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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99年3月到杭州担任市委副书记的，1个月后任杭州市代市长，2001年11月离开杭州。这些年，杭州变化很大，有许多事情，既觉得非常遥远，又好像发生在昨天。
功成不必在我，城建要给未来留余地
那时杭州外部的竞争压力很大。杭州和宁波同为副省级城市，两市发展不相上下。当时上海发展得非常快，上海市原市长徐匡迪跟我讲，要是高铁一通，有可能杭州的企业家全要到上海了。
当时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评价：“西湖是美的，如果拿个芭蕉扇把西湖一盖，其他地方就不咋地了。”他的言下之意是，如果没有西湖，杭州只能算是个三流的城市，没有优势，所以得坚持“人力资本密集型发展战略”。
杭州朝什么方向发展？我有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要从传统的以西湖为核心的西湖时代走向以钱塘江为轴心的钱塘江时代。围绕这一战略，我们采取了很多举措。
第一步，在城市总体规划方向上进行调整，要把钱塘江作为今后杭州长期发展的一个永久性主轴。第二步，钱塘江两岸全部控制开发，坚决实施“拆违复绿工程”。第三步，拆除发展障碍。在新城市中心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个大型热电厂正在开工建设。该热电厂由当时很知名的香港大企业家投资。
这么大规模的热电厂，国务院都已经批准开工了，2500多根桩已经打下去了，设备也早已订好。如果这个厂建成投产的话，那整个钱江新城建设就成了句空话，因为热电厂正处在钱江新城中心地带。当时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门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次，意见不统一。我认为必须要把它拿掉，不管花多大的代价，因为从长远考虑都是合算的。但想不到的是，市政府好不容易做出这个决定，省政府又做了一个决定，这个热电厂还要继续上。
这是件两难的事，当时我认为这事非争取不可，因为关系到杭州城市未来发展的问题。因为这座热电厂正处在未来城市发展的中心点上。如果每年有一百万吨煤运进来，几万吨的煤灰产生，周边五六平方公里就会成为煤灰区，还怎么建城市CBD？
于是我找到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和副主任张国宝。他们作为浙江同乡也了解杭州。他们听了我的汇报后觉得有道理，既然杭州要走向钱塘江时代，此事非解决不可。曾培炎说：“我支持你们。”
我回来以后，就主动对这件事情做了调整，因为国家计委已经表了态，这个项目可以下。我想至今为止，这件事是我在杭州所有重大决策中做得最好，对长期发展最有利的一件事。
当时我们采取了几个措施：工程全部停下来;组织人马，分成四个小组解决问题;通过赔偿，收回土地;思考钱江新城以什么样的面貌面市;撤市建区。
我认为钱江新城要有特色，但是有点遗憾的是，它没有完全按照原来的思路去建。这主要由于钱塘江两岸的建设有些操之过急。城市规划建设应在紧要的地方留白，在规划中留有弹性空间，给未来发展留有余地。
功成不必在我。可能五十年一百年后有人填空，这个填空构成的景观才可能是最好最美的。急急忙忙填空，造就了钱塘江两岸早期就涌现出大量的空置办公楼，也使得景观的多樣性与协调性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不过总体而言，围绕以钱塘江为轴心建设新城的战略还是成功的。
“不取消就算了，代下去就算了嘛。”
除了上述的调整外，杭州城市发展空间战略上的调整与实施过程中最重大的决策无疑是“大拆违”。当时，众所周知的是，杭州市区违法建筑肆无忌惮，公园绿化被占了，人行道被挤占了，管道被压了。
当时还是代市长的我，下决心要把这些违建拆掉。很多人劝我等代市长的“代”字去掉以后再拆。我认为，当时违建增加很快，每年增长约200万平方米，推迟一年等“代”字去掉再拆，就要多拆200万平方米，各方矛盾和损失会更大。
我记得当时很多朋友，包括和我关系很好的一些厅局长，纷纷打电话给我说：“你这样做，‘代’字还要不要取消啊？”我说：“不取消就算了，代下去就算了嘛。”我始终认为，如违建不拆，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
当时我们拆的第一座违建，就是某政法机关盖的三星级饭店绿晶饭店。当时我们去拆时，饭店连家具都没搬，但市政府违建拆除公告已经张贴出来半月有余。当我们把吊车启动，里边的负责人才跑出来说，三年前省委书记办公会议定下来的他们都可以不执行，你们小小的杭州市竟敢来拆。当时我们开始动手了，他们才开始搬家，上面一边扒，下面一边搬家。
这是很典型的案例。法治的公平社会不能让强势者或违法者侵占公共空间，因为公共空间是最广大群众的利益所在。
当然，拆违的方法也比较巧妙。以前拆违法建筑都是领导下决心，然后执法队伍偷偷地去把它拆掉。我认为政府办事须公告在先。同时，还设立了一个举报电话，听取群众举报他们住宅周边的违建。违法建筑被拆的人有种心理，既然我建的违建被拆了，就积极地举报周边他人的违建。拆违的同盟军越来越壮大，许多群众被发动起来参与拆违。
这当中也有许多利益冲突。对于其他人的改变，大家都会拍手叫好，但改到自己头上就不好了。最典型的是，开始拆违时，我以前浙大的同事和同学都为我叫好：杭州必须要有铁腕拆违，否则就乱了。
后来浙大校园也开始拆违，当时的经济损失很大，但整个校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之后，浙大自己组织了一个拆违队，许多教授、讲师在校园内随意搭建的养鸡、养鸭的棚屋都被拆了。他们有抱怨的、有骂娘的，开始时叫好，后来喊糟。可见，只要触犯到自己的利益，人人都不痛快。
其实一些改革总体上是一片叫好，但是到了具体的单位和个人，产生一些利益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个体利益、局部利益、全体人民的利益跟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之间还是有不同之处的，这是常识。但是看问题、做事情都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以后，民众怎么看这个问题。要是老是想着那几张选票，想着一时的叫好，老是考虑自己的位子，做不好事情。
连省里干部也打“12345”办事
我到杭州任市长前就有市长公开电话，但那时的市长公开电话基本是个空架子，号码谁也记不住，且只有一条线路，于是我想到了搞一个“12345”市长公开电话。“12345，有事找政府。”这个电话号码最容易被民众记住，原来的电话号码不太好记，有人甚至连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也记不住，而这个号码朗朗上口。
这个市长公开电话与数字化城市管理功能不同。首先，它是一种效能检查和监督的机制。通过市长公开电话“12345”，可以评价出哪个单位服务最好、哪个单位投诉少、哪个单位反应快，一目了然。这是“12345”市长公开电话最主要的功能，它能促进政府职能部门用最高的效率服务群众，让人民群众来评价政府的效率。
其次，它能促使政府真正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块要高高挂起的匾，而是要落实到政府服务的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上。
后来我要求机关所有的后备干部都必须到“12345”去直接为百姓解忧办事，不仅现场能清楚回答百姓的诉求，而且要有权调度相关部门，直接为老百姓服务，还要对他们的服务效能做出评价。在这个过程中，有效锻炼了“接线员”的才干。干部的才干主要是在实践锻炼中获得的。
开办第一年，市长公开电话就为百姓办了30万件各类事情，就连省级机关的一些干部也常要打“12345”来办事。
回溯在杭州那两三年，其实最难的事就是做任何的决策都会涉及原有的利益所得者。每一项成就和失误都衡量着主政者的素养和才能：是注重长远利益，还是注重眼前利益;是追求整体利益，还是追求局部利益;是着眼于打基础，还是着眼于形象工程;是迎难而上，还是顺水推舟。
相信历史和民心会述说真相。
（摘自《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