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与先驱探险者同行
威廉·林赛
翻译／李竹润
万里长城，百年回望。为了把长城一个世纪以来的变化记录下来，威廉·林赛沿着长城探险先驱者的足迹再次造访长城全线。当年不远万里前来考察长城的人们中有摄影师，有考古学家，也有冒险家，戚廉·林赛体验了他们当年经历的艰辛，对于一百多年来野外生活的变化，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不走寻常路
我收拾好行囊，再次投入长城的怀抱。我随身携带一幅135年前拍摄的居庸关长城老照片，苦苦追寻，终于找到了那位早已作古的摄影师1871年拍摄照片的那个点，并且站在这个点上把今天的居庸关长城摄入相机。就这样，我见到了两个不同时代的同一段长城，见到了昔日的居庸关和今天的居庸关。明朝修建的长城，乃是一个完整的边防工事体系；被清朝废弃后，它的命运由谁操纵？除了大自然的力量外，还有哪些因素导致长城的这些变化？对于这个问题，起初我只能猜测。
每到一处人类文明遗址，我都要思索当年这里是什么样子——无论是在游人如蚁的罗马斗兽场，还是在开罗吉萨高地的胡夫金字塔在我独自考察长城的时候，当然也是如此。别人看到的，我都看到了；然而，作为有历史眼光的考察者，我总想了解它们的原始风貌，了解它们目睹过哪些历史事件，曾经享受过何等的荣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什么。面对今日的长城，我总是在想长城的当年，思考它怎样遭到时间的磨损，又有哪些历史事件加剧了它的厄运。
怀着这样的心绪，过去三年中我在华北的广袤大地上跋涉，行程35000公里重摄长城。1986年我来到中国，是为了实现徒步考察长城的梦想。在我之前，从来没有外国人步行考察过长城全线，我要率先完成这一壮举。我成功了，并且把自己徒步考察长城全线的经历写进《独步长城》一书。然而，最近几年每当造访长城，我都感到早期进行长城探险的人们和我在一起，其中有些是最早在中国使用照相机的外国人，他们中有传教十、考古学家(不过个别考古学家简直可以说是文物盗贼)；之后还有地质学家兼古生物学家，以及自然历史专家。我本人善于探险，轻易不走别人走过的路。尽管如此，我还是投入大量时间、金钱，全力以赴地沿长城全线重摄。我感到，重摄长城像是围坐在篝火旁与志同道合者聚首，交流我们的共同经历。当然，这是一种超现实的冒险。
聪明人和傻瓜都能沿着长城旅行
聪明人和傻瓜都能沿着长城旅行。然而，考察长城，你得既是聪明人又是傻瓜。1987年我独自一人走完长城全线后，曾经有位记者问我将来是不是再走一次。我的回答很明确：不会。道理很简单，徒步考察长城绝不是闹着玩的。那时，中国大部分地区未开放，因此我九次被拘，还有一次被地方当局驱逐出境。途中我患了痢疾，一个脚趾骨折；整整七个星期我与亲人失去了联系。1987年冬季走完长城全线之后我病倒了，一连几天浑身发抖。是的，我再也不想重复这个“壮举”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却急于再次投入长城的怀抱，造访新的地方，获得新的体验；于是我多次前往长城，有时仅用几个小时，有时一整天，有时用周末，有时用一个星期。我用了十几年时间精心搜集了大量老照片，它们以不可抗拒的魅力促使我再次前往长城全线，记录长城的今天并与过去的长城对比。
在长城沿线，我看到有些地方的长城状况比一百多年前好，有些地方的长城遭到了破坏，另外一些地方的长城已不复存在；有时我找错了地方，感到像是遇到了不解之谜。然而无论在哪里，我都在想冒险家的野外生活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
首次体验这种变化，是在居庸关。
我手中那幅1871年拍摄的老照片，出自约翰·汤姆森之手。约翰·汤姆森来自苏格兰，他不仅是摄影师，还是摄影艺术方面的先驱科学家和鼓吹者。
我相信，读者朋友在收拾行装外出享受野外生活之前，无论是短时间的体验，还是几天的旅行，还是几个星期的野外探险，都要精心考虑携带哪种摄影器材最合适。行李太重，是不是带袖珍相机？不，最好带SLR数码相机，还得带能换镜头的相机，因为野外的景色太迷人了。要不要带三脚架？不带，太重了。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得考虑。
