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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汪毓和编著的我国第一部用于教学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一书，虽经几次修正再版，但仍招致很多学者批评，并由此引发了关于“重写音乐史”的讨论。本文剖析了该书产生的特殊社会背景及历史局限性，充分肯定了其史学价值，从尊重史实的角度提出了对“重写音乐史”的几点看法。
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重写音乐史” 尊重史实
在学习中国音乐史近现代部分时接触到的第一本教材便是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一书。这本教材对于刚刚接触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学生来说，应该是非常详尽的了。“它向我们介绍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历时100多年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对其间的重大音乐历史事件、代表人物、重要作品做了详细的介绍。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公开出版发行的有关论述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发展的史学专著”（徐士家语）。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以历史发展为序，将各个历史时期分章论述，并与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紧密结合，也正因为此，使得这本书在现时期遭到了很多负面的评价。
本书最初编写于1959年，1964年作为中央音乐学院试用教材内部发行（以下简称64内部版），1984年正式出版（以下简称84版），后又分别于1994年、2002年两次修订再版。四个版本中我阅读过的只有1994年的修订版（以下简称94版）和2002年的第二次修订版（以下简称02版）。比较来看，两个版本整体框架没有太大改变，02版在94版原有基础上对内容作了一定的补充，并增添了一些未曾涉及的内容，如：1927年以前“军歌”的发展情况、二三十年代城市音乐生活的概况，以及对部分音乐家作品的评介，等等。另外，02版将注释由脚注改为每章后尾注，并删除了94版附录中的“作品及出版物索引”、“人物索引”和“其他名词索引”，这样使用起来并没有以前方便了，多少有些遗憾。本书最早的两个版本（即64内部版和84版），通过阅读高洪波《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四个版本的比较分析——“重写音乐史”相关问题的综述》一文也略有了解。总的来说，之前的两个版本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历史局限性，表现出比较严重的“左”的思想，对一些历史现象和人物缺乏客观的评价，不过这些问题在其后的修订版中都得到了修正。
汪毓和对四个版本的一步步修订，正体现了他几十年来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工作中的辛勤付出和与时俱进的进步思想。1959年前后是中国“大跃进”和“左”倾错误思想产生并严重泛滥的时期。本书虽经过多次修订，但毕竟还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必然打上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烙印，并且修订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并不是完全的重写，因此，很多学者对这本书给予了批评，并由此引发了关于“重写音乐史”的讨论。香港学者刘靖之认为本书与政治联系过于紧密，并且是错误思想指导下的产物，讽刺其为“中共音乐史”（汪毓和语）。黄旭东评价这本书“基本上是一部残缺不全，顾此失彼；条块分割，缺少联系；苛求前人，有违事理；全书体例，前后不一；篇幅安排，不合比例；未能全面论述中国近代音乐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音乐史作”（黄旭东语）。我认为这些批评是非常严厉、苛刻的。作为国内唯一一本系统论述近现代音乐史的专著，并依然广泛应用于教学中的一本教科书，它真的是如此糟糕吗？带着疑问，我阅读了这些提出批评意见的学术论文，并针对提出的具体问题又仔细阅读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94版和02版的部分章节。在此谈几点自己的认识。
首先，本书的确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可能在早先的64内部版、84版中更为突出。这与它诞生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在整个大环境下，很难想象如果不是这样一本与政治相联系、迎合上层意识形态的著作，那它能否生存到今日？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这一错误而否定这本著作的全部价值。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本书的作者还是音乐界的各位学者都在为改正这个错误而努力。另外，即使这是一本带着“左”倾错误思想写成的一本错误的音乐史，我想也不该将它从历史中抹去，因为这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不能因为后人意识到这是错误的、不光彩的就将它擦掉。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本音乐史也是值得后人研究的，对后人看待、研究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次，在黄旭东《应还近代音乐史以本来面目，要给前辈音乐家以科学评价——评汪毓和先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一文中提到的很多具体问题，事实上在94版中已经得到修正。汪毓和汲取同行学者的意见，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重新进行审视，一一加以修正。虽然仍然存在一些错误，但从其之后的第二次修订版中便可看出汪毓和一直投身于研究中，并且积极地汲取广大学者意见，取长补短。黄旭东在文中却一直强调84版中因“左”倾思想导致的对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公正的评价，显得有些乏味。