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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人》评价：“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
40年前，深圳市还叫作宝安县，一个宝安农民一年只能挣270元，眼见隔岸的香港灯火辉煌、高楼林立，一股逃港浪潮应势而生。从此，对标香港，成为深圳的使命。
30年前，深圳最繁华的地方是中英街，深圳和香港的距离在这里拉到最近，全中国都来这里买黄金，中英街的金铺开门即被抢空。那时，万科还在卖投影机和录像机，中兴还在加工电风扇和电话机，华为还在为香港公司代销交换机。虽然手机、电脑还未兴起，但深圳的电子基因就此深种。
20年前，深圳最中心的位置，华强北路和深南中路的交会处，竖起了一座华强电子世界。同年，马化腾在华强北的赛格科技工业园创立了腾讯。深圳从此软硬件齐发，势将颠覆中国大地。
10年前，伴随着PC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华强北和腾讯踏上了各自的巅峰：前者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后者成为中国首家市值过千亿的互联网公司。左手电子、右手互联网，深圳拥抱了整个时代。
中英街往事：“一街两制”决定了它的崛起衰落
徐金走进了中英街后面的一家酒楼，这是他最常来的店。自从去年查出肺里长了一个瘤，他就申请了提前退休。
徐金一家已经在沙头角生活了50多年。他们原是惠州澳头人，一家人以渔船为生，做着跑船拉货的生意。1966年，徐金举家逃至香港，从此成为香港人。有人做过一个对比：1977年，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仅270元人民币，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却有6000元港币（约合2400元人民币），是深圳的近10倍。巨大的收入差距诱发了一波“逃港风潮”，徐金就是其中一员。
刚到香港第二年，徐金一家就来了沙头角，他们在当地买了木屋，生活渐渐稳定下来。当时，沙头角居民大多住在木屋，以打鱼、種田为生。直到1980年，徐金才找了份下水泥的工作，天热时出海打鱼，天冷时就下水泥。不同于原生态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中英街很早就修上了水泥路，但回归前英界、华界都是“各扫门前雪”，即使同一条马路，中间都会留有一条缝隙。
徐金刚到沙头角的时候，中英街的名气还不大，虽然有人前来购物，但真正爆发是在80年代以后。在徐金的记忆里，当时人们“都过来买电器”，中英街贩卖的电视、录音机、油烟机都是从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来的货。因地处深港交界处，且货物免税，这里成了许多人买洋货的好去处。巅峰时期，中英街曾创下日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的纪录。
除此之外。八九十年代，中英街还掀起了一股“黄金热”，中英街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条“黄金街”。1988年达到高潮时，一天有3家金铺同时开张。每天有几万人来中英街，买金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几乎每天都卖光，”一位在金铺工作了近30年的老员工回忆道。中英街不出十步就有一家金铺，全中国都来买黄金，因此称为“黄金街”。
内地居民奔赴中英街抢购黄金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1983年，中国颁布了《金银管理条例》，确定国家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行生产、流通的全面管制，禁止个人和企业自由买卖黄金。内地无金可买，而紧邻香港的中英街不仅货量充足，而且价格更低、成色更好，于是成为买金的首选之地。
中英街步入黄金时代，也影射着深圳驶上了第一条快车道。1979年，深圳开始引进“三来一补”企业，有官员为了寻求合作，直接到酒店蹲点截堵港商，一年不到就引进了200家。1980年，蛇口工业区开始招商引资，来自瑞士、日本等地的资金相继涌入，为深圳注入新鲜血液。
有些不同的是，中英街“一街两制”的宿命决定了它的崛起，也注定了它的衰落。1997年，香港回归，中英街由此摆脱了两国管辖的困局，也失去了香港窗口的功能。2003年，香港全面开放自由行，游客可以直接过港购物。与此同时，中英街地理位置偏僻，产品质量存疑，更加剧了它的衰退。进入新世纪，中英街人流量锐减，最冷清时一天不足百人。如今的中英街，从购物中心变成了旅游景点。
