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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会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也是许多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
习近平表示，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有利于各国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更好地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联动发展。
在基础设施建设当中，电力生产可谓是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东道国发展工业化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条件。
可再生能源不仅在发达国家快速发展，在部分欠发达国家也在生根发芽，成为新增发电机组的首选。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沿线共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进一步释放，可再生能源发电成为未来能源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多位能源电力行业与对外工程承包行业的资深专家表示，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当前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可再生能源建设国际合作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也是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战略。
中国国内在可再生能源建设方面也有长远的发展计划，推进可再生能源转型在逐渐克服了技术障碍之后，还需要化解体制机制方面的困难。可再生能源行业在目前集中度基础上也还有进一步产业整合的空间，企业之间拼规模、拼速度的竞争将转变为拼技术、拼效益，企业参与国际业务需要利用好国内外金融资源。
中国电建董事长晏志勇表示，要解决化石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两个替代”是有效的解决方式：即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用终端电力消费来替代终端化石能源消费。要实现上述“两个替代”，需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抓紧发展已经成熟的水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
“从2015年起，全球新增的发电装机中，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新增装机就超过了化石能源发电的新增装机，实现了全球电力系统发电系统结构性的变化。”晏志勇进一步指出，2017年，全球新增的风电和光伏发电共计占全球新增发电装机的57.4%，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增长成了全球发电能力增长的主力。到2018年年底，全球水电装机已经达到11.75亿千瓦，风力发电装机达到了5.93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了4.95億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球电力组装机的三分之一。
根据中国的情况来看，到2018年年底，中国电力装机容量（不含港澳台装机）的总装机已经达到19亿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38.4%;2018年，国内各类的电源总发电量为69940亿千瓦时，发电量占了26.7%。2018年，中国新增的各类发电装机是1.24亿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增加了0.76亿万千瓦，占到了新增装机的61.5%，相当于全球2018年新增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的一半。
中国已经在“十三五”规划中对外郑重宣布，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15%，预计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要占全社会用电量的30%;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预计其发电量占到全社会发电量的40%。
晏志勇称，上述目标已基本形成共识，而且随着风电、太阳能发电转化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下降，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占比会达到一次能源消费的50%，其发电量可能会占到全社会用电量的80%。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房秋晨表示，国际能源产业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全球能源格局重塑加快，气候变化、油价波动、能源革命等事件推动能源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转型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低碳、高效可再生能源，是加快清洁能源利用、优化能力消费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最佳选择，是实现能源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房秋晨说。