好，让我们看看约翰·汤姆森携带什么摄影器材罢。今天您想摄影，有一系列器材供您挑选，从普通相机到袖珍相机应有尽有。约翰·汤姆森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些。他用的摄影器材一个大箱子都装不下——信不信由你，他得雇用至少8个挑夫随行。为了拍摄这幅八达岭以南四公里处的水关照片，他不得不雇了八头骡子运送摄影器材。
我从北京出发，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居庸关(经过进一步寻找拍摄地点应该在水关)；同样的距离，约翰·汤姆森跋涉了整整两天。我用数码相机重摄约翰·汤姆森拍摄过的水关，随时能检查是否准确。而约翰·汤姆森要在拍摄现场冲洗照片，因此他得随身携带一大堆冲洗设备，化学药品，碟子，温度计等等一样都不能少。对了，他还得自带一顶帐篷，这既是为了露营，也用作冲洗照片的暗室。
玉门关前的奥雷尔·斯坦因
在我重摄的150处长城中，居庸关离我在北京的家最近。最远的是靠近甘肃、新疆边界的玉门关。一百年前，即1907年冬季，奥雷尔·斯坦因考察了玉门关一带的汉长城，给后人留下了照片，我要在茫茫戈壁中找到他拍摄这些照片的准确地点以便重摄。
奥雷尔-斯坦因对玉门关——安西之间大约一百公里的汉长城的测量，是权威而具备史料意义的。我的研究表明，他是近代对敦煌周围沙漠中的长城进行拍摄的第一人。我手中由他拍摄的照片，主要有两个出处，一是大英图书馆，二是1997年我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以6000元的天价购得的奥雷尔·斯坦因所著的一本书。6000元相当于当时我一个半月的工资；购买这本书的原因很简单：如果用黄金计算，它的价值要超过它自身的重量。书中有汉长城照片以及关于汉长城建筑物的描述，包括玉门关、河仓城遗址等等，本地特有的芦苇捆长城的剖面图有好几幅，此外还有二十多座烽燧的照片。
奥雷尔·斯坦因拍摄过的地方，起初我只能找到两处。但是我不死心，我想重摄更多的地方，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显示过去一个世纪中，拥有2100年历史的汉长城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本书里有两幅老照片使我特别兴奋，但是不知道它们是在哪里拍摄的。于是我到兰州找现年七十多岁的考古学家岳邦湖帮忙辨认。上世纪80年代，岳老先生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考察汉长城，其间拍摄了一些烽燧，并且绘制了地图。
岳老先生为我提供了如何找到“20里大墩”的精确信息——奥雷尔·斯坦因给它的编号是“T， IX(9号)，而岳先生将之称为“第17号烽燧”。另一幅老照片非常有趣，画面上的奥雷尔·斯坦因头戴一顶西部牛仔帽，身穿厚甲克，脚登笨重的靴子，站在一堆芦苇捆旁。岳老先生不仅告诉我怎 险中获取了许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在他死后，他的不少藏品被众多博物馆收藏。而盖尔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不是收藏家，而是一心宣传基督教的传教士，除了照片和少数拓片外，盖尔没有从长城拿走任何东西。在美国，没有一家博物馆拥有关于盖尔长城探险的记录。宾州多埃斯顿城是盖尔的家乡，1865年，盖尔在这里出生，直到1925年去世，他一直在这里居住。然而，尽管他是长城探险的伟大先驱者，故乡的人们对他的历史地位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纪念他了。
万里长城，百年回望
