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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马克·吐温似乎有两个，一个是读者眼中的马克·吐温，一个是批评家眼中的马克·吐温。在读者看来，马克·吐温幽默、滑稽、诙谐，夸张得要命，可又蛮真实的，有时还带点刺儿；他的美国味道很足，男女老少都喜欢读。在批评家看来，事情就复杂了。马克·吐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是无害的滑稽家，还是社会讽刺家？早期这么乐观，后来为什么这么悲观？他到底是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天才，还是看风使舵的庸人？他究竟是热爱美国还是痛恨美国？……这些涉及到对他总评价的问题近一百年以来没有停止过争议，是一大研究课题，在美国叫做“马克·吐温问题”。
上世纪六十年代，马克·吐温是以“说笑话的能手”登上美国文坛的。一般的评论文章或者文学年鉴总是把他与“滑稽作家”、“幽默家”、“滑稽小品的作者”归成一类，其特长是“为大多数人提供无害的消遣”。
马克·吐温生前遭到最猛烈的抨击是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发表之后。这部作品先在英国出版(一八八四)，后在美国《世纪杂志》上选登(一八八五)。选登时编辑为了“保护读者趣味”，删掉不少“粗话”和“低级描写”。即使经过防疫措施，高雅的读者还是抗议以讲究文体著称的《世纪杂志》居然发表这样低级庸俗的东西。但是，马克·吐温好象没有听见这样的批评，也不怕戴“败坏英语文风的主要代表”这顶帽子，在美国出版《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时居然一字不改。
阿堪萨斯的《旅行家》宣布说：“这本书因庸俗粗糙受到谴责”，这是因为“庸俗幽默的时代已经过去”，“由于读者趣昧日趋高雅，夸张的幽默也为时不久了。将来的幽默必须纯净和忠实。”
标准的“少年优秀读物”《小妇人》(一八六八——一八六九)的作者阿尔柯特奉劝马克·吐温：“如果克列门斯先生找不出什么好东西的话，那么最好就别为我们思想单纯的少年男女写作了。”
为什么后来证明是美国十九世纪的一部杰作在当时受到如此冷遇呢？
马克·吐温是西部作家，他的创作素材都是在西部获得的。粗犷、开放、幽默的艺术特色也是西部的。但美国当时的文化中心是在东部，西部作家的命运操在东部批评家手里。东部批评家有时也欣赏西部的幽默作品，不过那是为了猎奇，为了消遣，并不认为这是严肃的文学创作。在他们眼里，幽默家无异于滑稽演员，专长插科打诨，不能与当时的名家爱默生、朗费罗、霍尔姆斯等人并提。他们的文学趣味是“一个名叫维多利亚的时代传到美国来的，当时粗鲁的美国人忽然发了大财，就要寻求一些行为的准则，用来掩盖他们的粗俗，要有一些上流的新式男女来做做榜样。书中必须告诉人们，怎样才是正派的，作家们也就这样写了。”①这大体上就是所谓斯文传统，斯文传统的绅士批评家怎么能赞成把流浪儿、黑奴当作主人公？行骗、宿怨、格斗怎能成为文学题材？赌咒、发誓、骂人话算什么文学语言？东部批评家可以欣赏马克·吐温的幽默才能，却不承认他有什么严肃的创作目的。
转机出现在八十年代末。那时候马克·吐温已经出版了《汤姆索亚历险记》、《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一八八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人》(一八八九)等四部重要作品，通过创作实践，他自己也逐渐认识到幽默的作用，并且懂得怎样在理论上保卫自己。他指出“幽默家虽然轻松，却有一个严肃的目的”——“嘲弄虚伪，揭露伪装”，幽默家是“王公贵族、特权人物和一切骗人玩意儿的天敌，是人类权利、人类自由的天然朋友”。②一些早就认出马克·吐温不同凡响的批评家、作家，如C.H.威伯、勃瑞特·哈特、威·迪·豪威尔斯，现在不再是少数派，他们当初的意见越来越为多数人所接受，其中豪威尔斯(W.D.Ho wells)的观点尤其明确。作为有影响的批评家，他指出，马克·吐温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幽默家，在于“笑话里含严肃的意味，这是他反复思考政治、社会可笑之处以后所采取的表达的方式”。一九一0年，马克·吐温去世那一年，豪威尔斯在《我的马克·吐温》(MyMarkTwain)一书中作出当时对马克·吐温的最高评价：
