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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每一个人对于现代企业制度已是耳熟能详，但对现代大学是什么，大学之大何为大，能简要说出一二来，还很困难，教育理论界同樣如此。
在新一轮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大，建筑越来越漂亮，但我们不得不问，我们的大学究竟是否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今天，我们对于什么叫大学，大学之大究竟指什么这些概念越来越模糊。
在中国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当中，欠缺的东西很多，大家感到最紧张的还是缺钱。如果认为有足够多的钱就可以打造出最好的教育，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应该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但我们知道最好的大学不在中东，在美洲。在战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代，条件极其简陋的西南联合大学也出了大师，他们的办学条件和资源是今天所有学校难以想象的。归根结底，大师和大学制度是一所好大学的核心竞争力，这些东西是外在建筑无法取代的。
2004年，复旦大学前校长、两院院士杨福家教授向中央领导人上书，反映高等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都作了批示，2004年11月16日《中国青年报》做了详细的摘要报道，题目叫《我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若干现象的困惑》。
从历史上看，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可以说是奠定了现代大学现代性的基础。而当下，大学和市场、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但大学是否具有独立精神是大学至为重要的特点。一个大学的人文精神、价值和理念，只有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办学制度才能生根和落实，现代大学制度也为大学精神的发源和滋养提供载体。没有这样一个制度保障，少数人的精神追求、非常先进的理念很难产生和保存下来。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可谓互为表里。
如果用非常简略的语言表达大学制度，它应该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大学自治；第二，学术自由；第三，教授治学；第四，通才教育；第五，学生自治。
首先，大学自治，即大学拥有办学自主权。这个目标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已明确提出，它的核心是划清或确立政府和高等学校的边界，保证高等学校独立自主，按照教育规律办学。1998年高等教育法里非常明确和详细地规定大学高等学校有八项自主权，可惜多数没有落实。我们现在所有的大学凭一部《高等教育法》办学，大学独立法人的地位成为一句空话。
第二，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既是大学精神和理念，也是大学制度。大学的学术自由，表现在很多方面，有人将其扩展为三个自由：研究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大学的学术自由对学生而言是学习自由，西方大学学分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学习自由的概念；对教师而言则是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
当然，与学术自由相联系的是学术中立或学术责任。20世纪初，美国的大学教授为了保障校园内的学术自由做出学术中立的承诺，大学教授避免卷入社会政治事务，避免对社会政治事件发言，只在自己的领域内活动，以此保障学术自由，但是这样的学术中立到60年代以后被打破了。在60年代民权运动、反战运动高潮的时候，绝大多数教授走上街头和学生参加抗议示威。现在在大学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学者们提出了新的概念——学术责任，用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相平衡。有了更大的自由，就意味着有了更大的责任。
第三，教授治学。教师对学校事务的参与和管理权，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管理制度。迄今为止，中国的大学管理模式是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学校里的行政官员对学校事务有最高的发言权。这是延续了非学术组织、政府组织的行政化科层化的管理模式，而这种管理与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管理的要求是不适应的。大学是学术机构，必须实行学术内行的自我管理。从2000年开始，国内一大批大学开始实行新一轮的教授委员会制度改革，从东北师范大学开始，中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很多大学在学院、系建立了教授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到底是决策机构还是学术评价机构，各个学校在实践中赋予的功能各不相同，但都说明是教授治学。1980年代的时候，这个探索是非常成熟的。
现代大学的管理和100年前已经很不相同，大学已经成为非常复杂的组织，教授不可能直接处理很多复杂的非学术的事务，在美国也是如此。美国的大学有一个副校长主管学校行政，校长是学术领袖，是学校的形象代言人，是公关的主要代表，这个制度在中国新一轮大学建设过程中会获得生命力。
第四，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实际上是大学实行的教学模式，有很深刻的理念，涉及到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和中等教育，它们的区别何在？清华大学梅贻琦老校长最著名的概念就是大学教育应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大学教育培养现代的知识分子，培养学校的“士”。大学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承担社会责任，转移社会风气，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思考解决重大问题、复杂问题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专家。知识分子和工程师、技术员、科学家的区别在哪里？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能够研究原子弹的是科学家，能够在反核宣言上签字的是知识分子。二战时期大量的德国科学家沦为纳粹的帮凶，给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敲响警钟。知识如果没有价值和伦理的制约，不一定能够造福社会，这就是通才教育。
