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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散文大国，古典散文所取得的高度举世公认。诗文并举的写作实践，也推动了古典诗学和散文理论的深化。从先秦一直延伸到晚清，古典散文理论逐渐走向繁茂和精微。五四新文学以来，白话散文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却因小说作为主流文体的整体话语背景的制约，导致白话散文理论建设趋于零散化、片断化的局面。
散文理论在系统性、整体性上的欠缺贯穿了20世纪的文学史。新时期以来，相对于小说理论、诗歌理论的繁茂，散文理论在整个理论场域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
当今天的小说界已经聚焦到叙事学层面，探讨小说的叙事声音、叙述视角、叙事时间以及零度叙述等问题之际;当诗歌界业已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命题，探讨“失去象征的世界”之后人的生存意义被改写的问题。反观散文界的文体认识或者讨论，依然在传统的疆域内驰骋。进一步来说，纵观百年白话散文的理论探讨和观点呈现，基本上聚焦于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是散文如何加以定义的问题。周作人的美文观、王统照的纯散文概念、柯灵的轻骑兵说、秦牧的海阔天空论，等等，皆可以归入这一问题之内。
其次是关于散文的特质论断。其中包括鲁迅的匕首投枪论、郁达夫的个性发现说、林语堂的平淡之美、林非的真情实感论、谢有顺的“法在无法之中”等等。
最后是散文的边界勘定。刘半农率先提出文学散文的论题，散文得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从传统的文章中脱离开来。自此之后直到新时期文学开始，散文的边界问题一直隐晦不语。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大散文”与“艺术散文”之争，这一问题方开始成为散文批评与理论探讨的热点话题。
同时，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热也推动了多种体式和多种类型散文的兴盛，而新散文与在场主义运动两个散文思潮的涌动，在写作实践上大大推动了散文文体边界的拓宽—在一些具备先锋色彩的散文作品中，作者打破了以往散文的单调边界，将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嫁接，让散文有了一种更为宏大的面貌与更为复杂的张力;同时，体式的繁荣也让散文边界问题成为聚焦所在。
2014年，《光明日报》推出专题栏目《文事聚焦：散文边界讨论系列笔谈》，邀请了一些学者、作家参与到这一话题讨论之中。除了报刊、研讨会推出的集中性散文话题之外，总体而言，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场域内，散文的共同性话题明显偏少。当然，话题偏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限的集中讨论能否达成基本的共识和观念的通约。
此次关于散文边界的讨论，推出的批评文章有古耜的《散文的边界之争与观念之辨》、何平的《“是否真实”无法厘定散文的边界》熊育群的《散文的范畴亟待确立》、朱鸿的《散文的文体提纯要彻底》、南帆的《文无定法：范式与枷锁—散文边界之我见》、穆涛的《对我来说，散文是什么》、陈剑晖的《散文要有边界，也要有弹性》、张炜的《小说与散文应该是趋近求同的》、孙绍振的《从抒情审美的小品到幽默“审丑”“审智”的大品》等。
通过搜索引擎可知，这些文章除了被极少数研究论文、批评文章有所提及之外，形成的舆论场极其有限。一方面，在新兴的媒介场域内，散文边界的话题并没有实现位移，无论是转发还是延续话题“接着说”的情况，皆很罕见。另一方面，这一集中的话题也没有在散文研究界引发后续的争鸣，无论是相关散文文体边界的论文，还是上述这些文章的观点引用情况，皆处于大致无声的状态。
而在近几年的文学类微信群里，也极少见这一话题下移到讨论语境的境况。根据以上的信息可知，此次关于散文边界的讨论无论在散文创作领域还是研究领域，皆趋于迅速消逝的状态。
针对这次讨论的文章，先来看三位作家—朱鸿、熊育群、张炜的观点。作家的观点表达，往往有自身写作经验的带入，而对文学观念史的梳理则是明显的弱项。
