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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这样一个女孩，她开口就吓我一跳，“我是才女!”我无言以对，但是，听完她下面的叙述，我便服了。
我说我是才女，你准以为我是一个不可一世的狂人，因为这犯了中国人“含而不露”的大忌。其实，在海外谋生，你一点不能谦虚，特别是在欧美，“谦虚”只是“无能”的同义词。大学毕业后，我曾在上海一家著名跨国公司供职，薪水丰厚，生活得很潇洒，在别人看来，前程已是无限辉煌。然而，我却极不“安份”，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我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从上小学起，老师就赞扬我是一个“小才女”。少女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外婆，她是30年代留学英国的才女，教我弹钢琴，教我绘画，还常常给我讲剑桥和牛津的“故事”。从那时起，剑桥的名字就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了。我的理想是，像外婆那样，到国外的名牌大学去留学。
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命运之神似乎一直在庇佑我。1993年，我在全省数万名理科考生中脱颖而出，总分名列前茅。我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的第一个梦想，顺利跨进了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
大学时代，我一直保持优等生的纪录，4年不败。本科生活转眼就结束了，当时，像我们这些名牌大学的优秀学生，是“皇帝女儿不愁嫁”。但是，同学们普遍认为，人生“第一步”往往决定终身，人人都极其慎重地对待走上社会的“第一步”。我跟他们想的可不一样，我以为，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机遇，发展自我，才是最重要的。
与同届的许多同学相比，我是十分幸运的，刚拿到本科毕业证书，便成功地获得了一个职位，而且是一家外资企业。当时，这个职位的薪水是我那教授爸爸的6倍，如此优厚的生活待遇，令许多人眼红。然而，我并不满足。当时，一些著名跨国公司纷纷抢滩大陆，对我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我勇敢地接受了人生的第一次自我挑战，与数百名高材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香港电讯的4个职位。那是1997年，香港刚刚回到祖国的怀抱，而我则刚刚踏入社会。
香港电讯业务包括固定电话网和移动电话、国际电话、卫星通讯、ISP电讯成套系统，一直享有香港电信市场的独家经营权。由于香港的回归，香港电讯要从内地招收一批员工。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难逢的机遇。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父母，在我迈出这关键一步的关键时刻，他们没有泼我的冷水，而且积极鼓励我去闯一闯。爸爸还用一句民间的老土话来跟我打趣，“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嘛!”
我放弃那家许多同学求之不得的外资企业，选择香港电讯，自有我的道理。我除了想测试一下自己的竞争实力外，更主要的目的是想通过香港电讯，为我自己搭建一座通向世界的桥梁。准确地说，是开辟一条走进剑桥的捷径。
通过这次竞争，我更加充满了自信，因为我战胜了众多的竞争对手，赢得了香港电讯的“入门证”。
当一名香港电讯的员工实在是很不轻松，每一个员工都要有全球观念，要用统筹的、全方位的视野看问题。我十分庆幸选择了香港电讯。可是，成为香港电讯的员工之后，我才认识到，我是多么的无知。说实话，我简直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做，惟一能做的，就是不认输。技术上的高起点，制度上的高标准，迫使我像宗教徒一样，虔诚地学习公司一切先进的东西。我偷偷地哭过好多次，泪水浸润下的自尊心，更加激励我拼搏，发奋工作。因为我明白，在这里，我不仅可以拓宽视野，而且能得到更直接更有价值的走向世界的经验。
1998年，我在香港电讯已经干了一年，已成为优秀的员工之一。我找回了自信，同时也能感受到，公司对我很器重。正因为如此，我的自卑感也与日俱增。我周围的员工中，来自于牛津、剑桥、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的博士，比比皆是，许多人甚至具有“双料”世界名牌大学的学历。而我，越来越自惭形秽，与那些更优秀的员工相比，我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丑小鸭”。
