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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于1936年去世,今年是先生逝世七十周年｡
采访鲁迅的后人,讲述一段鲜为人知､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鲁迅先生的旧事——那是一些让人好奇与产生无数猜疑的历史片断｡作为先生的后人,恢复历史的原貌,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纪念鲁迅,更好地理解鲁迅今天的意义｡
两年间,我几经周折多次聯系,终于采访到了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先生｡此后,我一直关注着他｡2005年10月31日,当我再次把电话打过去想采访他时,他刚从上海悼念巴金回来｡对于巴老的去世,周海婴先生感到非常难过,他说巴金是一位敢说真话的作家｡
作为一代伟人的后人,周海婴先生在七十岁时从幕后走上前台,继《我与鲁迅七十年》(为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而作)后,2005年又出版了《鲁迅家庭大相簿》,公布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
采访中,周海婴谈及鲁迅死因谜团,谈及周作人对他一家的所作所为,谈及对鲁迅先生著作权､肖像权的侵犯,谈及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谈及自己退休后的情况等,他显得很激动｡
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与父亲联系在一起
高慧斌:我们这一代人是在鲁迅先生的硬骨头精神和老黄牛精神的教育､感召下成长起来的｡读您的书,让人又一次重温了先生为革命呐喊､不屈不挠进行斗争的一段历史｡
鲁迅先生是人民的｡作为伟大的后人,您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公布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这段历史却在您心中隐藏了半个多世纪,您为什么会在古稀之年才披露呢?
周海婴:我七十岁时开始写回忆录,为何要在七十岁时开始写?因为七十年来,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与我父亲联系在一起的｡但说心里话,我本来并无撰写回忆录的念头｡虽然此前也偶尔写过,如1981年的《重回上海忆童年》,但那只是记忆的片断｡若要比较完整地记下自己一生的经历,尤其是涉及父亲的活动,我可没有这个勇气｡因为在大量的前辈回忆文字面前,我自知缺少这方面的资格｡
父亲在世时,我还是个调皮爱玩的懵懂孩童｡父亲的生活起居,写作待客,我虽然日日看到听到;父亲与朋友之间的谈话,我每每在场,他们也并不回避我,我对他们交谈的内容偶尔发生兴趣,但其实他们究竟说的什么,也不甚了然｡故现在要我回忆这些,脑子里几乎是空白消磁的录音带｡父亲去世后,我家搬到法租界霞飞坊｡家里仅有我们母子两人｡那时我已渐渐长大,有些事母亲便与我商量,去什么地方也往往带我同行,知道的事情自然多起来｡可是那时我的精力主要放在读书做功课上,况且严重的哮喘又如影子般地跟着我,折磨着我,使我不时地困卧病床｡因此很遗憾,对于在孤岛时期与抗战胜利后的社会活动,所知仍然有限｡而抗战胜利后至1948年,我们离开上海的这一段时期的确是母亲在社会上最活跃的时期｡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已经成年,在社会上有了自己的活动天地｡虽然与母亲经常在一起,却各忙各的,只是茶余饭后说些无关紧要的家务事而已｡那时母亲担任多种职务,相当繁忙,她的交往广泛,照理必有大量值得记录的故事,但母亲是个严守纪律的人,不该让我知道的,绝不吐露半句;我自己也有意回避,从不主动向她打探什么｡加之我以为,既然父母的文章都已公之于众,父亲的一切遗物亦早交与博物馆､纪念馆保存,又有这么多学识卓著的专家在研究它们,我又不干这一行,也就不去留意｡至于我自己一生并无什么大的建树可供记载,只是脚踏实地地工作与生活,为社会尽一点绵薄之力｡
我七十岁时,有些人劝我,认为我还是有些东西可写的,子女也建议我应当写写,免得被“湮没”了｡我自己认为有两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应当写下来:一是我儿子到台湾去结婚的事情,一是我母亲在“文革”之中的事情｡此外,有很多关于鲁迅的事情如今没有结果,很多“细节”也没有了｡我写回忆录,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虽然有些事很琐碎,但我不说,可能将来人家研究多少年也研究不出个什么结果,或者是研究出来一些什么差错的结果,我不如将我所知道的写出来｡
高慧斌:能介绍一下写作情况吗?
