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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袖邓中夏，在短暂的一生中，与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有着不解之缘。在他革命的初期就在南京一带活动，最后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梅庵、玄武湖、清凉山、燕子矶、瞻园路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等地都留下了他战斗的足迹。
恰同学少年
邓中夏，1894年10月5日出生在湖南宜章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父中过举人，当过县长，他自幼学习用功，天资聪颖。1917年6月，邓中夏以优异的成绩在湖南高师文史专修科毕业。为能继续深造，他随父亲到了北京，并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1919年，在恩师李大钊介绍下，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全国性进步社团，他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新同学，并协助李大钊进行各项具体工作。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他们先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讨论建党问题。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李大钊让邓中夏陪同前往。
在上海待了一个星期后，邓中夏来到南京，他约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曹刍、陈启天等好多同志，以到玄武湖、莫愁湖、清凉山、鸡鸣寺、燕子矶等地游玩的名义，商量如何去开7月份的北京年会。这是邓中夏第一次踏上南京的土地。
梅庵激辩
1920年12月，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陈愚生因事离开北京，由邓中夏代理主任，主持学会的实际工作。受李大钊的影响，邓中夏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时常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因此他和李大钊商议想把学会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以便积极地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在学会章程中规定一个“主义”，作为学会共同的政治信仰，这个问题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学会第二次年会的重要议程。
1921年7月1日至4日，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在南京东南大学的梅庵如期召开。当时的梅庵座落在东南大学后门角上的花园里，是一座带走廊的平房建筑物，精致幽雅，平常不大有人去，显得很清静，所以同志们大多数活动选择在这儿进行。这次年会有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成都等地的23名会员参加，其中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恽代英、沈泽民、左舜生、陈启天、曹刍等同志。会上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就学会的“宗旨主义问题及政治活动问题”进行了大讨论。在1日的大会发言中，邓中夏坚决主张学会应有明确的宗旨和共同的主义，他的主张得到了黄日葵、高君宇等人的支持。但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见，如左舜生、陈启天等人继续以学会不要参加政治活动为由，反对学会在政治上信仰共同的主义，提倡“不要主义”， 还有部分持中间立场的会员，也主张走资产阶级学者不问政治的道路。
为充分阐明自己的主张，驳斥右翼分子的谬论，在2日的会议上，邓中夏作了4次精辟的发言，明确而坚定地表示自己赞成共产主义学说。他指出，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就不会为反动阶级培养驯服的奴仆；从事文学活动的人，就不会创作仅能供富贵人玩赏的文学作品；从事实业活动的人，也不致变成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会中有人提出异议：若要实行一种主义，学者定须分裂出会。邓中夏立即回答：“苟于创建少年中国有益，即破裂亦何妨。”会上辩论非常激烈，从上午9点半起，至晚上8点止，仍相持不下。南京年会虽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但在邓中夏积极的倡导下，有一部人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接受了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此次年会的重要收获。
争取民权
1922年7月，邓中夏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他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根据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他利用北京政府吴佩孚等人假惺惺地提倡“保护劳工”的有利时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劳动立法运动”。与此同时，为了争取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废除北京政府制定的“治安警察法”，邓中夏又和李大钊一道，联合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国会议员胡鄂公、王法勤等，发起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邓中夏参加了8月24日在北京湖南会馆召开的成立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