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席卷日韩新马泰诸国，全球经济形势日趋衰落，失业之风挡不住，大批具有高学历的专业人才一时也被迫丢掉饭碗。冷静思考一下自己的前程，我越来越感到，要在香港电讯这样的国际著名企业干下去，我应该“充电”了。再不“充电”。我可能不久就将失去更多的机会，甚至很快就有可能遭受无情的淘汰。这是我最最不愿看到的结局。认清了自身的局限，认清了天下大势，我决定离职深造。
香港电讯很重视人才的培养，员工如有人考取剑桥、牛津、哈佛等世界名牌大学，公司资助全部学费。但是，在这一“慈善”计划的背后，也有一个苛刻的附加条件，即：学成之后必须回公司工作。按说，这项附加条件无可挑剔，人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你，你总不能不回报吧。香港电讯是企业，是企业就不能做“赔本”买卖。各算各的账，为了深造，我认了。
我一心想成为剑桥的一名学子。我的“剑桥情结”缘于徐志摩那首哙炙人口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如果能走进剑桥，亲身感受一下《再别康桥》的意境，当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我报考了剑桥大学的工程学院。英国的高等教育制度规定：上大学不要考试，只需看中学成绩即可进入，但上剑桥不行，不仅要考，还相当难，竞争异常激烈。录取率不超过30％，也就是说，10个考生中最多只能取3个。考剑桥的研究生更是难乎其难。第一关是一般面试，然后是学院和系里的面试。那天，我一进入考场，意外地发现桌上堆着麻将般大小的积木，我正在发愣，主考官提示我，在这堆积木中间，只有两块是一模一样的，你要在规定时间内想办法把它们找出来。
这就是剑桥的考题?经历了刹那间的困惑，我很快进入了“角色”。结果，我顺利通过了剑桥的入学考试。
上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圆了“剑桥梦”。入学后，校方指派权威人士领着我们宣誓：“我现在已成为剑桥大学的一名学生，我要刻苦学习，致力于剑桥的发展，以剑桥为荣……”后来，我才弄清楚，剑桥不但重视学生的专门知识和成绩，更看重学生勇敢接受挑战的内在素质，所以，才以挑积木的鬼怪方式考察学生解决问题的应变能力。
剑桥大学座落在风景秀丽的剑桥镇，著名的康河穿镇而过，镇上的居民包括剑桥师生在内总共10万余人。剑桥大学创建于1209年，现由35座学院组成，已培养出7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哈佛、耶鲁两所顶级名校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加起来还高出一截。考入剑桥，就等于是踏上了通向成功的道路。
我再一次成为幸运儿。走上康桥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康桥，我来了，我想在这里化作一片云彩。” 剑桥作为一流的国际性大学，海外学生比例很高，在研究生当中，42％是海外留学生，尤其令人赞叹不已的是，女研究生竟然占36％。在我们学院总共400余名研究生中，海外留学生多达180人，接近二分之一，我这个来自香港、来自中国的小女生，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剑桥攻读的是电子工程副博士学位，这是剑桥和牛津的特色学位，因专业不同，一般两年，完成后再读两年就可获得博士学位。剑桥一直处于世界科技的前沿，物理学上的“电子”就是剑桥学者于1897年找出来的，全世界第一部数码电脑早在1949年就诞生在剑桥。我在剑桥攻读电子工程，真是幸运得很!
剑桥也有一个类似美国硅谷的科学园，名叫硅沼泽(SiliconFen)。微软率先在剑桥建立了第一个欧洲研究基地，随后，爱普生、惠普、诺基亚、东芝等著名公司相继跟进。这个科学园以剑桥自身的优势，既为剑桥的科学研究寻找资金，又为当地居民创造了就业机会。今年8月，我拿到剑桥的副博士学位以后，已经不想再回香港电讯了。我决定进入诺基亚设在剑桥的研究机构，一边打工，一边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我的这个决策都是英明的。但是，要想实现人生路上这一至关重要的转折，我必须偿还香港电讯当初为我支付的近10万美元的培训费。这笔“债务”在我肩上还是个很不小的压力，但我天生就乐于接受挑战。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愿意付，出很大代价，贷款负“债”也要跳槽。
经历了几番拼搏，我对自己的前程抱有更大的自信，凭着在香港电讯工作的经历，凭着剑桥电子工程副博士的牌子，凭着自身的实力，我相信，明天是美好的。命运果然没有负我，诺基亚录用了我，起始年薪为5万英磅。
向前看，我的人生道路是越来越清晰了：只要把剑桥的博士攻、下来，只要在诺基亚好好干下去，踏踏实实工作三、四年，我就可望获得30万英磅的年薪。
几年来，我迂回曲折圆了“剑桥梦”。国内的同学和朋友也许会说我，这山望着那山高。其实，我是认准一个目标，咬定青山不放松。所以，我一直走的是上坡路。
只有置身于国际著名大公司，才能深切体会到生存竞争的残酷，我必须不断接受新的挑战，并一次次超越自我，才能保证自己免遭淘汰出局的不幸。漂泊海外，首先是生存，其次才是生活。开始，我说自己是才女，那是自己给自己打气。我是才女，但我很累，动真格的，只有一条路：奋斗，奋斗，再奋斗——奋斗则生，不奋斗则亡。未来国际人才的竞争，就是这样残酷无情。