周海婴:我是搞无线电的,不是学文学的,确实有些字句怎么用才更为恰当,是要向别人请教的｡写作思路也是时断时续,有时就是一个模糊的感觉,我只能慢慢地将其唤醒并熟悉起来,表现为一个真实的状态｡写作时遇到问题我不看母亲的回忆录及相关的文章,那样会扰乱我的记忆｡我就是本着“保存”我的记忆,“保存”我的史料免得被“湮没”的心情来写的,因此没有引用别人的东西,这也是我近七十年来的积累｡我用电脑写作,两年下来头发也白了许多｡
高慧斌:透过您的书还是能看得出,您的语言风格也有与鲁迅先生相似的地方｡
周海婴:这可能与我小时候读的书较多有关吧｡小时候在私人开的书店借书,有时一天能借三次,看六本书｡另外,也与受父母说话方式的影响有关吧｡工作中我还写了不少纪实的､报告之类的东西｡
高慧斌:您的文笔朴实,叙述坦率诚恳,字里行间可以深深地感到您为人的正直｡特别是涉及的恩怨,包括对别人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你很宽容｡这一切得益于父母对您的教育吧?
周海婴:父母对我的教育并没有为我设定一个不能超越的框框,不该如何､该怎么样等等｡他们都是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教｡我对四个子女的教育也是这样,要他们有爱心､要谦虚､要宽容,我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像我的父母那样,以身作则｡
与周作人的矛盾不可调和,终其一生
高慧斌:但我发觉您的宽容也有一定的限度｡比如对周作人,您连一个叔叔都不愿意叫,是不是他的所作所为对您一家人伤害太深之故?现在您也不能原谅他吗?
周海婴:周作人夫妇一直把我母亲当外室,把我当野孩子,不予相认｡周作人不仅把父亲及叔叔周建人逐出家门,侵吞了八道湾的房产,他对胞弟的逼迫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不肯罢休,还以重婚将周建人告上法庭｡但这场官司以周作人的败诉而告终｡在我这后辈人看来,周建人叔叔与周作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终其一生的｡
1948年北平解放,某个冬日的下午,我走进八道湾自己的家,却不料被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破口大骂出来｡按说我是她丈夫的亲侄子,我们又是初会,上一辈哪怕有多大的怨仇也该与我不“搭界”｡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被骂的一幕仍历历在目｡我日后也试图与周作人的后人来往,但不被理会,也只能如此｡
高慧斌:您三叔周建人的儿子周丰三,为了劝说伯父周作人不要卖身事故,竟“以死相谏”,却不被大多数人所了解,您对此是否也愤愤不平?
周海婴:那时周丰三在北京和周作人他们住在一起,他正读高中｡当时周作人在家里从言论､交往上都表现出了要“附逆”的迹象｡周丰三很看不惯家里这种和日本人的交往及倾向日本的情况｡那时,正是全民抗战就要开始之际,他就劝说伯父周作人不要如此｡但任他怎么劝,周作人就是不听,总之是劝过很多次,毫无结果｡最后周丰三就用手枪自杀——“死谏”了｡他是个烈士啊!为了抗日,他用自杀来表示自己的决心和抗争,却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他,这不公平!
母亲和我都曾为生计犯愁
高慧斌:鲁迅先生去世后,您母亲还经常为生计犯愁,这有些不可思议｡
周海婴:父亲生前是为我们准备了一笔钱,但由于为其办丧事和搬家,几乎告罄｡在后来的生活中,既要支付朱安女士及祖母的生活费用,还要为我正发育的身体补充营养,在日常生活方面虽然母亲尽量压缩开支,可还是经常为生计犯愁｡当时我们母子的困境从母亲写给郁达夫先生的信中可见一斑｡
高慧斌:您母亲去世后,您一家六口也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生活｡
周海婴:我一直与母亲住在一起｡母亲去世后,我们就被迫搬家,当时真是困难百出,狼狈至极｡六口之家木床只有两架,尤其是刚搬去住的房子,下水道堵塞,几寸高的污水和着粪便在房间里荡来漾去｡由于污水中有大量病菌,我们一家人都得了乙肝｡要不是经周总理批示让我住进北京医院,我哪能活到今天!
鲁迅死因谜团困扰七十年未解
高慧斌:父亲的死因这一“谜团”一直困扰了您近七十年,您期待一个怎样的结果?
