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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刚刚结束的亚洲四国之行是—个强烈信号，意在昭告世人：她将使美国外交政策的轨迹发生根本性的深刻变化——在美国48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前10位国务卿当中打破首选欧洲或中东、甚或美洲的趋势，只有她决定把首访目的地定在亚洲，因为亚洲地区充满了大胆行事和获得战略收益的机会。
事实证明，希拉里在北京期间，最紧迫的使命是确保中国承诺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帮助向奥巴马总统的刺激计划提供融资，因为我们(中美)将真正地共荣共衰。”
希拉里非常重视中国的下一步举动不是什么秘密。正如她对上海一家电视台所说的，“如果美国不能对赤字开支提供融资，从而刺激已经停止转动的经济，那么这并不符合中国利益。”
但这造成了一个悖论，由此成为近年来中美关系中一个持续不断并且激烈而活跃的争端和靶子。双方的基本情况似乎是这样的：美国是中国出口产品的最大买主，而出口推动着中国的增长；反过来，中国把从玩具、服装、钢铁等出口产品所得的“多余”收益投资于美国国库券，截至2008年12月底，共计6962亿美元，占美国政府债务总额的46％，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债权国地位的一个基本指标是官方外汇储备水平。到2008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为1.9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29％。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这种无奈的依赖是相互的；中国需要美国，美国同样需要中国。中国在国际上刚刚获得的影响力主要来自其出口能力，成为债权国也是如此。
中国自2003年成为净债权国以来，在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行动自由。5年来，中国以资本输出国的新角色活跃于东南亚、南亚、中亚、非洲、拉美和大洋洲，已经将蓬勃发展的借贷业务扩展至海外，且不局限于公共领域。
然而，由于史无前例的严重金融危机，特别是在当前美欧信贷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国同样史无前例的储备水平引发了第二波议论：赞成者说，丰裕的储备是中国人民省吃俭用攒下的血汗钱，它被视为中国远见的犒赏，这使中国增强了抵御危机的能力，中国政府因而有了更多的活动余地和政策选择；批评者则坚称，储备“过高”是中国不当的货币政策果实，恰恰说明人民币汇率被大大低估了，而正是中国不公正的汇率导致了美国、欧盟等贸易伙伴的逆差局面。
于是，有人把矛头指向中国。他们叫嚣说，中美经济关系失衡是美国经济乱局的始作俑者，不仅人民币的币值不合理，而且中国严控资本流动的做法使全球经济经历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剧烈调整，使得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的破坏性政策牵着鼻子走。因此，中国货币问题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打响这一言论战第一枪的是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他在国会2009年1月23日为自己举行的 提名批准听证会上递交书面证词说，奥巴马总统认为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
无独有偶，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在走下政坛之际，已经首先倒打一耙，指责“中国的储蓄过高导致美国的实际利率下降，因此出现泡沫，并将风险扩散到全世界”。
然而全世界都清楚，上述委过于人的政治化观点是难以立住脚的。美国糟糕的经济政策才是金融危机的更大原因，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失败哲学和美国社会的过度消费才是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因此，保尔森和盖特纳的唐突言论一冒头，就立即遭到美欧主要媒体的迎头痛击和冷嘲热讽，在不同程度上，在双边互动和多边论坛上，都理屈词穷，因而未敢恋战。
但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在于，进入2月份，中国竟也有人试图效仿美国的这两位财长，硬说“如果中国人民币的价格不这么低，就不会有这么多外汇储备，不会有这么多的货币发行，这次经济危机就不会这么严重；所以不要以为经济危机我们没责任，我们是有责任的”。持此论者，就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
张维迎的金融危机“中国责任论”，表面上看，似乎是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尚之举，但只须稍微细究，就知道它其实属于类似于挑衅一样的不负责任、是非不分的“自残行为”和道德堕落。
