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比利时国家内部法语和荷兰语两大族群的利益冲突，在整个欧洲代表了“法国文化圈”和“荷兰文化圈”之间难以调和的文化和价值差异，而威胁到整个欧洲大一统的前途。
元月25日法国《世界报》的社论《比利时的内争，欧元区的危险》，不禁令人想起曾经风行中国旧文坛的一则“无情对”(羊角对)：公门桃李争荣日，法国荷兰比利时。此对的下联，不意成为今天欧洲大一统宏图面临深刻危机的谶语。
这是因为欧盟和欧元面对的“生存威胁”，一言以蔽之，正是欧洲各国、区域和族群对各自不同利益的比较、维护和争夺。更凑巧的，是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所在的比利时，不仅成为近年欧洲“比利”风潮的典型案例，比利时国家内部法语和荷兰语两大族群的利益冲突，更在整个欧洲代表了“法国文化圈”和“荷兰文化圈”之间难以调和的文化和价值差异，而威胁到整个欧洲大一统的前途。
经济差距背后的文化差异
“乱邦”伊拉克去年持续了9个月的组阁危机，并不引人诧异。而在民主政治高度成熟的欧洲中心比利时，自从去年6月的议会大选以来，新政府至今难产，甚至在下半年比利时轮值欧盟主席期间，也只是由上届“跛鸭”看守政府临时维持，新议会的党派僵局时下毫无破解迹象，连《纽约时报》新近都挖苦说眼看会打破伊拉克的组阁危机纪录。这实在是今天欧洲内部矛盾深重的最好写照，无怪《世界报》上出现忧心忡忡的社论。
比利时政治危机的表面原因，是在说荷兰语(佛兰芒语)的北部佛兰德人区，主张地区独立的保守新佛兰德联盟(N-VA)成为第一大党，获得比利时议会150席中的27席，而在南部说法语的瓦隆尼亚(Wallonia)地区，则是左翼的社会党获胜，得到26席，造成比利时政治严重区域化，议会里的最大两党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利益南辕北辙，缺乏最起码的国内政策交集。其余政党席少言轻，同样各自为战，所以新政府长期难产。
这一政治僵局的深层原因，是几_十年来欧洲福利主义的“欢乐聚会”，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难以为继。在经济“盛世”时代一直相安无事的比利时主要族群之间，随着经济发展的减缓停滞，长期积蓄的文化差异和经济差距终于“浮出水面”。佛兰德区分离主义从原来边缘和极端分子的喧嚷，进入主流政治，主张“佛独”的新佛兰德联盟在上届大选后一跃成为比国议会第一大党。
“佛独”运动的主因，是佛兰德区人口缴付的税收远远大于联邦政府在该区的支出给付，事实上长期为南方法语区人口享受的社会福利“埋单”。从更大的视角，佛兰德区与瓦隆尼亚地区今天互不相让、斤斤“比利”的争执，也正是整个欧元区近年来因为多国债务危机而风雨飘摇的缩影。
比利时的内部分化，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表现了整个欧盟内部的文化差异：说法语的南部瓦隆尼亚代表了从法国到南欧拉丁语民族各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再加类似地中海文化的希腊，民众注重生活享受，公私都无法量入为出，经济上主要靠消费增长刺激，导致无节制的政府开支和公私债务。对比之下’说荷兰语的佛兰德区则代表了日尔曼语各族国家——德国、荷兰、丹麦和北欧诸国(瑞士也有七成以上人口说德语)，朝野都以勤俭节约著称，发展上注重制造业和其他“实体”经济，并且具有较强的“工作伦理”。在最新一轮欧洲经济衰退中，除了曾经陷于银行债务危机的冰岛，日尔曼语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财政情况都明显优于拉丁语国家。
分化诱因：宗教、非殖民和地域
讲起“工作伦理”在“法国荷兰比利时”中的作用，必须提到欧洲内部文化分野的另一历史性因素——宗教。上述拉丁语民族各国，至今都仍然以信奉天主教的人口为主，而宗教改革以后兴起的基督教新教各教派，则主要分布在日尔曼语民族国家(包括英国)。所以两者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传统上被认为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工作伦理”有关，尤其是新教加尔文教派强调的“发财光荣”哲学。这一因果关系“最强”的证据，无过于同说英语(属于日尔曼语族)的英国和爱尔兰的经济发展差异。
