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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是很容易让人坠入时光隧道。
提起他时，们永远最先想起二十多年前横空出世的那个俊朗少年。
眉目清秀，拳脚利落，笑意单纯，带着年少的轻狂与戏谑。
正派和简单——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几乎就是他的全部戏路。觉远、方世玉、黄飞鸿甚至是令狐冲，看起来都是他自己，这多少是因为那张过于端正的娃娃脸，如果不是戏里刻意设计的诙谐，他大概会正派到单调。张艺谋曾说他太奶油。于是他不护肤，终于这张脸看起来有了点沧桑。但那眉眼并不曾变过，甚至还依稀看得出曾经的少年意气，谈笑开来，总会让人恍惚到二十年前。
然而《投名状》里，他选择了心思深沉的庞青云，而不是天真率直的赵二虎。
他说40岁是重生。
如今的他，已有足够的名利和圆通。所以他彻底地简单来去，置豪宅给家人，办基金给社会，拍能表达自己的电影。他说自己无须对任何人交代什么，离苦得乐，他知痛苦何来，也因此明白如何解脱。
数据
这个词怎么看，也不该从一个功夫巨星的嘴巴里再三再四地蹦出来。
谈起明星的生涯，他们多半应该说“努力”、“坚持”或是“梦想”等等诸如此类，而不是这个赤裸裸的“数据”。然而这偏偏就是李连杰说到自己工作时，最常蹦出来的词。
“你数据好，你人气旺，制作公司老板就可以跪下来求你拍戏。”
“别提感情，看数据。”
“你可以不喜欢我，但我有数据，能赚钱。没有人下喜欢钱啊。”
一开始很疑惑，毕竟很少有公众人物会在直播时，这么口无遮拦不兜任何圈子，直接就把最终的游戏规则摆到台面上来说。所谓数据是什么，说到底就是票房收入。自从1982年的《少林寺》之后，在演艺圈里摸爬滚打二十多年，这其中金字塔尖的是什么，李连杰早已一清二楚。7岁习武，他有的是被训练得坚韧无比的神经，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也正因为如此，离开武术队，到深圳，闯台港，同嘉禾闹翻，经纪人被枪杀，得怪病，一贫如洗，闯荡好莱坞被压片酬……路就这么一步步走下来。就好比他常说，“数据不好，就要想办法搞上去”。这是个不喜欢把规则复杂化的人，他不爱交际，也懒得去太求那些制片公司的大佬们，“有数据，你们自然得来求我”。
拍电影之于他，更多的是赚钱的职业。他不讳言，在其中自己首先得到名与利，正如他现在说起，“如果一个年轻人决心为自己的名、利、物质努力奋斗，我完全理解”。生命的进程便是如此，他曾有个鸡与蛋的比喻，自己就好比那下蛋的鸡，每个人都想过来要只蛋，你要你要，你也要。怎么办?一人下一个呗。但这之前，得给自己下仨留着。
欲望
对名利的欲望，李连杰从来没有回避过。
多数人会以为李连杰的广阔世界是从《少林寺》开始的，一炮走红，让这个无名的练武小了走上星途。而实际上，他比多数人都更早地见到这世界的诱惑。在武术队时，他说，那时候卡特来了啊，福特啊尼克松谁的，只要是这种大场合，我们这些小孩就会被拉去人民大会堂，表演啊，政治任务来的。就像是沟通的桥梁，他们也经常出国表演，最著名的段子就是他在美国给尼克松表演完，尼克松实在太欣赏这个孩子的功夫，于是问他，“你功夫这么好，长大了能不能来给我当保镖呢。”
李连杰那时候才11岁，他答的是出去之前大家对好的标准答案：“不，我要保护十亿中国人，不是你一个人。”一旁的基辛格只好圆场，“你以后可以当外交家了。”
这是个从小就已见过大世面的“红旗下的蛋”。拍《少林寺》的时候，片酬是一天一块钱，之后每一部涨一块钱，其他的都交给组织。而有一次在片场，他听到两个香港员工聊天，这个月再挣两万就可以买楼了，而他们的工作不过是举举话筒打打灯光。
李连杰说，当时就一个感觉，不公平，太不公平了。