周海婴:关于父亲的死,历来回忆的文章多有涉及,说法大同小异,几乎已成定论｡但在我母亲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开的迷雾｡直到晚年,母亲､叔叔仍不止一次向我谈起此事｡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际,还难以释怀｡如今我已是垂暮之年,我有责任将我所知公之于众｡我怀疑的一点是,须藤医生似乎是故意对我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没有送医院治疗,也没有积极抢救,而是让父亲在家里消极等死!至于真相如何我也无从下结论,虽然时间过去了这么多时间,也有一些人对父亲的死因在进行研究,但终归还是研究层面,并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只能留待研究者继续辨析了｡
为鲁迅版税继承权等打官司
高慧斌:您为鲁迅的版税继承权等打官司,据说招来了很多误解｡
周海婴:我是一个公民,也有合法的权利｡有一年我到日本后,看到父母的好友内山完造的遗孀生活非常困难,回来后就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将鲁迅著作的日译本版税拨出一部分资助她的生活｡但出版社置之不理,连日译本的样书也不给我一本,我的权益没得到尊重,才引发了诉讼｡
我们国家的版权过去内定的是二十年､三十年,后来又定为五十年｡鲁迅书出来时,超过了内定的二十年,等内定三十年时,“文革”又开始了,到了定为五十年时,鲁迅去世又超过了五十年｡鲁迅的版权永远是赶不上版权期限的末班车｡
几十年来,滥用鲁迅姓名权､肖像权及他的作品中创作的人物赚钱的不少,对于这样的侵权事情我一直是退让､容忍｡鲁迅的姓名､肖像不是商品,当我们无可奈何地站出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却被一些人说三道四｡甚至有人给我写信,指责我维护自身的权益是为了钱｡
高慧斌:近年来,鲁迅先生的作品被搬上了舞台｡您怎样看待改编先生的作品?
周海婴:任何作家的作品被改编,应该说都是很高兴的事,作为家属也欢迎｡但改编作品不能歪曲原来作品的精神原意｡改编我父亲的作品我是欢迎的,但不能违背或歪曲原著,不能“戏说”､不能“演义”｡有的对鲁迅作品的改编,我觉得简直就是对鲁迅本人及我们家族的污辱｡
一家人一直生活在名人的阴影里
高慧斌:在一般人看来,鲁迅先生的后人应该生活在名人的“光环”下｡可您就因为是鲁迅的儿子,受了不少委屈｡您一直生活在名人的“阴影”里?
周海婴:我是鲁迅的儿子,自然引人关注｡人们自然就给我限定了一个框框,我就该这样,不该那样,这样就是对的,那样就是大逆不道｡作为名人之后,我是生活在人们的期望之中,因此在工作､生活中处处得小心行事｡比如像出差这样的小事都得倍加注意｡几十年来,两三个人一起出差的话,我从来不与女同志同行,怕被人说三道四｡干什么都小心翼翼,还得处处设防,以保护自己少受伤害｡像单位涨工资,有人说,周海婴有鲁迅的稿费,又是共产党员,他该让出来｡我就得让出来｡实际上,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母子就把有关鲁迅的一切物品,包括八道湾和西三条的房子都捐给了国家,而鲁迅的稿费更是分文未要｡
高慧斌:是否也有人认为您是靠了“老子”?
周海婴:是有人说,还有人说周海婴如果不是鲁迅的儿子,会如何如何……如果我只是沾了老子的光,那么我显摆一两次也就会过去了｡而三十多年来,我是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这说明我有自己的事业｡
鲁迅的后人都有自己的事业
高慧斌:听说您还是北大核物理实验室的创始人之一?
周海婴:当年,北大核物理实验室创办时,刚刚盖起的新大楼实际上仅是个“空架子”｡我们进驻后进行了装修,然后就周密地进行策划｡比如化学､物理各個实验室里摆放各种器皿的实验桌､柜子､架子､必须要特制的放置小零件的抽屉等,从设计到画图,都是我们参与的,好多还是我亲手设计的｡当时有关“核物理”的仪器都是禁运的,我们从国外购得的物品只能从欧洲绕道而行,实在订购不到的,我们就自己动手｡那时国内外的订货几乎都是我跑的｡开始时实验室只有五六个人,后来又从全国各地把最好的大学毕业生调来,还有一些优秀的留苏学生当助教｡那时工作很忙,且是保密性质的,“关”在那里筹措着各样的事情,那段时间我在社会上就没有露面｡后来我母亲得了心脏病,统战部就把我们夫妇调到城里来与母亲住在一起了｡由于交通不便,上下班太远,后来就把我调到广播事业局科研所搞“规划”｡我还是第一个带队到欧洲考察“立体声”录音技术的人｡我一直都有着自己的事业｡
高慧斌:二十多年前,您的长子周令飞为追求爱情所做出的举动曾引起轰动,您为此受到了谴责｡您的下一代也像您一样生活在名人的“阴影”里吗?
