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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教育是人文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受高校专业课程设置的限制，文学教育在文秘专业中的份量远远不够。本文以普通本科院校的文秘专业为基点，讨论其实施文学教育的意义，探究文学教育的实现途径，并且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如何实现上，以此探讨如何使普通本科院校文秘专业更好地实施文学教育。
[关键词]普通本科院校 文秘专业 文学教育
文学教育是人文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受高校专业课程设置的限制，文学教育在文秘专业中的份量远远不够。因而，文学中固有的智慧、感性、审美意识、生命理想等都不能有效地渗透在本科教育当中，也就无法有效培养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这与当前提倡的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原则是相悖的。在大力倡扬人文通识教育的教育背景下，普通本科院校文秘专业也亟需进行文学教育。文学教育是目前高校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热门词汇。但是，具体地、有区别地对待许多不同层次的高校的文学教育却鲜见有人论及。尤其是针对各种培养目标完全不同的专业，其意义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凸显。本文以普通本科院校的文秘专业为基点，着重探讨如何使普通本科院校文秘专业更好地实施文学教育。
近年来在有识之士呼唤大学开展人文通识教育，许多知名高校也早已将它变成现实的背景下，人文通识教育似乎成为高等教育实践中的共识。诚如长期关注大学文学教育的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所言“在这个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的时代，最容易形成人的精神的危机：年轻一代心灵的缺失（空洞化，虚无化），美感的缺失，语言、文化的感悟力的缺失，所反映的是整个民族精神的危机。”
文秘专业的学生也不能例外。一般说来，文秘专业是以培养未来的文秘人员为目标的，而文秘人员处理日常办公事务，协助领导处理行政事务，并为领导决策及其实施提供服务，整日劳累于案牍之间，如果能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阅读“文学”，浸润性情，则不失为“诗意的栖息于大地之上”（荷尔德林语）的一种办法。加之文秘人员必须具备较强的文字和语言沟通能力，综合协调与合作能力，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而这些又恰恰是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可以部分达到的效果。正如教育家张志公所说，“文学教育是一种精神教育、思想教育、美学教育，同时它又是一种非常有利于智力开发的教育。”普通本科院校文秘专业的文学教育可以说是势在必行。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以目前的学科建置而言，文秘专业因细分为涉外文秘、商务文秘等方向而造成了文秘专业所隶属的院系不一，或为新闻传播学院，或为经济管理系，或为文学院。这使得文学教育受限制于院系既有学科优势、师资力量等因素呈现不平衡之态，很难有恒。国内最早如复旦大学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设置文秘系后来撤销，直至现在，只有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设置有秘书学系，陕西师范大学是拥有全国惟一一家文秘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普通本科院校。我们不难发现，文秘专业自身的困境也使得“文学教育”不能进行或在进行中出现许多问题。而且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建设中的一些痼疾作祟，也由于部分高校在设置专业时的草率等原因，因此造成了部分本科院校“文学教育”难以实现的窘境。
文学史家陈平原在《当代中国人文观察》中别具情怀地附录了《“文学”如何“教育”》一文，文章考察了百年“文学教育”的历史变迁，认为文学教育的重心已经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重点对如何落实“文学教育”问题做了讨论。历史学家谢泳则专门撰写长文梳理了1949年后从“文学史”到“文艺学”的文学教育重心的转移与影响。由此，我们便能了解当代中国一流文史学者对于“文学教育”问题的关注的重心各有不同，可上述文章显然只是就普通本科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教育发言。而文秘专业的“文学”何以“教育”这一问题在学界尚属空白。基于对文秘专业的特殊性与文学教育的复杂性的认识，笔者认为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入手。
一、文学教育类课程须成为经验课程
