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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为什么要写《红日》
吴强生于1910年，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8月15日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次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一面用手中的枪对敌英勇作战，同时用手中的笔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火热生活。解放战争期间，他亲历了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1947年5月17日，即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吴强在亲眼目睹了张灵甫这位“天之骄子”、“常胜将军”，最终躺在一块门板上被解放军战士从山上抬下来的情景，他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把从涟水战役到张灵甫死于孟良崮这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编织起来写一部长篇小说！
然而，部队每天都在行军打仗，根本静不下心来写作。
新中国成立后，吴强于1952年转业到地方，曾任中共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经过长期的艺术构思，他终于带着8万字的《红日》故事梗概和一大皮箱资料躲进南京军区招待所一间僻静的房间，开始构筑这项浩大的工程。
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抽两三包烟，不完成6000字的任务不上床。他完全沉浸在创作的欢愉之中。废寝忘食地写作，对他的身体摧残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两鬓生了许多白发，满脸皱纹，憔悴不堪，连走路也力不从心。有一次晚饭后上街散步，竟撞在一棵树上，还向那棵树连声致歉，引得行人驻足哄笑。初稿完成的当天，他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丝力气，只得住进医院输液。半个月之后，身体稍稍复元，他又来到了杭州的一个部队招待所写第二稿，整整持续4个月，才算圆满地画上了句号。而此时，他的体重已由74公斤下降至58公斤，几近虚脱。
一波三折出版《红日》
《红日》的送审和出版确实遇到了麻烦，吴强先是将小说打印稿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贵人，等了很长时间，杳无音讯。他把书稿要了回来，直接送到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交给了出版编审处处长马寒冰。又等了半年，仍无人与他联系。无奈之下，他只得向老战友沈君默求助，沈君默是《渡江侦察记》的作者。1957年5月，沈君默找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家，表示他的新作《海魂》仍愿交由他们出版，同时向他讲述了吴强长篇小说稿的遭遇，说：“把他的《红日》送给你们出版好吗？”江晓天回答：“马寒冰我熟，我给他打个电话，如稿子行，就列入‘解放军文艺丛书’，由我们中青社出版。”沈君默第二天就抱着一大包稿子跑到江晓天家来了。
当时，江晓天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抽出一天半的时间将40万字的稿子浏览了一遍。因他原本也是新四军工作的，他越读越受感染，被作品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最令他感佩的是，吴强笔下众多的人物形象，大都各具个性特色，鲜明生动。尤其是对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如74师师长张灵甫的形象刻画，不是简单化的漫画式勾勒，而是敢于写他的顽强、狡诈和凶狠，敢于挖掘他的内心世界。此外，小说还用相当的篇幅写了我军高级干部的爱情。自建国初期错误地批判了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之后，军事题材作品几乎再也看不到爱情生活的描写了。江晓天感到，《红日》是一部有重大突破的军事题材作品，看完稿子的当天晚上，他就把它作为向建军30周年献礼的重点书稿交给了编辑室副主任陶国鉴。陶国鉴也曾是新四军工作，既熟悉这段历史，也怀有深情。
