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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台湾史诗级电影《赛德克.巴莱》围绕着“雾社事件”，以赛德克族人和日本人的抗争为主要故事情节，描写了两个族群之间的信仰冲突。影片中的日本人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导演魏德圣的对日态度，借助比较文学形象学中对于异国他者的形象塑造的理论，解析电影中所流露的日本情结。
关键词：形象学；情结；日本人形象
比较文学形象学认为主体对于他者的认识和观照其实反映了主体对于自身的认识，从对异国形象的研究中反观主体自身。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中表现的賽德克族人的生活习性以及对日态度，表现台湾民族对于日本和日据台湾时期历史的回忆和反思，反映了导演魏德圣甚至是台湾社会的“日本情结”。
一、形象学与情结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中的重要学科，形象学研究的重心是文字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即相对于主体而言属于他者范畴。形象学不仅是对于“他者”的认识，更是对于“主体”的研究，由对于他者的研究转向对于主体的认识。作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研究，形象是对于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是创作主体自身思想的反映，是其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创作者在面对异国形象时的感情反映到文学作品中，便是“他者”的形象，“他者”实质上是创作主体自身的反映。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的代表人物巴柔指出：“一切形象都源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非常微弱的，因此形象就是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做的文学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1]
“情结”一词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主要指“个人无意识中，对造成意识干扰负责任的那部分无意识内容。或者换句话说，指带有个人无意识色彩的自发内容。”[2]情结的产生有个人的主观原因，也有环境的客观原因，个体都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
二、《赛德克.巴莱》中的日本人形象
《赛德克.巴莱》中的日本人形象主要有军警和妇女儿童两大类型，军警中又可以分为三类：残酷蛮横，欺压原住民的吉村；实行怀柔政策的小岛和强硬威严的军事家镰田。
（一）吉村：残酷低劣的走狗
《赛德克.巴莱》中以吉村为代表的军警是贪婪低劣的象征，他们以武力和权力镇压赛德克族人，他们贪婪于当地的树木矿产等资源，对于赛德克族人在劳动过程中的生命危险置之不顾，他们瞧不起赛德克族人，包括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在内，甚至在莫那·鲁道面前也狐假虎威，他们是“雾社事件”的导火索。他们代表了导演心目中邪恶低劣的日本军官形象。导演真实地再现了日据台湾时期欺压百姓，血腥残暴的日本人形象。
（二）小岛：怀柔政策的伪善者
小岛可以说是影片中着墨描写得最多的日本人形象，在角色的塑造上，最初给人彬彬有礼的感觉，与头目铁木·瓦力斯称兄道弟，为了融进赛德克族人，与他们一起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在家庭方面，他对妻儿温柔慈爱。这一形象颠覆了许多抗日影视剧中的猥琐狡诈，残酷凶狠的日军形象。小岛刚开始时是文明的代表，但是在“雾社事件”，亲人被杀以及自己被原住民刀剑相向的时候，他也撕掉了文明的伪装，利用赛德克族群的内部矛盾和金钱奖励来收买铁木·瓦力斯的道泽部落。他利用文明在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利用赛德克族人部落之间的矛盾，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在文明的外表下掩藏的是一颗野狼似的企图征服占有的心。这种占有和侵略来自于他对于国家命令的遵守，也反映出日本国民的野心。小岛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台湾民众对日本的暧昧的仰望之情。从当今社会现实的角度，现在的台湾与日本仍有非常密切的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往来，日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强大让台湾民众产生一种“慕日”情结。正是日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强大，让台湾民众对其产生了暧昧的仰慕之情。
（三）镰田昌彦：强硬威严的军事家