但是近年来的经济学研究，日益挑战韦伯的“新教工作伦理”，而认为天主教人口与新教人口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实际上受到教育水平和妇女地位等社会文化因素的驱动，而与宗教信仰没有直接关系。比利时国内的南北“比利”，正好为这种新理论提供了注脚。
这是因为比利时通过1830年的“比利时革命”立国，以及百多年来的内部稳定，正是因为比国说荷兰语的佛兰德族人口与瓦隆尼亚法语人口一样，大多信奉天主教，所以对加入新教势力蓬勃的荷兰组成“大荷兰”并无兴趣。但是这一政局也揭示了欧洲拉丁语天主教诸国经济实力的另一历史性因素——殖民主义。
在西方世界殖民史上，拉丁语天主教国家的地盘和势力显著强于新教日尔曼语国家：西班牙在南美洲、法国在北非、中非和印度支那、葡萄牙在南(巴西)和南部非洲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都形成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天主教比利时也不甘落后，曾经在非洲占有资源极为丰富的比属刚果(扎伊尔)。更有甚者，比属刚果曾经是比利时国王的私产，比利时在当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野蛮统治和掠夺，成千上万的土著工人(包括未成年童工)因为“懒惰”遭到被截肢的惩罚，因此致死的人口达到数百万甚至千万以上。
在殖民地收入的帮助下，比国南部法语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上一直高于北部，成为荷兰语佛兰德人长期安居法语主导的比国“顺民”的重要因素。但是自从二战以后非殖民运动以来，比国失去了这一海外财源，佛兰德人区的经济发展逐渐超过法语区，而催生了今天如火如荼的“佛独”运动。根据新佛兰德联盟党魁Bart De Wever新近对德国《明镜》周刊的谈话，“比利时没有未来”，“是个失败的国家”，除了位于北部的首都布鲁塞尔这一棘手的法语飞地，佛兰德区的独立只是时间问题。De Wever毫不讳言“佛独”的目的：制止目前以北部地区每年的亿万税收来支持南部法语区的福利享受，“像满足吸毒者的毒瘾”一样。
不妨注意到欧洲目前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导致的分离主义，常常出现类似的南北对立模式。除了整个欧洲范围的日耳曼语国家对拉丁语国家的矛盾，还有拉丁语天主教意大利国内北方联盟党(Lega Nord)领导的“北独”运动，和属于新教和日耳曼语族的英国内部的苏格兰独立运动。因此不能不看到某种“地理／气候决定论”的因素，产生了相当普遍的“北部勤劳”和“南部享乐”的地域文化差异。
一味“比利”，恐因小失大
回到本文的主题，欧洲各国和国内不同区域间日渐强烈的“比利”潮流，也即自身利益至上的政治诉求，是近年全球性衰退和欧洲传统福利主义模式难以为继的自然产物。欧洲各国多年寅吃卯粮的超前消费纷纷导致无法持续的财政危机，各国和国内的地区差异也因此日渐表面化。
日耳曼语诸国相对勤俭的纳税人，加紧勒紧裤带之外，更紧盯自身的税款不会被政客挪移去为别人和他国不负责任的享乐恶果“埋单”。而过惯“花天酒地”日子的拉丁语诸国，则不得不恳求欧盟“劫富济贫”，帮助解救自己的财务亏空。就是战后欧洲和平统一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龙头——“法德联姻(le couple franco-allemand)”，在半个多世纪的经济一体化之后，两国人口之间依然存在显著的“享乐”和“勤劳”社会的文化差别，而在当前“法国荷兰比利时”的利益比较关头明显反映出来。
加剧欧洲各国“比利”心态的，除了基层民众的眼前困难，还有精英阶层的历史“代沟”因素。最早开创欧洲一体化过程的政治领袖，亲身经历了被亨廷顿称为“西方文明内战”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惨重危害，此后继续推动欧洲统一的欧洲精英也大都亲尝二战的恶果，而能够适当抑制本国本地的局部利益。如今新一代欧洲领袖不再有此历史体验，而难免在选民政治促动下突出本国本地的利益。如果欧洲领袖继续在经济低迷之中各自“比利”，而忽视和忘却欧洲经济“盛世”时代统一欧元区和欧盟市场带来的贫富共赢局面，不仅欧元的可持续性堪忧，欧洲大一统的步伐和前景，也不能不遭受显著的逆转。
