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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常有这样的说法,认为现在的年轻一代是“实际的一代”、“失去理想的一代”,生活中也不难有这样的感受:现在的年轻人和过去的几代年轻人大不一样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巨变:上世纪“五四”一代特别单纯、最具启蒙和理想主义色彩;30、40年代的年轻人在民族的抗战和解放中热血澎湃;50、60年代的年轻人也曾意气风发,但到了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多被抛到底层,或本来就在底层苦撑;80年代的年轻人则在改革开放中重新燃起希望和理想之光;而90年代以降,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年轻人似乎都变得比较实际或至少是多元了。
今天的年轻人拥有怎样的精神状态或风貌?观察过去的一两年,我想特别指出两个年轻人,一个是80年代初出生的韩寒,拥有也许是世界上点击量最高的博客;另一个是70年代中出生的刘瑜,她的《民主的细节》2009年意外地成为国内畅销书。
刘瑜作品的主题虽是介绍和评论美国民主的具体实践,却仍可看出对中国的深切关怀和期望。有的缺乏阅历或独立意识的中国孩子,如果一头栽到国外的学术机构里,是容易找不着北、容易失去问题意识和衡量基准的。而刘瑜能够具有某种思想上的清醒判断,或许不仅因为她身上的独立思考能力,还和她注意观察美国实际的社会政治有关。在这一点上,她和更早的一代、写有《历史深处的忧虑》等书的林达颇有相似之处。
早年韩寒在我印象中还只是一个才华洋溢、桀骜不驯的文学少年。这一两年来,我惊喜地看到韩寒的文字越来越关怀社会,也越来越聚焦于制度。他是勇敢和独立的,他不回避对自己家乡上海市政的批评,这种批评甚至是很不客气的;他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不畏惧专断的权力,也不害怕犯“众怒”。他也是机智的,读他犀利而又幽默的文字不仅让人思索,本身还是一种美的享受。比他年长的一代大概有一种长久压抑下的先天不足,的确很难写出这种青春奔放洒脱、生命力洋溢的文字。而他还有自己另外的事业——赛车手,这显示出他勇敢和独立的另一面。他的许多批评貌似苛刻,却又不乏宽容;激情中包含着清明的理性,就连“苛刻”也在一种幽默的嘲讽——包括自我嘲讽中得到了缓解。
像韩寒、刘瑜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吗?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接受这一标签。但我们却可以从他们那里感到一种欣慰,甚至可以说看到了巨大的希望。
有两种理想主义,一种是追求彻底、全盘改造的激越型理想主义,还有一种是看似平和但仍然坚定的理想主义。坚守后者的人,他们不满足于现实,随时准备尝试新的可能性,对任何新鲜事物都不会在没有预先考察的情况下贸然接纳或关上大门;他们追求或非宏大一元的理想,但也非仅仅功利和实惠的追求,更非谋一己或一集团的私利,而有深刻的精神层面;他们还能感到并接受一种基本的心中“道德律”的约束,亦即实现理想的手段的约束。
以上所述可能是一种新的理想主义者的典型性格,既和老的理想主义者的标准气质不同(却可以给老一代人以新的启发),也有别于“愤青”。“愤青”天性往往比较激烈,不易保持一种自身的精神平衡——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他们的价值,尤其是对于社会平衡的意义,他们唤起了我们的不安,否则人们容易在一种相对的“满足感”中变得麻木。
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要成为理想主义者,但一定要有,他们就像“世上的盐”。一个没有理想主义者的时代不仅是乏味和沉闷的,而且可能错失改良社会的机会。但我们又希望,新时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是仰望星空的人,同时也是站在大地上的人;既有崇高的理想,也了解人性和国情。除了仰望,还需俯察;除了瞻远,还需看近;除了观外,还需内省。但愿我们仍然保持像“五四”一代年轻人的纯真和热情,但不再盲目地拥抱任何一种理想和主义。
