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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译者言
冷眼向洋——看世界经济六百年
二○○二年刘伟院长主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工作以后，十分重视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对研究生课程进行了改革。在此过程中，听取“海归”教师的意见，提出了将《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学院研究生必修课程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这个“土鳖”就勉为其难地当上了这门课的任课教师。不久，我和隋福民两人以当时的讲课稿为基础，开始撰写《世界经济史》课程教材。我们采取边研究、边撰写、边修改的方法，一步一步地走来。经过三易其稿，终于在去年的春天，完成了撰写的任务。尽管还是一个不成熟的书稿，但这终究是我们一个阶段的研究成果。
我已经是接近“耳顺”之年的人了，而在人生的秋天还要去播种，当然是不再敢问收获了。我们撰写《世界经济史》，主要是为了弘扬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是由三十年代留学哈佛大学、曾经当过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学生的陈振汉先生所开创的。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先生在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史并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的哈佛大学具有经济史、经济理论和统计学并重的学术倾向，而且哈佛是世界上第一所设置经济史专职教授的大学，它在一八八七年就设置了《经济通史》的课程。陈先生在哈佛留学期间，恰逢熊彼特教授在哈佛执教，他的经济学和经济史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对陈先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从陈先生的著作《步履集》（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中就可以看出来。陈先生回到祖国后不久，于一九四六年起担任北大教授，至今已经六十一年了。在这六十多年的教学科研实践中，陈先生不仅传承了哈佛大学经济史研究方法的传统，更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开创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史研究传统。这个传统就是经济学的理论与经济史的实践相结合、社会史研究和经济史研究相结合、经济史研究和现实经济相结合。我们今天要弘扬这个优秀的经济史研究传统。
这本《世界经济史》主要研究的范围是工业革命前后世界经济六百多年发展的历史。所以，这不是世界的经济史，而是世界经济的历史。据我们的研究，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开始于地理大发现以后，形成于重商主义时代，而工业革命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产物。
我们之所以这样来界定我们的研究范围，首先是因为我们的授课对象都是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夕（一七七六）完成了他的不朽名著《国富论》的。而《国富论》实际上是亚当·斯密解释英国为何而富强的产物。法国重农学派大师魁奈（一六九四——一七七四）以及杜尔阁都可以视为亚当·斯密同时代的人物。以后英国的经济学大师还有李嘉图、马尔萨斯、大小穆勒、杰文斯、马歇尔，都是生活在工业革命以后的三百多年历史里。德国的李斯特和新旧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庞巴维克，洛桑学派的瓦尔拉、帕累托，瑞典学派的威克塞尔，美国旧制度学派的凡勃伦、康芒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无不生活在这个年代里。而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经济学的群星之中，有熊彼特、凯恩斯、哈耶克以及许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们，他们也都是生活在工业革命影响之下的世界经济之中。经济学的各派理论尽管林林总总，纷纷纭纭，千姿百态，姹紫嫣红，但都是这种工业革命时代精神的反映，都是对工业革命以来所出现的种种经济问题的解释和回答。对于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我们提倡研读名著，而只有深刻地理解世界经济这六百多年变迁与发展的历史事实，才能够更好地解读经济学各派巨匠的不朽名著。
其次，由于工业化浪潮促使世界经济的急剧变迁，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我国的经济也正经历实现工业化的过程，而这一切都是由英国工业革命而引起的。为此，我们对工业革命发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十几个世纪中，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同时，大约从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来，有许多中国学的研究专家通过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发现中国在工业革命以前就已经具备了产生工业革命的许多条件。但是，遗憾的是中国却没有产生工业革命。所以，工业革命为何产生于十八世纪的英国，而没有产生于最早发现“新大陆”的西班牙和最早绕过好望角来到印度洋的葡萄牙诸国，没有产生于最早组建海外贸易大公司、推行重商主义海外政策的荷兰，没有产生于当时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经济的中国，这些问题对于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来说，一直是一个令人深感兴趣的谜语。