万里长城，百年回望项目终于告一段落了。为了这个项目，我前后用了15年时间搜集、研究老照片，其间寻找老照片的拍摄地点以及重摄用了三年时间，为了了解长城的过去和记录它的现状，我沿着长城行进35000公里。然而，我希望这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我要感谢威廉·盖尔，是他鼓舞我完成了这个奇妙无比的征程。我要把我的新著《万里长城，百年回望——从玉门关到老龙头》敬献给威廉·盖尔，敬献给这位意志坚定的探险家，从而表达我的敬意于万一。100年前的1907年，威廉·盖尔跨上了全线考察长城的征程，我把自己重摄长城的经历写进书中，也是为了纪念他的这一壮举。
我知道，考察长城，不可能一劳永逸；同样，重摄长城，也不能就此结束。在我搜集的老照片中，有许多老照片的拍摄地点我来不及寻找，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我还将继续搜集新老长城照片。
对于我自己，2007年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年。20年前，我首次全线考察长城，行程2470公里。为了庆祝这一成就的取得，2007年下半年我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那年为我提供过帮助的朋友们聚首。他们中既有为我提供食宿的农民，也有试图阻止我的警察。最近几年，我又结交了不少支持我研究、保护长城的朋友。所有扎根于万里长城的友情我都要纪念，我还将结交新朋友，继续为教育、鼓舞长城的子孙努力工作。
请叫我“长城人”
海 绵
威廉身上有种典型的英国绅士气息，即使是编辑部会议室里的刺眼的阳光令他不时地“搭凉棚”，说起长城之事他依然有条有理，娓娓道来。如果他身上的BLACKYAK换成名牌西服，我倒是很能想像得出来他受到英国女王嘉奖时的场景。
《户外探险》：第一次徒步走长城的时候，你的装备(包括摄影器材)是什么样的?
威廉·林赛：1987年，我在尝试了三次均失败后，终于开始并完成了2740公里的徒步长城。那个时候我的“装备”——啊，以现在的高科技来说，那时候使用的东西都不能称为“装备”。我也根本找不到什么装备，当时我也很着急，想从英国买了后邮寄到中国来。以当时的条件也不是很方便，最终上路的时候我穿的衣服既不防水也不防风，随身携带的是机械相机，不但要带特别多的胶卷，而且还要自己带着冲印的暗房设备，总之你看到那时的威廉可真的是“老土”的徒步者。
《户外探险》：在探险长城之前，你对长城的了解有多少呢?这些了解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你知道如果真的徒步长城成功了，自己要走多少公里么?
威廉·林赛：我想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知道”长城，因为长城是如此著名。大部分外国人估计都是从地图上第一次认识长城的。
对于我来说，长城第一次走入我的视线是源于拍摄于1972年2月的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人正是当年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他在访华的时候，站在八达岭上发表中美友好的演讲。这张照片很有名，尤其是在英美。
当我计划好要去徒步中国的长城的时候，我再次拿起了这张照片开始憧憬。我就想是不是全部长城的曲线都这么漂亮呢，还有是不是长城的每个部分都这么陡呢？这部分长城看起来被保护得很好，其他部分也应该很不错吧？附近是不是有人住呢，因为当时那张照片上显示的长城周围肃穆而安静，除了略微的积雪什么都没有。我要一个人走过所有长城，所以我很关心长城周围是不是有人居住，在一些危险时刻，我需要他们的帮助。
另外，我也的确不知道自己要走多少公里，因为我没有任何定位或者计步工具，手里惟一的地图简陋得发挥不了什么实际作用——甘肃的部分只有手掌那么大。
总而言之，一句话来回答你的问题：一开始我对长城知之甚少，而我要做的就是来这里了解它。
《户外探险》：1987年已经是你第四次出发去徒步长城了，为什么前三次都没能成功?哪里出了问题?