后来有人问他，拍功夫片拍到全身是伤，何苦还要做下去，其实当年完全可以选择不拍，做个武术教练之类不也是很好?李连杰说，功夫演员都有伤，成龙也好洪金宝也好，但为什么要继续?因为得到了名，得到了利，得到了行业精英的肯定。演艺界就是这样，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能急速展现才能，能快速地得到名利。
自从17岁开始拍《少林寺》，他自言整个八十年代，对他是一个自我中心、自我膨胀、自我痛苦的阶段。这是个为自己的名、利、物质奋斗的过程，在他看来，这也是每一个年轻人都要经过的阶段。他不止一次说过，40岁之前他是生活在自己的天地中，为家人和自己拼命赚钱。拿到人生第一张600万元支票的时候，他的反应是：“赶快拿起来，存在银行里，对家里人说，兄弟姐妹上山下乡的全都回来吧，我养了。”
1997年，他开始反思人生的目的。成名成家，光宗耀祖，自己都做到了，却仍然不快乐。于是禅修，试图体悟生与死。2004年，他41岁，在马尔代夫那场著名的海啸里，他跟死亡真正擦肩而过。
在那之后，他对利智说，钱已经够花，这之后我们挣的都算作是利息，得给社会留点什么。于是他壹基金开始全力推进。
为人民服务
有人说，李连杰现在变得越来越唠叨。
这印象似乎还挺普遍，想来这大概是因为两二年来他急增的曝光率。2007年4月壹基金正式进入中国之后，他一反常态开始在国内传媒上频频露脸。有很长一段时间，去采访他的记者回来都一个感觉：“不管问的是啥，最后他都要拉到壹基金上来。”
“40岁以后，我发现即便是不工作，下辈子吃喝的钱也够了。这时，我就开始关注大我。”
现在壹基金就是他“大我”的表征。去年黄金甲的见面会上，他友情捧场，一开口却说了好几分钟壹基金，一时传媒哄然这简直像来砸场的。他很急切，这一点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被访问时，若是说到往事八卦，他会说，“我快速地说吧，大家都知道了”：而谈壹基金，他翻来覆去不厌其烦想要传达出他那个“一人一天块钱”的理念。
尽管这急切惹来不少人的“不习惯”，那个羞怯内向低调的李连杰去哪了?他滔滔不绝时，人们恐怕他会变得老练油滑：而更有甚者，说，“李连杰能花两亿置宅，却还叫别人捐钱”。
在那次上《鲁豫有约》之前，没有人知道他所念念不忘的东西，竟是邓小平、杨尚昆、王震等等老辈对他说的那个，好好为人民服务。
他说23年了，他没敢忘记每一句话。而如今，他说自己终于敢说，我真的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关于壹基金，他依然急切。在他看来，别人的非议很能理解，“不要怪别人不捐，因为人家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足够的公信力，透明度不够，长久的计划不清晰——这4个问题要解决了，才能有成功的慈善事业。”他说自己不能指望所有人都说好，但“我无须对任何人交代什么”；能评判他的，只有他自己的心，“我知道我一旦做一件事情，就会豁了命去做”。
“我只求问心无愧。”
东方式的
不止一个人对他说过，“你真是太清醒了。”
曾经他最演不来的角色就是令狐冲：“我问导演，这5个跟我在一起化妆的女人是怎么回事儿?我怎么今天喜欢她，明天她不理我，我就又喜欢另外一个她了?这是怎么回事。导演说，你不要管了，喜欢就行了。”
曾经他简单，如今他也依然简单，但是已然通透世事。拍《投名状》，陈可辛让他选角色，他挑了庞青云，而非赵二虎。
“陈可辛和我谈了15分钟一定就知道，我不可能是二虎，因为那种单线的、简单的、直向的思维根本不是我，我根本是东方的。”
所有人都知道他信佛。他修习，是为了解开自己的迷惑：生为何，死为何，生命的意义为何，自己所做的为何……如今他最常说的一个词是“离苦得乐”。想要幸福快乐，必须知道痛苦，只有找到了痛苦，才能消灭它。“如果你真正了解痛苦，你就很容易超越痛苦。”于他看来，痛苦无非是人太执著于自我。正如当年有人问他，做慈善有没有点救世主的感觉，他回道，“救世主一人心里装着万人，万人心里又只有他一人，无论哪种都是极度自我，太介怀别人在自己坐标中的位置，也太执著于自己在别人坐标中的高低，如此在乎自我的人怎么可能快乐?”