在普通本科院校，目前通行的教育方式是以科目本位课程为主的，其特点是以学科为中心，教育限于一课之内，它的优点在于教育方式的集中，可方便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最多的知识，然而，其弊也十分昭然。以鲁迅“三千麻袋事件”为中心，这是《中国秘书史》的教学内容，但是同样也能成为实施“文学教育”的典型案例。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既可教育“未来”文书/秘书人员如何处理珍稀档案的危机意识，也可借此而结合鲁迅之诸多文本进行赏析，并把握一个立体、多元、丰富的鲁迅形象（即在透视作为文学家、思想家、文学史家、编辑的鲁迅诸视域之外，另外于档案文书学的视野中追寻“另一种鲁迅”）。而在文学教育课上，可借鲁迅作品来牵引出此例，以追求“文学教育”的主要意图，也可部分实现对文秘专业课程如《中国秘书史》《档案学》《文书学》的某些历史省思。如此论述，虽有“文学教育”无处不在之嫌，但是这也意味着，文秘专业的文学教育者不仅要熟悉文学一科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要对中国秘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都有一定程度的观照；不仅要进行文学知识的传授与文学审美能力的培养，更要与文秘专业的特殊性相结合，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有机地、辨证地将“文学”与“文秘”这一粗看之下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同物事统一到相同的“文”字上来，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阅读”。如果针对于文秘专业的《中国秘书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机械地、人为地将其分裂，自然是不合适的。
再譬如，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这门课程中，司马相如的赋作为有汉一朝华辞章句之文学艺术的典型，自然绕不过去，一般的讲述多集中在其“文学性”，这也无可厚非，然而，一旦将面向对象定位为文秘专业的学生，也未尝不可要求教育者注意其应用歌咏之文的体制特点，使学生深刻地理解此文本所固有的开放性，以及因解读角度不同而引起的文本阐释过程中繁复多义的景象。从而还可联系司马相如此时于庞大汉帝国之中的“优俳”身份，以及古今公文的体制流变，或许使学生能在还原历史现场，体察写作者的“身份认同”之中透视现代文书（秘书）人员的岗位意识、社会责任，促使学生对文书（秘书）一职的真实处境产生思考，不无裨益。
当然，这不单是适用于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与导读。它同样也适用于现代文学作品。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是一篇重量级的文艺理论文献，也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谈到了如何在文艺战线建立“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它也是许多选本所注重的篇目。其实，在为文秘专业的学生开展文学教育时，除了对《讲话》进行必要的理论解读以外，我以为更需要进行拓宽阅读的还有写于是年二月八日的《反对党八股》一文。文中，毛泽东同志认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第二大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如此这般，列举了总共八条罪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党八股”并非只指一九四五年前后流行于解放区延安的政府公文的书写形式，和其时文艺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文风，更指涉着一种极其具有政治能量，或可作为一种在当时作为革命者所追逐的“时尚”的话语系统。今天我们重读此文，以昔日之“党八股”比较今朝之“官话”，我们怯于历史的相似。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散文作家伍立扬在阅读了民国初年的提案之后，亦有此感慨：“那时候的文章，即令公文，也大多如此，意旨明确，文词练达，所指清晰，洵堪感发人心。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最平易不过，无甚特殊，可是在今天，已是旨甘香美的席上之珍了。”这样的比较阅读相信不仅能拓宽学生的思维深度，而且能引导学生对现代公文的写作有所反思。这也是与我们的初衷相合的：在文学课上，将《反对党八股》作为讲演类政论文章的典范，青年学生学习、参考、品读其文笔之雄健，引文之适当，取譬之精妙，思路之清晰，论证之充分。
综上所述，文学教育类课程须重在学生的体验与参与，教育者在课程的交叉与互动之中追求其实现，此类课程须成为经验课程而非科目本位课程、学科课程。
二、文学教育类课程“作品选读”类课程的教学策略
在普通本科院校，现行的文秘专业文学教育类课程主要是“作品选读”，如上所述，对文学作品的导读是培养学生“文学阅读”与“文学兴趣”的必要条件，然而，当前还有这样一些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同时也必须有这样一些方法去改进：