周海婴:我儿子与台湾姑娘结婚,当时人们指责我为什么对儿子没有谴责､没有批评｡我谴责什么､批评什么?他生下来不久就全托,小学住校,后来参军,之后工作,是社会教育了他,他是社会的儿子｡即使他犯了“错误”,也不该我承担!我的四个孩子从小就尽可能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家世,尽量不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身世,就是不想让他们生活在名人的阴影下,可他们还是无法摆脱这个阴影｡现在他们也不愿意老被人加上“鲁迅的孙子”这种定语,他们不愿意靠祖上“庇荫”生活,他们要走自己的路,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高慧斌:您如何评价目前对鲁迅先生的研究?
周海婴:国内有些鲁迅纪念馆,有的做得很好,有的则不怎么样｡母亲和我把父亲的手稿､物品捐出去之后,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学习､研究｡结果是有研究,却是凝固的,只就鲁迅的作品写写论文,似乎越高深越好,以此标榜是研究鲁迅的专家｡鲁迅死了那么多年,大家对他已经很生疏了｡现在有的学生反映鲁迅的文章学不懂,老师也讲不懂,甚至有的老师让学生背鲁迅的文章,背鲁迅的文章有什么用呢?而一些鲁迅的展览品布置完了之后,竟多年不动,把鲁迅当成了一尊雕塑,并没有把一个鲜活的鲁迅展示给人们｡对鲁迅的学习､研究不该这样｡
高慧斌:您曾为不是鲁迅的研究者而感到遗憾,当初是否有“回避”的意思?
周海婴:是有遗憾｡我搞无线电是由兴趣与爱好决定的｡当初,我和母亲也是有点“回避”的意思,因为某些东西作为鲁迅的家属不好说｡
高慧斌:在您看来,我们该如何对待､如何学习鲁迅先生?
周海婴:以前人们把鲁迅先生抬得很高,有它的政治需要｡我觉得大家应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他｡他做了一辈子的老师,他的性格､待人接物､帮助青年,都像一个爱护学生的老师｡他的文章之所以像匕首､像投枪,那是对待他的敌人,不是对自己人｡但是过去往往是片面地只讲鲁迅对敌人的一面,而他对朋友､对同志､对人民大众的甘为“孺子牛”这么一个有血有肉的一面,并没有完整地､全貌地介绍给读者｡在选读鲁迅著作时,也往往有片面性｡因此,造成大家对鲁迅有过误解,这是时代造成的,并不能怪某个人｡我希望大家今后不要仅看过几篇鲁迅的著作,就片面地看待鲁迅先生｡希望大家能通读鲁迅的著作,如果感兴趣的话,还不止读一遍,对鲁迅先生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高慧斌:继《我与鲁迅七十年》后,不久前,又一展示鲁迅家庭遗产的写真纪录《鲁迅家庭大相簿》与读者见面了｡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出了这本相簿?
周海婴:这本相簿收录了三百五十三张周家珍藏的珍贵照片,并录入了照片背后多达四万字､由当事人讲述的故事｡这些照片都出自我的十几本家庭相簿,是我父母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的记录｡大相簿中除了父亲的照片,也收入了与父亲相关及父亲去世后母亲､我及家人的一些照片｡出这本大相簿我整整考虑了三年,常常是含着泪将家人对父亲的感情投入到大相簿的编撰工作中｡这其中包括我的取舍､我的心事､我的感觉以及我对父母的思念之情｡这些都是别人所不能体会的,因此每张照片都有我的注释｡我要把这些说出来,让人们看到鲁迅对妻子､家庭､朋友､孩子的爱,延伸到他对人民的爱｡我以我的家庭大相簿,纪念我的父亲,并留给我的子孙｡
高慧斌:2006年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各地都准备搞纪念活动｡您认为我们该以什么方式来纪念先生?
周海婴:我父亲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我父亲写这些话是他对全社会的一种期望｡所以我们对于一些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章一直保持低调,因为我们觉得对于鲁迅没必要用一些太过于形式､八股的方式纪念｡
高慧斌:您退休后都做些什么?