他自言，只想快乐地活着。
家庭、工作、慈善，如今的他，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似乎都很少有什么能将他束缚。“我现在做我要做的事情，按我心中的信念，无愧于天下，认同也好，不认同也好……到底是什么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努力地做一个东西出来。”
提起他时，们永远最先想起二十多年前横空出世的那个俊朗少年。
眉目清秀，拳脚利落，笑意单纯，带着年少的轻狂与戏谑。
正派和简单——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几乎就是他的全部戏路。觉远、方世玉、黄飞鸿甚至是令狐冲，看起来都是他自己，这多少是因为那张过于端正的娃娃脸，如果不是戏里刻意设计的诙谐，他大概会正派到单调。张艺谋曾说他太奶油。于是他不护肤，终于这张脸看起来有了点沧桑。但那眉眼并不曾变过，甚至还依稀看得出曾经的少年意气，谈笑开来，总会让人恍惚到二十年前。
然而《投名状》里，他选择了心思深沉的庞青云，而不是天真率直的赵二虎。
他说40岁是重生。
如今的他，已有足够的名利和圆通。所以他彻底地简单来去，置豪宅给家人，办基金给社会，拍能表达自己的电影。他说自己无须对任何人交代什么，离苦得乐，他知痛苦何来，也因此明白如何解脱。
数据
这个词怎么看，也不该从一个功夫巨星的嘴巴里再三再四地蹦出来。
谈起明星的生涯，他们多半应该说“努力”、“坚持”或是“梦想”等等诸如此类，而不是这个赤裸裸的“数据”。然而这偏偏就是李连杰说到自己工作时，最常蹦出来的词。
“你数据好，你人气旺，制作公司老板就可以跪下来求你拍戏。”
“别提感情，看数据。”
“你可以不喜欢我，但我有数据，能赚钱。没有人下喜欢钱啊。”
一开始很疑惑，毕竟很少有公众人物会在直播时，这么口无遮拦不兜任何圈子，直接就把最终的游戏规则摆到台面上来说。所谓数据是什么，说到底就是票房收入。自从1982年的《少林寺》之后，在演艺圈里摸爬滚打二十多年，这其中金字塔尖的是什么，李连杰早已一清二楚。7岁习武，他有的是被训练得坚韧无比的神经，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也正因为如此，离开武术队，到深圳，闯台港，同嘉禾闹翻，经纪人被枪杀，得怪病，一贫如洗，闯荡好莱坞被压片酬……路就这么一步步走下来。就好比他常说，“数据不好，就要想办法搞上去”。这是个不喜欢把规则复杂化的人，他不爱交际，也懒得去太求那些制片公司的大佬们，“有数据，你们自然得来求我”。
拍电影之于他，更多的是赚钱的职业。他不讳言，在其中自己首先得到名与利，正如他现在说起，“如果一个年轻人决心为自己的名、利、物质努力奋斗，我完全理解”。生命的进程便是如此，他曾有个鸡与蛋的比喻，自己就好比那下蛋的鸡，每个人都想过来要只蛋，你要你要，你也要。怎么办?一人下一个呗。但这之前，得给自己下仨留着。
欲望
对名利的欲望，李连杰从来没有回避过。
多数人会以为李连杰的广阔世界是从《少林寺》开始的，一炮走红，让这个无名的练武小了走上星途。而实际上，他比多数人都更早地见到这世界的诱惑。在武术队时，他说，那时候卡特来了啊，福特啊尼克松谁的，只要是这种大场合，我们这些小孩就会被拉去人民大会堂，表演啊，政治任务来的。就像是沟通的桥梁，他们也经常出国表演，最著名的段子就是他在美国给尼克松表演完，尼克松实在太欣赏这个孩子的功夫，于是问他，“你功夫这么好，长大了能不能来给我当保镖呢。”
李连杰那时候才11岁，他答的是出去之前大家对好的标准答案：“不，我要保护十亿中国人，不是你一个人。”一旁的基辛格只好圆场，“你以后可以当外交家了。”
这是个从小就已见过大世面的“红旗下的蛋”。拍《少林寺》的时候，片酬是一天一块钱，之后每一部涨一块钱，其他的都交给组织。而有一次在片场，他听到两个香港员工聊天，这个月再挣两万就可以买楼了，而他们的工作不过是举举话筒打打灯光。
李连杰说，当时就一个感觉，不公平，太不公平了。
后来有人问他，拍功夫片拍到全身是伤，何苦还要做下去，其实当年完全可以选择不拍，做个武术教练之类不也是很好?李连杰说，功夫演员都有伤，成龙也好洪金宝也好，但为什么要继续?因为得到了名，得到了利，得到了行业精英的肯定。演艺界就是这样，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能急速展现才能，能快速地得到名利。