从整个教学实践活动的前期准备来看，首先是文学教育之目标出发，“作品选读”课使文学侧重于审美能力的培养而忽视文学知识的教授，轻视文学作品与文学史、文学理论的沟通；其次，就文学教育之所用教材看，多为文学作品之选本，而选本所体现的多是选家所遵从的文学史的经典定义与自己的审美趣味，而关切当下现实较远。考虑到接受教育的并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前者大可谅解，不作为授课重点、难点安排，讲授方式则以“串线”与“轻描淡写”为主，而后者却万万马虎不得。这是因为文秘人员必须紧贴着时代，随时代之变化而不断地调整自己，以求能适应时代之需求。故而文学作品篇目的选取上，不必迷信名家选本以“挟洋自重”，也不必以教育部规定之汉语言文学专业之必备“作品选”来“削足适履”，不妨采取经典作品与“时文选萃”并举的策略，辅之以市民报纸、时尚杂志、文学网站、影像资料等处于当代文化核心的大众传媒文本，使学生在研读大师、名家作品之余，也能讨论“70后”“80后”“小资”“愤青”“新新人类”的优秀文本（众所周知，在当代文化的版图上，他们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但是，就目前的大学教育情境之中开展“文学阅读”的情况而言，虽然我们不奢望实现在短时期内超越雅俗之理想，但或可实现雅俗共赏之目标。
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中，首先是授课方式的变更，即尝试其他较为灵活的形式，少取“一言堂”“满堂灌”；其次在考核办法上，不一味以集中的“笔试”为主，还可引入“口试”“讨论会”等平均考核合计计入总成绩的方法，前者取决于教师的学术能力和个人气质，强求不得，而后者虽则受高校教育教学行政部门的限制，但是由于“文学教育”的特殊性，不能不为。如可组织学生在阅读影像资料之后组织学生自由发言，课堂上针对某一大众传媒文本展开即席讨论，在阅读名家作品之后“读后感”的书写意义也应得到重视。
而更为实际的意义或许还在于，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将通过“文本”互动起来，在培养学生对“文学阅读”的兴趣、完成对“文学的文化含义”的体验的同时，促成“代际”之间的理解，延续我们对时代的观察与思考，以现代人更加成熟、健全的心智去参与现实，如此“读书有间”、“教学相长”，则距离实现文学教育的理想境界不远。
三、鼓励学生自办文学社团与纯文学刊物
在我们文学教育的实际教育教学活动中，除了重视课堂教学，还应该重视课外辅助教学。如上所述，课堂教学之间的科际跨越与联合显示的是我们对课堂教学的一种崭新的认识，那么课外辅助教学中学生自办文学社团与纯文学刊物则正是“文学教育”一种重要的途径。诚如论者所述，“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其工作目标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能出大作家,那最好,没有,也无所谓。不是办作家班,而是养成热爱文学的风气,以及欣赏文学的能力。这样来看待校园里各种层次的‘文学’——包括科系设置、课程选择,以及社团活动等,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社团活动便是大学文学教育的链条上重要的一环，而学生自办的纯文学刊物更是集结了许多文学爱好者的优秀“习作”，因其同人性质、印行数少，流通范围小等特点，造成了其写作的纯粹与“文学阅读”口味的优雅与不媚俗，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所大学的文化氛围，相比于近年来逐嚣而上的“青少年文学”过于浓厚的商业色彩，这种于大学校园之内酝酿、完成的阅读与写作可以称得上是当前校园文学的主流，虽不为文坛学界所注意，但它以潜在的方式顽强地生长。
“应该让全社会以及学界明白,当代中国,所谓的“青少年写作”,并非只有商业模式,校园文学依然是重镇。只看谁谁谁卖了多少册书,得了多少版税,那并不代表文学的未来。”笔者曾主编院刊《人文学苑》杂志，除了体会办刊的从有到无的艰辛，也发现了它对“文学爱好者”的凝聚团结作用及对一般学生产生“文学兴趣”、走向“文学阅读”的重要性。
学生自办文学社团与纯文学刊物自是校园文学之大本营，不独中文系学生可以进行，文秘专业的学生也尽可放手去做，只要在科班的文学课堂之外，尽可能地使“大学贴近文学原点”，能提高大学生的文学修养，使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又有新的内蕴，并最终对“文学教育”起到推动、增进的作用，教育者宜须加以爱护之、指导之、广行之、推进之。我以为，它对于文秘专业的学生，除了阅读“文学”时加深文学的兴趣，铸就健康的人格、高尚的情操，还能够通过组织文学社团、编辑出版文学刊物锻炼其胜任“未来”文书/秘书一职所必须的综合协调与合作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在“投稿”“习作”中加强文字和语言的应用能力，可谓一举多得。
本文认为，文学教育类课程须为经验课程而并非科目本位课程、学科课程。这也就是说，文学教育不应局限于一门课程之内，当实现跨越科际的联合。文学教育类课程的主干课程“作品选读”或者“范文导读”课程虽然可行，但是需注意教学实践的具体问题。这是对“文学教育”范式进行积极的反思，而非固步自封。同时不可忽视学生自办文学社团与纯文学刊物的文学教育之力。相应地说，这是对以上两者的一个有益的补充。事实上，一种“文学教育”范式的转换与一种全面的“文学教育”观的生成，首先在于观念的先行，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其必要性，然后才能谈到在具体的“文学教育”过程中种种完全可以实现的可能。
参考文献：
[1]李书磊．文学的文化含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2]陈平原.大学校园里的“文学”[J].渤海大学学报，2007,(2)：34-36．
[3]钱理群.大学语文[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3.