一个月后，陶国鉴向江晓天汇报，吴强的《红日》确实写得很好，文字技巧也无须做多少加工，稿子已发排了。不过，石东根连长这个人物是否需要做一些删改？江晓天知道，他指的是吐丝口战斗中一个连出了两个英雄班，活捉千余名俘虏，连长石东根在欢庆会餐时酒喝多了，高兴之下，穿上缴获敌军的将官服，大皮靴，挎上指挥刀，骑上大马到野外奔驰的情节。江晓天想了想回答：“石东根那样是有点‘出洋相’，不过军长已批评了他，事后他也感到后悔。再说，生活中人物的个性是多种多样的，这样描写更能表现生活的多彩，也显得很真实，就不必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了。”
此时距离“八一”建军节只有一个多月了，为了争取时间，陶国鉴经与校对、美术设计、印刷装订、发行、宣传等业务部门紧急协商，制订了一个保证“八一”出书的工作日程表，并把中国青年出版社为《红日》的出版一路大开绿灯的情况及时写信告诉了吴强。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红日》终于以惊人的速度在7月20日出版了！
每次重版均做无谓修改
《红日》的喷薄而出，震撼了中国文坛。评论界一致队为，这部作品正面展开我军全歼国民党王牌军７４师的宏伟面面，激越、壮丽，洋溢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热情。著名军旅作家莫言曾说：“同是红色经典，但感觉到其书的写法跟别的书不一样。譬如吴强那本描写孟良崮战役的《红日》，一开始写的是我军失败，写到了阴霾的天气和黑色的乌鸦，写到了部队的悲观情绪和高级干部的沮丧心情。我当时感觉到他不应该这样写，这样写不太革命。孩子还是希望英雄永远胜利。像《林海雪雪原》、《敌后武工队》那样。《红日》一开始写悲观、失败，我觉得很不舒服。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后，才知道当初那些让我看了不舒服的地方，恰是最有文学意义的描写：”也正因为《红日》有着这样与众不同的“最有文学意义的描写”，连同改编成的电影在“文革”中被“四人帮”扣上了“离经叛道”的罪名，遭到了猛烈的批判。直到1978年，在粟裕将军的关怀下，吴强的错案才得以平反昭雪，使《红日》重放光彩。
1984年12月，我拜访了吴强。当聊到《红日》对军事题材文学创作有突破性的艺术贡献时，他告诉我，在创作艺术上要取得突破很难；真有了突破，要得到方方面面的认同则更难。电影《红日》拍成以后，就像小说稿一样，拖了近两年才公映，当时送文化部电影局审，第一次未获通过，修改后再送审，仍不放行。最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原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支持下，只得把样片直接送请陈毅副总理审看。陈老总看完后十分兴奋，当场说：“我看《红日》影片拍得不错。这么长的小说，能提炼成一部影片，很不容易嘛！”《红日》这才得以堂堂正正地展现在银幕上……
长期以来，还有件事不为人所知，即《红日》的责任编辑陶国鉴，在《红日》出版后不久，就被打入了另册。在我采访病得瘦骨嶙峋的江晓天时，他痛心地说：“那年我从中央党校学习回社，编辑室的两位副主任，萧也牧和陶国鉴，都被错划成了右派。陶国鉴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后，再也没回中青社。因此，到1964年下半年《红日》再版时，就换由王维玲当责任编辑了。”
王维玲回忆
当时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已广为传达，中央和各地的文艺部门、出版部门正紧张贯彻执行，在出版界掀起了“查书”的整风运动，对已出版的读物中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全面清理检查。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出版社毫无例外地都谨慎起来，对已出版的读物，不敢轻易签字再版。恰在这时，新华书店向中青社提出再版《红日》的要求。经编辑室研究，由我执笔，以编辑室的名义，给吴强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对《红日》序言里有关爱情描写的一些论述和书中的一些爱情描写做适当删节；对张灵甫的描写，特别是他被歼时的惶恐、紧张、绝望心理要加浓加重；对连长石东根酒后失态的描写过重，要淡化。
根据吴强寄来的修改本，1964年底印了一版。1965年新华书店又一次提出再版《红日》的要求，这时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文艺界的形势急转直下，政治空气已十分紧张。这时出版社再版谁的书，首先要与作者所在的部门取得没有问题的证明信后，方可安排再版。吴强自然也不例外，我社向上海有关部门发了函，回函明确表示：“目前尚未发现问题，可以再版。”但也指出：“该书内容上的问题，一是爱情描写，二是连长醉酒丑态，三是团长死后气氛太悲观，四是张灵甫之死，读者意见较多，应当修改后再版为妥。”我如实地把这些意见告诉吴强，他又一次进行了修改，这就是1965年“文革”前的最后一版。
风雨过后见彩虹。1980年中青社再版《红日》时，理所当然地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吴强说：“事实证明，1959年以后的修改都是不必要的。”