自从17岁开始拍《少林寺》，他自言整个八十年代，对他是一个自我中心、自我膨胀、自我痛苦的阶段。这是个为自己的名、利、物质奋斗的过程，在他看来，这也是每一个年轻人都要经过的阶段。他不止一次说过，40岁之前他是生活在自己的天地中，为家人和自己拼命赚钱。拿到人生第一张600万元支票的时候，他的反应是：“赶快拿起来，存在银行里，对家里人说，兄弟姐妹上山下乡的全都回来吧，我养了。”
1997年，他开始反思人生的目的。成名成家，光宗耀祖，自己都做到了，却仍然不快乐。于是禅修，试图体悟生与死。2004年，他41岁，在马尔代夫那场著名的海啸里，他跟死亡真正擦肩而过。
在那之后，他对利智说，钱已经够花，这之后我们挣的都算作是利息，得给社会留点什么。于是他壹基金开始全力推进。
为人民服务
有人说，李连杰现在变得越来越唠叨。
这印象似乎还挺普遍，想来这大概是因为两二年来他急增的曝光率。2007年4月壹基金正式进入中国之后，他一反常态开始在国内传媒上频频露脸。有很长一段时间，去采访他的记者回来都一个感觉：“不管问的是啥，最后他都要拉到壹基金上来。”
“40岁以后，我发现即便是不工作，下辈子吃喝的钱也够了。这时，我就开始关注大我。”
现在壹基金就是他“大我”的表征。去年黄金甲的见面会上，他友情捧场，一开口却说了好几分钟壹基金，一时传媒哄然这简直像来砸场的。他很急切，这一点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被访问时，若是说到往事八卦，他会说，“我快速地说吧，大家都知道了”：而谈壹基金，他翻来覆去不厌其烦想要传达出他那个“一人一天块钱”的理念。
尽管这急切惹来不少人的“不习惯”，那个羞怯内向低调的李连杰去哪了?他滔滔不绝时，人们恐怕他会变得老练油滑：而更有甚者，说，“李连杰能花两亿置宅，却还叫别人捐钱”。
在那次上《鲁豫有约》之前，没有人知道他所念念不忘的东西，竟是邓小平、杨尚昆、王震等等老辈对他说的那个，好好为人民服务。
他说23年了，他没敢忘记每一句话。而如今，他说自己终于敢说，我真的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关于壹基金，他依然急切。在他看来，别人的非议很能理解，“不要怪别人不捐，因为人家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足够的公信力，透明度不够，长久的计划不清晰——这4个问题要解决了，才能有成功的慈善事业。”他说自己不能指望所有人都说好，但“我无须对任何人交代什么”；能评判他的，只有他自己的心，“我知道我一旦做一件事情，就会豁了命去做”。
“我只求问心无愧。”
东方式的
不止一个人对他说过，“你真是太清醒了。”
曾经他最演不来的角色就是令狐冲：“我问导演，这5个跟我在一起化妆的女人是怎么回事儿?我怎么今天喜欢她，明天她不理我，我就又喜欢另外一个她了?这是怎么回事。导演说，你不要管了，喜欢就行了。”
曾经他简单，如今他也依然简单，但是已然通透世事。拍《投名状》，陈可辛让他选角色，他挑了庞青云，而非赵二虎。
“陈可辛和我谈了15分钟一定就知道，我不可能是二虎，因为那种单线的、简单的、直向的思维根本不是我，我根本是东方的。”
所有人都知道他信佛。他修习，是为了解开自己的迷惑：生为何，死为何，生命的意义为何，自己所做的为何……如今他最常说的一个词是“离苦得乐”。想要幸福快乐，必须知道痛苦，只有找到了痛苦，才能消灭它。“如果你真正了解痛苦，你就很容易超越痛苦。”于他看来，痛苦无非是人太执著于自我。正如当年有人问他，做慈善有没有点救世主的感觉，他回道，“救世主一人心里装着万人，万人心里又只有他一人，无论哪种都是极度自我，太介怀别人在自己坐标中的位置，也太执著于自己在别人坐标中的高低，如此在乎自我的人怎么可能快乐?”
他自言，只想快乐地活着。
家庭、工作、慈善，如今的他，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似乎都很少有什么能将他束缚。“我现在做我要做的事情，按我心中的信念，无愧于天下，认同也好，不认同也好……到底是什么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努力地做一个东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