房秋晨表示，面对全球能源环境的新变化，迫切需要各国政府以及各合作方加强合作，特别是各国政府、发电企业、电网企业以及用户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开展能源供给的安全保障、技术开发与利用的关键领域的合作。在区域合作基础上，推动能源领域合作，推进建设能源共同体，加快推动油气、电力、煤炭合作逐步转向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加快推进电网互联互通，打造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平台，加快推进建立有利于可再生能源消纳的市场化机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相当一部分中国货物、技术、服务以及海外工程承包、海外投资项目需要政策性、全方位的风险保障和一揽子的风险管理，否则难以获得融资。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首席经济学家王稳表示，当前全球对外工程承包行业面临四大主要风险，一是中美贸易摩擦使得全球信用风险水平上升，令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金融市场承压;二是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三是美联储加息改变资本流向，全球市场流动性趋紧，主权信用风险问题显现;四是全球商业竞争环境恶化，大买家破产风险水平持续上升。
世界风能协会副主席、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介绍说，不仅是政府部门，这些年国际上传统的电力企业和大型油气公司也纷纷关注可再生能源，并采取措施，进行战略方向的调整，将风电、光伏这些可再生能源作为他们重要的投资方向，而且开始剥离火电资产并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力度。
秦海岩进一步介绍说，在上世纪80年代欧洲风电、光伏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欧洲大型能源企业一开始是看不上这些可再生能源的，认为成不了气候，无法代替化石能源，更别说成为主流能源。但是十几年下来，因为大量的可再生能源的并网，尤其对火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因为可再生能源的边际成本是零，再加上电力现货市场和政府补贴的机制，在现货市场上的电价很低，通过这样的机制把火电挤出了市场，使批发电价大幅下降。“很多人现在认为德国能源转型导致电价增高是不对的。德国这几年因为火电和光伏大量并网，批发电价是降低的，所谓的电价升高是居民的用电价格升高了，这因为德国的定价机制把可再生能源补贴的附加全部加到居民用电价格上，而工业企业的用电成本是没有附加的。总之，从全社会成本来看电力成本是下降的。” 这样的定价机制导致欧洲的火电开始亏损，所以几大能源公司开始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油气公司也为了应对这两年原油价格下降和未来行业发展的趋势，在油气方面的投资每年是在逐年减少的，但是在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每年是在增加的，近几年来欧洲在建和拟建的海上风电项目一半投资来自几大油气公司，一些北欧的油气公司甚至改了名字以反映业务转型。
在秦海岩看来，在本世纪初以来的十几年时间里，影响可再生能源发展最根本的矛盾焦点是发电成本太高，经过最近这十几年的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应用，风和光发电的成本快速下降，发展的矛盾已经不再是成本的制约，转变为可再生电力生产方式与落后的体制机制之间的矛盾。“现在风电最便宜，海洋风电招标已经5毛钱，最低的陆上风电有2毛钱、3毛钱，刨除不考虑火电的外部性环境成本的情况下，风和光已经具备比他们廉价的优势，这就是这一轮能源转型最主要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效率的提升，以前年平均风速6米/秒以上的地区才可以开发风电，到现在一年有2000小时满足5米/秒风速的地区就可以开发。像河南这样以前认为不具备开发风电条件的地区，现在已经有将近5万千瓦风电的装机。然而，现在体制机制、电网的运行方式都不适合风光这样波动性跟分散式能源的大规模应用。” 秦海岩说。
中泰证券电力设备研究组根据智慧光伏数据测算，2018年年底，光伏地面电站装机成本约4.5元/W（各地区土地成本、安装成本存在差异），与3.25元/W的全国平价上网中位数水平相比，仍需下降28%。
在考虑平价上网政策的前提下，由于在土地费用及接网成本上给予补贴，对电站成本的影响幅度约0.5元/W，即拿到平价项目的地面电站装机成本约4元/W，较全国平价上网的平均门槛仍需下降19%。
另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在一些光照充足的国家，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低至每度电几美分，上网电价十分具有竞争力，但是有两大制度性前提，就是十分低廉的土地成本和资金成本，用于建设分布式电站以及为其融资。在中国技术进步已经实现了大幅降低成本的基础上，除了上网的定价机制以外，土地成本和资金成本是否还会大幅降低，有可能是决定未来光伏发电能否大规模平价上网的前提条件。而土地成本和资金成本如何决定，则是由社会发展、国家宏观调控和金融稳定等因素决定的，超出了光伏行业的范畴，这是未来光伏行业面临的不确定性。
2018年，中国在制造端的多晶硅产量有25.9万吨，占到了世界的58%，比起2005年的80吨和占比0.3%，进步非常明显。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王勃华称，当前多晶硅产业有两个特点：一是全球的多晶硅产业进一步在向中国转移，中国的产能已经占到全球的六成以上;二是国内的多晶硅产业在向西北部转移，预计2019年年底，光新疆一个地方就能占到中国产能的半壁江山。
在硅片方面，中国生产了107.1GW，占到全球产量的63%，三个龙头企业的产量已经占到了整个中国硅片产量的五成左右，集中度在迅速提高;另外一个特点是，其中单晶硅片的占比快速提高。
在电池片方面，中国产量在85GW，约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三。王勃华指出，这一领域的发展特点是技术水平提高很快，因为整个光伏产业的技术水平提高主要体现在这个环节，尤其是高效电池的发展;另外一个特点是这个环节专业化的厂商在快速崛起，这些公司专门做电池片，不做组件。
在组件方面，中国占到了全球产量的七成以上，大概73%左右，组件产量84.3GW，与电池片的特点差不多，单晶的占比在快速提升。此外，在逆变器市场，中国年产量為65.7GW，占到全球的六成左右。