镰田刚出场时，轻视赛德克族人的反抗，甚至嘲笑将赛德克族人称为“战士”的部下，但在领会到赛德克族人的战斗能力之后他同样气急败坏，甚至动用残忍的毒气来对付赛德克族人，他的形象是日本独裁军阀的代表，专横严厉、残忍威严。随着斗争的发展，他与莫那·鲁道的斗争又反映出两个英雄人物的世纪之战，以莫那·鲁道与镰田的相互衬托，反映了镰田的英雄情怀。最后镰田与小岛关于樱花和赛德克族人的牺牲精神的讨论又显得意味深长。镰田在赛德克族人的身上看到了他所信仰的武士道精神，用樱花将这种武士道精神渲染得更加透彻。镰田这一人物形象也是深刻复杂的，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有过抗争，但大多数以失败告终，加上日本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所以会产生一种仰慕情绪，但是台湾民众不满足于仰望，他们更希望得到认可，找回他们的尊严。魏德圣在塑造镰田这一角色时，将镰田置身于威严与柔情之间，这种反差所造成的张力，说明魏德圣并没有完全否定日本的统治，而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看待这一历史事实。
（四）妇女儿童：无辜善良的日本百姓
《赛德克.巴莱》中所描写的妇女儿童，多为“雾社事件”的牺牲者，他们没有伤害过任何赛德克族人，却被赛德克族人杀害，他们是无辜善良的，却同样遭到了杀害。“雾社事件”中无区别的杀戮，导演表现的是赛德克族人的残酷野蛮。这种血腥残酷的屠杀，表现了导演对于战争时牺牲的日本无辜百姓的同情。二战时期长崎和广岛的两颗原子弹让这两座城市瞬间死伤无数，城市文明也全部被毁灭。凡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都会对这些无辜百姓的遭遇抱有同情之心。战争中没有一方是绝对的正义，各自都有因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杀戮，无辜的百姓才是自古以来战争的真正的受害者。
魏德圣导演是有区别地对待日本人的，他的视角是公正的，既不单纯地丑化，也不刻意赞美，将日本人看成是普通的人类，他们的身上有柔情与善良，也有贪婪与自私。同时这种描写在表现异国他者形象的同时表现的是导演内心的立场，他能够正视、接受和包容日据台湾时期的历史，客观公正地塑造他镜头里的日本人。
三、另一他者：樱花与武士道 《赛德克.巴莱》中描写的异国文化主要是樱花与武士道精神，笔者认为异国文化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他者，通过对于异国文化的书写，同样可以反映出创作主体的主观意识。
《赛德克.巴莱》中出现的樱花场景主要有三处：第一处是“雾社事件”时莫那·鲁道背枪奔走时看到开在枯树上的一朵鲜艳的樱花，樱花在此处开放是在渲染“雾社事件”屠杀之后的悲惨荒凉的氛围。第二处是在战争中，一位日本军官被打倒在地上，仰望天空，看到战火在天空中迸裂而出，形状与色彩仿佛如樱花一般，他口中说出“好漂亮啊……”这是在生命走向尽头之前对于樱花的赞美，樱花在其眼中不单是美丽的象征，更是一种武士道精神、牺牲精神的象征。樱花在盛开得最绚烂的时刻凋谢，在此场景中表现为在生命走向尽头时能够无悔地完成自己的使命，这里对那位日本军官的描写是客观的，他不单纯是个侵略者，而是在完成国家的使命，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在他的生命里是光荣和美丽的。第三处是镰田看到樱花，称赞赛德克族人的武士道精神，“三百名战士抵抗数千名大军，不战死便自尽，为何我会在这遥远的合湾山地，見到我们已经消失百年的武士精神？是这里的樱花开得太红艳了吗？”太过于绚烂的事物给人一种不安和恐惧之情，这种绚烂意在说明赛德克族人的反抗太过于激烈，日本人的镇压太过于凶残霸道，无论是哪一方都不是绝对的正义。
在日本人眼里，樱花是一种凄美的象征，“生的辉煌”和“死的尊严”在樱花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男性通过樱花看到的是一种甘美的死，女性透过樱花看到的是自己内心深处复杂的情愫。当这两种关于樱花相互重叠合二为一时，那好比盛开的繁华一样的极具魅力的死便会陶醉每一个人。而这样的情景正是我们心底深处潜在的最普遍的樱花观。”[3]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樱花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樱花的生长习性和环境让其在开放最美最灿烂时凋谢，契合了日本武士对于“瞬间美”精神的推崇和敬仰，日本作家喜欢用樱花暗喻血与死，在其民族的深层意识中将生理的恐怖赋予美以形式。樱花华丽而凄婉，正体现了日本民族对于生命最高境界的体认。武士在生命最旺盛的时刻为国家和民族而死，正是这种樱花精神的体现。
四、走出历史，活出自信
导演魏德圣在《赛德克.巴莱》中对日本人这一异国形象的进行塑造时，并没有把日本人塑造得丑陋不堪，而是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塑造各种类型的日本人。魏德圣在接受访谈时表明自己既不亲日，也不仇日，对待历史应该客观公正，不应让自己或者下一代承担历史的重任，而是应该走出历史的阴影，活出民族的自信。“但也不能真正地叫做和解，应该说包容那段历史。历史的伤害已经产生了，我们能不能从伤害里面去找到养分，而不是一直活在仇恨跟遗憾里面？和解的目的不是原谅日本，而是走出自己的骄傲，走一个自己的身影出来。”[4]其实这也是台湾社会存在的日本情结，在接受与拒绝中张望，但其实在其使用日语和日本文化的习惯里已经在潜意识里接受了日本文化，这种接受不是亲日和仇日的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在接受与包容后走出历史的阴影，活出民族的骄傲。
[参 考 文 献]
[1]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5.
[2] 武晓茏.台湾的“日本情结”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09）.
[3] 小川和佐.樱花的文学史[M].日本：文春新书，2004：78.
