着说：“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我已经接受了不少采访，大多是让我谈依法治国的问题，可见媒体和老百姓对法治问题的关心和期待啊。”他还透露，会前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等4个部门的人曾专程来找他商讨报告的具体细节。
“我个人对四中全会的成果很兴奋，报告中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专门做出依法治国的决定，在党的历史上是头一次。‘文革’后，在法学界我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老人的这份喜悦，一方面是为新政欢呼，还有一层，则饱含着自己近乎偏执狂般的追求终于得以实现的欣慰。
1979年9月，在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工作的李步云和同事撰写的长文《论以法治国》在《光明日报》发表。法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方针，并从多个方面做了系统论述的文章。李步云跟记者说起了写作的背景：“那是基于对‘文革’的反思，那场浩劫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民主法制极端不健全，肆意侵犯公民权利，把宪法当做一张废纸。”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思想得到解放，但公开提倡“法治”和“人权”仍需要极大的勇气。江平评价李步云说：“我最敬佩他两点：第一是他的勇气，包括学术上的勇气；另外，我敬佩他的骨气。”
1980年初，社科院召开了一次近400人参加的法治与人治专题讨论会。在发言中，李步云批驳了“人治与法治结合”的观点，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他始终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从没怀疑过这点”，李步云自信地说。
李步云认为，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是相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来说的；而法治是一种治国理论与原则，是相对于人治来说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法制，但不一定是实行法治。”
在李步云等法学家的不懈努力下，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将“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方略。1999年，“依法治国”终于被写入我国宪法。
除了法治，李步云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普通公众的权利。采访中，李步云告诉记者：“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25篇文章呢。”他和《人民日报》的缘分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法学界两篇影响很大的文章，均发表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6日发表了我撰写的《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稍晚有乔伟的《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这两篇文章标志着法学界的思想解放开始了。”
“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句现在看来已是常识的话语，在当时却有着石破天惊的力量，成为那个时代法学界思想解放的先声。文章发表后，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发通讯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法制上采取新政策的一个信号。
1992年，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李步云任副主任。从此，他开始系统地研究人权问题，其中很多建议被政府采纳。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写入宪法。
几十年后，李步云这样回顾自己的人生：“我这一生有两点值得骄傲：一个是民主思想，另一个是绝不说假话。我出了30多本书，300多篇文章，还没有说过一次假话。”
最喜欢《让世界充满爱》和《心太软》
李步云说，他对于法治的追求也是遵循着自己的人生准则：爱国爱民，勤奋宽容。
“像爱国爱民，这和我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说到这，他用右手指着自己难以伸直的左臂，以及断了一截的小拇指。“我16岁就参加了地下工作，组织‘济世学会’，秘密印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7岁，我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经历过第一到第五次战役，3次跟死亡擦肩而过。其中一次是1952年6月，敌人一颗炸弹扔在车上，当场8死7伤，我左手被炸断，只有筋和皮连着。我觉得国旗上有我的鲜血，我非常自豪。”
1957年，已经退伍的李步云决定考大学。“当时报了10个志愿，排第一的就是北大法律系。其实，当时我连法律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是一位业已考上华东政法学院的战友游说我，有句话一下子就把我打动了——‘马克思和列宁都是学法律的’。”
去北大报到时，李步云说他见到的第一条迎新横幅标语就是“欢迎未来的法学家”。“从那时起，我就立下了终生从事法学研究的志向。”研究生阶段，他幸运地成为法学泰斗張友渔教授的开门弟子。此后，他就一直在张友渔身边学习做人和做事，直到1992年老人辞世。
李步云的“敢为天下先”，大多得于师传。“张教授发言写作，只讲真话，不抄袭，不盲从，大胆创新。例如，当人们对‘法大还是党委大’的问题莫衷一是时，他就明确回答：‘法大。’他认为，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主要指监督司法机关依法办案，不是包办代替政法机关的具体业务。”
研究生毕业后，李步云随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到北京四季青公社工作，担任公社工作队长。他只查经济问题，从未就路线问题批评过任何一个公社干部。“有一次，公社社长张玉龙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我一个劲儿地安慰他不要自责。”
李步云，1933年生于湖南娄底，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师从法学泰斗张友渔。30多年来，参与和推动了1982年修宪、2004年修宪、“依法治国”入宪、人权入宪等，2013年倡立“李步云法学奖”。
谈到中国当代法制史，有一个名字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那就是李步云。
他参与和见证了我国一系列重大法治事件；首倡依法治国的方针，提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率先打破法学界思想禁区……为此，他被称为“敢开第一腔的法学家”，更和江平、郭道晖一起，被尊为“法学三杰”。