华强北时代：“北有中关村，南有华强北”
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年，华强电子世界建成，这座商城位于华强北路和深南中路的交会处，占据了深圳最核心的地段。此后，华强北就像产生了一种磁场，以华强电子世界为中心辐射至周边区域。都会电子、赛博宏大、桑达电子、远望数码等电子产品卖场拔地而起，万佳百货、茂业百货、东方时尚等综合型商场也相继诞生。华强北形成了电子中心和商圈，也开始有了“北有中关村，南有华强北”的说法。
更早之前，深圳是没有电子中心的。如果回到80年代的华强北，站在街边，一眼就能望见天际线，超过50米的高楼几乎不存在。那时的深圳，虽然诞生了一批日后闻名世界的企业，但无论万科、中兴还是华为，它们在初创阶段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贸易、加工的行当。
1984年，王石创办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贩卖投影机和录像机;1985年，侯为贵创办了中兴半导体，做着从电风扇、电子琴、冷暖机到电话机无所不产的加工生意;1987年，任正非创办了华为，最初只是一家生产用户交换机的香港公司的销售代理。
贸易、加工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三来一补”。深圳被列为经济特区后，一系列诸如减免所得税、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如期而至，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企业家，“三来一补”产业日渐兴盛。企业集群效应下，再加上当时国内电子元器件大多从日韩、美国进口，深圳紧靠香港，货来得快又便宜，渐渐成为电子中心，华强北则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最火爆的时候，华强北几乎垄断了全球LED市场的半壁江山。在华强电子世界员工蔡佞娲的记忆里，成立于2009年底的华强LED国际采购交易中心，曾引发一波“价格战”，商户之间互相竞争，把价格从99元杀到了9.9元。采购商前赴后继，这里也渐渐变得一铺难求。“一个边边角角的铺位，转让费就炒到了50万。”蔡佞娲说，虽然商场的铺租并未上涨多少，但转让费仍然让人望而却步。 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经销商接踵而至，华强北终于在2008年迎来了巅峰时期——第十届高交会华强北分会场开幕仪式上，华强北被授予“中国电子第一街”的称号，由此确定了全国电子商业界的龙头地位。随着中国加入WTO，华强北的影响力甚至延伸到了国外。后来，夏海燕去印度发展业务时，跑过许多城市，但无论是孟买、班加罗尔还是新德里，印度电脑城里卖的都是“华强北来的产品”。
关于那几年的火热，四楼经营矿机生意的女店员也印象深刻，虽然她刚来不久，但同行总是津津乐道华强北曾经的热闹，而他手机中的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明。“以前一楼哪里都是人，现在没几个了。”
2012年，经过高压集中整治后，华强商业圈出现“关、停、并、转”潮，一些违法经营的商户失去了生存土壤。除此之外，电子商务的崛起也波及了实体商铺，传统硬件销售难以为继，许多商贩开始另谋出路，有人开了淘宝店，也有人黯然退场。据统计，华强北手机专业市场逾3500商户选择主动离开。
商户自谋出路之际，华强北也在努力寻求转型。2017年底，华强电子世界迁走了四楼的300家商户，为智能家居腾出了半层楼，为了吸引商户，甚至开出“铺租减半”的优惠条件。“智能家居的租金200元/平方米，对面的普通商铺却要400～500元/平方米，”蔡佞娲说。截至采访时，已有30家商户入驻，几乎涵盖了国内的主流智能家居生产商。
不管是智能家居，还是区块链，华强北身上，有着深圳崛起的原动力。紧抓时势，自我革命，没有一座城市可以单纯依靠政策繁荣，也没有一座城市可以靠吃老本领先。
互联网新城：科技体现出不一样的“深圳高度”
对于马化腾来说，腾讯也是一个“意外”。
“马化腾和许晨晔在跑步的时候一定不会料到，20多年后，他们能有机会在校园北面建一座39层高的腾讯大厦，从位于顶层的办公室可以日日俯瞰校园，追忆已经逝去的青春。”吴晓波在《腾讯传》中如此写道。
1998年底，青年马化腾在华强北赛格科技工业园创立腾讯，这间办公室保留至今，提醒着马化腾那段奋斗时光。回看腾讯的历史，从事业群制替代业务系统制，到微信替代QQ，内部创新是其最大动力。
2004年，马化腾在位于赛格科技创业园的办公室中工作。
马化腾刚创业时，校园里最流行的词语是“时不我待”，这句话他一直记到现在。从人工智能、大數据、云计算到区块链，腾讯紧跟时势，甚至将其代入了深圳的历史——与深圳金融办建设金融安全大数据平台;与深圳巴士打造智慧出行;为深圳税务局的全国首张区块链发票提供底层技术。