2019年一季度，光伏装机只有5.2GW，但随着《国家能源局关于2019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于5月28日发布，王勃华预计，6月以后光伏装机将会在政策的支持下大幅提升，全年有望实现35-45GW的装机量。他同时指出，光伏产业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可以同步参与国际竞争并在产业化方面取得领先优势的产业，如果说2013年到2018年主要以开拓国内市场为主的话，那么接下来应该要控制规模，要从拼规模、拼速度、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技术、拼效益转变的新阶段。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建华指出，从传统的“EPC+F”的模式向“EPC+F+I+BOT”、PPP的模式转型发展，进一步增强国际业务的竞争优势，是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在国际业务拓展中面临的重要课题，承包企业应该积极探索项目新兴开发模式，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合作联动的方式，向投建于一体化的模式快速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电力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大，需要创新项目投融资模式，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推动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中国是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企业投资的受益者。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张旭建议，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各利益相关方在项目经济可行的前提下应当努力促进资金融通与合资合作，使项目早日得以实施，除了为客户提供适用的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中国资金外，还可以充分发挥更多国外企业、金融机构的综合优势，在电力能源、轨道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多层次的务实合作。
邓建华指出，随着实际上部分经济体的主权评级和担保能力大幅下降，以此为背景，以企业和项目为主体的商业融资模式正在逐渐成为主流。 “当前，融资周期长成为开展国际业务的难题。针对不同的项目设计不同的商业模式，既满足业主的需求，又能对企业的商业条件与金融机构的条件进行合理的配置和有机结合，形成企业与金融机构紧密结合的联合体。”
对于承包商们来说，如果能吸引到国外金融机构参与提供融资是一个难得的有利条件。据张旭介绍，中技公司推动的孟加拉“古拉绍7号机燃气电站”项目上，在投标前期，公司与国内外金融机构提前沟通协商，搭建了“中信保+自有资金+银团贷款”的融资结构，最终为项目建设提供了中国工商银行牵头、德意志银行参与的银团贷款解决方案。该融资方案也是中信保与孟加拉财务部合作制的首批商业贷款项目之一。
在新形势下推动“一带一路”及全国基础设施合作高质量发展，应促进更多产业链相关企业，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
在邓建华看来，良好的基础设施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可以发挥不具备的特长，不仅能够发展规模优势，提高竞争力，更加增强就业，形成合力，带动装备制造业、基础原材料产业与相关服务业的比较，提升综合竞争力。
习近平表示，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有利于各国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更好地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联动发展。
在基础设施建设当中，电力生产可谓是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东道国发展工业化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条件。
可再生能源不仅在发达国家快速发展，在部分欠发达国家也在生根发芽，成为新增发电机组的首选。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沿线共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进一步释放，可再生能源发电成为未来能源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多位能源电力行业与对外工程承包行业的资深专家表示，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当前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可再生能源建设国际合作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也是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战略。
中国国内在可再生能源建设方面也有长远的发展计划，推进可再生能源转型在逐渐克服了技术障碍之后，还需要化解体制机制方面的困难。可再生能源行业在目前集中度基础上也还有进一步产业整合的空间，企业之间拼规模、拼速度的竞争将转变为拼技术、拼效益，企业参与国际业务需要利用好国内外金融资源。
全球能源格局重塑加快
中国电建董事长晏志勇表示，要解决化石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两个替代”是有效的解决方式：即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用终端电力消费来替代终端化石能源消费。要实现上述“两个替代”，需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抓紧发展已经成熟的水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
“从2015年起，全球新增的发电装机中，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新增装机就超过了化石能源发电的新增装机，实现了全球电力系统发电系统结构性的变化。”晏志勇进一步指出，2017年，全球新增的风电和光伏发电共计占全球新增发电装机的57.4%，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增长成了全球发电能力增长的主力。到2018年年底，全球水电装机已经达到11.75亿千瓦，风力发电装机达到了5.93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了4.95億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球电力组装机的三分之一。