威廉·林赛：身体状况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使是在第四次，我的身体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首先是我的脚趾骨折了，这对于一个要远途徒步的人来说，简直是致命的障碍。而且我正患有瘌痢，瘦得几乎脱形了。实际上，我4月份回到中国的时候，整体的生理条件并不适合开展如此漫长的活动。
我也很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可是我觉得不能再等了。一开始上路的时候——我是从嘉峪关出发的——我走得很慢，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在行走中我的病症全都消失了。当然，我的膝盖还是疼得要死，脚的两边长满了水泡，等等这些。但是一直没有遇到可以使我停下脚步的大问题。我得感谢自己多年来的运动习惯，从23岁开始我就坚持每天跑步十公里以上，这么多年从未放弃。你日常的锻炼就像往银行里存钱，最终徒步长城能够成功则算是零存整取。相对于糟糕的身体条件，多年的体力积攒还是发挥了杀手锏作用。
《户外探险》：在徒步中，你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和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
威廉·林赛：那次徒步既可以说是我一个人的徒步，也可以说是“众人”的徒步。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参与到我的活动中来，其中最主要的就算警察了。
无论我走到哪儿，都有警察阻拦我，对我说：“这儿不能走，那儿不能走。”理由只有一个：这里不对“外”开放，你知道，我是一个“外”人嘛。现在北京完全不一样了，到处都是向外国人开放的地方，甚至作为外国人你还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对待。但是在1987年，太多地方都从来没有外国人去过，哪里也不欢迎外国人。
所以，可以说我当时面临的最大的障碍就是来源于警察，而我获得的最大帮助也是来源于他们。听起来很矛盾，但是这是事实。我坚信，如果不是每隔两星期我就要被警察为难一次的话，我也许根本完不成那次徒步。你想想，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在杳无人烟的长城上面走啊走，没有交流，没有停顿。那种厌倦、劳累和寂寞也许早就把我打败了，它们要比脚下的水泡更可怕。你不是问最危险的事吗，其实不是我被狗咬，也不是在没有人烟的地方生病，而是想放弃，是意念的动摇。
但是，我非常幸运，这种事情没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没几天就会有一个警察站在我面前，对我说，不许走，不对外开放，你要看长城去八达岭。但是他们越是这样做，我越是想继续下去，这听起来很幼稚，但是非常真实。当你觉得有人要夺走你的梦想的时候，你就会下意识地斗志昂扬地去保护它。那种反叛激发的力量支持我一直走了下去。
威廉·林赛
翻译／李竹润
万里长城，百年回望。为了把长城一个世纪以来的变化记录下来，威廉·林赛沿着长城探险先驱者的足迹再次造访长城全线。当年不远万里前来考察长城的人们中有摄影师，有考古学家，也有冒险家，戚廉·林赛体验了他们当年经历的艰辛，对于一百多年来野外生活的变化，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不走寻常路
我收拾好行囊，再次投入长城的怀抱。我随身携带一幅135年前拍摄的居庸关长城老照片，苦苦追寻，终于找到了那位早已作古的摄影师1871年拍摄照片的那个点，并且站在这个点上把今天的居庸关长城摄入相机。就这样，我见到了两个不同时代的同一段长城，见到了昔日的居庸关和今天的居庸关。明朝修建的长城，乃是一个完整的边防工事体系；被清朝废弃后，它的命运由谁操纵？除了大自然的力量外，还有哪些因素导致长城的这些变化？对于这个问题，起初我只能猜测。
每到一处人类文明遗址，我都要思索当年这里是什么样子——无论是在游人如蚁的罗马斗兽场，还是在开罗吉萨高地的胡夫金字塔在我独自考察长城的时候，当然也是如此。别人看到的，我都看到了；然而，作为有历史眼光的考察者，我总想了解它们的原始风貌，了解它们目睹过哪些历史事件，曾经享受过何等的荣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什么。面对今日的长城，我总是在想长城的当年，思考它怎样遭到时间的磨损，又有哪些历史事件加剧了它的厄运。