[4] 韩福东.魏德圣：我为什么亲日仇日？——专访《赛德克·巴莱》导演[J].南风窗.2012（10）.
作者简介：
何慧（1994-），女，壮族，广西南宁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
关键词：形象学；情结；日本人形象
比较文学形象学认为主体对于他者的认识和观照其实反映了主体对于自身的认识，从对异国形象的研究中反观主体自身。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中表现的賽德克族人的生活习性以及对日态度，表现台湾民族对于日本和日据台湾时期历史的回忆和反思，反映了导演魏德圣甚至是台湾社会的“日本情结”。
一、形象学与情结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中的重要学科，形象学研究的重心是文字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即相对于主体而言属于他者范畴。形象学不仅是对于“他者”的认识，更是对于“主体”的研究，由对于他者的研究转向对于主体的认识。作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研究，形象是对于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是创作主体自身思想的反映，是其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创作者在面对异国形象时的感情反映到文学作品中，便是“他者”的形象，“他者”实质上是创作主体自身的反映。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的代表人物巴柔指出：“一切形象都源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非常微弱的，因此形象就是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做的文学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1]
“情结”一词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主要指“个人无意识中，对造成意识干扰负责任的那部分无意识内容。或者换句话说，指带有个人无意识色彩的自发内容。”[2]情结的产生有个人的主观原因，也有环境的客观原因，个体都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
二、《赛德克.巴莱》中的日本人形象
《赛德克.巴莱》中的日本人形象主要有军警和妇女儿童两大类型，军警中又可以分为三类：残酷蛮横，欺压原住民的吉村；实行怀柔政策的小岛和强硬威严的军事家镰田。
（一）吉村：残酷低劣的走狗
《赛德克.巴莱》中以吉村为代表的军警是贪婪低劣的象征，他们以武力和权力镇压赛德克族人，他们贪婪于当地的树木矿产等资源，对于赛德克族人在劳动过程中的生命危险置之不顾，他们瞧不起赛德克族人，包括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在内，甚至在莫那·鲁道面前也狐假虎威，他们是“雾社事件”的导火索。他们代表了导演心目中邪恶低劣的日本军官形象。导演真实地再现了日据台湾时期欺压百姓，血腥残暴的日本人形象。
（二）小岛：怀柔政策的伪善者
小岛可以说是影片中着墨描写得最多的日本人形象，在角色的塑造上，最初给人彬彬有礼的感觉，与头目铁木·瓦力斯称兄道弟，为了融进赛德克族人，与他们一起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在家庭方面，他对妻儿温柔慈爱。这一形象颠覆了许多抗日影视剧中的猥琐狡诈，残酷凶狠的日军形象。小岛刚开始时是文明的代表，但是在“雾社事件”，亲人被杀以及自己被原住民刀剑相向的时候，他也撕掉了文明的伪装，利用赛德克族群的内部矛盾和金钱奖励来收买铁木·瓦力斯的道泽部落。他利用文明在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利用赛德克族人部落之间的矛盾，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在文明的外表下掩藏的是一颗野狼似的企图征服占有的心。这种占有和侵略来自于他对于国家命令的遵守，也反映出日本国民的野心。小岛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台湾民众对日本的暧昧的仰望之情。从当今社会现实的角度，现在的台湾与日本仍有非常密切的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往来，日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强大让台湾民众产生一种“慕日”情结。正是日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强大，让台湾民众对其产生了暧昧的仰慕之情。
（三）镰田昌彦：强硬威严的军事家
镰田刚出场时，轻视赛德克族人的反抗，甚至嘲笑将赛德克族人称为“战士”的部下，但在领会到赛德克族人的战斗能力之后他同样气急败坏，甚至动用残忍的毒气来对付赛德克族人，他的形象是日本独裁军阀的代表，专横严厉、残忍威严。随着斗争的发展，他与莫那·鲁道的斗争又反映出两个英雄人物的世纪之战，以莫那·鲁道与镰田的相互衬托，反映了镰田的英雄情怀。最后镰田与小岛关于樱花和赛德克族人的牺牲精神的讨论又显得意味深长。镰田在赛德克族人的身上看到了他所信仰的武士道精神，用樱花将这种武士道精神渲染得更加透彻。镰田这一人物形象也是深刻复杂的，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有过抗争，但大多数以失败告终，加上日本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所以会产生一种仰慕情绪，但是台湾民众不满足于仰望，他们更希望得到认可，找回他们的尊严。魏德圣在塑造镰田这一角色时，将镰田置身于威严与柔情之间，这种反差所造成的张力，说明魏德圣并没有完全否定日本的统治，而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看待这一历史事实。
