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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看着城乡差距一直在扩大，农村走着前进但城市是跑步前进。
1969年10月，19岁的我和另外11名知青从重庆市区出发，向东前往350公里外的“黎水公社”，路上花了两天两夜。
现在，从我们黎水镇回一趟重庆，只要7个小时。不过这40年，我只回去过4次。
即便是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和“文革”结束后，我仍然留在农村，继续“改天换地”，一直到现在。我算是最后的“知青”之一，就好像一块被政治浪潮抛到了岸上的浮木。
我什么活儿都会干，也必须干，比如用水牛犁地、插秧等等。你看看我的手，满是皱纹，老茧很硬，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过去40年，总的来说快乐比忧伤多。累的时候，烦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唱唱歌，唱毛主席时代的革命歌曲，唱毛主席语录歌，给自己解闷。
我出生在1950年4月，父亲是一名养路工人，用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供我和两个弟弟念书。“文革”爆发时，我正念初二，加入了全国大串连，去了上海和北京。
不过，那时我并不想离开城市当知青。大家都知道农村很苦，我很害怕。
可是如果我不来，我父亲单位可能会扣他的工资。
到达黎水的第一个晚上，掀开被子，我们发现被窝里满是虱子和跳蚤。我彻夜未眠，恨不得马上返城。我想念重庆的一切：马路，电灯，还有吃的东西。
但回去是不可能的，很快，我被分到靠河大队，开始学干农活。
一年后，由于缺乏住房，我搬进谭家院。在那里认识了谭顺发。他一个男人拖着三个孩子，比我大14岁，是大队里最穷的农户之一。他小学毕业，当时还兼职做公社会计。
于是有人帮忙撮合我俩。一开始，我不愿意。但慢慢地，我觉得谭顺发老实诚恳，热心肠。他经常帮我干农活。有一次我上山拾柴摔断了胳膊，他很细心地照顾我。
从1972年起，舆论开始鼓励知青与农民结合。当时觉得没有回城的希望，与农民结婚是必然的选择，而且我愿意留在农村。就这样我决定跟他耍朋友(重庆方言，意即谈恋爱)。
但父亲很激烈地反对，两个弟弟甚至说要打断我的腿。
我撕掉了父亲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张招工表。当时大家都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如果我走了，他们一定会骂我是骗子，贬低我。而且我的行为会给知青抹黑。
家人为此断绝了和我的关系，直到1989年我婚后第一次回城。
1972年4月，我与谭顺发登记结婚。是命运让我们走到一起。我母亲1970年病逝前，竟然梦见我在这里跟农民结婚。还有，我父亲比我母亲大11岁，因此对我们俩的年龄差距并不是太在意。
婚后，我拼命干活，希望改善家境。但是谭家依然很穷。直到90年代初，家里才开始有足够的粮食，收入也增加了，也不再是村里最穷的人家。这要归功于我和谭顺发生的大儿子谭东富。
东富1992年离开农村，到浙江省永康市打工，那一年他19岁。很巧，我从城里刚到农村时也是19岁。
1995年，我被选为靠河村村委会主任。我们村有800户人家。我得带领村民脱贫、修路、通电，还要鼓励村民去大城市打工。这里太偏僻太落后，如果不出去打工，会出大问题。
我们黎水镇1.6万人，有一半以上常年在浙江、广东、上海等地打工。
1997年，靠河村第一次全村通电。我也在28年后重新用上了电灯照明。
也是在这一年，我遇到了人生的最大挑战。我和谭顺发的小儿子谭红斌考上大学，但家里却付不起第一学期4500元的学费。
为了供红斌上大学，谭顺发和前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谭智强把唯一的耕牛卖了，东富拿出打工的收入。我向黎水镇信用社贷款，还不得已借了500元高利贷，一个月利息25元。这笔钱我们花了8个月才还清。
一家人齐心协力捱了5年，红斌终于在2002年顺利毕业工作。若不是东富一直打工赚钱，红斌不可能坚持念完大学。
每次红斌写信要钱，我就哭，家里实在没钱，指望我是不行了。记得他念大二时，有一次晚上给他回信，我一边写一边哭，信纸都弄湿了。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穷?