怀着这样的心绪，过去三年中我在华北的广袤大地上跋涉，行程35000公里重摄长城。1986年我来到中国，是为了实现徒步考察长城的梦想。在我之前，从来没有外国人步行考察过长城全线，我要率先完成这一壮举。我成功了，并且把自己徒步考察长城全线的经历写进《独步长城》一书。然而，最近几年每当造访长城，我都感到早期进行长城探险的人们和我在一起，其中有些是最早在中国使用照相机的外国人，他们中有传教十、考古学家(不过个别考古学家简直可以说是文物盗贼)；之后还有地质学家兼古生物学家，以及自然历史专家。我本人善于探险，轻易不走别人走过的路。尽管如此，我还是投入大量时间、金钱，全力以赴地沿长城全线重摄。我感到，重摄长城像是围坐在篝火旁与志同道合者聚首，交流我们的共同经历。当然，这是一种超现实的冒险。
聪明人和傻瓜都能沿着长城旅行
聪明人和傻瓜都能沿着长城旅行。然而，考察长城，你得既是聪明人又是傻瓜。1987年我独自一人走完长城全线后，曾经有位记者问我将来是不是再走一次。我的回答很明确：不会。道理很简单，徒步考察长城绝不是闹着玩的。那时，中国大部分地区未开放，因此我九次被拘，还有一次被地方当局驱逐出境。途中我患了痢疾，一个脚趾骨折；整整七个星期我与亲人失去了联系。1987年冬季走完长城全线之后我病倒了，一连几天浑身发抖。是的，我再也不想重复这个“壮举”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却急于再次投入长城的怀抱，造访新的地方，获得新的体验；于是我多次前往长城，有时仅用几个小时，有时一整天，有时用周末，有时用一个星期。我用了十几年时间精心搜集了大量老照片，它们以不可抗拒的魅力促使我再次前往长城全线，记录长城的今天并与过去的长城对比。
在长城沿线，我看到有些地方的长城状况比一百多年前好，有些地方的长城遭到了破坏，另外一些地方的长城已不复存在；有时我找错了地方，感到像是遇到了不解之谜。然而无论在哪里，我都在想冒险家的野外生活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
首次体验这种变化，是在居庸关。
我手中那幅1871年拍摄的老照片，出自约翰·汤姆森之手。约翰·汤姆森来自苏格兰，他不仅是摄影师，还是摄影艺术方面的先驱科学家和鼓吹者。
我相信，读者朋友在收拾行装外出享受野外生活之前，无论是短时间的体验，还是几天的旅行，还是几个星期的野外探险，都要精心考虑携带哪种摄影器材最合适。行李太重，是不是带袖珍相机？不，最好带SLR数码相机，还得带能换镜头的相机，因为野外的景色太迷人了。要不要带三脚架？不带，太重了。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得考虑。
好，让我们看看约翰·汤姆森携带什么摄影器材罢。今天您想摄影，有一系列器材供您挑选，从普通相机到袖珍相机应有尽有。约翰·汤姆森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些。他用的摄影器材一个大箱子都装不下——信不信由你，他得雇用至少8个挑夫随行。为了拍摄这幅八达岭以南四公里处的水关照片，他不得不雇了八头骡子运送摄影器材。
我从北京出发，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居庸关(经过进一步寻找拍摄地点应该在水关)；同样的距离，约翰·汤姆森跋涉了整整两天。我用数码相机重摄约翰·汤姆森拍摄过的水关，随时能检查是否准确。而约翰·汤姆森要在拍摄现场冲洗照片，因此他得随身携带一大堆冲洗设备，化学药品，碟子，温度计等等一样都不能少。对了，他还得自带一顶帐篷，这既是为了露营，也用作冲洗照片的暗室。
玉门关前的奥雷尔·斯坦因
在我重摄的150处长城中，居庸关离我在北京的家最近。最远的是靠近甘肃、新疆边界的玉门关。一百年前，即1907年冬季，奥雷尔·斯坦因考察了玉门关一带的汉长城，给后人留下了照片，我要在茫茫戈壁中找到他拍摄这些照片的准确地点以便重摄。
奥雷尔-斯坦因对玉门关——安西之间大约一百公里的汉长城的测量，是权威而具备史料意义的。我的研究表明，他是近代对敦煌周围沙漠中的长城进行拍摄的第一人。我手中由他拍摄的照片，主要有两个出处，一是大英图书馆，二是1997年我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以6000元的天价购得的奥雷尔·斯坦因所著的一本书。6000元相当于当时我一个半月的工资；购买这本书的原因很简单：如果用黄金计算，它的价值要超过它自身的重量。书中有汉长城照片以及关于汉长城建筑物的描述，包括玉门关、河仓城遗址等等，本地特有的芦苇捆长城的剖面图有好几幅，此外还有二十多座烽燧的照片。