会后，他马不停蹄地来到南京，领导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委员会开展民权运动，成立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10月4日，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发表宣言，向全社会提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绝对的自由权、普遍选举、劳动立法、男女平等、教育独立等5项公民的重要权利，确立了民权运动除了向国会请愿宪法保障以外，还得要打倒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行动纲领。宣言的提出得到了民众的热烈拥护。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成立11周年纪念日。《民权》周刊专门出版了《双十节特刊》，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给执政当局送去了一份“厚礼”，邓中夏在特刊上发表了《我的一个提议》一文，呼吁全社会“趁国庆日，大家起来要求政府明令撤废‘治安警察法’”。 在邓中夏的号召下，当天上午，正当江苏督军齐燮元在南京举行国庆阅兵之际，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组织了万名学生手拿小旗，高呼“打倒军阀，要求民权”的口号，游行示威。学生们还向市民散发传单，宣传民权。紧接着10月24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又发表了南京民权运动宣言《民权运动之呼声》。最后，在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北京政府被迫将“治安警察法”交内务部斟量修改。此次大规模的学生游行让执政当局大受震慑，同时也赢得了民众的信赖。随着斗争的深入，邓中夏经常到南京指导民权运动，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民权运动才被迫停止。
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
1920年11月，邓中夏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5月，邓中夏在广州出席了团的一大，因党中央已决定他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就没有担任团中央的领导职务，但他一直关注着团的发展。随着团内重要工作的展开，他发现团中央在施存统的领导下工作搞得不好，且有向党闹独立的错误倾向，心中十分担忧。因此于1923年6月3日，他亲自写信给团中央负责人施存统坦率地指出，一年以来，“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糟毋庸讳言”，领导者“应负相当责任”，“闻兄在京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向共产党宣告独立的主张”，这是非常“谬误荒唐”的，“望兄力改之”，同时也提出了6条改进建议，希望施存统能有所警觉和采纳。邓中夏对团中央工作的批评和建议，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为了纠正施存统的错误，改变团组织的状况，经党中央研究决定派邓中夏去参加团中央的领导工作。 1923年8月20日至25日，在邓中夏的主持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仍在梅庵举行，邓中夏、施存统、刘仁静、林育南、恽代英、夏曦等30余人出席了会议。
这次大会审查了一大以来团中央的工作，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这一年来本团几乎绝对没有做自己独立的青年工作；学生运动虽有成绩，而实际还没有能真正得到学生群众；青年工人的运动更是没有实行。”大会在邓中夏的组织领导下，认真研究了今后的工作，通过了关于“青年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妇女运动”等一系列决议案，通过了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方针的决议。这次大会还修改了团的《章程》和《组织法》，通过了《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最后会议选举产生以邓中夏为首的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有邓中夏、施存统、刘仁静、夏曦、卜世畸、林育南、李少白；候补委员有恽代英、梁鹏云、李求实、张秋人。接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决定组织临时中央局，推选邓中夏为委员长，负责主持团的全面工作，他为青年团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积极贡献。
血洒雨花台
1933年5月15日晚，时任全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的邓中夏，到法租界环龙路底骏德里37号，找互济总会援救部长林素琴研究工作时，不幸被捕。林素琴原来只是互济会的一名普通人员，在怀孕时丈夫被捕，她生孩子时难产，小孩被撕成八块才出了娘胎，林素琴只休息了一个月就要求工作，这令邓中夏非常感动，任命她为援救部长。两人同时被捕后，邓中夏化名“施义”，在上海江苏第三高等法院接受庭审。他除了声明自己叫施义，是从湖南来上海访友、无故被捕外，还理直气壮地揭露法国巡捕房殴打他的暴行，要求验伤，弄得法官狼狈不堪。
后来敌人将林素琴“引渡”，由上海市公安局交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审讯，她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很快成了叛徒，供出施义就是中央委员邓中夏，曾在湘鄂西苏区任红二军团政委等职。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如获至宝，随即报告了蒋介石。当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时，欣喜若狂，随即下了密令，责成国民党有关部门，一定要把邓中夏“引渡”到国民党军法机关处理。