有人曾这样形容深圳和北京、上海的不同：“深圳的包容很强，你今天是一个平民，明天也可能发家。” 城市的包容性和无限潜力，再加上一系列支持IT产业发展的政策，从制造到支付全覆盖的产业链闭环，更接近香港等国际市场、资本的地理位置，让深圳时至今日都是互联网人才就业、创业的首选之地。
去年底，马化腾在母校深圳大学南端，建了一座新总部大楼。它与2009年建成的腾讯大厦一南一北，将深圳大学包裹其中;新大楼运用了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集数字化、智能化于一体;三个连接层将两座塔楼相互连接，寓意着“互联”。人才、技术、连接，正是腾讯和深圳崛起的三大动力。
挑战当然也存在。虽然互联网潮流掀起后，深圳以其集群效应，吸引了一批科技企业——以小米为例，虽然总部北京，但硬件生产、加工等环节多在深圳——但大多是硬件企业，软件领域几乎是腾讯一枝独秀。根据胡润发布的独角兽指数，截至今年一季度，深圳独角兽企业11家，远低于北京的66家、上海的38家和杭州的16家。超级独角兽如滴滴、美团、今日头条者，则无一位于深圳。
风口更迭，世事流转，深圳一直在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时代。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全国的目光再度聚焦深圳，“深圳故事”再度被讲述，是因为它们与不断发展的“中国故事”紧紧相连，“深圳密码”再度被探寻，是因为它们是解锁新时代“中国密码”的钥匙。
从“世界工厂”蜕变为“深谷”，改革、开放、特区精神构成了深圳故事背后的“深圳密码”。深圳的每一天都是新的，资金、技术、人才飞速聚集;深圳的每一天都在上演鲜活的深圳故事，汇聚成令世界感叹的“深圳奇迹”。要么创新，要么淘汰。这样的危机意识让深圳的企业不断奋进。
华为、腾讯、传音、大疆……一系列深圳原创品牌在全球越来越响亮。这是全国第一个提出建设自主创新城市的城市。1982年初，蛇口工业区的巨型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佐证着“深圳速度”;而现在，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同样有一句巨型标语“WE THE FUTURE”（我们即未来），深圳正体现不一样的“深圳高度”。
今日再提及深圳，是科技必不可缺的关键词。在近40年的发展中，如果说深圳曾经历过“拿来主义”的阶段，在如今科技创新全球化背景下，深圳正致力于在多个领域站在浪潮之巅。
40年前，深圳市还叫作宝安县，一个宝安农民一年只能挣270元，眼见隔岸的香港灯火辉煌、高楼林立，一股逃港浪潮应势而生。从此，对标香港，成为深圳的使命。
30年前，深圳最繁华的地方是中英街，深圳和香港的距离在这里拉到最近，全中国都来这里买黄金，中英街的金铺开门即被抢空。那时，万科还在卖投影机和录像机，中兴还在加工电风扇和电话机，华为还在为香港公司代销交换机。虽然手机、电脑还未兴起，但深圳的电子基因就此深种。
20年前，深圳最中心的位置，华强北路和深南中路的交会处，竖起了一座华强电子世界。同年，马化腾在华强北的赛格科技工业园创立了腾讯。深圳从此软硬件齐发，势将颠覆中国大地。
10年前，伴随着PC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华强北和腾讯踏上了各自的巅峰：前者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后者成为中国首家市值过千亿的互联网公司。左手电子、右手互联网，深圳拥抱了整个时代。
中英街往事：“一街两制”决定了它的崛起衰落
徐金走进了中英街后面的一家酒楼，这是他最常来的店。自从去年查出肺里长了一个瘤，他就申请了提前退休。
徐金一家已经在沙头角生活了50多年。他们原是惠州澳头人，一家人以渔船为生，做着跑船拉货的生意。1966年，徐金举家逃至香港，从此成为香港人。有人做过一个对比：1977年，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仅270元人民币，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却有6000元港币（约合2400元人民币），是深圳的近10倍。巨大的收入差距诱发了一波“逃港风潮”，徐金就是其中一员。
刚到香港第二年，徐金一家就来了沙头角，他们在当地买了木屋，生活渐渐稳定下来。当时，沙头角居民大多住在木屋，以打鱼、種田为生。直到1980年，徐金才找了份下水泥的工作，天热时出海打鱼，天冷时就下水泥。不同于原生态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中英街很早就修上了水泥路，但回归前英界、华界都是“各扫门前雪”，即使同一条马路，中间都会留有一条缝隙。