奥雷尔·斯坦因拍摄过的地方，起初我只能找到两处。但是我不死心，我想重摄更多的地方，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显示过去一个世纪中，拥有2100年历史的汉长城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本书里有两幅老照片使我特别兴奋，但是不知道它们是在哪里拍摄的。于是我到兰州找现年七十多岁的考古学家岳邦湖帮忙辨认。上世纪80年代，岳老先生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考察汉长城，其间拍摄了一些烽燧，并且绘制了地图。
岳老先生为我提供了如何找到“20里大墩”的精确信息——奥雷尔·斯坦因给它的编号是“T， IX(9号)，而岳先生将之称为“第17号烽燧”。另一幅老照片非常有趣，画面上的奥雷尔·斯坦因头戴一顶西部牛仔帽，身穿厚甲克，脚登笨重的靴子，站在一堆芦苇捆旁。岳老先生不仅告诉我怎 险中获取了许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在他死后，他的不少藏品被众多博物馆收藏。而盖尔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不是收藏家，而是一心宣传基督教的传教士，除了照片和少数拓片外，盖尔没有从长城拿走任何东西。在美国，没有一家博物馆拥有关于盖尔长城探险的记录。宾州多埃斯顿城是盖尔的家乡，1865年，盖尔在这里出生，直到1925年去世，他一直在这里居住。然而，尽管他是长城探险的伟大先驱者，故乡的人们对他的历史地位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纪念他了。
万里长城，百年回望
万里长城，百年回望项目终于告一段落了。为了这个项目，我前后用了15年时间搜集、研究老照片，其间寻找老照片的拍摄地点以及重摄用了三年时间，为了了解长城的过去和记录它的现状，我沿着长城行进35000公里。然而，我希望这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我要感谢威廉·盖尔，是他鼓舞我完成了这个奇妙无比的征程。我要把我的新著《万里长城，百年回望——从玉门关到老龙头》敬献给威廉·盖尔，敬献给这位意志坚定的探险家，从而表达我的敬意于万一。100年前的1907年，威廉·盖尔跨上了全线考察长城的征程，我把自己重摄长城的经历写进书中，也是为了纪念他的这一壮举。
我知道，考察长城，不可能一劳永逸；同样，重摄长城，也不能就此结束。在我搜集的老照片中，有许多老照片的拍摄地点我来不及寻找，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我还将继续搜集新老长城照片。
对于我自己，2007年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年。20年前，我首次全线考察长城，行程2470公里。为了庆祝这一成就的取得，2007年下半年我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那年为我提供过帮助的朋友们聚首。他们中既有为我提供食宿的农民，也有试图阻止我的警察。最近几年，我又结交了不少支持我研究、保护长城的朋友。所有扎根于万里长城的友情我都要纪念，我还将结交新朋友，继续为教育、鼓舞长城的子孙努力工作。
请叫我“长城人”
海 绵
威廉身上有种典型的英国绅士气息，即使是编辑部会议室里的刺眼的阳光令他不时地“搭凉棚”，说起长城之事他依然有条有理，娓娓道来。如果他身上的BLACKYAK换成名牌西服，我倒是很能想像得出来他受到英国女王嘉奖时的场景。
《户外探险》：第一次徒步走长城的时候，你的装备(包括摄影器材)是什么样的?
威廉·林赛：1987年，我在尝试了三次均失败后，终于开始并完成了2740公里的徒步长城。那个时候我的“装备”——啊，以现在的高科技来说，那时候使用的东西都不能称为“装备”。我也根本找不到什么装备，当时我也很着急，想从英国买了后邮寄到中国来。以当时的条件也不是很方便，最终上路的时候我穿的衣服既不防水也不防风，随身携带的是机械相机，不但要带特别多的胶卷，而且还要自己带着冲印的暗房设备，总之你看到那时的威廉可真的是“老土”的徒步者。
《户外探险》：在探险长城之前，你对长城的了解有多少呢?这些了解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你知道如果真的徒步长城成功了，自己要走多少公里么?