三人中，朱鸿的文体提纯之说与熊育群反对虚构并倡导散文审美性大致趋同，张炜的自然天成、有感而发的主张则与他们两位形成明显的对立。其实，净化文体之说在1990年代初的刘锡庆那里已经有了充分的阐释，朱鸿的提纯之说没有什么新意。在其文体收窄的观点之下，他将散文的种类划定为三种—抒情散文、随笔、小品文。而在具体的作家举证之上，存在明显的漏洞，比如指认张承志、史铁生为当代抒情散文的名家，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张承志是典型的思想随笔作家，而史铁生的散文则处处贯穿了哲思。至于说当代的小品文难成气候，也不一定客观。比如冯杰和止庵为当之无愧的小品文大家，后继者也有一批青年作家。
熊育群对散文理论滞后的现状有着准确的认识，但其对审美性的过度强调，依然进入了为散文文体边界设置藩篱的窠臼。
张炜在文章里将散文与小说放在一起来讲。他认为散文是自然天成的产物，即使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好散文大多数是无心插柳的结果。言外之意，为散文而散文的做法不符合散文之道。很明显，对于散文的边界，他持一种自由和宽泛的观点。“所以小说家、诗人、戏剧家，更有可能写出好散文来。好的散文大半是他们工作中形成的另一些文字，是自然天成的。其他的好散文则来自另一些人：他们平时在忙一些本职工作，而在工作中形成的、有感而发的所有的文字中，有一部分就极可能成为优异的散文篇章。”[1]上述观点大体上没有明显的破绽，但其对专注于散文文体创作的作家的忽视，乃惯常的小说家、诗人对待散文的傲慢态度，体现出文体内部等级化的现实。
此外，张炜的“自然天成”之说与古典文论多有重合之处，“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只能当作一种观點加以对待。“自然天成”之说，仅仅是道法自然美学思想体系下的一个分支，其有着特定的适应人群和对应的时代。置身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交错展开的时代现场，小说与散文适应的是以现代性、主体性为标志的现代观念体系，前现代的观念体系已经很难加以笼罩。
再来看评论家—古耜、何平、穆涛三人的声音。穆涛的文章基本上没有触及文体边界的问题，只谈了三个小问题，分别是散文要说实话、散文要珍惜语言、当代文学评价体系亟须建立。很显然，他谈的是如何写好散文及如何评价散文的问题，与散文的文体边界、文类特征并不相切。 古耜的立论非常严谨，紧紧围绕着散文的文体边界及散文文体的辨识度而展开，有纵深度，有横切面，体现出一个评论家的专业精神和问题意识。也正是因为他的文章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回应，《光明日报》方以此为触点，开启了散文文体边界的讨论。古耜回顾了1990年代初的文体观念之争，他秉持散文文体开放性的立场，提出了“定体则无，大体须有”的文体观。基于散文史和当代散文的创作实践，他还提出了“散文就是个兼容并包、诸体俱在的大家族”[2]这样的命题。为了避免散文滑入毫无边界、毫无准入的泥淖，古耜对“大体须有”的原则给出了细化的阐释。在他看来，散文的“大体”包括“文本彰显自我、取材基本真实、叙述自有笔调”[3]。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涉及散文的辨识度层面，就是根据现有的观念，我们如何确定它是否是一篇散文。毋庸置疑，古耜给出的三个标准宽严有度，自我和真实的问题，前人多有述及;而叙述自有笔调，则可归属于古耜的创见。这里谈到的笔调问题不仅涉及散文语言，还涉及散文的技法的调和、氛围的经营、风格的形成等审美因素的确立。
何平因为对文学现场较为熟悉，因此，他结合了具体的作品来回应文体边界问题。尤其是关注到了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经常发生文体篡改的现象，并对这一现象表现出理解和包容。何平的文章集中在案例分析上，注意到了散文的边界延伸状况。不过，何平仅仅是基于现象的分析，尚缺乏理论的归纳;至于散文的文体特性、散文边界疆域的合理位置，则语焉不详。
孙绍振、南帆、陈剑晖三位学者为典型的南方学人，前两位是闽派批评的代表性人物。陈剑晖为当下散文研究的重镇，他的评论文章与其散文研究观点一脉相承。基于对散文在现代文体学框架里文学文体归属的认知，陈剑晖对散文的芜杂情况并不满意，但他也反對过度提纯的观点。从其文章题目可知，他采取了调和折中的办法，即划定散文的文学边界，同时又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其边界观建立在四分法基础之上，突出了对文学性的强调，而这里提及的文学性，由形象、情感、语言传达、个性化、主体性等因素所决定。而其开放性的观念，主要针对当下的散文实践，一方面认可散文文体内部各种体式的尝试，认可既有的散文体式实践成果，诸如历史散文、思想随笔、学者随笔、青春美文、艺术散文、新散文、小品文等具体体式;另一方面，主张散文适度开放边界，吸纳媒介新变背景下的新兴文学样式，面对具体文本要加以具体分析。由此可见，陈剑晖的文体观相对稳健。