列宁曾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我们或许可将列宁的话转用一下——不能充分保障平等自由的制度,也会不断地产生出新一代努力争取自由和人权的人们。而从我们上面对当代年轻人的一个粗浅观察,似也印证了这句话的道理:源源不断产生争取平等自由的年轻新人的土壤,其实正是这个制度本身。
今天的年轻人拥有怎样的精神状态或风貌?观察过去的一两年,我想特别指出两个年轻人,一个是80年代初出生的韩寒,拥有也许是世界上点击量最高的博客;另一个是70年代中出生的刘瑜,她的《民主的细节》2009年意外地成为国内畅销书。
刘瑜作品的主题虽是介绍和评论美国民主的具体实践,却仍可看出对中国的深切关怀和期望。有的缺乏阅历或独立意识的中国孩子,如果一头栽到国外的学术机构里,是容易找不着北、容易失去问题意识和衡量基准的。而刘瑜能够具有某种思想上的清醒判断,或许不仅因为她身上的独立思考能力,还和她注意观察美国实际的社会政治有关。在这一点上,她和更早的一代、写有《历史深处的忧虑》等书的林达颇有相似之处。
早年韩寒在我印象中还只是一个才华洋溢、桀骜不驯的文学少年。这一两年来,我惊喜地看到韩寒的文字越来越关怀社会,也越来越聚焦于制度。他是勇敢和独立的,他不回避对自己家乡上海市政的批评,这种批评甚至是很不客气的;他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不畏惧专断的权力,也不害怕犯“众怒”。他也是机智的,读他犀利而又幽默的文字不仅让人思索,本身还是一种美的享受。比他年长的一代大概有一种长久压抑下的先天不足,的确很难写出这种青春奔放洒脱、生命力洋溢的文字。而他还有自己另外的事业——赛车手,这显示出他勇敢和独立的另一面。他的许多批评貌似苛刻,却又不乏宽容;激情中包含着清明的理性,就连“苛刻”也在一种幽默的嘲讽——包括自我嘲讽中得到了缓解。
像韩寒、刘瑜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吗?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接受这一标签。但我们却可以从他们那里感到一种欣慰,甚至可以说看到了巨大的希望。
有两种理想主义,一种是追求彻底、全盘改造的激越型理想主义,还有一种是看似平和但仍然坚定的理想主义。坚守后者的人,他们不满足于现实,随时准备尝试新的可能性,对任何新鲜事物都不会在没有预先考察的情况下贸然接纳或关上大门;他们追求或非宏大一元的理想,但也非仅仅功利和实惠的追求,更非谋一己或一集团的私利,而有深刻的精神层面;他们还能感到并接受一种基本的心中“道德律”的约束,亦即实现理想的手段的约束。
以上所述可能是一种新的理想主义者的典型性格,既和老的理想主义者的标准气质不同(却可以给老一代人以新的启发),也有别于“愤青”。“愤青”天性往往比较激烈,不易保持一种自身的精神平衡——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他们的价值,尤其是对于社会平衡的意义,他们唤起了我们的不安,否则人们容易在一种相对的“满足感”中变得麻木。
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要成为理想主义者,但一定要有,他们就像“世上的盐”。一个没有理想主义者的时代不仅是乏味和沉闷的,而且可能错失改良社会的机会。但我们又希望,新时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是仰望星空的人,同时也是站在大地上的人;既有崇高的理想,也了解人性和国情。除了仰望,还需俯察;除了瞻远,还需看近;除了观外,还需内省。但愿我们仍然保持像“五四”一代年轻人的纯真和热情,但不再盲目地拥抱任何一种理想和主义。
列宁曾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我们或许可将列宁的话转用一下——不能充分保障平等自由的制度,也会不断地产生出新一代努力争取自由和人权的人们。而从我们上面对当代年轻人的一个粗浅观察,似也印证了这句话的道理:源源不断产生争取平等自由的年轻新人的土壤,其实正是这个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