周海婴:我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退休后仍在研究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身边老百姓普遍关心的生活问题｡也一直致力于保护鲁迅文化遗产的工作｡我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顾问｡同时,我和儿子周令飞投资创办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这个文化机构是非盈利性质的,成立三年来,亲属们已投入近五十万元｡该中心主要为维护鲁迅的权利､保护鲁迅文化遗产､弘扬和普及鲁迅精神而工作｡因为我们感到现在有的人太功利了,而这方面的事没有人管,也没有人踏踏实实地去做,我们十分忧心｡
(据《名人传记》)
采访鲁迅的后人,讲述一段鲜为人知､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鲁迅先生的旧事——那是一些让人好奇与产生无数猜疑的历史片断｡作为先生的后人,恢复历史的原貌,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纪念鲁迅,更好地理解鲁迅今天的意义｡
两年间,我几经周折多次聯系,终于采访到了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先生｡此后,我一直关注着他｡2005年10月31日,当我再次把电话打过去想采访他时,他刚从上海悼念巴金回来｡对于巴老的去世,周海婴先生感到非常难过,他说巴金是一位敢说真话的作家｡
作为一代伟人的后人,周海婴先生在七十岁时从幕后走上前台,继《我与鲁迅七十年》(为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而作)后,2005年又出版了《鲁迅家庭大相簿》,公布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
采访中,周海婴谈及鲁迅死因谜团,谈及周作人对他一家的所作所为,谈及对鲁迅先生著作权､肖像权的侵犯,谈及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谈及自己退休后的情况等,他显得很激动｡
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与父亲联系在一起
高慧斌:我们这一代人是在鲁迅先生的硬骨头精神和老黄牛精神的教育､感召下成长起来的｡读您的书,让人又一次重温了先生为革命呐喊､不屈不挠进行斗争的一段历史｡
鲁迅先生是人民的｡作为伟大的后人,您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公布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这段历史却在您心中隐藏了半个多世纪,您为什么会在古稀之年才披露呢?
周海婴:我七十岁时开始写回忆录,为何要在七十岁时开始写?因为七十年来,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与我父亲联系在一起的｡但说心里话,我本来并无撰写回忆录的念头｡虽然此前也偶尔写过,如1981年的《重回上海忆童年》,但那只是记忆的片断｡若要比较完整地记下自己一生的经历,尤其是涉及父亲的活动,我可没有这个勇气｡因为在大量的前辈回忆文字面前,我自知缺少这方面的资格｡
父亲在世时,我还是个调皮爱玩的懵懂孩童｡父亲的生活起居,写作待客,我虽然日日看到听到;父亲与朋友之间的谈话,我每每在场,他们也并不回避我,我对他们交谈的内容偶尔发生兴趣,但其实他们究竟说的什么,也不甚了然｡故现在要我回忆这些,脑子里几乎是空白消磁的录音带｡父亲去世后,我家搬到法租界霞飞坊｡家里仅有我们母子两人｡那时我已渐渐长大,有些事母亲便与我商量,去什么地方也往往带我同行,知道的事情自然多起来｡可是那时我的精力主要放在读书做功课上,况且严重的哮喘又如影子般地跟着我,折磨着我,使我不时地困卧病床｡因此很遗憾,对于在孤岛时期与抗战胜利后的社会活动,所知仍然有限｡而抗战胜利后至1948年,我们离开上海的这一段时期的确是母亲在社会上最活跃的时期｡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已经成年,在社会上有了自己的活动天地｡虽然与母亲经常在一起,却各忙各的,只是茶余饭后说些无关紧要的家务事而已｡那时母亲担任多种职务,相当繁忙,她的交往广泛,照理必有大量值得记录的故事,但母亲是个严守纪律的人,不该让我知道的,绝不吐露半句;我自己也有意回避,从不主动向她打探什么｡加之我以为,既然父母的文章都已公之于众,父亲的一切遗物亦早交与博物馆､纪念馆保存,又有这么多学识卓著的专家在研究它们,我又不干这一行,也就不去留意｡至于我自己一生并无什么大的建树可供记载,只是脚踏实地地工作与生活,为社会尽一点绵薄之力｡
我七十岁时,有些人劝我,认为我还是有些东西可写的,子女也建议我应当写写,免得被“湮没”了｡我自己认为有两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应当写下来:一是我儿子到台湾去结婚的事情,一是我母亲在“文革”之中的事情｡此外,有很多关于鲁迅的事情如今没有结果,很多“细节”也没有了｡我写回忆录,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虽然有些事很琐碎,但我不说,可能将来人家研究多少年也研究不出个什么结果,或者是研究出来一些什么差错的结果,我不如将我所知道的写出来｡
高慧斌:能介绍一下写作情况吗?