元月25日法国《世界报》的社论《比利时的内争，欧元区的危险》，不禁令人想起曾经风行中国旧文坛的一则“无情对”(羊角对)：公门桃李争荣日，法国荷兰比利时。此对的下联，不意成为今天欧洲大一统宏图面临深刻危机的谶语。
这是因为欧盟和欧元面对的“生存威胁”，一言以蔽之，正是欧洲各国、区域和族群对各自不同利益的比较、维护和争夺。更凑巧的，是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所在的比利时，不仅成为近年欧洲“比利”风潮的典型案例，比利时国家内部法语和荷兰语两大族群的利益冲突，更在整个欧洲代表了“法国文化圈”和“荷兰文化圈”之间难以调和的文化和价值差异，而威胁到整个欧洲大一统的前途。
经济差距背后的文化差异
“乱邦”伊拉克去年持续了9个月的组阁危机，并不引人诧异。而在民主政治高度成熟的欧洲中心比利时，自从去年6月的议会大选以来，新政府至今难产，甚至在下半年比利时轮值欧盟主席期间，也只是由上届“跛鸭”看守政府临时维持，新议会的党派僵局时下毫无破解迹象，连《纽约时报》新近都挖苦说眼看会打破伊拉克的组阁危机纪录。这实在是今天欧洲内部矛盾深重的最好写照，无怪《世界报》上出现忧心忡忡的社论。
比利时政治危机的表面原因，是在说荷兰语(佛兰芒语)的北部佛兰德人区，主张地区独立的保守新佛兰德联盟(N-VA)成为第一大党，获得比利时议会150席中的27席，而在南部说法语的瓦隆尼亚(Wallonia)地区，则是左翼的社会党获胜，得到26席，造成比利时政治严重区域化，议会里的最大两党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利益南辕北辙，缺乏最起码的国内政策交集。其余政党席少言轻，同样各自为战，所以新政府长期难产。
这一政治僵局的深层原因，是几_十年来欧洲福利主义的“欢乐聚会”，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难以为继。在经济“盛世”时代一直相安无事的比利时主要族群之间，随着经济发展的减缓停滞，长期积蓄的文化差异和经济差距终于“浮出水面”。佛兰德区分离主义从原来边缘和极端分子的喧嚷，进入主流政治，主张“佛独”的新佛兰德联盟在上届大选后一跃成为比国议会第一大党。
“佛独”运动的主因，是佛兰德区人口缴付的税收远远大于联邦政府在该区的支出给付，事实上长期为南方法语区人口享受的社会福利“埋单”。从更大的视角，佛兰德区与瓦隆尼亚地区今天互不相让、斤斤“比利”的争执，也正是整个欧元区近年来因为多国债务危机而风雨飘摇的缩影。
比利时的内部分化，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表现了整个欧盟内部的文化差异：说法语的南部瓦隆尼亚代表了从法国到南欧拉丁语民族各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再加类似地中海文化的希腊，民众注重生活享受，公私都无法量入为出，经济上主要靠消费增长刺激，导致无节制的政府开支和公私债务。对比之下’说荷兰语的佛兰德区则代表了日尔曼语各族国家——德国、荷兰、丹麦和北欧诸国(瑞士也有七成以上人口说德语)，朝野都以勤俭节约著称，发展上注重制造业和其他“实体”经济，并且具有较强的“工作伦理”。在最新一轮欧洲经济衰退中，除了曾经陷于银行债务危机的冰岛，日尔曼语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财政情况都明显优于拉丁语国家。
分化诱因：宗教、非殖民和地域
讲起“工作伦理”在“法国荷兰比利时”中的作用，必须提到欧洲内部文化分野的另一历史性因素——宗教。上述拉丁语民族各国，至今都仍然以信奉天主教的人口为主，而宗教改革以后兴起的基督教新教各教派，则主要分布在日尔曼语民族国家(包括英国)。所以两者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传统上被认为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工作伦理”有关，尤其是新教加尔文教派强调的“发财光荣”哲学。这一因果关系“最强”的证据，无过于同说英语(属于日尔曼语族)的英国和爱尔兰的经济发展差异。