根据中国的情况来看，到2018年年底，中国电力装机容量（不含港澳台装机）的总装机已经达到19亿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38.4%;2018年，国内各类的电源总发电量为69940亿千瓦时，发电量占了26.7%。2018年，中国新增的各类发电装机是1.24亿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增加了0.76亿万千瓦，占到了新增装机的61.5%，相当于全球2018年新增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的一半。
中国已经在“十三五”规划中对外郑重宣布，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15%，预计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要占全社会用电量的30%;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预计其发电量占到全社会发电量的40%。
晏志勇称，上述目标已基本形成共识，而且随着风电、太阳能发电转化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下降，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占比会达到一次能源消费的50%，其发电量可能会占到全社会用电量的80%。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房秋晨表示，国际能源产业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全球能源格局重塑加快，气候变化、油价波动、能源革命等事件推动能源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转型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低碳、高效可再生能源，是加快清洁能源利用、优化能力消费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最佳选择，是实现能源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房秋晨说。
房秋晨表示，面对全球能源环境的新变化，迫切需要各国政府以及各合作方加强合作，特别是各国政府、发电企业、电网企业以及用户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开展能源供给的安全保障、技术开发与利用的关键领域的合作。在区域合作基础上，推动能源领域合作，推进建设能源共同体，加快推动油气、电力、煤炭合作逐步转向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加快推进电网互联互通，打造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平台，加快推进建立有利于可再生能源消纳的市场化机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相当一部分中国货物、技术、服务以及海外工程承包、海外投资项目需要政策性、全方位的风险保障和一揽子的风险管理，否则难以获得融资。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首席经济学家王稳表示，当前全球对外工程承包行业面临四大主要风险，一是中美贸易摩擦使得全球信用风险水平上升，令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金融市场承压;二是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三是美联储加息改变资本流向，全球市场流动性趋紧，主权信用风险问题显现;四是全球商业竞争环境恶化，大买家破产风险水平持续上升。
中国可再生能源转型难在机制
世界风能协会副主席、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介绍说，不仅是政府部门，这些年国际上传统的电力企业和大型油气公司也纷纷关注可再生能源，并采取措施，进行战略方向的调整，将风电、光伏这些可再生能源作为他们重要的投资方向，而且开始剥离火电资产并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力度。
秦海岩进一步介绍说，在上世纪80年代欧洲风电、光伏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欧洲大型能源企业一开始是看不上这些可再生能源的，认为成不了气候，无法代替化石能源，更别说成为主流能源。但是十几年下来，因为大量的可再生能源的并网，尤其对火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因为可再生能源的边际成本是零，再加上电力现货市场和政府补贴的机制，在现货市场上的电价很低，通过这样的机制把火电挤出了市场，使批发电价大幅下降。“很多人现在认为德国能源转型导致电价增高是不对的。德国这几年因为火电和光伏大量并网，批发电价是降低的，所谓的电价升高是居民的用电价格升高了，这因为德国的定价机制把可再生能源补贴的附加全部加到居民用电价格上，而工业企业的用电成本是没有附加的。总之，从全社会成本来看电力成本是下降的。” 这样的定价机制导致欧洲的火电开始亏损，所以几大能源公司开始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油气公司也为了应对这两年原油价格下降和未来行业发展的趋势，在油气方面的投资每年是在逐年减少的，但是在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每年是在增加的，近几年来欧洲在建和拟建的海上风电项目一半投资来自几大油气公司，一些北欧的油气公司甚至改了名字以反映业务转型。
在秦海岩看来，在本世纪初以来的十几年时间里，影响可再生能源发展最根本的矛盾焦点是发电成本太高，经过最近这十几年的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应用，风和光发电的成本快速下降，发展的矛盾已经不再是成本的制约，转变为可再生电力生产方式与落后的体制机制之间的矛盾。“现在风电最便宜，海洋风电招标已经5毛钱，最低的陆上风电有2毛钱、3毛钱，刨除不考虑火电的外部性环境成本的情况下，风和光已经具备比他们廉价的优势，这就是这一轮能源转型最主要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效率的提升，以前年平均风速6米/秒以上的地区才可以开发风电，到现在一年有2000小时满足5米/秒风速的地区就可以开发。像河南这样以前认为不具备开发风电条件的地区，现在已经有将近5万千瓦风电的装机。然而，现在体制机制、电网的运行方式都不适合风光这样波动性跟分散式能源的大规模应用。” 秦海岩说。