（摘自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 作者：石湾）
吴强生于1910年，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8月15日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次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一面用手中的枪对敌英勇作战，同时用手中的笔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火热生活。解放战争期间，他亲历了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1947年5月17日，即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吴强在亲眼目睹了张灵甫这位“天之骄子”、“常胜将军”，最终躺在一块门板上被解放军战士从山上抬下来的情景，他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把从涟水战役到张灵甫死于孟良崮这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编织起来写一部长篇小说！
然而，部队每天都在行军打仗，根本静不下心来写作。
新中国成立后，吴强于1952年转业到地方，曾任中共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经过长期的艺术构思，他终于带着8万字的《红日》故事梗概和一大皮箱资料躲进南京军区招待所一间僻静的房间，开始构筑这项浩大的工程。
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抽两三包烟，不完成6000字的任务不上床。他完全沉浸在创作的欢愉之中。废寝忘食地写作，对他的身体摧残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两鬓生了许多白发，满脸皱纹，憔悴不堪，连走路也力不从心。有一次晚饭后上街散步，竟撞在一棵树上，还向那棵树连声致歉，引得行人驻足哄笑。初稿完成的当天，他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丝力气，只得住进医院输液。半个月之后，身体稍稍复元，他又来到了杭州的一个部队招待所写第二稿，整整持续4个月，才算圆满地画上了句号。而此时，他的体重已由74公斤下降至58公斤，几近虚脱。
一波三折出版《红日》
《红日》的送审和出版确实遇到了麻烦，吴强先是将小说打印稿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贵人，等了很长时间，杳无音讯。他把书稿要了回来，直接送到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交给了出版编审处处长马寒冰。又等了半年，仍无人与他联系。无奈之下，他只得向老战友沈君默求助，沈君默是《渡江侦察记》的作者。1957年5月，沈君默找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家，表示他的新作《海魂》仍愿交由他们出版，同时向他讲述了吴强长篇小说稿的遭遇，说：“把他的《红日》送给你们出版好吗？”江晓天回答：“马寒冰我熟，我给他打个电话，如稿子行，就列入‘解放军文艺丛书’，由我们中青社出版。”沈君默第二天就抱着一大包稿子跑到江晓天家来了。
当时，江晓天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抽出一天半的时间将40万字的稿子浏览了一遍。因他原本也是新四军工作的，他越读越受感染，被作品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最令他感佩的是，吴强笔下众多的人物形象，大都各具个性特色，鲜明生动。尤其是对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如74师师长张灵甫的形象刻画，不是简单化的漫画式勾勒，而是敢于写他的顽强、狡诈和凶狠，敢于挖掘他的内心世界。此外，小说还用相当的篇幅写了我军高级干部的爱情。自建国初期错误地批判了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之后，军事题材作品几乎再也看不到爱情生活的描写了。江晓天感到，《红日》是一部有重大突破的军事题材作品，看完稿子的当天晚上，他就把它作为向建军30周年献礼的重点书稿交给了编辑室副主任陶国鉴。陶国鉴也曾是新四军工作，既熟悉这段历史，也怀有深情。
一个月后，陶国鉴向江晓天汇报，吴强的《红日》确实写得很好，文字技巧也无须做多少加工，稿子已发排了。不过，石东根连长这个人物是否需要做一些删改？江晓天知道，他指的是吐丝口战斗中一个连出了两个英雄班，活捉千余名俘虏，连长石东根在欢庆会餐时酒喝多了，高兴之下，穿上缴获敌军的将官服，大皮靴，挎上指挥刀，骑上大马到野外奔驰的情节。江晓天想了想回答：“石东根那样是有点‘出洋相’，不过军长已批评了他，事后他也感到后悔。再说，生活中人物的个性是多种多样的，这样描写更能表现生活的多彩，也显得很真实，就不必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了。”