如今耄耋之年的李步云，精神爽朗，言语铿锵，举止中依然有着年轻人的热血。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我现在要靠安眠药才能睡着，不是失眠症，而是脑子里有很多想法，有创作的冲动。几十年来我最自豪的，是在研究工作上从没偷过懒。”就在接受记者采访前，他还在写一本学术专著，安排时间去各地讲学。
绝不说假话
记者和李步云一见面，他就笑着说：“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我已经接受了不少采访，大多是让我谈依法治国的问题，可见媒体和老百姓对法治问题的关心和期待啊。”他还透露，会前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等4个部门的人曾专程来找他商讨报告的具体细节。
“我个人对四中全会的成果很兴奋，报告中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专门做出依法治国的决定，在党的历史上是头一次。‘文革’后，在法学界我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老人的这份喜悦，一方面是为新政欢呼，还有一层，则饱含着自己近乎偏执狂般的追求终于得以实现的欣慰。
1979年9月，在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工作的李步云和同事撰写的长文《论以法治国》在《光明日报》发表。法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方针，并从多个方面做了系统论述的文章。李步云跟记者说起了写作的背景：“那是基于对‘文革’的反思，那场浩劫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民主法制极端不健全，肆意侵犯公民权利，把宪法当做一张废纸。”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思想得到解放，但公开提倡“法治”和“人权”仍需要极大的勇气。江平评价李步云说：“我最敬佩他两点：第一是他的勇气，包括学术上的勇气；另外，我敬佩他的骨气。”
1980年初，社科院召开了一次近400人参加的法治与人治专题讨论会。在发言中，李步云批驳了“人治与法治结合”的观点，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他始终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从没怀疑过这点”，李步云自信地说。
李步云认为，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是相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来说的；而法治是一种治国理论与原则，是相对于人治来说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法制，但不一定是实行法治。”
在李步云等法学家的不懈努力下，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将“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方略。1999年，“依法治国”终于被写入我国宪法。
除了法治，李步云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普通公众的权利。采访中，李步云告诉记者：“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25篇文章呢。”他和《人民日报》的缘分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法学界两篇影响很大的文章，均发表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6日发表了我撰写的《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稍晚有乔伟的《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这两篇文章标志着法学界的思想解放开始了。”
“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句现在看来已是常识的话语，在当时却有着石破天惊的力量，成为那个时代法学界思想解放的先声。文章发表后，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发通讯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法制上采取新政策的一个信号。
1992年，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李步云任副主任。从此，他开始系统地研究人权问题，其中很多建议被政府采纳。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写入宪法。
几十年后，李步云这样回顾自己的人生：“我这一生有两点值得骄傲：一个是民主思想，另一个是绝不说假话。我出了30多本书，300多篇文章，还没有说过一次假话。”
最喜欢《让世界充满爱》和《心太软》
李步云说，他对于法治的追求也是遵循着自己的人生准则：爱国爱民，勤奋宽容。
“像爱国爱民，这和我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说到这，他用右手指着自己难以伸直的左臂，以及断了一截的小拇指。“我16岁就参加了地下工作，组织‘济世学会’，秘密印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7岁，我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经历过第一到第五次战役，3次跟死亡擦肩而过。其中一次是1952年6月，敌人一颗炸弹扔在车上，当场8死7伤，我左手被炸断，只有筋和皮连着。我觉得国旗上有我的鲜血，我非常自豪。”
1957年，已经退伍的李步云决定考大学。“当时报了10个志愿，排第一的就是北大法律系。其实，当时我连法律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是一位业已考上华东政法学院的战友游说我，有句话一下子就把我打动了——‘马克思和列宁都是学法律的’。”
去北大报到时，李步云说他见到的第一条迎新横幅标语就是“欢迎未来的法学家”。“从那时起，我就立下了终生从事法学研究的志向。”研究生阶段，他幸运地成为法学泰斗張友渔教授的开门弟子。此后，他就一直在张友渔身边学习做人和做事，直到1992年老人辞世。
李步云的“敢为天下先”，大多得于师传。“张教授发言写作，只讲真话，不抄袭，不盲从，大胆创新。例如，当人们对‘法大还是党委大’的问题莫衷一是时，他就明确回答：‘法大。’他认为，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主要指监督司法机关依法办案，不是包办代替政法机关的具体业务。”
研究生毕业后，李步云随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到北京四季青公社工作，担任公社工作队长。他只查经济问题，从未就路线问题批评过任何一个公社干部。“有一次，公社社长张玉龙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我一个劲儿地安慰他不要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