周海婴:我是搞无线电的,不是学文学的,确实有些字句怎么用才更为恰当,是要向别人请教的｡写作思路也是时断时续,有时就是一个模糊的感觉,我只能慢慢地将其唤醒并熟悉起来,表现为一个真实的状态｡写作时遇到问题我不看母亲的回忆录及相关的文章,那样会扰乱我的记忆｡我就是本着“保存”我的记忆,“保存”我的史料免得被“湮没”的心情来写的,因此没有引用别人的东西,这也是我近七十年来的积累｡我用电脑写作,两年下来头发也白了许多｡
高慧斌:透过您的书还是能看得出,您的语言风格也有与鲁迅先生相似的地方｡
周海婴:这可能与我小时候读的书较多有关吧｡小时候在私人开的书店借书,有时一天能借三次,看六本书｡另外,也与受父母说话方式的影响有关吧｡工作中我还写了不少纪实的､报告之类的东西｡
高慧斌:您的文笔朴实,叙述坦率诚恳,字里行间可以深深地感到您为人的正直｡特别是涉及的恩怨,包括对别人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你很宽容｡这一切得益于父母对您的教育吧?
周海婴:父母对我的教育并没有为我设定一个不能超越的框框,不该如何､该怎么样等等｡他们都是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教｡我对四个子女的教育也是这样,要他们有爱心､要谦虚､要宽容,我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像我的父母那样,以身作则｡
与周作人的矛盾不可调和,终其一生
高慧斌:但我发觉您的宽容也有一定的限度｡比如对周作人,您连一个叔叔都不愿意叫,是不是他的所作所为对您一家人伤害太深之故?现在您也不能原谅他吗?
周海婴:周作人夫妇一直把我母亲当外室,把我当野孩子,不予相认｡周作人不仅把父亲及叔叔周建人逐出家门,侵吞了八道湾的房产,他对胞弟的逼迫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不肯罢休,还以重婚将周建人告上法庭｡但这场官司以周作人的败诉而告终｡在我这后辈人看来,周建人叔叔与周作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终其一生的｡
1948年北平解放,某个冬日的下午,我走进八道湾自己的家,却不料被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破口大骂出来｡按说我是她丈夫的亲侄子,我们又是初会,上一辈哪怕有多大的怨仇也该与我不“搭界”｡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被骂的一幕仍历历在目｡我日后也试图与周作人的后人来往,但不被理会,也只能如此｡
高慧斌:您三叔周建人的儿子周丰三,为了劝说伯父周作人不要卖身事故,竟“以死相谏”,却不被大多数人所了解,您对此是否也愤愤不平?
周海婴:那时周丰三在北京和周作人他们住在一起,他正读高中｡当时周作人在家里从言论､交往上都表现出了要“附逆”的迹象｡周丰三很看不惯家里这种和日本人的交往及倾向日本的情况｡那时,正是全民抗战就要开始之际,他就劝说伯父周作人不要如此｡但任他怎么劝,周作人就是不听,总之是劝过很多次,毫无结果｡最后周丰三就用手枪自杀——“死谏”了｡他是个烈士啊!为了抗日,他用自杀来表示自己的决心和抗争,却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他,这不公平!
母亲和我都曾为生计犯愁
高慧斌:鲁迅先生去世后,您母亲还经常为生计犯愁,这有些不可思议｡
周海婴:父亲生前是为我们准备了一笔钱,但由于为其办丧事和搬家,几乎告罄｡在后来的生活中,既要支付朱安女士及祖母的生活费用,还要为我正发育的身体补充营养,在日常生活方面虽然母亲尽量压缩开支,可还是经常为生计犯愁｡当时我们母子的困境从母亲写给郁达夫先生的信中可见一斑｡
高慧斌:您母亲去世后,您一家六口也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生活｡
周海婴:我一直与母亲住在一起｡母亲去世后,我们就被迫搬家,当时真是困难百出,狼狈至极｡六口之家木床只有两架,尤其是刚搬去住的房子,下水道堵塞,几寸高的污水和着粪便在房间里荡来漾去｡由于污水中有大量病菌,我们一家人都得了乙肝｡要不是经周总理批示让我住进北京医院,我哪能活到今天!
鲁迅死因谜团困扰七十年未解
高慧斌:父亲的死因这一“谜团”一直困扰了您近七十年,您期待一个怎样的结果?