此时距离“八一”建军节只有一个多月了，为了争取时间，陶国鉴经与校对、美术设计、印刷装订、发行、宣传等业务部门紧急协商，制订了一个保证“八一”出书的工作日程表，并把中国青年出版社为《红日》的出版一路大开绿灯的情况及时写信告诉了吴强。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红日》终于以惊人的速度在7月20日出版了！
每次重版均做无谓修改
《红日》的喷薄而出，震撼了中国文坛。评论界一致队为，这部作品正面展开我军全歼国民党王牌军７４师的宏伟面面，激越、壮丽，洋溢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热情。著名军旅作家莫言曾说：“同是红色经典，但感觉到其书的写法跟别的书不一样。譬如吴强那本描写孟良崮战役的《红日》，一开始写的是我军失败，写到了阴霾的天气和黑色的乌鸦，写到了部队的悲观情绪和高级干部的沮丧心情。我当时感觉到他不应该这样写，这样写不太革命。孩子还是希望英雄永远胜利。像《林海雪雪原》、《敌后武工队》那样。《红日》一开始写悲观、失败，我觉得很不舒服。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后，才知道当初那些让我看了不舒服的地方，恰是最有文学意义的描写：”也正因为《红日》有着这样与众不同的“最有文学意义的描写”，连同改编成的电影在“文革”中被“四人帮”扣上了“离经叛道”的罪名，遭到了猛烈的批判。直到1978年，在粟裕将军的关怀下，吴强的错案才得以平反昭雪，使《红日》重放光彩。
1984年12月，我拜访了吴强。当聊到《红日》对军事题材文学创作有突破性的艺术贡献时，他告诉我，在创作艺术上要取得突破很难；真有了突破，要得到方方面面的认同则更难。电影《红日》拍成以后，就像小说稿一样，拖了近两年才公映，当时送文化部电影局审，第一次未获通过，修改后再送审，仍不放行。最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原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支持下，只得把样片直接送请陈毅副总理审看。陈老总看完后十分兴奋，当场说：“我看《红日》影片拍得不错。这么长的小说，能提炼成一部影片，很不容易嘛！”《红日》这才得以堂堂正正地展现在银幕上……
长期以来，还有件事不为人所知，即《红日》的责任编辑陶国鉴，在《红日》出版后不久，就被打入了另册。在我采访病得瘦骨嶙峋的江晓天时，他痛心地说：“那年我从中央党校学习回社，编辑室的两位副主任，萧也牧和陶国鉴，都被错划成了右派。陶国鉴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后，再也没回中青社。因此，到1964年下半年《红日》再版时，就换由王维玲当责任编辑了。”
王维玲回忆
当时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已广为传达，中央和各地的文艺部门、出版部门正紧张贯彻执行，在出版界掀起了“查书”的整风运动，对已出版的读物中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全面清理检查。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出版社毫无例外地都谨慎起来，对已出版的读物，不敢轻易签字再版。恰在这时，新华书店向中青社提出再版《红日》的要求。经编辑室研究，由我执笔，以编辑室的名义，给吴强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对《红日》序言里有关爱情描写的一些论述和书中的一些爱情描写做适当删节；对张灵甫的描写，特别是他被歼时的惶恐、紧张、绝望心理要加浓加重；对连长石东根酒后失态的描写过重，要淡化。
根据吴强寄来的修改本，1964年底印了一版。1965年新华书店又一次提出再版《红日》的要求，这时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文艺界的形势急转直下，政治空气已十分紧张。这时出版社再版谁的书，首先要与作者所在的部门取得没有问题的证明信后，方可安排再版。吴强自然也不例外，我社向上海有关部门发了函，回函明确表示：“目前尚未发现问题，可以再版。”但也指出：“该书内容上的问题，一是爱情描写，二是连长醉酒丑态，三是团长死后气氛太悲观，四是张灵甫之死，读者意见较多，应当修改后再版为妥。”我如实地把这些意见告诉吴强，他又一次进行了修改，这就是1965年“文革”前的最后一版。
风雨过后见彩虹。1980年中青社再版《红日》时，理所当然地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吴强说：“事实证明，1959年以后的修改都是不必要的。”
（摘自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 作者：石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