徐金刚到沙头角的时候，中英街的名气还不大，虽然有人前来购物，但真正爆发是在80年代以后。在徐金的记忆里，当时人们“都过来买电器”，中英街贩卖的电视、录音机、油烟机都是从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来的货。因地处深港交界处，且货物免税，这里成了许多人买洋货的好去处。巅峰时期，中英街曾创下日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的纪录。
除此之外。八九十年代，中英街还掀起了一股“黄金热”，中英街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条“黄金街”。1988年达到高潮时，一天有3家金铺同时开张。每天有几万人来中英街，买金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几乎每天都卖光，”一位在金铺工作了近30年的老员工回忆道。中英街不出十步就有一家金铺，全中国都来买黄金，因此称为“黄金街”。
内地居民奔赴中英街抢购黄金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1983年，中国颁布了《金银管理条例》，确定国家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行生产、流通的全面管制，禁止个人和企业自由买卖黄金。内地无金可买，而紧邻香港的中英街不仅货量充足，而且价格更低、成色更好，于是成为买金的首选之地。
中英街步入黄金时代，也影射着深圳驶上了第一条快车道。1979年，深圳开始引进“三来一补”企业，有官员为了寻求合作，直接到酒店蹲点截堵港商，一年不到就引进了200家。1980年，蛇口工业区开始招商引资，来自瑞士、日本等地的资金相继涌入，为深圳注入新鲜血液。
有些不同的是，中英街“一街两制”的宿命决定了它的崛起，也注定了它的衰落。1997年，香港回归，中英街由此摆脱了两国管辖的困局，也失去了香港窗口的功能。2003年，香港全面开放自由行，游客可以直接过港购物。与此同时，中英街地理位置偏僻，产品质量存疑，更加剧了它的衰退。进入新世纪，中英街人流量锐减，最冷清时一天不足百人。如今的中英街，从购物中心变成了旅游景点。
华强北时代：“北有中关村，南有华强北”
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年，华强电子世界建成，这座商城位于华强北路和深南中路的交会处，占据了深圳最核心的地段。此后，华强北就像产生了一种磁场，以华强电子世界为中心辐射至周边区域。都会电子、赛博宏大、桑达电子、远望数码等电子产品卖场拔地而起，万佳百货、茂业百货、东方时尚等综合型商场也相继诞生。华强北形成了电子中心和商圈，也开始有了“北有中关村，南有华强北”的说法。
更早之前，深圳是没有电子中心的。如果回到80年代的华强北，站在街边，一眼就能望见天际线，超过50米的高楼几乎不存在。那时的深圳，虽然诞生了一批日后闻名世界的企业，但无论万科、中兴还是华为，它们在初创阶段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贸易、加工的行当。
1984年，王石创办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贩卖投影机和录像机;1985年，侯为贵创办了中兴半导体，做着从电风扇、电子琴、冷暖机到电话机无所不产的加工生意;1987年，任正非创办了华为，最初只是一家生产用户交换机的香港公司的销售代理。
贸易、加工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三来一补”。深圳被列为经济特区后，一系列诸如减免所得税、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如期而至，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企业家，“三来一补”产业日渐兴盛。企业集群效应下，再加上当时国内电子元器件大多从日韩、美国进口，深圳紧靠香港，货来得快又便宜，渐渐成为电子中心，华强北则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最火爆的时候，华强北几乎垄断了全球LED市场的半壁江山。在华强电子世界员工蔡佞娲的记忆里，成立于2009年底的华强LED国际采购交易中心，曾引发一波“价格战”，商户之间互相竞争，把价格从99元杀到了9.9元。采购商前赴后继，这里也渐渐变得一铺难求。“一个边边角角的铺位，转让费就炒到了50万。”蔡佞娲说，虽然商场的铺租并未上涨多少，但转让费仍然让人望而却步。 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经销商接踵而至，华强北终于在2008年迎来了巅峰时期——第十届高交会华强北分会场开幕仪式上，华强北被授予“中国电子第一街”的称号，由此确定了全国电子商业界的龙头地位。随着中国加入WTO，华强北的影响力甚至延伸到了国外。后来，夏海燕去印度发展业务时，跑过许多城市，但无论是孟买、班加罗尔还是新德里，印度电脑城里卖的都是“华强北来的产品”。