9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最后一次提审施义，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作出将该案移交国民党军事机关审理的“裁定”，先关押在上海市警备司令部拘留所。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敌人偷偷地将邓中夏等7人解往南京，关押在瞻园路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住在11号监。
狱中难友没想到邓中夏会被捕，既吃惊，又叹息。难友小罗说：“我很早就听说过中夏同志的名字，没有想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你。”他听后笑了笑，说：“在监狱见面，是共产党人的光荣！”邓中夏又反过来问他们：“看见罗登贤同志没有？”难友郑绍文回答道：“见到的，不久前，登贤同志已到雨花台去了。”他点点头说：“很好，我们是老朋友，终会是一路的。”
敌人用尽花招，企图诱使这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他们以为逮捕了邓中夏可以在政治上打击共产党，但邓中夏却用他的言行大长了党的威信与影响。
一天，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官员”来劝降。他妄想利用邓中夏受到王明路线排挤打击的事，挑拨邓中夏与党的关系。一见面，这人就别有用心地对邓中夏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的欺压，我们都为你不平。中共现在已经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为他们白白牺牲呢？”邓中夏轻蔑地回答道：“请问，一个害病已无可救药的人，是否有权利讥笑那些偶尔伤风感冒的人？我们共产党人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与错误，也完全能够克服一切缺点与错误。你们呢？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还有脸对别人的缺点说三道四吗？”那人恼羞成怒，狂叫：“你大概是不想出去了！我要关你10年！”邓中夏冷笑道：“我看你们在南京坐不了10年。”
在狱中，同志们都很关心邓中夏的政治态度。他听到后，非常激动，郑重地对他们说：“同志们这个问题提得好！一个革命领导者到了这个时候，同志们应该关心他的政治态度，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化成灰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阴暗的宪兵司令部里，邓中夏的脑海中一一浮现着自己在南京的革命旅程：第一次来南京是1920年的春天，他与陈愚生、秦德君去北京途中，在南京约了曹刍、陈启天等人，一起游玩玄武湖、莫愁湖、清凉山、鸡鸣寺、燕子矶等名胜；1921年在南京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时，与左舜生等人争论得面红耳赤；1922年将秦德君介绍入东南大学，并在梅庵的花园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秋天指导团组织开展民权运动；1923年在清凉山的扫叶楼与曹刍促膝谈心……如今，就要与他们永别了。思绪万千，他提起笔来，给党写下了最后一封信：“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的胜利终于是属于我们的！”1933年9月21日，敌人把邓中夏押往雨花台刑场，邓中夏神色坦然，从容地走上了囚车。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雨花台兴建了烈士陵园。邓中夏的英灵与青松翠柏相伴，他的斗争事迹代代相传。⊙
恰同学少年
邓中夏，1894年10月5日出生在湖南宜章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父中过举人，当过县长，他自幼学习用功，天资聪颖。1917年6月，邓中夏以优异的成绩在湖南高师文史专修科毕业。为能继续深造，他随父亲到了北京，并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1919年，在恩师李大钊介绍下，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全国性进步社团，他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新同学，并协助李大钊进行各项具体工作。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他们先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讨论建党问题。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李大钊让邓中夏陪同前往。
在上海待了一个星期后，邓中夏来到南京，他约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曹刍、陈启天等好多同志，以到玄武湖、莫愁湖、清凉山、鸡鸣寺、燕子矶等地游玩的名义，商量如何去开7月份的北京年会。这是邓中夏第一次踏上南京的土地。
梅庵激辩
1920年12月，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陈愚生因事离开北京，由邓中夏代理主任，主持学会的实际工作。受李大钊的影响，邓中夏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时常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因此他和李大钊商议想把学会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以便积极地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在学会章程中规定一个“主义”，作为学会共同的政治信仰，这个问题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学会第二次年会的重要议程。
1921年7月1日至4日，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在南京东南大学的梅庵如期召开。当时的梅庵座落在东南大学后门角上的花园里，是一座带走廊的平房建筑物，精致幽雅，平常不大有人去，显得很清静，所以同志们大多数活动选择在这儿进行。这次年会有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成都等地的23名会员参加，其中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恽代英、沈泽民、左舜生、陈启天、曹刍等同志。会上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就学会的“宗旨主义问题及政治活动问题”进行了大讨论。在1日的大会发言中，邓中夏坚决主张学会应有明确的宗旨和共同的主义，他的主张得到了黄日葵、高君宇等人的支持。但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见，如左舜生、陈启天等人继续以学会不要参加政治活动为由，反对学会在政治上信仰共同的主义，提倡“不要主义”， 还有部分持中间立场的会员，也主张走资产阶级学者不问政治的道路。