周海婴:关于父亲的死,历来回忆的文章多有涉及,说法大同小异,几乎已成定论｡但在我母亲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开的迷雾｡直到晚年,母亲､叔叔仍不止一次向我谈起此事｡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际,还难以释怀｡如今我已是垂暮之年,我有责任将我所知公之于众｡我怀疑的一点是,须藤医生似乎是故意对我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没有送医院治疗,也没有积极抢救,而是让父亲在家里消极等死!至于真相如何我也无从下结论,虽然时间过去了这么多时间,也有一些人对父亲的死因在进行研究,但终归还是研究层面,并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只能留待研究者继续辨析了｡
为鲁迅版税继承权等打官司
高慧斌:您为鲁迅的版税继承权等打官司,据说招来了很多误解｡
周海婴:我是一个公民,也有合法的权利｡有一年我到日本后,看到父母的好友内山完造的遗孀生活非常困难,回来后就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将鲁迅著作的日译本版税拨出一部分资助她的生活｡但出版社置之不理,连日译本的样书也不给我一本,我的权益没得到尊重,才引发了诉讼｡
我们国家的版权过去内定的是二十年､三十年,后来又定为五十年｡鲁迅书出来时,超过了内定的二十年,等内定三十年时,“文革”又开始了,到了定为五十年时,鲁迅去世又超过了五十年｡鲁迅的版权永远是赶不上版权期限的末班车｡
几十年来,滥用鲁迅姓名权､肖像权及他的作品中创作的人物赚钱的不少,对于这样的侵权事情我一直是退让､容忍｡鲁迅的姓名､肖像不是商品,当我们无可奈何地站出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却被一些人说三道四｡甚至有人给我写信,指责我维护自身的权益是为了钱｡
高慧斌:近年来,鲁迅先生的作品被搬上了舞台｡您怎样看待改编先生的作品?
周海婴:任何作家的作品被改编,应该说都是很高兴的事,作为家属也欢迎｡但改编作品不能歪曲原来作品的精神原意｡改编我父亲的作品我是欢迎的,但不能违背或歪曲原著,不能“戏说”､不能“演义”｡有的对鲁迅作品的改编,我觉得简直就是对鲁迅本人及我们家族的污辱｡
一家人一直生活在名人的阴影里
高慧斌:在一般人看来,鲁迅先生的后人应该生活在名人的“光环”下｡可您就因为是鲁迅的儿子,受了不少委屈｡您一直生活在名人的“阴影”里?
周海婴:我是鲁迅的儿子,自然引人关注｡人们自然就给我限定了一个框框,我就该这样,不该那样,这样就是对的,那样就是大逆不道｡作为名人之后,我是生活在人们的期望之中,因此在工作､生活中处处得小心行事｡比如像出差这样的小事都得倍加注意｡几十年来,两三个人一起出差的话,我从来不与女同志同行,怕被人说三道四｡干什么都小心翼翼,还得处处设防,以保护自己少受伤害｡像单位涨工资,有人说,周海婴有鲁迅的稿费,又是共产党员,他该让出来｡我就得让出来｡实际上,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母子就把有关鲁迅的一切物品,包括八道湾和西三条的房子都捐给了国家,而鲁迅的稿费更是分文未要｡
高慧斌:是否也有人认为您是靠了“老子”?
周海婴:是有人说,还有人说周海婴如果不是鲁迅的儿子,会如何如何……如果我只是沾了老子的光,那么我显摆一两次也就会过去了｡而三十多年来,我是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这说明我有自己的事业｡
鲁迅的后人都有自己的事业
高慧斌:听说您还是北大核物理实验室的创始人之一?
周海婴:当年,北大核物理实验室创办时,刚刚盖起的新大楼实际上仅是个“空架子”｡我们进驻后进行了装修,然后就周密地进行策划｡比如化学､物理各個实验室里摆放各种器皿的实验桌､柜子､架子､必须要特制的放置小零件的抽屉等,从设计到画图,都是我们参与的,好多还是我亲手设计的｡当时有关“核物理”的仪器都是禁运的,我们从国外购得的物品只能从欧洲绕道而行,实在订购不到的,我们就自己动手｡那时国内外的订货几乎都是我跑的｡开始时实验室只有五六个人,后来又从全国各地把最好的大学毕业生调来,还有一些优秀的留苏学生当助教｡那时工作很忙,且是保密性质的,“关”在那里筹措着各样的事情,那段时间我在社会上就没有露面｡后来我母亲得了心脏病,统战部就把我们夫妇调到城里来与母亲住在一起了｡由于交通不便,上下班太远,后来就把我调到广播事业局科研所搞“规划”｡我还是第一个带队到欧洲考察“立体声”录音技术的人｡我一直都有着自己的事业｡
高慧斌:二十多年前,您的长子周令飞为追求爱情所做出的举动曾引起轰动,您为此受到了谴责｡您的下一代也像您一样生活在名人的“阴影”里吗?