孙绍振对散文的文类特征的认识则比较深入，他反对使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散文，但基于对其理论建构的阐发，他的文章重点是对散文三个文类的阐释。然而他所设置的三个文类的让渡关系也存在逻辑漏洞，这一点，与文体边界已经关联不大了。
南帆毕竟是理论家出身，因此，他的观点在理论的缜密性和深入性上最为突出。关于散文的文体问题，他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论断：其一是散文的反文类特征;其二是在他看来，现今通行的“文学”观念与20世纪初期的现代知识重组密切相关。因此，散文的文体边界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历史化的结果，而非现实的约定。古典的文体理论异常丰富，经过20世纪学科分工后知识谱系的重建，文学性散文得以确立;但作为文学的基座部分，散文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南帆的阐发无疑使得散文的文体边界文体问题具备了理论高度，但缺憾在于其基础性工作不够坚实，对于新时期以来散文在文体突破方面做出的实践，缺少必要的论述。理论一旦脱离了具体的文学实践，易于陷入“理论空转”的怪圈。
关于散文文体边界的看法各有依据，而之所以会形成众家争鸣并难以相互说服的局面，就在于大家的视野受限于当下的文学观念。如果将散文文体放在文类的层面加以讨论的话，文体边界的宽窄皆不会成为问题。将散文归入到文类意味着，一方面，针对既有的典范性散文作品，无论当时的文体归属是什么，都应该放在散文的范畴内加以审美解析;另一方面，文类往往是变动不居的，它必然吸纳新生文体和边缘文体，针对散句形式构成的文章，考察其是否归属于散文，则引入文学惯例的机制。文学惯例的准则包含了如下内容：“呈现形象的世界，传达完整的意义，蕴含特殊的意味。”[4]总体而言，与其他文体相比较，散文的边界缺乏明显的标识，相对比较开放。某种意义上，散文是唯一一个沿袭文章概念的文体，即散文发展到今天，既包容审美性的文章，也吸纳实用性的文章。很多新兴文体和边缘文体，比如微博文章、企业或公司软性推广的文章、公众号作品等，这些文章一旦具备了某种审美独立性，都可以纳入散文的范畴中来。其中，实用性文章向着审美性文章转换的中介点，即审美独立性，包含着形象、思想、审美张力等因素。
总体而言，由《光明日报》发起的这场关于散文文体边界的讨论是21世纪以来少有的集中于散文理论问题的讨论之一，其中古耜和陈剑晖这两位评论家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前者既提出了“定体则无，大体则有”的总体原则，具备了某种纲领性意义，又细化了散文文体得以确立的几个支撑点位，理论阐述虽不复杂，但操作性很强。
后者的观点深植于他自己多年的散文研究，从学术的视角提出了稳健而折中的观念，确立了一个内核稳定而边界保持弹性的思维框架。另外，其他人的相关论述尽管有所缺失，但也提供了“接着说”的条件，而只有在不断的讨论和反思语境中，散文的边界问题才会逐渐清晰化，并由此建立起审视当代散文文体特性的框架内容。
散文理论的贫弱是一个世纪性的难题，这一难题的成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散文本身的文类特征最为突出，不断在吸纳边缘文体与实验文体，使得这一问题的内涵与外延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再加上散文是弱文体，与小说、诗歌相比，一直存在着理论积淀不足的情况。另外一个则是理论研究队伍的薄弱问题，散文研究毕竟居于文学研究的边缘之处，若要在散文研究系统中建构新的理论队伍，需要研究者们有理论的自觉和开阔的视野。这无疑对本就偏少的散文研究队伍形成限制。
以上两点制约了新时期散文理论的建构工作，改变当前的积弱状况，也就需要在这两点上实现突破。一方面，在理论的承继和开拓上，中国传统文论能否通过突破散文理论话语来实现现代性的转换，成为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如何扩容散文研究队伍，并形成一个健康多元的理论讨论场域，也至关重要。
注释：
[1]张炜：《小说与散文应该是趋近求同的》，《光明日报》2014年9月1日。
[2]古耜：《散文的边界之争与观念之辨》，《光明日报》2014年3月17日。