为充分阐明自己的主张，驳斥右翼分子的谬论，在2日的会议上，邓中夏作了4次精辟的发言，明确而坚定地表示自己赞成共产主义学说。他指出，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就不会为反动阶级培养驯服的奴仆；从事文学活动的人，就不会创作仅能供富贵人玩赏的文学作品；从事实业活动的人，也不致变成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会中有人提出异议：若要实行一种主义，学者定须分裂出会。邓中夏立即回答：“苟于创建少年中国有益，即破裂亦何妨。”会上辩论非常激烈，从上午9点半起，至晚上8点止，仍相持不下。南京年会虽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但在邓中夏积极的倡导下，有一部人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接受了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此次年会的重要收获。
争取民权
1922年7月，邓中夏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他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根据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他利用北京政府吴佩孚等人假惺惺地提倡“保护劳工”的有利时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劳动立法运动”。与此同时，为了争取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废除北京政府制定的“治安警察法”，邓中夏又和李大钊一道，联合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国会议员胡鄂公、王法勤等，发起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邓中夏参加了8月24日在北京湖南会馆召开的成立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
会后，他马不停蹄地来到南京，领导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委员会开展民权运动，成立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10月4日，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发表宣言，向全社会提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绝对的自由权、普遍选举、劳动立法、男女平等、教育独立等5项公民的重要权利，确立了民权运动除了向国会请愿宪法保障以外，还得要打倒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行动纲领。宣言的提出得到了民众的热烈拥护。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成立11周年纪念日。《民权》周刊专门出版了《双十节特刊》，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给执政当局送去了一份“厚礼”，邓中夏在特刊上发表了《我的一个提议》一文，呼吁全社会“趁国庆日，大家起来要求政府明令撤废‘治安警察法’”。 在邓中夏的号召下，当天上午，正当江苏督军齐燮元在南京举行国庆阅兵之际，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组织了万名学生手拿小旗，高呼“打倒军阀，要求民权”的口号，游行示威。学生们还向市民散发传单，宣传民权。紧接着10月24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又发表了南京民权运动宣言《民权运动之呼声》。最后，在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北京政府被迫将“治安警察法”交内务部斟量修改。此次大规模的学生游行让执政当局大受震慑，同时也赢得了民众的信赖。随着斗争的深入，邓中夏经常到南京指导民权运动，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民权运动才被迫停止。
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
1920年11月，邓中夏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5月，邓中夏在广州出席了团的一大，因党中央已决定他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就没有担任团中央的领导职务，但他一直关注着团的发展。随着团内重要工作的展开，他发现团中央在施存统的领导下工作搞得不好，且有向党闹独立的错误倾向，心中十分担忧。因此于1923年6月3日，他亲自写信给团中央负责人施存统坦率地指出，一年以来，“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糟毋庸讳言”，领导者“应负相当责任”，“闻兄在京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向共产党宣告独立的主张”，这是非常“谬误荒唐”的，“望兄力改之”，同时也提出了6条改进建议，希望施存统能有所警觉和采纳。邓中夏对团中央工作的批评和建议，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为了纠正施存统的错误，改变团组织的状况，经党中央研究决定派邓中夏去参加团中央的领导工作。 1923年8月20日至25日，在邓中夏的主持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仍在梅庵举行，邓中夏、施存统、刘仁静、林育南、恽代英、夏曦等30余人出席了会议。