美国用金融危机把全世界拖下了水，这涉及到一个重大的历史责任。日本大和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原田泰先生在2009N2月18日出版的《日本经济新闻》中写道：“如果关于金融危机原因的错误观点得到认可，那么就无法追究金融监管部门的责任。要制定防范再次发生类似危机的措施，必须纠正这些错误观点。”
事实证明，希拉里在北京期间，最紧迫的使命是确保中国承诺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帮助向奥巴马总统的刺激计划提供融资，因为我们(中美)将真正地共荣共衰。”
希拉里非常重视中国的下一步举动不是什么秘密。正如她对上海一家电视台所说的，“如果美国不能对赤字开支提供融资，从而刺激已经停止转动的经济，那么这并不符合中国利益。”
但这造成了一个悖论，由此成为近年来中美关系中一个持续不断并且激烈而活跃的争端和靶子。双方的基本情况似乎是这样的：美国是中国出口产品的最大买主，而出口推动着中国的增长；反过来，中国把从玩具、服装、钢铁等出口产品所得的“多余”收益投资于美国国库券，截至2008年12月底，共计6962亿美元，占美国政府债务总额的46％，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债权国地位的一个基本指标是官方外汇储备水平。到2008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为1.9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29％。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这种无奈的依赖是相互的；中国需要美国，美国同样需要中国。中国在国际上刚刚获得的影响力主要来自其出口能力，成为债权国也是如此。
中国自2003年成为净债权国以来，在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行动自由。5年来，中国以资本输出国的新角色活跃于东南亚、南亚、中亚、非洲、拉美和大洋洲，已经将蓬勃发展的借贷业务扩展至海外，且不局限于公共领域。
然而，由于史无前例的严重金融危机，特别是在当前美欧信贷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国同样史无前例的储备水平引发了第二波议论：赞成者说，丰裕的储备是中国人民省吃俭用攒下的血汗钱，它被视为中国远见的犒赏，这使中国增强了抵御危机的能力，中国政府因而有了更多的活动余地和政策选择；批评者则坚称，储备“过高”是中国不当的货币政策果实，恰恰说明人民币汇率被大大低估了，而正是中国不公正的汇率导致了美国、欧盟等贸易伙伴的逆差局面。
于是，有人把矛头指向中国。他们叫嚣说，中美经济关系失衡是美国经济乱局的始作俑者，不仅人民币的币值不合理，而且中国严控资本流动的做法使全球经济经历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剧烈调整，使得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的破坏性政策牵着鼻子走。因此，中国货币问题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打响这一言论战第一枪的是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他在国会2009年1月23日为自己举行的 提名批准听证会上递交书面证词说，奥巴马总统认为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
无独有偶，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在走下政坛之际，已经首先倒打一耙，指责“中国的储蓄过高导致美国的实际利率下降，因此出现泡沫，并将风险扩散到全世界”。
然而全世界都清楚，上述委过于人的政治化观点是难以立住脚的。美国糟糕的经济政策才是金融危机的更大原因，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失败哲学和美国社会的过度消费才是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因此，保尔森和盖特纳的唐突言论一冒头，就立即遭到美欧主要媒体的迎头痛击和冷嘲热讽，在不同程度上，在双边互动和多边论坛上，都理屈词穷，因而未敢恋战。
但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在于，进入2月份，中国竟也有人试图效仿美国的这两位财长，硬说“如果中国人民币的价格不这么低，就不会有这么多外汇储备，不会有这么多的货币发行，这次经济危机就不会这么严重；所以不要以为经济危机我们没责任，我们是有责任的”。持此论者，就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
张维迎的金融危机“中国责任论”，表面上看，似乎是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尚之举，但只须稍微细究，就知道它其实属于类似于挑衅一样的不负责任、是非不分的“自残行为”和道德堕落。
美国用金融危机把全世界拖下了水，这涉及到一个重大的历史责任。日本大和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原田泰先生在2009N2月18日出版的《日本经济新闻》中写道：“如果关于金融危机原因的错误观点得到认可，那么就无法追究金融监管部门的责任。要制定防范再次发生类似危机的措施，必须纠正这些错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