爱默生、朗费罗、洛威尔、霍尔姆斯——这些人我都认识，我还认识我们其他的智者、诗人、先知、批评家、幽默作家；他们互相类似，象其他文人一样；但是克列门斯是独一无二的，无法企及的，他是我们文学中的林肯。
正当马克·吐温在天堂与塞万提斯、莫里哀等喜剧大师欢聚的时候，人类又传噩耗。一九二○年，一位名叫范·魏克·布鲁克斯(Van WyckBrooks)的批评家，运用精神分析法对马克·吐温进行解剖，发表了一部全面否定马克·吐温的专著——《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The Ordealof Mark Twain)。他认为马克·吐温是一位天生的艺术家，却具有屈从环境的软弱性，在加尔文教、金钱诱惑和东部上层阶级文学趣味的强大压力下经不起考验，终归失败。
布鲁克斯把马克·吐温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童年是在一个缺乏温暖的家庭里度过的。他幼时有梦游症，说明他有两个自己、两种倾向、两种愿望：一方面要表现个性，一方面又屈从母亲。他站在父亲的棺材前向母亲保证今后“要做个好孩子”，证明他顺从严禁自己的加尔文教的社会环境。他家庭之外的生活环境同样糟糕：汉尼伯尔镇地处开发不久的中西部，是“文化的沙漠”，“天才的种子必然会死亡”。第二阶段中，在密西西比河上四年的领港生活，是他与社会关系最融洽的时间：他赚钱，家里人满意；又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智，所以《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开头几章写得极有诗意。可是到了西部之后，他为投机发财的社会风气所包围，又一次放弃艺术的追求，头枕找矿致富的美梦。那么他是怎么成为作家的呢？布鲁克斯说：“他下意识的愿望是当艺术家，但这是发挥个性的行业，而发挥个性在他母亲看来是罪恶，在社会看来是耻辱。母亲和社会这两个方面都要求他做个生意人，而他又不可能调动自己身上必需的能量去满足这个要求。美国作家们一生中经常遇到这种困境！我们看到，这种困境终于导致马克·吐温变成了幽默家。”③按布鲁克斯的理解，马克·吐温之当幽默家，与他想找到矿脉发财同出一源，是他又一次出卖自己艺术天才的例证。
第三阶段是到东部同奥丽维亚·兰登结婚之后。布鲁克斯认为，这位富商的小姐生活圈子狭窄，唯父辈意见是从。马克·吐温为了博得她的欢心，不得不同时讨好她那个社会圈子，而那个高雅而又庸俗的社会之所以接受这个“没有教养的”西部幽默家不是看中了他的才能，而是因为他的才能能够赚钱。奥丽维亚根本认识不到她的丈夫是天才，却以自己平庸的文学趣味把关，经常删改马克·吐温的作品。她居然认为《王子与贫儿》比《哈克贝利·费恩》高得多！马克·吐温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天才去炮制迎合群众趣味、能赚大钱的小说。布鲁克斯惋惜地说“马克·吐温实际上找了一个第二个母亲”！另一个对他发生巨大影响的人是《大西洋月刊》主编、全国闻名的批评家、作家豪威尔斯。马克·吐温把他当成“解罪神父”，豪威尔斯怎么说他怎么改，把他的批评意见当作金科玉律，而豪威尔斯的主张是描写“生活温和的一面”，“力求避免使自己和读者痛苦的题材”。“斯文传统”就是“通过豪威尔斯改造了马克·吐温”。
这里，布鲁克斯再次运用他的“双重性格说”：马克·吐温身上“那个不自觉的自我”本能地反叛豪威尔斯的艺术观点，他大骂简·奥斯丁就是发泄对豪威尔斯的不满，因为后者把简·奥斯丁推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但马克·吐温的软弱性是主导的，心甘情愿把自己摆在从属豪威尔斯的地位。
布鲁克斯认为，马克·吐温在“第二个母亲”和“解罪神父”的改造下，扼杀了艺术的自我。他到晚年懊恼不已，连声诅咒人生。他“谴责失败的人生，恰恰表现了他自身的失败。”这是布鲁克斯最后的诊断：