为了解释这个谜语，我们从历史事实的考察中发现影响及波及全球的工业化浪潮，实际是起源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在中世纪晚期，西欧的城市绝对不是无缘无故地发展起来的。我国最早对这个问题加以关注的，是生活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学家顾准。他在研究资本原始积累的问题时，发现资本主义的产生与西欧城市的兴起直接有关，而西欧城市的兴起又与希腊的城邦制度有关。为此，他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一书。今天我们在缅怀这位在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发展商品经济的学者之时，发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竟渊源于对世界经济史的深刻把握之中。顾准的这个案例，更加增强了我们对此问题追问下去的信心与兴趣。众所周知，德意志地区有一句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为什么城市的空气可以改变人？可以使人变得自由？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们的答案是，西欧城市的兴起尤其是随后的城市革命，孕育出了“现代性”的萌芽。诚如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现代性乃是“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二十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16页）。而“现代性”的功能在于这套“行为制度与模式”可以“社会化”出有别于传统的现代人。所以，天还是原来的天，地还是原来的地，人还是原来的人，但只要他来到了城市，他就能够摆脱传统的羁绊，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根据弗里德曼的“米尔顿法则”，“普遍的自由导致惠及全人类的经济增长”。这就是工业革命和后来的一切发展，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城市兴起的原因之所在。但是，西欧的这些城市究竟何来如此之魔力？关键就在于我们所说的这种“现代性”。城市中的这种“现代性”，包含了城市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雏形，具有一套维护自由、平等权利的法律和对私有产权的制度性安排。所以，我们倾向于把城市视为一种文化，正如著名的城市史研究专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说：“城市的主要功能就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灵灵的艺术造型，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二○○五年版，14页）正是这一具有“现代性”的文化，孕育了一批批具有自由精神的现代市民。总之，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对后世工业革命及工业化浪潮最为深刻的影响，乃是这种“现代性”所孕育的自由人及其行为，尤其是经济行为发生的变化。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城市不仅是西欧走出中世纪农业社会的蹊径，而且也是以后世界经济六百多年变迁与发展的源头。所以，我们的世界经济史就从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作为全书的起点。
最后，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工业化进程，一直到今天还在深刻地影响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历史研究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且还在这种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展望了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这样安排，是为了说明我们对历史的基本观点：历史与时间一样，是一条不可割断，难寻开端，亦无终点的直线。前面的历史总是后面的历史的因，而后面的历史也总是前面的历史的果。
冷眼向洋——看世界经济六百年
二○○二年刘伟院长主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工作以后，十分重视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对研究生课程进行了改革。在此过程中，听取“海归”教师的意见，提出了将《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学院研究生必修课程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这个“土鳖”就勉为其难地当上了这门课的任课教师。不久，我和隋福民两人以当时的讲课稿为基础，开始撰写《世界经济史》课程教材。我们采取边研究、边撰写、边修改的方法，一步一步地走来。经过三易其稿，终于在去年的春天，完成了撰写的任务。尽管还是一个不成熟的书稿，但这终究是我们一个阶段的研究成果。
我已经是接近“耳顺”之年的人了，而在人生的秋天还要去播种，当然是不再敢问收获了。我们撰写《世界经济史》，主要是为了弘扬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是由三十年代留学哈佛大学、曾经当过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学生的陈振汉先生所开创的。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先生在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史并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的哈佛大学具有经济史、经济理论和统计学并重的学术倾向，而且哈佛是世界上第一所设置经济史专职教授的大学，它在一八八七年就设置了《经济通史》的课程。陈先生在哈佛留学期间，恰逢熊彼特教授在哈佛执教，他的经济学和经济史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对陈先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从陈先生的著作《步履集》（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中就可以看出来。陈先生回到祖国后不久，于一九四六年起担任北大教授，至今已经六十一年了。在这六十多年的教学科研实践中，陈先生不仅传承了哈佛大学经济史研究方法的传统，更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开创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史研究传统。这个传统就是经济学的理论与经济史的实践相结合、社会史研究和经济史研究相结合、经济史研究和现实经济相结合。我们今天要弘扬这个优秀的经济史研究传统。
这本《世界经济史》主要研究的范围是工业革命前后世界经济六百多年发展的历史。所以，这不是世界的经济史，而是世界经济的历史。据我们的研究，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开始于地理大发现以后，形成于重商主义时代，而工业革命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产物。