（四）妇女儿童：无辜善良的日本百姓
《赛德克.巴莱》中所描写的妇女儿童，多为“雾社事件”的牺牲者，他们没有伤害过任何赛德克族人，却被赛德克族人杀害，他们是无辜善良的，却同样遭到了杀害。“雾社事件”中无区别的杀戮，导演表现的是赛德克族人的残酷野蛮。这种血腥残酷的屠杀，表现了导演对于战争时牺牲的日本无辜百姓的同情。二战时期长崎和广岛的两颗原子弹让这两座城市瞬间死伤无数，城市文明也全部被毁灭。凡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都会对这些无辜百姓的遭遇抱有同情之心。战争中没有一方是绝对的正义，各自都有因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杀戮，无辜的百姓才是自古以来战争的真正的受害者。
魏德圣导演是有区别地对待日本人的，他的视角是公正的，既不单纯地丑化，也不刻意赞美，将日本人看成是普通的人类，他们的身上有柔情与善良，也有贪婪与自私。同时这种描写在表现异国他者形象的同时表现的是导演内心的立场，他能够正视、接受和包容日据台湾时期的历史，客观公正地塑造他镜头里的日本人。
三、另一他者：樱花与武士道 《赛德克.巴莱》中描写的异国文化主要是樱花与武士道精神，笔者认为异国文化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他者，通过对于异国文化的书写，同样可以反映出创作主体的主观意识。
《赛德克.巴莱》中出现的樱花场景主要有三处：第一处是“雾社事件”时莫那·鲁道背枪奔走时看到开在枯树上的一朵鲜艳的樱花，樱花在此处开放是在渲染“雾社事件”屠杀之后的悲惨荒凉的氛围。第二处是在战争中，一位日本军官被打倒在地上，仰望天空，看到战火在天空中迸裂而出，形状与色彩仿佛如樱花一般，他口中说出“好漂亮啊……”这是在生命走向尽头之前对于樱花的赞美，樱花在其眼中不单是美丽的象征，更是一种武士道精神、牺牲精神的象征。樱花在盛开得最绚烂的时刻凋谢，在此场景中表现为在生命走向尽头时能够无悔地完成自己的使命，这里对那位日本军官的描写是客观的，他不单纯是个侵略者，而是在完成国家的使命，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在他的生命里是光荣和美丽的。第三处是镰田看到樱花，称赞赛德克族人的武士道精神，“三百名战士抵抗数千名大军，不战死便自尽，为何我会在这遥远的合湾山地，見到我们已经消失百年的武士精神？是这里的樱花开得太红艳了吗？”太过于绚烂的事物给人一种不安和恐惧之情，这种绚烂意在说明赛德克族人的反抗太过于激烈，日本人的镇压太过于凶残霸道，无论是哪一方都不是绝对的正义。
在日本人眼里，樱花是一种凄美的象征，“生的辉煌”和“死的尊严”在樱花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男性通过樱花看到的是一种甘美的死，女性透过樱花看到的是自己内心深处复杂的情愫。当这两种关于樱花相互重叠合二为一时，那好比盛开的繁华一样的极具魅力的死便会陶醉每一个人。而这样的情景正是我们心底深处潜在的最普遍的樱花观。”[3]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樱花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樱花的生长习性和环境让其在开放最美最灿烂时凋谢，契合了日本武士对于“瞬间美”精神的推崇和敬仰，日本作家喜欢用樱花暗喻血与死，在其民族的深层意识中将生理的恐怖赋予美以形式。樱花华丽而凄婉，正体现了日本民族对于生命最高境界的体认。武士在生命最旺盛的时刻为国家和民族而死，正是这种樱花精神的体现。
四、走出历史，活出自信
导演魏德圣在《赛德克.巴莱》中对日本人这一异国形象的进行塑造时，并没有把日本人塑造得丑陋不堪，而是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塑造各种类型的日本人。魏德圣在接受访谈时表明自己既不亲日，也不仇日，对待历史应该客观公正，不应让自己或者下一代承担历史的重任，而是应该走出历史的阴影，活出民族的自信。“但也不能真正地叫做和解，应该说包容那段历史。历史的伤害已经产生了，我们能不能从伤害里面去找到养分，而不是一直活在仇恨跟遗憾里面？和解的目的不是原谅日本，而是走出自己的骄傲，走一个自己的身影出来。”[4]其实这也是台湾社会存在的日本情结，在接受与拒绝中张望，但其实在其使用日语和日本文化的习惯里已经在潜意识里接受了日本文化，这种接受不是亲日和仇日的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在接受与包容后走出历史的阴影，活出民族的骄傲。
[参 考 文 献]
[1]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5.
[2] 武晓茏.台湾的“日本情结”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09）.
[3] 小川和佐.樱花的文学史[M].日本：文春新书，2004：78.
[4] 韩福东.魏德圣：我为什么亲日仇日？——专访《赛德克·巴莱》导演[J].南风窗.2012（10）.
作者简介：
何慧（1994-），女，壮族，广西南宁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