[3]古耜：《散文的边界之争与观念之辨》，《光明日报》2014年3月17日。
[4]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7—78页。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
散文理论在系统性、整体性上的欠缺贯穿了20世纪的文学史。新时期以来，相对于小说理论、诗歌理论的繁茂，散文理论在整个理论场域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
当今天的小说界已经聚焦到叙事学层面，探讨小说的叙事声音、叙述视角、叙事时间以及零度叙述等问题之际;当诗歌界业已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命题，探讨“失去象征的世界”之后人的生存意义被改写的问题。反观散文界的文体认识或者讨论，依然在传统的疆域内驰骋。进一步来说，纵观百年白话散文的理论探讨和观点呈现，基本上聚焦于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是散文如何加以定义的问题。周作人的美文观、王统照的纯散文概念、柯灵的轻骑兵说、秦牧的海阔天空论，等等，皆可以归入这一问题之内。
其次是关于散文的特质论断。其中包括鲁迅的匕首投枪论、郁达夫的个性发现说、林语堂的平淡之美、林非的真情实感论、谢有顺的“法在无法之中”等等。
最后是散文的边界勘定。刘半农率先提出文学散文的论题，散文得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从传统的文章中脱离开来。自此之后直到新时期文学开始，散文的边界问题一直隐晦不语。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大散文”与“艺术散文”之争，这一问题方开始成为散文批评与理论探讨的热点话题。
同时，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热也推动了多种体式和多种类型散文的兴盛，而新散文与在场主义运动两个散文思潮的涌动，在写作实践上大大推动了散文文体边界的拓宽—在一些具备先锋色彩的散文作品中，作者打破了以往散文的单调边界，将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嫁接，让散文有了一种更为宏大的面貌与更为复杂的张力;同时，体式的繁荣也让散文边界问题成为聚焦所在。
2014年，《光明日报》推出专题栏目《文事聚焦：散文边界讨论系列笔谈》，邀请了一些学者、作家参与到这一话题讨论之中。除了报刊、研讨会推出的集中性散文话题之外，总体而言，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场域内，散文的共同性话题明显偏少。当然，话题偏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限的集中讨论能否达成基本的共识和观念的通约。
此次关于散文边界的讨论，推出的批评文章有古耜的《散文的边界之争与观念之辨》、何平的《“是否真实”无法厘定散文的边界》熊育群的《散文的范畴亟待确立》、朱鸿的《散文的文体提纯要彻底》、南帆的《文无定法：范式与枷锁—散文边界之我见》、穆涛的《对我来说，散文是什么》、陈剑晖的《散文要有边界，也要有弹性》、张炜的《小说与散文应该是趋近求同的》、孙绍振的《从抒情审美的小品到幽默“审丑”“审智”的大品》等。
通过搜索引擎可知，这些文章除了被极少数研究论文、批评文章有所提及之外，形成的舆论场极其有限。一方面，在新兴的媒介场域内，散文边界的话题并没有实现位移，无论是转发还是延续话题“接着说”的情况，皆很罕见。另一方面，这一集中的话题也没有在散文研究界引发后续的争鸣，无论是相关散文文体边界的论文，还是上述这些文章的观点引用情况，皆处于大致无声的状态。
而在近几年的文学类微信群里，也极少见这一话题下移到讨论语境的境况。根据以上的信息可知，此次关于散文边界的讨论无论在散文创作领域还是研究领域，皆趋于迅速消逝的状态。
针对这次讨论的文章，先来看三位作家—朱鸿、熊育群、张炜的观点。作家的观点表达，往往有自身写作经验的带入，而对文学观念史的梳理则是明显的弱项。
三人中，朱鸿的文体提纯之说与熊育群反对虚构并倡导散文审美性大致趋同，张炜的自然天成、有感而发的主张则与他们两位形成明显的对立。其实，净化文体之说在1990年代初的刘锡庆那里已经有了充分的阐释，朱鸿的提纯之说没有什么新意。在其文体收窄的观点之下，他将散文的种类划定为三种—抒情散文、随笔、小品文。而在具体的作家举证之上，存在明显的漏洞，比如指认张承志、史铁生为当代抒情散文的名家，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张承志是典型的思想随笔作家，而史铁生的散文则处处贯穿了哲思。至于说当代的小品文难成气候，也不一定客观。比如冯杰和止庵为当之无愧的小品文大家，后继者也有一批青年作家。