周海婴:我儿子与台湾姑娘结婚,当时人们指责我为什么对儿子没有谴责､没有批评｡我谴责什么､批评什么?他生下来不久就全托,小学住校,后来参军,之后工作,是社会教育了他,他是社会的儿子｡即使他犯了“错误”,也不该我承担!我的四个孩子从小就尽可能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家世,尽量不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身世,就是不想让他们生活在名人的阴影下,可他们还是无法摆脱这个阴影｡现在他们也不愿意老被人加上“鲁迅的孙子”这种定语,他们不愿意靠祖上“庇荫”生活,他们要走自己的路,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高慧斌:您如何评价目前对鲁迅先生的研究?
周海婴:国内有些鲁迅纪念馆,有的做得很好,有的则不怎么样｡母亲和我把父亲的手稿､物品捐出去之后,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学习､研究｡结果是有研究,却是凝固的,只就鲁迅的作品写写论文,似乎越高深越好,以此标榜是研究鲁迅的专家｡鲁迅死了那么多年,大家对他已经很生疏了｡现在有的学生反映鲁迅的文章学不懂,老师也讲不懂,甚至有的老师让学生背鲁迅的文章,背鲁迅的文章有什么用呢?而一些鲁迅的展览品布置完了之后,竟多年不动,把鲁迅当成了一尊雕塑,并没有把一个鲜活的鲁迅展示给人们｡对鲁迅的学习､研究不该这样｡
高慧斌:您曾为不是鲁迅的研究者而感到遗憾,当初是否有“回避”的意思?
周海婴:是有遗憾｡我搞无线电是由兴趣与爱好决定的｡当初,我和母亲也是有点“回避”的意思,因为某些东西作为鲁迅的家属不好说｡
高慧斌:在您看来,我们该如何对待､如何学习鲁迅先生?
周海婴:以前人们把鲁迅先生抬得很高,有它的政治需要｡我觉得大家应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他｡他做了一辈子的老师,他的性格､待人接物､帮助青年,都像一个爱护学生的老师｡他的文章之所以像匕首､像投枪,那是对待他的敌人,不是对自己人｡但是过去往往是片面地只讲鲁迅对敌人的一面,而他对朋友､对同志､对人民大众的甘为“孺子牛”这么一个有血有肉的一面,并没有完整地､全貌地介绍给读者｡在选读鲁迅著作时,也往往有片面性｡因此,造成大家对鲁迅有过误解,这是时代造成的,并不能怪某个人｡我希望大家今后不要仅看过几篇鲁迅的著作,就片面地看待鲁迅先生｡希望大家能通读鲁迅的著作,如果感兴趣的话,还不止读一遍,对鲁迅先生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高慧斌:继《我与鲁迅七十年》后,不久前,又一展示鲁迅家庭遗产的写真纪录《鲁迅家庭大相簿》与读者见面了｡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出了这本相簿?
周海婴:这本相簿收录了三百五十三张周家珍藏的珍贵照片,并录入了照片背后多达四万字､由当事人讲述的故事｡这些照片都出自我的十几本家庭相簿,是我父母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的记录｡大相簿中除了父亲的照片,也收入了与父亲相关及父亲去世后母亲､我及家人的一些照片｡出这本大相簿我整整考虑了三年,常常是含着泪将家人对父亲的感情投入到大相簿的编撰工作中｡这其中包括我的取舍､我的心事､我的感觉以及我对父母的思念之情｡这些都是别人所不能体会的,因此每张照片都有我的注释｡我要把这些说出来,让人们看到鲁迅对妻子､家庭､朋友､孩子的爱,延伸到他对人民的爱｡我以我的家庭大相簿,纪念我的父亲,并留给我的子孙｡
高慧斌:2006年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各地都准备搞纪念活动｡您认为我们该以什么方式来纪念先生?
周海婴:我父亲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我父亲写这些话是他对全社会的一种期望｡所以我们对于一些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章一直保持低调,因为我们觉得对于鲁迅没必要用一些太过于形式､八股的方式纪念｡
高慧斌:您退休后都做些什么?
周海婴:我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退休后仍在研究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身边老百姓普遍关心的生活问题｡也一直致力于保护鲁迅文化遗产的工作｡我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顾问｡同时,我和儿子周令飞投资创办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这个文化机构是非盈利性质的,成立三年来,亲属们已投入近五十万元｡该中心主要为维护鲁迅的权利､保护鲁迅文化遗产､弘扬和普及鲁迅精神而工作｡因为我们感到现在有的人太功利了,而这方面的事没有人管,也没有人踏踏实实地去做,我们十分忧心｡
(据《名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