威廉·林赛：我想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知道”长城，因为长城是如此著名。大部分外国人估计都是从地图上第一次认识长城的。
对于我来说，长城第一次走入我的视线是源于拍摄于1972年2月的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人正是当年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他在访华的时候，站在八达岭上发表中美友好的演讲。这张照片很有名，尤其是在英美。
当我计划好要去徒步中国的长城的时候，我再次拿起了这张照片开始憧憬。我就想是不是全部长城的曲线都这么漂亮呢，还有是不是长城的每个部分都这么陡呢？这部分长城看起来被保护得很好，其他部分也应该很不错吧？附近是不是有人住呢，因为当时那张照片上显示的长城周围肃穆而安静，除了略微的积雪什么都没有。我要一个人走过所有长城，所以我很关心长城周围是不是有人居住，在一些危险时刻，我需要他们的帮助。
另外，我也的确不知道自己要走多少公里，因为我没有任何定位或者计步工具，手里惟一的地图简陋得发挥不了什么实际作用——甘肃的部分只有手掌那么大。
总而言之，一句话来回答你的问题：一开始我对长城知之甚少，而我要做的就是来这里了解它。
《户外探险》：1987年已经是你第四次出发去徒步长城了，为什么前三次都没能成功?哪里出了问题?
威廉·林赛：身体状况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使是在第四次，我的身体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首先是我的脚趾骨折了，这对于一个要远途徒步的人来说，简直是致命的障碍。而且我正患有瘌痢，瘦得几乎脱形了。实际上，我4月份回到中国的时候，整体的生理条件并不适合开展如此漫长的活动。
我也很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可是我觉得不能再等了。一开始上路的时候——我是从嘉峪关出发的——我走得很慢，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在行走中我的病症全都消失了。当然，我的膝盖还是疼得要死，脚的两边长满了水泡，等等这些。但是一直没有遇到可以使我停下脚步的大问题。我得感谢自己多年来的运动习惯，从23岁开始我就坚持每天跑步十公里以上，这么多年从未放弃。你日常的锻炼就像往银行里存钱，最终徒步长城能够成功则算是零存整取。相对于糟糕的身体条件，多年的体力积攒还是发挥了杀手锏作用。
《户外探险》：在徒步中，你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和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
威廉·林赛：那次徒步既可以说是我一个人的徒步，也可以说是“众人”的徒步。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参与到我的活动中来，其中最主要的就算警察了。
无论我走到哪儿，都有警察阻拦我，对我说：“这儿不能走，那儿不能走。”理由只有一个：这里不对“外”开放，你知道，我是一个“外”人嘛。现在北京完全不一样了，到处都是向外国人开放的地方，甚至作为外国人你还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对待。但是在1987年，太多地方都从来没有外国人去过，哪里也不欢迎外国人。
所以，可以说我当时面临的最大的障碍就是来源于警察，而我获得的最大帮助也是来源于他们。听起来很矛盾，但是这是事实。我坚信，如果不是每隔两星期我就要被警察为难一次的话，我也许根本完不成那次徒步。你想想，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在杳无人烟的长城上面走啊走，没有交流，没有停顿。那种厌倦、劳累和寂寞也许早就把我打败了，它们要比脚下的水泡更可怕。你不是问最危险的事吗，其实不是我被狗咬，也不是在没有人烟的地方生病，而是想放弃，是意念的动摇。
但是，我非常幸运，这种事情没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没几天就会有一个警察站在我面前，对我说，不许走，不对外开放，你要看长城去八达岭。但是他们越是这样做，我越是想继续下去，这听起来很幼稚，但是非常真实。当你觉得有人要夺走你的梦想的时候，你就会下意识地斗志昂扬地去保护它。那种反叛激发的力量支持我一直走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