我们之所以这样来界定我们的研究范围，首先是因为我们的授课对象都是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夕（一七七六）完成了他的不朽名著《国富论》的。而《国富论》实际上是亚当·斯密解释英国为何而富强的产物。法国重农学派大师魁奈（一六九四——一七七四）以及杜尔阁都可以视为亚当·斯密同时代的人物。以后英国的经济学大师还有李嘉图、马尔萨斯、大小穆勒、杰文斯、马歇尔，都是生活在工业革命以后的三百多年历史里。德国的李斯特和新旧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庞巴维克，洛桑学派的瓦尔拉、帕累托，瑞典学派的威克塞尔，美国旧制度学派的凡勃伦、康芒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无不生活在这个年代里。而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经济学的群星之中，有熊彼特、凯恩斯、哈耶克以及许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们，他们也都是生活在工业革命影响之下的世界经济之中。经济学的各派理论尽管林林总总，纷纷纭纭，千姿百态，姹紫嫣红，但都是这种工业革命时代精神的反映，都是对工业革命以来所出现的种种经济问题的解释和回答。对于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我们提倡研读名著，而只有深刻地理解世界经济这六百多年变迁与发展的历史事实，才能够更好地解读经济学各派巨匠的不朽名著。
其次，由于工业化浪潮促使世界经济的急剧变迁，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我国的经济也正经历实现工业化的过程，而这一切都是由英国工业革命而引起的。为此，我们对工业革命发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十几个世纪中，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同时，大约从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来，有许多中国学的研究专家通过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发现中国在工业革命以前就已经具备了产生工业革命的许多条件。但是，遗憾的是中国却没有产生工业革命。所以，工业革命为何产生于十八世纪的英国，而没有产生于最早发现“新大陆”的西班牙和最早绕过好望角来到印度洋的葡萄牙诸国，没有产生于最早组建海外贸易大公司、推行重商主义海外政策的荷兰，没有产生于当时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经济的中国，这些问题对于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来说，一直是一个令人深感兴趣的谜语。
为了解释这个谜语，我们从历史事实的考察中发现影响及波及全球的工业化浪潮，实际是起源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在中世纪晚期，西欧的城市绝对不是无缘无故地发展起来的。我国最早对这个问题加以关注的，是生活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学家顾准。他在研究资本原始积累的问题时，发现资本主义的产生与西欧城市的兴起直接有关，而西欧城市的兴起又与希腊的城邦制度有关。为此，他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一书。今天我们在缅怀这位在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发展商品经济的学者之时，发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竟渊源于对世界经济史的深刻把握之中。顾准的这个案例，更加增强了我们对此问题追问下去的信心与兴趣。众所周知，德意志地区有一句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为什么城市的空气可以改变人？可以使人变得自由？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们的答案是，西欧城市的兴起尤其是随后的城市革命，孕育出了“现代性”的萌芽。诚如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现代性乃是“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二十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16页）。而“现代性”的功能在于这套“行为制度与模式”可以“社会化”出有别于传统的现代人。所以，天还是原来的天，地还是原来的地，人还是原来的人，但只要他来到了城市，他就能够摆脱传统的羁绊，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根据弗里德曼的“米尔顿法则”，“普遍的自由导致惠及全人类的经济增长”。这就是工业革命和后来的一切发展，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城市兴起的原因之所在。但是，西欧的这些城市究竟何来如此之魔力？关键就在于我们所说的这种“现代性”。城市中的这种“现代性”，包含了城市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雏形，具有一套维护自由、平等权利的法律和对私有产权的制度性安排。所以，我们倾向于把城市视为一种文化，正如著名的城市史研究专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说：“城市的主要功能就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灵灵的艺术造型，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二○○五年版，14页）正是这一具有“现代性”的文化，孕育了一批批具有自由精神的现代市民。总之，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对后世工业革命及工业化浪潮最为深刻的影响，乃是这种“现代性”所孕育的自由人及其行为，尤其是经济行为发生的变化。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城市不仅是西欧走出中世纪农业社会的蹊径，而且也是以后世界经济六百多年变迁与发展的源头。所以，我们的世界经济史就从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作为全书的起点。
最后，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工业化进程，一直到今天还在深刻地影响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历史研究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且还在这种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展望了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这样安排，是为了说明我们对历史的基本观点：历史与时间一样，是一条不可割断，难寻开端，亦无终点的直线。前面的历史总是后面的历史的因，而后面的历史也总是前面的历史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