中泰证券电力设备研究组根据智慧光伏数据测算，2018年年底，光伏地面电站装机成本约4.5元/W（各地区土地成本、安装成本存在差异），与3.25元/W的全国平价上网中位数水平相比，仍需下降28%。
在考虑平价上网政策的前提下，由于在土地费用及接网成本上给予补贴，对电站成本的影响幅度约0.5元/W，即拿到平价项目的地面电站装机成本约4元/W，较全国平价上网的平均门槛仍需下降19%。
另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在一些光照充足的国家，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低至每度电几美分，上网电价十分具有竞争力，但是有两大制度性前提，就是十分低廉的土地成本和资金成本，用于建设分布式电站以及为其融资。在中国技术进步已经实现了大幅降低成本的基础上，除了上网的定价机制以外，土地成本和资金成本是否还会大幅降低，有可能是决定未来光伏发电能否大规模平价上网的前提条件。而土地成本和资金成本如何决定，则是由社会发展、国家宏观调控和金融稳定等因素决定的，超出了光伏行业的范畴，这是未来光伏行业面临的不确定性。
光伏的供给侧改革
2018年，中国在制造端的多晶硅产量有25.9万吨，占到了世界的58%，比起2005年的80吨和占比0.3%，进步非常明显。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王勃华称，当前多晶硅产业有两个特点：一是全球的多晶硅产业进一步在向中国转移，中国的产能已经占到全球的六成以上;二是国内的多晶硅产业在向西北部转移，预计2019年年底，光新疆一个地方就能占到中国产能的半壁江山。
在硅片方面，中国生产了107.1GW，占到全球产量的63%，三个龙头企业的产量已经占到了整个中国硅片产量的五成左右，集中度在迅速提高;另外一个特点是，其中单晶硅片的占比快速提高。
在电池片方面，中国产量在85GW，约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三。王勃华指出，这一领域的发展特点是技术水平提高很快，因为整个光伏产业的技术水平提高主要体现在这个环节，尤其是高效电池的发展;另外一个特点是这个环节专业化的厂商在快速崛起，这些公司专门做电池片，不做组件。
在组件方面，中国占到了全球产量的七成以上，大概73%左右，组件产量84.3GW，与电池片的特点差不多，单晶的占比在快速提升。此外，在逆变器市场，中国年产量為65.7GW，占到全球的六成左右。
2019年一季度，光伏装机只有5.2GW，但随着《国家能源局关于2019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于5月28日发布，王勃华预计，6月以后光伏装机将会在政策的支持下大幅提升，全年有望实现35-45GW的装机量。他同时指出，光伏产业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可以同步参与国际竞争并在产业化方面取得领先优势的产业，如果说2013年到2018年主要以开拓国内市场为主的话，那么接下来应该要控制规模，要从拼规模、拼速度、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技术、拼效益转变的新阶段。
工程承包亟须转型与国际合作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建华指出，从传统的“EPC+F”的模式向“EPC+F+I+BOT”、PPP的模式转型发展，进一步增强国际业务的竞争优势，是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在国际业务拓展中面临的重要课题，承包企业应该积极探索项目新兴开发模式，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合作联动的方式，向投建于一体化的模式快速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电力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大，需要创新项目投融资模式，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推动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中国是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企业投资的受益者。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张旭建议，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各利益相关方在项目经济可行的前提下应当努力促进资金融通与合资合作，使项目早日得以实施，除了为客户提供适用的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中国资金外，还可以充分发挥更多国外企业、金融机构的综合优势，在电力能源、轨道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多层次的务实合作。
邓建华指出，随着实际上部分经济体的主权评级和担保能力大幅下降，以此为背景，以企业和项目为主体的商业融资模式正在逐渐成为主流。 “当前，融资周期长成为开展国际业务的难题。针对不同的项目设计不同的商业模式，既满足业主的需求，又能对企业的商业条件与金融机构的条件进行合理的配置和有机结合，形成企业与金融机构紧密结合的联合体。”
对于承包商们来说，如果能吸引到国外金融机构参与提供融资是一个难得的有利条件。据张旭介绍，中技公司推动的孟加拉“古拉绍7号机燃气电站”项目上，在投标前期，公司与国内外金融机构提前沟通协商，搭建了“中信保+自有资金+银团贷款”的融资结构，最终为项目建设提供了中国工商银行牵头、德意志银行参与的银团贷款解决方案。该融资方案也是中信保与孟加拉财务部合作制的首批商业贷款项目之一。
在新形势下推动“一带一路”及全国基础设施合作高质量发展，应促进更多产业链相关企业，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
在邓建华看来，良好的基础设施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可以发挥不具备的特长，不仅能够发展规模优势，提高竞争力，更加增强就业，形成合力，带动装备制造业、基础原材料产业与相关服务业的比较，提升综合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