（作者单位：①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②王贺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08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普通本科院校 文秘专业 文学教育
文学教育是人文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受高校专业课程设置的限制，文学教育在文秘专业中的份量远远不够。因而，文学中固有的智慧、感性、审美意识、生命理想等都不能有效地渗透在本科教育当中，也就无法有效培养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这与当前提倡的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原则是相悖的。在大力倡扬人文通识教育的教育背景下，普通本科院校文秘专业也亟需进行文学教育。文学教育是目前高校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热门词汇。但是，具体地、有区别地对待许多不同层次的高校的文学教育却鲜见有人论及。尤其是针对各种培养目标完全不同的专业，其意义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凸显。本文以普通本科院校的文秘专业为基点，着重探讨如何使普通本科院校文秘专业更好地实施文学教育。
近年来在有识之士呼唤大学开展人文通识教育，许多知名高校也早已将它变成现实的背景下，人文通识教育似乎成为高等教育实践中的共识。诚如长期关注大学文学教育的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所言“在这个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的时代，最容易形成人的精神的危机：年轻一代心灵的缺失（空洞化，虚无化），美感的缺失，语言、文化的感悟力的缺失，所反映的是整个民族精神的危机。”
文秘专业的学生也不能例外。一般说来，文秘专业是以培养未来的文秘人员为目标的，而文秘人员处理日常办公事务，协助领导处理行政事务，并为领导决策及其实施提供服务，整日劳累于案牍之间，如果能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阅读“文学”，浸润性情，则不失为“诗意的栖息于大地之上”（荷尔德林语）的一种办法。加之文秘人员必须具备较强的文字和语言沟通能力，综合协调与合作能力，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而这些又恰恰是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可以部分达到的效果。正如教育家张志公所说，“文学教育是一种精神教育、思想教育、美学教育，同时它又是一种非常有利于智力开发的教育。”普通本科院校文秘专业的文学教育可以说是势在必行。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以目前的学科建置而言，文秘专业因细分为涉外文秘、商务文秘等方向而造成了文秘专业所隶属的院系不一，或为新闻传播学院，或为经济管理系，或为文学院。这使得文学教育受限制于院系既有学科优势、师资力量等因素呈现不平衡之态，很难有恒。国内最早如复旦大学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设置文秘系后来撤销，直至现在，只有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设置有秘书学系，陕西师范大学是拥有全国惟一一家文秘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普通本科院校。我们不难发现，文秘专业自身的困境也使得“文学教育”不能进行或在进行中出现许多问题。而且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建设中的一些痼疾作祟，也由于部分高校在设置专业时的草率等原因，因此造成了部分本科院校“文学教育”难以实现的窘境。
文学史家陈平原在《当代中国人文观察》中别具情怀地附录了《“文学”如何“教育”》一文，文章考察了百年“文学教育”的历史变迁，认为文学教育的重心已经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重点对如何落实“文学教育”问题做了讨论。历史学家谢泳则专门撰写长文梳理了1949年后从“文学史”到“文艺学”的文学教育重心的转移与影响。由此，我们便能了解当代中国一流文史学者对于“文学教育”问题的关注的重心各有不同，可上述文章显然只是就普通本科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教育发言。而文秘专业的“文学”何以“教育”这一问题在学界尚属空白。基于对文秘专业的特殊性与文学教育的复杂性的认识，笔者认为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入手。
一、文学教育类课程须成为经验课程