我说我是才女，你准以为我是一个不可一世的狂人，因为这犯了中国人“含而不露”的大忌。其实，在海外谋生，你一点不能谦虚，特别是在欧美，“谦虚”只是“无能”的同义词。大学毕业后，我曾在上海一家著名跨国公司供职，薪水丰厚，生活得很潇洒，在别人看来，前程已是无限辉煌。然而，我却极不“安份”，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我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从上小学起，老师就赞扬我是一个“小才女”。少女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外婆，她是30年代留学英国的才女，教我弹钢琴，教我绘画，还常常给我讲剑桥和牛津的“故事”。从那时起，剑桥的名字就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了。我的理想是，像外婆那样，到国外的名牌大学去留学。
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命运之神似乎一直在庇佑我。1993年，我在全省数万名理科考生中脱颖而出，总分名列前茅。我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的第一个梦想，顺利跨进了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
大学时代，我一直保持优等生的纪录，4年不败。本科生活转眼就结束了，当时，像我们这些名牌大学的优秀学生，是“皇帝女儿不愁嫁”。但是，同学们普遍认为，人生“第一步”往往决定终身，人人都极其慎重地对待走上社会的“第一步”。我跟他们想的可不一样，我以为，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机遇，发展自我，才是最重要的。
与同届的许多同学相比，我是十分幸运的，刚拿到本科毕业证书，便成功地获得了一个职位，而且是一家外资企业。当时，这个职位的薪水是我那教授爸爸的6倍，如此优厚的生活待遇，令许多人眼红。然而，我并不满足。当时，一些著名跨国公司纷纷抢滩大陆，对我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我勇敢地接受了人生的第一次自我挑战，与数百名高材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香港电讯的4个职位。那是1997年，香港刚刚回到祖国的怀抱，而我则刚刚踏入社会。
香港电讯业务包括固定电话网和移动电话、国际电话、卫星通讯、ISP电讯成套系统，一直享有香港电信市场的独家经营权。由于香港的回归，香港电讯要从内地招收一批员工。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难逢的机遇。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父母，在我迈出这关键一步的关键时刻，他们没有泼我的冷水，而且积极鼓励我去闯一闯。爸爸还用一句民间的老土话来跟我打趣，“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嘛!”
我放弃那家许多同学求之不得的外资企业，选择香港电讯，自有我的道理。我除了想测试一下自己的竞争实力外，更主要的目的是想通过香港电讯，为我自己搭建一座通向世界的桥梁。准确地说，是开辟一条走进剑桥的捷径。
通过这次竞争，我更加充满了自信，因为我战胜了众多的竞争对手，赢得了香港电讯的“入门证”。
当一名香港电讯的员工实在是很不轻松，每一个员工都要有全球观念，要用统筹的、全方位的视野看问题。我十分庆幸选择了香港电讯。可是，成为香港电讯的员工之后，我才认识到，我是多么的无知。说实话，我简直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做，惟一能做的，就是不认输。技术上的高起点，制度上的高标准，迫使我像宗教徒一样，虔诚地学习公司一切先进的东西。我偷偷地哭过好多次，泪水浸润下的自尊心，更加激励我拼搏，发奋工作。因为我明白，在这里，我不仅可以拓宽视野，而且能得到更直接更有价值的走向世界的经验。
1998年，我在香港电讯已经干了一年，已成为优秀的员工之一。我找回了自信，同时也能感受到，公司对我很器重。正因为如此，我的自卑感也与日俱增。我周围的员工中，来自于牛津、剑桥、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的博士，比比皆是，许多人甚至具有“双料”世界名牌大学的学历。而我，越来越自惭形秽，与那些更优秀的员工相比，我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丑小鸭”。
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席卷日韩新马泰诸国，全球经济形势日趋衰落，失业之风挡不住，大批具有高学历的专业人才一时也被迫丢掉饭碗。冷静思考一下自己的前程，我越来越感到，要在香港电讯这样的国际著名企业干下去，我应该“充电”了。再不“充电”。我可能不久就将失去更多的机会，甚至很快就有可能遭受无情的淘汰。这是我最最不愿看到的结局。认清了自身的局限，认清了天下大势，我决定离职深造。
