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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7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到李洱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办公室来看他。李洱趴在桌子上哭，编辑拍拍李洱的肩膀，说你赶快把它发走吧，发走吧。
它，指的是李洱写了13年的长篇小说《应物兄》。
当时他正在写《应物兄》的后记，写完之后的那一瞬间，很感动。再看这篇后记的时候，他发现其中应该用句号的地方用成了冒号。除此之外，他认为它准确表达了自己当时写完之后的感受。他说：“我的后记写了一千多字，我的心理能量已经无法承受再多写一个字。”
十三年磨一剑。十三年中，他经历了太多。母亲重病与离世，生子，成为父亲，亲身经历了生死，让他对文学有了不同的感受。
《应物兄》发表和出版后，先后登上《收获》、《扬子江评论》和新浪十大好书的榜首，受到文坛的广泛关注。在全球化如此深入影响了知识分子的时代，知识分子如何面对知识的风暴、知识的裹挟？感受最敏锐的知识分子如何克服自己心中的困惑？
这样一部学院派的小说，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
被拧着耳朵改来改去
《新民周刊》：1966年你出生于河南济源的一个村子里，乡土经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洱：乡土经验，对作家来说太重要了。没有乡村经验，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会困难得多。你能说出哪个中国作家没有乡村经验吗？有人会说鲁迅没有。不，鲁迅当然是有的。鲁迅那个时代，城镇与乡村几乎没什么区别。那个时候，北京都是个村镇，大一点而已。出生在乡村，好处是可以更直接、更集中地体会到一些东西。
《新民周刊》：你的小说知识分子气息很重，你在华东师范大学接受的教育是不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李洱：有作用，但肯定不是决定性作用。现在的作家，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大学毕业的，但作品的差异性仍然很大，是不是？作品的气息，跟作家的个性、作家的兴趣、作家对世界的理解、作家看世界的方式有关。
乡土经验，对作家来说太重要了。没有乡村经验，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会困难得多。
《新民周刊》：有些朋友开玩笑，说你写的农民不像农民，起码是从中专出来的。
李洱：这话是我自己说的，是我自己扔出去的一块西瓜皮，当时谈的是《石榴树上结樱桃》。我是想用开玩笑的方式，透露一下我的写作意图：我写农民，不仅仅是为了写农民，而是想探究农民形象背后的文化的变异。
《新民周刊》：八十年代的大学氛围是不是人人都是诗人，人人都是小说家？
李洱：这个说法有道理，但稍微有点夸张。八十年代的文学人口，应该是现在的很多倍，这确实是真的。那个时候，写诗写小说，确实是很多人的梦想。这是时代造成的。那个时候，人们情感抒发的渠道比较单一，容易造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
《新民周刊》：是格非陪着你把你的第一篇小说送到了《收获》杂志社？
李洱：最早其实是我陪着格非把他的小说送到了《收获》杂志社。我们是坐公共汽车去的，去的路上还与别人吵了一架。《迷舟》被《上海文学》退稿了，因为《上海文学》的主编周介人认为那是一篇通俗小说。有一个批评家叫吴洪森，吴洪森首先将《迷舟》推荐给了周介人，然后又推荐给程永新。程永新的判断力当然是一流的，很快就将《迷舟》发表了，发表的时候格非还不知道，格非还给程永新打电话，说稿子不用的话就退给我吧。程永新说，已经发表了呀。后来看到我的一篇小说，说这样的小说别的地方是发表不了的，可以给程永新看看。程永新看了，觉得还行，就让我改，我那时候已经毕业了，回到了郑州，当时最牛的作家都被程永新拧着耳朵改来改去的，更何况是我！我又去了一趟上海，格非给我找了一间宿舍，我就在那里改稿子。我还记得修改的时候，程永新给我讲过一个细节，是老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如何出洋相的。他举的是王安忆父亲的例子，把洗衣粉当成盐放进了炒锅，泡沫乱飞。老先生大惑不解：哦，飞脱了，飞脱了。其实当时也并没有想着小说一定会发表，因为喜欢小说，又有名师指点，那就改吧。类似于下围棋时的复盘，这样写合适，还是那样写合适。我改完后，就回郑州去了，格非将稿子寄给了程永新，它就是我所谓的成名作：《导师死了》。
《新民周刊》：你的写作受到哪些作家的影响？
李洱：很难说我受到哪些作家的影响，因为读的书实在太多了，也读了很多诗，很多剧本。格非对我肯定有影响。这些年说到影响我的作家，我总是提到加缪，提到哈维尔。提到他們，是因为我喜欢他们，至于是不是受到他们的影响，那是批评家的事了。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除了博尔赫斯，我很少受到别的拉美作家的影响，包括马尔克斯。我喜欢读那些带有强烈的知识气息的小说，喜欢读那些对经验本身进行辨析的小说，因为它对我的胃口。直到今天，我都不喜欢读那些以想象力取胜的小说。儿童的想象力最丰富，但你肯定不喜欢童话故事。趣味所在，无所谓品味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