另外，在讨论对一些人物的评价问题方面，黄旭东也有夸大其词、以偏概全之嫌。例如在“应予肯定或无可厚非而被曲解或贬抑的人与事”部分谈到关于黄自的问题，仅因汪毓和书中一句非正面的评价，就判定其曲解、贬抑了黄自，这显然是不公平的。黄旭东列举的那些表现黄自爱国主义情感的作品《抗敌歌》、《旗正飘飘》等，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94版）中都有表述，并且都明确地评价了这些作品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热情。从94版对黄自的整篇评价来看，作者肯定黄自历史地位的观点是鲜明的，怎能因某一句话就判定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问题呢？难道评价历史人物就必须一味地说好或者不好，不能加入一点自己的认识看法？我认为即使是学术争论，也应该抱有宽容的心，理性的争论。争论的目的是在于发展学术、推动整个学科建设向前发展，而不是停留在原地挑别人的毛病、翻别人的旧帐。
最后，以上所说并不代表我认为汪毓和这本《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就是很好的、没有问题的。这本书的不足之处已有很多论文讨论指出了，如入史的人物、事件不全面，主次比例不当，对传统的、民间的音乐发展关注太少，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多方面原因。有人指出：很多学者提出的见解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是一本教材这一特点，历史教材的编写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不能如史学专著那样尽可能的详尽（高洪波语）。我觉得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试想如果用一本厚厚的、非常详尽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作为教材，对学生、对老师都是不适宜的。学生需要在短暂的时间里对近现代音乐史有全面的了解，并掌握较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老师在规定的课时内要教授完这些内容，教材自然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所取舍、有详有略。但本书中缺失的一些较为重要的人物、事件还是要有待补充和修订的。汪毓和在自己的第二次修订说明中也谦逊地表明“深感自己受到学力和精力的限制，因此，非常可能在‘第二次修订版’面世时，又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并表示“支持一切希望改进音乐史研究的意见”，愿意“不断‘重写’、‘修订’”。
“重写音乐史”的提出有其必然性，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本来就是一个逐步拓宽、深入的过程。随着音乐史学事业的不断发展，更多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提出“重写音乐史”是符合音乐史学发展要求的。但这种重写不应该将原有成果全盘否定，而应该建立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积极寻求其他角度，以新的视角重新书写。不能仅仅呼吁重写音乐史，更要实际地投入到音乐史的研究中去，对如何重写提出建设性意见，提出新的研究成果，为音乐史学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重写音乐史” 尊重史实
在学习中国音乐史近现代部分时接触到的第一本教材便是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一书。这本教材对于刚刚接触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学生来说，应该是非常详尽的了。“它向我们介绍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历时100多年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对其间的重大音乐历史事件、代表人物、重要作品做了详细的介绍。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公开出版发行的有关论述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发展的史学专著”（徐士家语）。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以历史发展为序，将各个历史时期分章论述，并与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紧密结合，也正因为此，使得这本书在现时期遭到了很多负面的评价。
本书最初编写于1959年，1964年作为中央音乐学院试用教材内部发行（以下简称64内部版），1984年正式出版（以下简称84版），后又分别于1994年、2002年两次修订再版。四个版本中我阅读过的只有1994年的修订版（以下简称94版）和2002年的第二次修订版（以下简称02版）。比较来看，两个版本整体框架没有太大改变，02版在94版原有基础上对内容作了一定的补充，并增添了一些未曾涉及的内容，如：1927年以前“军歌”的发展情况、二三十年代城市音乐生活的概况，以及对部分音乐家作品的评介，等等。另外，02版将注释由脚注改为每章后尾注，并删除了94版附录中的“作品及出版物索引”、“人物索引”和“其他名词索引”，这样使用起来并没有以前方便了，多少有些遗憾。本书最早的两个版本（即64内部版和84版），通过阅读高洪波《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四个版本的比较分析——“重写音乐史”相关问题的综述》一文也略有了解。总的来说，之前的两个版本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历史局限性，表现出比较严重的“左”的思想，对一些历史现象和人物缺乏客观的评价，不过这些问题在其后的修订版中都得到了修正。