但是近年来的经济学研究，日益挑战韦伯的“新教工作伦理”，而认为天主教人口与新教人口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实际上受到教育水平和妇女地位等社会文化因素的驱动，而与宗教信仰没有直接关系。比利时国内的南北“比利”，正好为这种新理论提供了注脚。
这是因为比利时通过1830年的“比利时革命”立国，以及百多年来的内部稳定，正是因为比国说荷兰语的佛兰德族人口与瓦隆尼亚法语人口一样，大多信奉天主教，所以对加入新教势力蓬勃的荷兰组成“大荷兰”并无兴趣。但是这一政局也揭示了欧洲拉丁语天主教诸国经济实力的另一历史性因素——殖民主义。
在西方世界殖民史上，拉丁语天主教国家的地盘和势力显著强于新教日尔曼语国家：西班牙在南美洲、法国在北非、中非和印度支那、葡萄牙在南(巴西)和南部非洲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都形成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天主教比利时也不甘落后，曾经在非洲占有资源极为丰富的比属刚果(扎伊尔)。更有甚者，比属刚果曾经是比利时国王的私产，比利时在当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野蛮统治和掠夺，成千上万的土著工人(包括未成年童工)因为“懒惰”遭到被截肢的惩罚，因此致死的人口达到数百万甚至千万以上。
在殖民地收入的帮助下，比国南部法语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上一直高于北部，成为荷兰语佛兰德人长期安居法语主导的比国“顺民”的重要因素。但是自从二战以后非殖民运动以来，比国失去了这一海外财源，佛兰德人区的经济发展逐渐超过法语区，而催生了今天如火如荼的“佛独”运动。根据新佛兰德联盟党魁Bart De Wever新近对德国《明镜》周刊的谈话，“比利时没有未来”，“是个失败的国家”，除了位于北部的首都布鲁塞尔这一棘手的法语飞地，佛兰德区的独立只是时间问题。De Wever毫不讳言“佛独”的目的：制止目前以北部地区每年的亿万税收来支持南部法语区的福利享受，“像满足吸毒者的毒瘾”一样。
不妨注意到欧洲目前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导致的分离主义，常常出现类似的南北对立模式。除了整个欧洲范围的日耳曼语国家对拉丁语国家的矛盾，还有拉丁语天主教意大利国内北方联盟党(Lega Nord)领导的“北独”运动，和属于新教和日耳曼语族的英国内部的苏格兰独立运动。因此不能不看到某种“地理／气候决定论”的因素，产生了相当普遍的“北部勤劳”和“南部享乐”的地域文化差异。
一味“比利”，恐因小失大
回到本文的主题，欧洲各国和国内不同区域间日渐强烈的“比利”潮流，也即自身利益至上的政治诉求，是近年全球性衰退和欧洲传统福利主义模式难以为继的自然产物。欧洲各国多年寅吃卯粮的超前消费纷纷导致无法持续的财政危机，各国和国内的地区差异也因此日渐表面化。
日耳曼语诸国相对勤俭的纳税人，加紧勒紧裤带之外，更紧盯自身的税款不会被政客挪移去为别人和他国不负责任的享乐恶果“埋单”。而过惯“花天酒地”日子的拉丁语诸国，则不得不恳求欧盟“劫富济贫”，帮助解救自己的财务亏空。就是战后欧洲和平统一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龙头——“法德联姻(le couple franco-allemand)”，在半个多世纪的经济一体化之后，两国人口之间依然存在显著的“享乐”和“勤劳”社会的文化差别，而在当前“法国荷兰比利时”的利益比较关头明显反映出来。
加剧欧洲各国“比利”心态的，除了基层民众的眼前困难，还有精英阶层的历史“代沟”因素。最早开创欧洲一体化过程的政治领袖，亲身经历了被亨廷顿称为“西方文明内战”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惨重危害，此后继续推动欧洲统一的欧洲精英也大都亲尝二战的恶果，而能够适当抑制本国本地的局部利益。如今新一代欧洲领袖不再有此历史体验，而难免在选民政治促动下突出本国本地的利益。如果欧洲领袖继续在经济低迷之中各自“比利”，而忽视和忘却欧洲经济“盛世”时代统一欧元区和欧盟市场带来的贫富共赢局面，不仅欧元的可持续性堪忧，欧洲大一统的步伐和前景，也不能不遭受显著的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