熊育群对散文理论滞后的现状有着准确的认识，但其对审美性的过度强调，依然进入了为散文文体边界设置藩篱的窠臼。
张炜在文章里将散文与小说放在一起来讲。他认为散文是自然天成的产物，即使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好散文大多数是无心插柳的结果。言外之意，为散文而散文的做法不符合散文之道。很明显，对于散文的边界，他持一种自由和宽泛的观点。“所以小说家、诗人、戏剧家，更有可能写出好散文来。好的散文大半是他们工作中形成的另一些文字，是自然天成的。其他的好散文则来自另一些人：他们平时在忙一些本职工作，而在工作中形成的、有感而发的所有的文字中，有一部分就极可能成为优异的散文篇章。”[1]上述观点大体上没有明显的破绽，但其对专注于散文文体创作的作家的忽视，乃惯常的小说家、诗人对待散文的傲慢态度，体现出文体内部等级化的现实。
此外，张炜的“自然天成”之说与古典文论多有重合之处，“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只能当作一种观點加以对待。“自然天成”之说，仅仅是道法自然美学思想体系下的一个分支，其有着特定的适应人群和对应的时代。置身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交错展开的时代现场，小说与散文适应的是以现代性、主体性为标志的现代观念体系，前现代的观念体系已经很难加以笼罩。
再来看评论家—古耜、何平、穆涛三人的声音。穆涛的文章基本上没有触及文体边界的问题，只谈了三个小问题，分别是散文要说实话、散文要珍惜语言、当代文学评价体系亟须建立。很显然，他谈的是如何写好散文及如何评价散文的问题，与散文的文体边界、文类特征并不相切。 古耜的立论非常严谨，紧紧围绕着散文的文体边界及散文文体的辨识度而展开，有纵深度，有横切面，体现出一个评论家的专业精神和问题意识。也正是因为他的文章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回应，《光明日报》方以此为触点，开启了散文文体边界的讨论。古耜回顾了1990年代初的文体观念之争，他秉持散文文体开放性的立场，提出了“定体则无，大体须有”的文体观。基于散文史和当代散文的创作实践，他还提出了“散文就是个兼容并包、诸体俱在的大家族”[2]这样的命题。为了避免散文滑入毫无边界、毫无准入的泥淖，古耜对“大体须有”的原则给出了细化的阐释。在他看来，散文的“大体”包括“文本彰显自我、取材基本真实、叙述自有笔调”[3]。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涉及散文的辨识度层面，就是根据现有的观念，我们如何确定它是否是一篇散文。毋庸置疑，古耜给出的三个标准宽严有度，自我和真实的问题，前人多有述及;而叙述自有笔调，则可归属于古耜的创见。这里谈到的笔调问题不仅涉及散文语言，还涉及散文的技法的调和、氛围的经营、风格的形成等审美因素的确立。
何平因为对文学现场较为熟悉，因此，他结合了具体的作品来回应文体边界问题。尤其是关注到了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经常发生文体篡改的现象，并对这一现象表现出理解和包容。何平的文章集中在案例分析上，注意到了散文的边界延伸状况。不过，何平仅仅是基于现象的分析，尚缺乏理论的归纳;至于散文的文体特性、散文边界疆域的合理位置，则语焉不详。
孙绍振、南帆、陈剑晖三位学者为典型的南方学人，前两位是闽派批评的代表性人物。陈剑晖为当下散文研究的重镇，他的评论文章与其散文研究观点一脉相承。基于对散文在现代文体学框架里文学文体归属的认知，陈剑晖对散文的芜杂情况并不满意，但他也反對过度提纯的观点。从其文章题目可知，他采取了调和折中的办法，即划定散文的文学边界，同时又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其边界观建立在四分法基础之上，突出了对文学性的强调，而这里提及的文学性，由形象、情感、语言传达、个性化、主体性等因素所决定。而其开放性的观念，主要针对当下的散文实践，一方面认可散文文体内部各种体式的尝试，认可既有的散文体式实践成果，诸如历史散文、思想随笔、学者随笔、青春美文、艺术散文、新散文、小品文等具体体式;另一方面，主张散文适度开放边界，吸纳媒介新变背景下的新兴文学样式，面对具体文本要加以具体分析。由此可见，陈剑晖的文体观相对稳健。