在普通本科院校，目前通行的教育方式是以科目本位课程为主的，其特点是以学科为中心，教育限于一课之内，它的优点在于教育方式的集中，可方便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最多的知识，然而，其弊也十分昭然。以鲁迅“三千麻袋事件”为中心，这是《中国秘书史》的教学内容，但是同样也能成为实施“文学教育”的典型案例。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既可教育“未来”文书/秘书人员如何处理珍稀档案的危机意识，也可借此而结合鲁迅之诸多文本进行赏析，并把握一个立体、多元、丰富的鲁迅形象（即在透视作为文学家、思想家、文学史家、编辑的鲁迅诸视域之外，另外于档案文书学的视野中追寻“另一种鲁迅”）。而在文学教育课上，可借鲁迅作品来牵引出此例，以追求“文学教育”的主要意图，也可部分实现对文秘专业课程如《中国秘书史》《档案学》《文书学》的某些历史省思。如此论述，虽有“文学教育”无处不在之嫌，但是这也意味着，文秘专业的文学教育者不仅要熟悉文学一科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要对中国秘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都有一定程度的观照；不仅要进行文学知识的传授与文学审美能力的培养，更要与文秘专业的特殊性相结合，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有机地、辨证地将“文学”与“文秘”这一粗看之下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同物事统一到相同的“文”字上来，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阅读”。如果针对于文秘专业的《中国秘书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机械地、人为地将其分裂，自然是不合适的。
再譬如，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这门课程中，司马相如的赋作为有汉一朝华辞章句之文学艺术的典型，自然绕不过去，一般的讲述多集中在其“文学性”，这也无可厚非，然而，一旦将面向对象定位为文秘专业的学生，也未尝不可要求教育者注意其应用歌咏之文的体制特点，使学生深刻地理解此文本所固有的开放性，以及因解读角度不同而引起的文本阐释过程中繁复多义的景象。从而还可联系司马相如此时于庞大汉帝国之中的“优俳”身份，以及古今公文的体制流变，或许使学生能在还原历史现场，体察写作者的“身份认同”之中透视现代文书（秘书）人员的岗位意识、社会责任，促使学生对文书（秘书）一职的真实处境产生思考，不无裨益。
当然，这不单是适用于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与导读。它同样也适用于现代文学作品。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是一篇重量级的文艺理论文献，也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谈到了如何在文艺战线建立“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它也是许多选本所注重的篇目。其实，在为文秘专业的学生开展文学教育时，除了对《讲话》进行必要的理论解读以外，我以为更需要进行拓宽阅读的还有写于是年二月八日的《反对党八股》一文。文中，毛泽东同志认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第二大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如此这般，列举了总共八条罪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党八股”并非只指一九四五年前后流行于解放区延安的政府公文的书写形式，和其时文艺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文风，更指涉着一种极其具有政治能量，或可作为一种在当时作为革命者所追逐的“时尚”的话语系统。今天我们重读此文，以昔日之“党八股”比较今朝之“官话”，我们怯于历史的相似。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散文作家伍立扬在阅读了民国初年的提案之后，亦有此感慨：“那时候的文章，即令公文，也大多如此，意旨明确，文词练达，所指清晰，洵堪感发人心。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最平易不过，无甚特殊，可是在今天，已是旨甘香美的席上之珍了。”这样的比较阅读相信不仅能拓宽学生的思维深度，而且能引导学生对现代公文的写作有所反思。这也是与我们的初衷相合的：在文学课上，将《反对党八股》作为讲演类政论文章的典范，青年学生学习、参考、品读其文笔之雄健，引文之适当，取譬之精妙，思路之清晰，论证之充分。
综上所述，文学教育类课程须重在学生的体验与参与，教育者在课程的交叉与互动之中追求其实现，此类课程须成为经验课程而非科目本位课程、学科课程。
二、文学教育类课程“作品选读”类课程的教学策略
在普通本科院校，现行的文秘专业文学教育类课程主要是“作品选读”，如上所述，对文学作品的导读是培养学生“文学阅读”与“文学兴趣”的必要条件，然而，当前还有这样一些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同时也必须有这样一些方法去改进：
从整个教学实践活动的前期准备来看，首先是文学教育之目标出发，“作品选读”课使文学侧重于审美能力的培养而忽视文学知识的教授，轻视文学作品与文学史、文学理论的沟通；其次，就文学教育之所用教材看，多为文学作品之选本，而选本所体现的多是选家所遵从的文学史的经典定义与自己的审美趣味，而关切当下现实较远。考虑到接受教育的并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前者大可谅解，不作为授课重点、难点安排，讲授方式则以“串线”与“轻描淡写”为主，而后者却万万马虎不得。这是因为文秘人员必须紧贴着时代，随时代之变化而不断地调整自己，以求能适应时代之需求。故而文学作品篇目的选取上，不必迷信名家选本以“挟洋自重”，也不必以教育部规定之汉语言文学专业之必备“作品选”来“削足适履”，不妨采取经典作品与“时文选萃”并举的策略，辅之以市民报纸、时尚杂志、文学网站、影像资料等处于当代文化核心的大众传媒文本，使学生在研读大师、名家作品之余，也能讨论“70后”“80后”“小资”“愤青”“新新人类”的优秀文本（众所周知，在当代文化的版图上，他们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但是，就目前的大学教育情境之中开展“文学阅读”的情况而言，虽然我们不奢望实现在短时期内超越雅俗之理想，但或可实现雅俗共赏之目标。