就是因为贫困，我父亲1997年去世前，我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我非常想回去，但是没钱，路费都付不起。1989年那次回去，是弟弟给我寄来了路费。
如今，我们老两口种着1亩水稻田和半亩玉米地。跟40年前相比，现在的情况好了很多，通了电、自来水、电话，大部分村民家里安装了电视，有些人还有手机。
不过，我们俩都老了，我的膝盖得风湿病很多年，重体力活我们实在干不动了。我最担心的是自己万一患上重病，虽然我们都加入了农村合作医疗，但还是根本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
下乡40年，我4次返城，眼看着城乡差距一直在扩大。农村走着前进，但城市是跑步前进。
我打算年底再回重庆城区的老家看看。上一次回城是2003年。
朝天门广场附近是我长大的地方，我却完全不认得了，高楼大厦一座挨着一座，抬头一眼都望不到顶。马路上车来车往，简直就像外国，我好惊讶啊。
从朝天门广场往西走十多分钟，一座12层楼房取代了我家的老房子。1989年我回去的时候，老房子还在，重庆市区的大变化才刚开始。
我觉得“上山下乡”运动是失败了，一是城乡差别不断扩大，二是绝大部分知青都返城了。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这项失败了的运动中很少有的成功者，因为我建起了一个团结美满的家庭，培养了一个大学生，还深刻体会到贫下中农的艰苦朴索。
不管是选择留在这里，还是嫁给谭顺发，我都不后悔，因为后悔没有用。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想得太多。
1969年10月，19岁的我和另外11名知青从重庆市区出发，向东前往350公里外的“黎水公社”，路上花了两天两夜。
现在，从我们黎水镇回一趟重庆，只要7个小时。不过这40年，我只回去过4次。
即便是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和“文革”结束后，我仍然留在农村，继续“改天换地”，一直到现在。我算是最后的“知青”之一，就好像一块被政治浪潮抛到了岸上的浮木。
我什么活儿都会干，也必须干，比如用水牛犁地、插秧等等。你看看我的手，满是皱纹，老茧很硬，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过去40年，总的来说快乐比忧伤多。累的时候，烦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唱唱歌，唱毛主席时代的革命歌曲，唱毛主席语录歌，给自己解闷。
我出生在1950年4月，父亲是一名养路工人，用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供我和两个弟弟念书。“文革”爆发时，我正念初二，加入了全国大串连，去了上海和北京。
不过，那时我并不想离开城市当知青。大家都知道农村很苦，我很害怕。
可是如果我不来，我父亲单位可能会扣他的工资。
到达黎水的第一个晚上，掀开被子，我们发现被窝里满是虱子和跳蚤。我彻夜未眠，恨不得马上返城。我想念重庆的一切：马路，电灯，还有吃的东西。
但回去是不可能的，很快，我被分到靠河大队，开始学干农活。
一年后，由于缺乏住房，我搬进谭家院。在那里认识了谭顺发。他一个男人拖着三个孩子，比我大14岁，是大队里最穷的农户之一。他小学毕业，当时还兼职做公社会计。
于是有人帮忙撮合我俩。一开始，我不愿意。但慢慢地，我觉得谭顺发老实诚恳，热心肠。他经常帮我干农活。有一次我上山拾柴摔断了胳膊，他很细心地照顾我。
从1972年起，舆论开始鼓励知青与农民结合。当时觉得没有回城的希望，与农民结婚是必然的选择，而且我愿意留在农村。就这样我决定跟他耍朋友(重庆方言，意即谈恋爱)。
但父亲很激烈地反对，两个弟弟甚至说要打断我的腿。
我撕掉了父亲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张招工表。当时大家都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如果我走了，他们一定会骂我是骗子，贬低我。而且我的行为会给知青抹黑。
家人为此断绝了和我的关系，直到1989年我婚后第一次回城。
1972年4月，我与谭顺发登记结婚。是命运让我们走到一起。我母亲1970年病逝前，竟然梦见我在这里跟农民结婚。还有，我父亲比我母亲大11岁，因此对我们俩的年龄差距并不是太在意。
婚后，我拼命干活，希望改善家境。但是谭家依然很穷。直到90年代初，家里才开始有足够的粮食，收入也增加了，也不再是村里最穷的人家。这要归功于我和谭顺发生的大儿子谭东富。
东富1992年离开农村，到浙江省永康市打工，那一年他19岁。很巧，我从城里刚到农村时也是19岁。
1995年，我被选为靠河村村委会主任。我们村有800户人家。我得带领村民脱贫、修路、通电，还要鼓励村民去大城市打工。这里太偏僻太落后，如果不出去打工，会出大问题。
我们黎水镇1.6万人，有一半以上常年在浙江、广东、上海等地打工。
1997年，靠河村第一次全村通电。我也在28年后重新用上了电灯照明。
也是在这一年，我遇到了人生的最大挑战。我和谭顺发的小儿子谭红斌考上大学，但家里却付不起第一学期4500元的学费。
为了供红斌上大学，谭顺发和前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谭智强把唯一的耕牛卖了，东富拿出打工的收入。我向黎水镇信用社贷款，还不得已借了500元高利贷，一个月利息25元。这笔钱我们花了8个月才还清。
一家人齐心协力捱了5年，红斌终于在2002年顺利毕业工作。若不是东富一直打工赚钱，红斌不可能坚持念完大学。
每次红斌写信要钱，我就哭，家里实在没钱，指望我是不行了。记得他念大二时，有一次晚上给他回信，我一边写一边哭，信纸都弄湿了。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穷?
就是因为贫困，我父亲1997年去世前，我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我非常想回去，但是没钱，路费都付不起。1989年那次回去，是弟弟给我寄来了路费。
如今，我们老两口种着1亩水稻田和半亩玉米地。跟40年前相比，现在的情况好了很多，通了电、自来水、电话，大部分村民家里安装了电视，有些人还有手机。
不过，我们俩都老了，我的膝盖得风湿病很多年，重体力活我们实在干不动了。我最担心的是自己万一患上重病，虽然我们都加入了农村合作医疗，但还是根本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
下乡40年，我4次返城，眼看着城乡差距一直在扩大。农村走着前进，但城市是跑步前进。
我打算年底再回重庆城区的老家看看。上一次回城是2003年。
朝天门广场附近是我长大的地方，我却完全不认得了，高楼大厦一座挨着一座，抬头一眼都望不到顶。马路上车来车往，简直就像外国，我好惊讶啊。
从朝天门广场往西走十多分钟，一座12层楼房取代了我家的老房子。1989年我回去的时候，老房子还在，重庆市区的大变化才刚开始。
我觉得“上山下乡”运动是失败了，一是城乡差别不断扩大，二是绝大部分知青都返城了。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这项失败了的运动中很少有的成功者，因为我建起了一个团结美满的家庭，培养了一个大学生，还深刻体会到贫下中农的艰苦朴索。
不管是选择留在这里，还是嫁给谭顺发，我都不后悔，因为后悔没有用。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想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