这次大会审查了一大以来团中央的工作，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这一年来本团几乎绝对没有做自己独立的青年工作；学生运动虽有成绩，而实际还没有能真正得到学生群众；青年工人的运动更是没有实行。”大会在邓中夏的组织领导下，认真研究了今后的工作，通过了关于“青年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妇女运动”等一系列决议案，通过了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方针的决议。这次大会还修改了团的《章程》和《组织法》，通过了《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最后会议选举产生以邓中夏为首的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有邓中夏、施存统、刘仁静、夏曦、卜世畸、林育南、李少白；候补委员有恽代英、梁鹏云、李求实、张秋人。接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决定组织临时中央局，推选邓中夏为委员长，负责主持团的全面工作，他为青年团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积极贡献。
血洒雨花台
1933年5月15日晚，时任全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的邓中夏，到法租界环龙路底骏德里37号，找互济总会援救部长林素琴研究工作时，不幸被捕。林素琴原来只是互济会的一名普通人员，在怀孕时丈夫被捕，她生孩子时难产，小孩被撕成八块才出了娘胎，林素琴只休息了一个月就要求工作，这令邓中夏非常感动，任命她为援救部长。两人同时被捕后，邓中夏化名“施义”，在上海江苏第三高等法院接受庭审。他除了声明自己叫施义，是从湖南来上海访友、无故被捕外，还理直气壮地揭露法国巡捕房殴打他的暴行，要求验伤，弄得法官狼狈不堪。
后来敌人将林素琴“引渡”，由上海市公安局交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审讯，她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很快成了叛徒，供出施义就是中央委员邓中夏，曾在湘鄂西苏区任红二军团政委等职。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如获至宝，随即报告了蒋介石。当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时，欣喜若狂，随即下了密令，责成国民党有关部门，一定要把邓中夏“引渡”到国民党军法机关处理。
9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最后一次提审施义，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作出将该案移交国民党军事机关审理的“裁定”，先关押在上海市警备司令部拘留所。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敌人偷偷地将邓中夏等7人解往南京，关押在瞻园路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住在11号监。
狱中难友没想到邓中夏会被捕，既吃惊，又叹息。难友小罗说：“我很早就听说过中夏同志的名字，没有想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你。”他听后笑了笑，说：“在监狱见面，是共产党人的光荣！”邓中夏又反过来问他们：“看见罗登贤同志没有？”难友郑绍文回答道：“见到的，不久前，登贤同志已到雨花台去了。”他点点头说：“很好，我们是老朋友，终会是一路的。”
敌人用尽花招，企图诱使这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他们以为逮捕了邓中夏可以在政治上打击共产党，但邓中夏却用他的言行大长了党的威信与影响。
一天，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官员”来劝降。他妄想利用邓中夏受到王明路线排挤打击的事，挑拨邓中夏与党的关系。一见面，这人就别有用心地对邓中夏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的欺压，我们都为你不平。中共现在已经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为他们白白牺牲呢？”邓中夏轻蔑地回答道：“请问，一个害病已无可救药的人，是否有权利讥笑那些偶尔伤风感冒的人？我们共产党人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与错误，也完全能够克服一切缺点与错误。你们呢？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还有脸对别人的缺点说三道四吗？”那人恼羞成怒，狂叫：“你大概是不想出去了！我要关你10年！”邓中夏冷笑道：“我看你们在南京坐不了10年。”
在狱中，同志们都很关心邓中夏的政治态度。他听到后，非常激动，郑重地对他们说：“同志们这个问题提得好！一个革命领导者到了这个时候，同志们应该关心他的政治态度，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化成灰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阴暗的宪兵司令部里，邓中夏的脑海中一一浮现着自己在南京的革命旅程：第一次来南京是1920年的春天，他与陈愚生、秦德君去北京途中，在南京约了曹刍、陈启天等人，一起游玩玄武湖、莫愁湖、清凉山、鸡鸣寺、燕子矶等名胜；1921年在南京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时，与左舜生等人争论得面红耳赤；1922年将秦德君介绍入东南大学，并在梅庵的花园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秋天指导团组织开展民权运动；1923年在清凉山的扫叶楼与曹刍促膝谈心……如今，就要与他们永别了。思绪万千，他提起笔来，给党写下了最后一封信：“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的胜利终于是属于我们的！”1933年9月21日，敌人把邓中夏押往雨花台刑场，邓中夏神色坦然，从容地走上了囚车。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雨花台兴建了烈士陵园。邓中夏的英灵与青松翠柏相伴，他的斗争事迹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