香港电讯很重视人才的培养，员工如有人考取剑桥、牛津、哈佛等世界名牌大学，公司资助全部学费。但是，在这一“慈善”计划的背后，也有一个苛刻的附加条件，即：学成之后必须回公司工作。按说，这项附加条件无可挑剔，人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你，你总不能不回报吧。香港电讯是企业，是企业就不能做“赔本”买卖。各算各的账，为了深造，我认了。
我一心想成为剑桥的一名学子。我的“剑桥情结”缘于徐志摩那首哙炙人口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如果能走进剑桥，亲身感受一下《再别康桥》的意境，当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我报考了剑桥大学的工程学院。英国的高等教育制度规定：上大学不要考试，只需看中学成绩即可进入，但上剑桥不行，不仅要考，还相当难，竞争异常激烈。录取率不超过30％，也就是说，10个考生中最多只能取3个。考剑桥的研究生更是难乎其难。第一关是一般面试，然后是学院和系里的面试。那天，我一进入考场，意外地发现桌上堆着麻将般大小的积木，我正在发愣，主考官提示我，在这堆积木中间，只有两块是一模一样的，你要在规定时间内想办法把它们找出来。
这就是剑桥的考题?经历了刹那间的困惑，我很快进入了“角色”。结果，我顺利通过了剑桥的入学考试。
上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圆了“剑桥梦”。入学后，校方指派权威人士领着我们宣誓：“我现在已成为剑桥大学的一名学生，我要刻苦学习，致力于剑桥的发展，以剑桥为荣……”后来，我才弄清楚，剑桥不但重视学生的专门知识和成绩，更看重学生勇敢接受挑战的内在素质，所以，才以挑积木的鬼怪方式考察学生解决问题的应变能力。
剑桥大学座落在风景秀丽的剑桥镇，著名的康河穿镇而过，镇上的居民包括剑桥师生在内总共10万余人。剑桥大学创建于1209年，现由35座学院组成，已培养出7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哈佛、耶鲁两所顶级名校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加起来还高出一截。考入剑桥，就等于是踏上了通向成功的道路。
我再一次成为幸运儿。走上康桥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康桥，我来了，我想在这里化作一片云彩。” 剑桥作为一流的国际性大学，海外学生比例很高，在研究生当中，42％是海外留学生，尤其令人赞叹不已的是，女研究生竟然占36％。在我们学院总共400余名研究生中，海外留学生多达180人，接近二分之一，我这个来自香港、来自中国的小女生，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剑桥攻读的是电子工程副博士学位，这是剑桥和牛津的特色学位，因专业不同，一般两年，完成后再读两年就可获得博士学位。剑桥一直处于世界科技的前沿，物理学上的“电子”就是剑桥学者于1897年找出来的，全世界第一部数码电脑早在1949年就诞生在剑桥。我在剑桥攻读电子工程，真是幸运得很!
剑桥也有一个类似美国硅谷的科学园，名叫硅沼泽(SiliconFen)。微软率先在剑桥建立了第一个欧洲研究基地，随后，爱普生、惠普、诺基亚、东芝等著名公司相继跟进。这个科学园以剑桥自身的优势，既为剑桥的科学研究寻找资金，又为当地居民创造了就业机会。今年8月，我拿到剑桥的副博士学位以后，已经不想再回香港电讯了。我决定进入诺基亚设在剑桥的研究机构，一边打工，一边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我的这个决策都是英明的。但是，要想实现人生路上这一至关重要的转折，我必须偿还香港电讯当初为我支付的近10万美元的培训费。这笔“债务”在我肩上还是个很不小的压力，但我天生就乐于接受挑战。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愿意付，出很大代价，贷款负“债”也要跳槽。
经历了几番拼搏，我对自己的前程抱有更大的自信，凭着在香港电讯工作的经历，凭着剑桥电子工程副博士的牌子，凭着自身的实力，我相信，明天是美好的。命运果然没有负我，诺基亚录用了我，起始年薪为5万英磅。
向前看，我的人生道路是越来越清晰了：只要把剑桥的博士攻、下来，只要在诺基亚好好干下去，踏踏实实工作三、四年，我就可望获得30万英磅的年薪。
几年来，我迂回曲折圆了“剑桥梦”。国内的同学和朋友也许会说我，这山望着那山高。其实，我是认准一个目标，咬定青山不放松。所以，我一直走的是上坡路。
只有置身于国际著名大公司，才能深切体会到生存竞争的残酷，我必须不断接受新的挑战，并一次次超越自我，才能保证自己免遭淘汰出局的不幸。漂泊海外，首先是生存，其次才是生活。开始，我说自己是才女，那是自己给自己打气。我是才女，但我很累，动真格的，只有一条路：奋斗，奋斗，再奋斗——奋斗则生，不奋斗则亡。未来国际人才的竞争，就是这样残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