第五，学生自治。学生自治是学校管理非常重要的准则，大学教育基本的功能是让学生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所以社团活动被称为第二课堂，西方称之为潜在的课程，隐蔽的课堂，除了上学以外，宿舍、校园、社团活动是学生最主要的生活空间，专业技能从课堂上培养，作为人的培养很大程度上来自课堂以外，来自隐蔽的课堂。香港一些大学里，一个星期举办的学术活动比内地大学一年举办的还要多，而且都由学生自主去办。内地的大学现在对大学生活的管理基本上只是管理，而不是让学生参与和自我教育。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在新一轮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大，建筑越来越漂亮，但我们不得不问，我们的大学究竟是否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今天，我们对于什么叫大学，大学之大究竟指什么这些概念越来越模糊。
在中国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当中，欠缺的东西很多，大家感到最紧张的还是缺钱。如果认为有足够多的钱就可以打造出最好的教育，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应该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但我们知道最好的大学不在中东，在美洲。在战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代，条件极其简陋的西南联合大学也出了大师，他们的办学条件和资源是今天所有学校难以想象的。归根结底，大师和大学制度是一所好大学的核心竞争力，这些东西是外在建筑无法取代的。
2004年，复旦大学前校长、两院院士杨福家教授向中央领导人上书，反映高等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都作了批示，2004年11月16日《中国青年报》做了详细的摘要报道，题目叫《我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若干现象的困惑》。
从历史上看，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可以说是奠定了现代大学现代性的基础。而当下，大学和市场、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但大学是否具有独立精神是大学至为重要的特点。一个大学的人文精神、价值和理念，只有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办学制度才能生根和落实，现代大学制度也为大学精神的发源和滋养提供载体。没有这样一个制度保障，少数人的精神追求、非常先进的理念很难产生和保存下来。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可谓互为表里。
如果用非常简略的语言表达大学制度，它应该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大学自治；第二，学术自由；第三，教授治学；第四，通才教育；第五，学生自治。
首先，大学自治，即大学拥有办学自主权。这个目标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已明确提出，它的核心是划清或确立政府和高等学校的边界，保证高等学校独立自主，按照教育规律办学。1998年高等教育法里非常明确和详细地规定大学高等学校有八项自主权，可惜多数没有落实。我们现在所有的大学凭一部《高等教育法》办学，大学独立法人的地位成为一句空话。
第二，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既是大学精神和理念，也是大学制度。大学的学术自由，表现在很多方面，有人将其扩展为三个自由：研究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大学的学术自由对学生而言是学习自由，西方大学学分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学习自由的概念；对教师而言则是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
当然，与学术自由相联系的是学术中立或学术责任。20世纪初，美国的大学教授为了保障校园内的学术自由做出学术中立的承诺，大学教授避免卷入社会政治事务，避免对社会政治事件发言，只在自己的领域内活动，以此保障学术自由，但是这样的学术中立到60年代以后被打破了。在60年代民权运动、反战运动高潮的时候，绝大多数教授走上街头和学生参加抗议示威。现在在大学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学者们提出了新的概念——学术责任，用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相平衡。有了更大的自由，就意味着有了更大的责任。
第三，教授治学。教师对学校事务的参与和管理权，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管理制度。迄今为止，中国的大学管理模式是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学校里的行政官员对学校事务有最高的发言权。这是延续了非学术组织、政府组织的行政化科层化的管理模式，而这种管理与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管理的要求是不适应的。大学是学术机构，必须实行学术内行的自我管理。从2000年开始，国内一大批大学开始实行新一轮的教授委员会制度改革，从东北师范大学开始，中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很多大学在学院、系建立了教授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到底是决策机构还是学术评价机构，各个学校在实践中赋予的功能各不相同，但都说明是教授治学。1980年代的时候，这个探索是非常成熟的。
现代大学的管理和100年前已经很不相同，大学已经成为非常复杂的组织，教授不可能直接处理很多复杂的非学术的事务，在美国也是如此。美国的大学有一个副校长主管学校行政，校长是学术领袖，是学校的形象代言人，是公关的主要代表，这个制度在中国新一轮大学建设过程中会获得生命力。
第四，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实际上是大学实行的教学模式，有很深刻的理念，涉及到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和中等教育，它们的区别何在？清华大学梅贻琦老校长最著名的概念就是大学教育应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大学教育培养现代的知识分子，培养学校的“士”。大学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承担社会责任，转移社会风气，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思考解决重大问题、复杂问题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专家。知识分子和工程师、技术员、科学家的区别在哪里？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能够研究原子弹的是科学家，能够在反核宣言上签字的是知识分子。二战时期大量的德国科学家沦为纳粹的帮凶，给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敲响警钟。知识如果没有价值和伦理的制约，不一定能够造福社会，这就是通才教育。
第五，学生自治。学生自治是学校管理非常重要的准则，大学教育基本的功能是让学生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所以社团活动被称为第二课堂，西方称之为潜在的课程，隐蔽的课堂，除了上学以外，宿舍、校园、社团活动是学生最主要的生活空间，专业技能从课堂上培养，作为人的培养很大程度上来自课堂以外，来自隐蔽的课堂。香港一些大学里，一个星期举办的学术活动比内地大学一年举办的还要多，而且都由学生自主去办。内地的大学现在对大学生活的管理基本上只是管理，而不是让学生参与和自我教育。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