汪毓和对四个版本的一步步修订，正体现了他几十年来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工作中的辛勤付出和与时俱进的进步思想。1959年前后是中国“大跃进”和“左”倾错误思想产生并严重泛滥的时期。本书虽经过多次修订，但毕竟还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必然打上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烙印，并且修订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并不是完全的重写，因此，很多学者对这本书给予了批评，并由此引发了关于“重写音乐史”的讨论。香港学者刘靖之认为本书与政治联系过于紧密，并且是错误思想指导下的产物，讽刺其为“中共音乐史”（汪毓和语）。黄旭东评价这本书“基本上是一部残缺不全，顾此失彼；条块分割，缺少联系；苛求前人，有违事理；全书体例，前后不一；篇幅安排，不合比例；未能全面论述中国近代音乐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音乐史作”（黄旭东语）。我认为这些批评是非常严厉、苛刻的。作为国内唯一一本系统论述近现代音乐史的专著，并依然广泛应用于教学中的一本教科书，它真的是如此糟糕吗？带着疑问，我阅读了这些提出批评意见的学术论文，并针对提出的具体问题又仔细阅读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94版和02版的部分章节。在此谈几点自己的认识。
首先，本书的确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可能在早先的64内部版、84版中更为突出。这与它诞生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在整个大环境下，很难想象如果不是这样一本与政治相联系、迎合上层意识形态的著作，那它能否生存到今日？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这一错误而否定这本著作的全部价值。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本书的作者还是音乐界的各位学者都在为改正这个错误而努力。另外，即使这是一本带着“左”倾错误思想写成的一本错误的音乐史，我想也不该将它从历史中抹去，因为这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不能因为后人意识到这是错误的、不光彩的就将它擦掉。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本音乐史也是值得后人研究的，对后人看待、研究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次，在黄旭东《应还近代音乐史以本来面目，要给前辈音乐家以科学评价——评汪毓和先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一文中提到的很多具体问题，事实上在94版中已经得到修正。汪毓和汲取同行学者的意见，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重新进行审视，一一加以修正。虽然仍然存在一些错误，但从其之后的第二次修订版中便可看出汪毓和一直投身于研究中，并且积极地汲取广大学者意见，取长补短。黄旭东在文中却一直强调84版中因“左”倾思想导致的对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公正的评价，显得有些乏味。另外，在讨论对一些人物的评价问题方面，黄旭东也有夸大其词、以偏概全之嫌。例如在“应予肯定或无可厚非而被曲解或贬抑的人与事”部分谈到关于黄自的问题，仅因汪毓和书中一句非正面的评价，就判定其曲解、贬抑了黄自，这显然是不公平的。黄旭东列举的那些表现黄自爱国主义情感的作品《抗敌歌》、《旗正飘飘》等，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94版）中都有表述，并且都明确地评价了这些作品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热情。从94版对黄自的整篇评价来看，作者肯定黄自历史地位的观点是鲜明的，怎能因某一句话就判定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问题呢？难道评价历史人物就必须一味地说好或者不好，不能加入一点自己的认识看法？我认为即使是学术争论，也应该抱有宽容的心，理性的争论。争论的目的是在于发展学术、推动整个学科建设向前发展，而不是停留在原地挑别人的毛病、翻别人的旧帐。
最后，以上所说并不代表我认为汪毓和这本《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就是很好的、没有问题的。这本书的不足之处已有很多论文讨论指出了，如入史的人物、事件不全面，主次比例不当，对传统的、民间的音乐发展关注太少，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多方面原因。有人指出：很多学者提出的见解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是一本教材这一特点，历史教材的编写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不能如史学专著那样尽可能的详尽（高洪波语）。我觉得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试想如果用一本厚厚的、非常详尽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作为教材，对学生、对老师都是不适宜的。学生需要在短暂的时间里对近现代音乐史有全面的了解，并掌握较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老师在规定的课时内要教授完这些内容，教材自然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所取舍、有详有略。但本书中缺失的一些较为重要的人物、事件还是要有待补充和修订的。汪毓和在自己的第二次修订说明中也谦逊地表明“深感自己受到学力和精力的限制，因此，非常可能在‘第二次修订版’面世时，又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并表示“支持一切希望改进音乐史研究的意见”，愿意“不断‘重写’、‘修订’”。
“重写音乐史”的提出有其必然性，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本来就是一个逐步拓宽、深入的过程。随着音乐史学事业的不断发展，更多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提出“重写音乐史”是符合音乐史学发展要求的。但这种重写不应该将原有成果全盘否定，而应该建立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积极寻求其他角度，以新的视角重新书写。不能仅仅呼吁重写音乐史，更要实际地投入到音乐史的研究中去，对如何重写提出建设性意见，提出新的研究成果，为音乐史学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