关于那几年的火热，四楼经营矿机生意的女店员也印象深刻，虽然她刚来不久，但同行总是津津乐道华强北曾经的热闹，而他手机中的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明。“以前一楼哪里都是人，现在没几个了。”
2012年，经过高压集中整治后，华强商业圈出现“关、停、并、转”潮，一些违法经营的商户失去了生存土壤。除此之外，电子商务的崛起也波及了实体商铺，传统硬件销售难以为继，许多商贩开始另谋出路，有人开了淘宝店，也有人黯然退场。据统计，华强北手机专业市场逾3500商户选择主动离开。
商户自谋出路之际，华强北也在努力寻求转型。2017年底，华强电子世界迁走了四楼的300家商户，为智能家居腾出了半层楼，为了吸引商户，甚至开出“铺租减半”的优惠条件。“智能家居的租金200元/平方米，对面的普通商铺却要400～500元/平方米，”蔡佞娲说。截至采访时，已有30家商户入驻，几乎涵盖了国内的主流智能家居生产商。
不管是智能家居，还是区块链，华强北身上，有着深圳崛起的原动力。紧抓时势，自我革命，没有一座城市可以单纯依靠政策繁荣，也没有一座城市可以靠吃老本领先。
互联网新城：科技体现出不一样的“深圳高度”
对于马化腾来说，腾讯也是一个“意外”。
“马化腾和许晨晔在跑步的时候一定不会料到，20多年后，他们能有机会在校园北面建一座39层高的腾讯大厦，从位于顶层的办公室可以日日俯瞰校园，追忆已经逝去的青春。”吴晓波在《腾讯传》中如此写道。
1998年底，青年马化腾在华强北赛格科技工业园创立腾讯，这间办公室保留至今，提醒着马化腾那段奋斗时光。回看腾讯的历史，从事业群制替代业务系统制，到微信替代QQ，内部创新是其最大动力。
2004年，马化腾在位于赛格科技创业园的办公室中工作。
马化腾刚创业时，校园里最流行的词语是“时不我待”，这句话他一直记到现在。从人工智能、大數据、云计算到区块链，腾讯紧跟时势，甚至将其代入了深圳的历史——与深圳金融办建设金融安全大数据平台;与深圳巴士打造智慧出行;为深圳税务局的全国首张区块链发票提供底层技术。
有人曾这样形容深圳和北京、上海的不同：“深圳的包容很强，你今天是一个平民，明天也可能发家。” 城市的包容性和无限潜力，再加上一系列支持IT产业发展的政策，从制造到支付全覆盖的产业链闭环，更接近香港等国际市场、资本的地理位置，让深圳时至今日都是互联网人才就业、创业的首选之地。
去年底，马化腾在母校深圳大学南端，建了一座新总部大楼。它与2009年建成的腾讯大厦一南一北，将深圳大学包裹其中;新大楼运用了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集数字化、智能化于一体;三个连接层将两座塔楼相互连接，寓意着“互联”。人才、技术、连接，正是腾讯和深圳崛起的三大动力。
挑战当然也存在。虽然互联网潮流掀起后，深圳以其集群效应，吸引了一批科技企业——以小米为例，虽然总部北京，但硬件生产、加工等环节多在深圳——但大多是硬件企业，软件领域几乎是腾讯一枝独秀。根据胡润发布的独角兽指数，截至今年一季度，深圳独角兽企业11家，远低于北京的66家、上海的38家和杭州的16家。超级独角兽如滴滴、美团、今日头条者，则无一位于深圳。
风口更迭，世事流转，深圳一直在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时代。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全国的目光再度聚焦深圳，“深圳故事”再度被讲述，是因为它们与不断发展的“中国故事”紧紧相连，“深圳密码”再度被探寻，是因为它们是解锁新时代“中国密码”的钥匙。
从“世界工厂”蜕变为“深谷”，改革、开放、特区精神构成了深圳故事背后的“深圳密码”。深圳的每一天都是新的，资金、技术、人才飞速聚集;深圳的每一天都在上演鲜活的深圳故事，汇聚成令世界感叹的“深圳奇迹”。要么创新，要么淘汰。这样的危机意识让深圳的企业不断奋进。
华为、腾讯、传音、大疆……一系列深圳原创品牌在全球越来越响亮。这是全国第一个提出建设自主创新城市的城市。1982年初，蛇口工业区的巨型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佐证着“深圳速度”;而现在，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同样有一句巨型标语“WE THE FUTURE”（我们即未来），深圳正体现不一样的“深圳高度”。
今日再提及深圳，是科技必不可缺的关键词。在近40年的发展中，如果说深圳曾经历过“拿来主义”的阶段，在如今科技创新全球化背景下，深圳正致力于在多个领域站在浪潮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