孙绍振对散文的文类特征的认识则比较深入，他反对使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散文，但基于对其理论建构的阐发，他的文章重点是对散文三个文类的阐释。然而他所设置的三个文类的让渡关系也存在逻辑漏洞，这一点，与文体边界已经关联不大了。
南帆毕竟是理论家出身，因此，他的观点在理论的缜密性和深入性上最为突出。关于散文的文体问题，他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论断：其一是散文的反文类特征;其二是在他看来，现今通行的“文学”观念与20世纪初期的现代知识重组密切相关。因此，散文的文体边界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历史化的结果，而非现实的约定。古典的文体理论异常丰富，经过20世纪学科分工后知识谱系的重建，文学性散文得以确立;但作为文学的基座部分，散文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南帆的阐发无疑使得散文的文体边界文体问题具备了理论高度，但缺憾在于其基础性工作不够坚实，对于新时期以来散文在文体突破方面做出的实践，缺少必要的论述。理论一旦脱离了具体的文学实践，易于陷入“理论空转”的怪圈。
关于散文文体边界的看法各有依据，而之所以会形成众家争鸣并难以相互说服的局面，就在于大家的视野受限于当下的文学观念。如果将散文文体放在文类的层面加以讨论的话，文体边界的宽窄皆不会成为问题。将散文归入到文类意味着，一方面，针对既有的典范性散文作品，无论当时的文体归属是什么，都应该放在散文的范畴内加以审美解析;另一方面，文类往往是变动不居的，它必然吸纳新生文体和边缘文体，针对散句形式构成的文章，考察其是否归属于散文，则引入文学惯例的机制。文学惯例的准则包含了如下内容：“呈现形象的世界，传达完整的意义，蕴含特殊的意味。”[4]总体而言，与其他文体相比较，散文的边界缺乏明显的标识，相对比较开放。某种意义上，散文是唯一一个沿袭文章概念的文体，即散文发展到今天，既包容审美性的文章，也吸纳实用性的文章。很多新兴文体和边缘文体，比如微博文章、企业或公司软性推广的文章、公众号作品等，这些文章一旦具备了某种审美独立性，都可以纳入散文的范畴中来。其中，实用性文章向着审美性文章转换的中介点，即审美独立性，包含着形象、思想、审美张力等因素。
总体而言，由《光明日报》发起的这场关于散文文体边界的讨论是21世纪以来少有的集中于散文理论问题的讨论之一，其中古耜和陈剑晖这两位评论家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前者既提出了“定体则无，大体则有”的总体原则，具备了某种纲领性意义，又细化了散文文体得以确立的几个支撑点位，理论阐述虽不复杂，但操作性很强。
后者的观点深植于他自己多年的散文研究，从学术的视角提出了稳健而折中的观念，确立了一个内核稳定而边界保持弹性的思维框架。另外，其他人的相关论述尽管有所缺失，但也提供了“接着说”的条件，而只有在不断的讨论和反思语境中，散文的边界问题才会逐渐清晰化，并由此建立起审视当代散文文体特性的框架内容。
散文理论的贫弱是一个世纪性的难题，这一难题的成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散文本身的文类特征最为突出，不断在吸纳边缘文体与实验文体，使得这一问题的内涵与外延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再加上散文是弱文体，与小说、诗歌相比，一直存在着理论积淀不足的情况。另外一个则是理论研究队伍的薄弱问题，散文研究毕竟居于文学研究的边缘之处，若要在散文研究系统中建构新的理论队伍，需要研究者们有理论的自觉和开阔的视野。这无疑对本就偏少的散文研究队伍形成限制。
以上两点制约了新时期散文理论的建构工作，改变当前的积弱状况，也就需要在这两点上实现突破。一方面，在理论的承继和开拓上，中国传统文论能否通过突破散文理论话语来实现现代性的转换，成为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如何扩容散文研究队伍，并形成一个健康多元的理论讨论场域，也至关重要。
注释：
[1]张炜：《小说与散文应该是趋近求同的》，《光明日报》2014年9月1日。
[2]古耜：《散文的边界之争与观念之辨》，《光明日报》2014年3月17日。
[3]古耜：《散文的边界之争与观念之辨》，《光明日报》2014年3月17日。
[4]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7—78页。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