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中，首先是授课方式的变更，即尝试其他较为灵活的形式，少取“一言堂”“满堂灌”；其次在考核办法上，不一味以集中的“笔试”为主，还可引入“口试”“讨论会”等平均考核合计计入总成绩的方法，前者取决于教师的学术能力和个人气质，强求不得，而后者虽则受高校教育教学行政部门的限制，但是由于“文学教育”的特殊性，不能不为。如可组织学生在阅读影像资料之后组织学生自由发言，课堂上针对某一大众传媒文本展开即席讨论，在阅读名家作品之后“读后感”的书写意义也应得到重视。
而更为实际的意义或许还在于，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将通过“文本”互动起来，在培养学生对“文学阅读”的兴趣、完成对“文学的文化含义”的体验的同时，促成“代际”之间的理解，延续我们对时代的观察与思考，以现代人更加成熟、健全的心智去参与现实，如此“读书有间”、“教学相长”，则距离实现文学教育的理想境界不远。
三、鼓励学生自办文学社团与纯文学刊物
在我们文学教育的实际教育教学活动中，除了重视课堂教学，还应该重视课外辅助教学。如上所述，课堂教学之间的科际跨越与联合显示的是我们对课堂教学的一种崭新的认识，那么课外辅助教学中学生自办文学社团与纯文学刊物则正是“文学教育”一种重要的途径。诚如论者所述，“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其工作目标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能出大作家,那最好,没有,也无所谓。不是办作家班,而是养成热爱文学的风气,以及欣赏文学的能力。这样来看待校园里各种层次的‘文学’——包括科系设置、课程选择,以及社团活动等,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社团活动便是大学文学教育的链条上重要的一环，而学生自办的纯文学刊物更是集结了许多文学爱好者的优秀“习作”，因其同人性质、印行数少，流通范围小等特点，造成了其写作的纯粹与“文学阅读”口味的优雅与不媚俗，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所大学的文化氛围，相比于近年来逐嚣而上的“青少年文学”过于浓厚的商业色彩，这种于大学校园之内酝酿、完成的阅读与写作可以称得上是当前校园文学的主流，虽不为文坛学界所注意，但它以潜在的方式顽强地生长。
“应该让全社会以及学界明白,当代中国,所谓的“青少年写作”,并非只有商业模式,校园文学依然是重镇。只看谁谁谁卖了多少册书,得了多少版税,那并不代表文学的未来。”笔者曾主编院刊《人文学苑》杂志，除了体会办刊的从有到无的艰辛，也发现了它对“文学爱好者”的凝聚团结作用及对一般学生产生“文学兴趣”、走向“文学阅读”的重要性。
学生自办文学社团与纯文学刊物自是校园文学之大本营，不独中文系学生可以进行，文秘专业的学生也尽可放手去做，只要在科班的文学课堂之外，尽可能地使“大学贴近文学原点”，能提高大学生的文学修养，使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又有新的内蕴，并最终对“文学教育”起到推动、增进的作用，教育者宜须加以爱护之、指导之、广行之、推进之。我以为，它对于文秘专业的学生，除了阅读“文学”时加深文学的兴趣，铸就健康的人格、高尚的情操，还能够通过组织文学社团、编辑出版文学刊物锻炼其胜任“未来”文书/秘书一职所必须的综合协调与合作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在“投稿”“习作”中加强文字和语言的应用能力，可谓一举多得。
本文认为，文学教育类课程须为经验课程而并非科目本位课程、学科课程。这也就是说，文学教育不应局限于一门课程之内，当实现跨越科际的联合。文学教育类课程的主干课程“作品选读”或者“范文导读”课程虽然可行，但是需注意教学实践的具体问题。这是对“文学教育”范式进行积极的反思，而非固步自封。同时不可忽视学生自办文学社团与纯文学刊物的文学教育之力。相应地说，这是对以上两者的一个有益的补充。事实上，一种“文学教育”范式的转换与一种全面的“文学教育”观的生成，首先在于观念的先行，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其必要性，然后才能谈到在具体的“文学教育”过程中种种完全可以实现的可能。
参考文献：
[1]李书磊．文学的文化含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2]陈平原.大学校园里的“文学”[J].渤海大学学报，2007,(2)：34-36．
[3]钱理群.大学语文[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3.
（作者单位：①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②王贺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08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