马克·吐温是一个受到破坏的灵魂，受挫折的牺牲品。正如精神分析学家所提供的无数病例一样，仅这一点就足以解释他晚年的懊丧。他受到阻碍，遭到分裂，甚至违反了自己的本性；因此他身上的诗人、艺术家本性萎缩成了愤世嫉俗者，整个儿人成了一个精神虚弱者。
《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发表后引起巨大的反响。反对的有之，赞同的也有之。
布鲁克斯的分析无疑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最明显是方法论的错误。他不是全面考察马克·吐温的全部材料，分清主次得出结论，而是先有一套概念，然后选用有利于自己的材料。其次，他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阿·庇·佩因(A1bert Bigelow Pai-ne)的马克·吐温传记，这本传记出版较早，有些材料不甚可靠，如马克·吐温站在父亲棺材前向母亲保证这一传说。同时，作者否定西部幽默也暴露了他贵族化的偏见，他把这种文学形式与传统的形式对立起来，说明他自己也还没有摆脱“斯文传统”的影响。
然而，《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仍然是马克·吐温批评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布鲁克斯提出的问题是实际存在的。马克·吐温某些作品质量不高，明显是为赚钱仓促成章；这不能说同美国商业社会毫无关系；他后期确有悲观懊丧情绪，尤其表现在《什么叫做人？》和《神秘的陌生人》中。这些问题是严肃的，不容回避的。而且布鲁克斯作为有独立见解、有远见的批评家，一直怀有严肃的目的。他的本意是想打破清教主义对美国文学的束缚，抵制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的腐蚀，他是为创造新文化而呐喊。所以马尔科姆·考莱说，自“布鲁克斯以来，批评风气为之一变”。④
可惜的是，布鲁克斯在选择马克·吐温作靶子的时候，由于对西部文化的无知，又套用他一知半解的精神分析知识，使自己丧失应有的说服力。
布鲁克斯的观点自然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批驳最猛烈的是伯纳特·德沃托(Bernard Devoto)，他的《马克·吐温的美国》(Mark Twain’sAmerica，一九三二)是捍卫马克·吐温的代表性著作。
德沃托的主要观点有两个：一、西部文化造就了马克·吐温，而不是相反。二、马克·吐温到了东部以后，没有把自己出卖给绅士阶级。
德沃托本人来自西部，是研究西部文化的专家。他认为，西部并非一片沙漠，黑人、印第安人和来自各地的白人拓荒者、移民，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在拓荒活动中形成不同于东部的西部文化。许多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经过说故事人、记者和作家们不断的艺术加工，具有粗犷开放、幽默、诙谐等特色。马克·吐温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并且以自己的卓越才能加以发展创造，成为杰出的西部作家。他作品中宽广的视野、诗的质地也都与拓荒地区的大森林、大河和大草原密不可分。德沃托指出，西部也有坏的方面，凶杀、赌博、宿怨、格斗等等时有发生，这一些也在马克·吐温作品中出现，所以马克·吐温表现的是大西南地区整个的文明，是美国的全面形象。
《马克·吐温的美国》还认为马克·吐温夫人和豪威尔斯为马克·吐温作品所作的修改主要是删去粗话、俗语和有可能得罪人的用语，不仅不涉及主要内容，反倒帮助马克·吐温去掉西部幽默中一些低级的东西。“改造马克·吐温”既谈不上，又何来“出卖自己的天才”呢？德沃托总的结论是：
在马克·吐温那个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象他那样接触到美国生活这么多的方面。他思路阔广，不安于现状，不知疲倦，什么事情都要探个究竟。有人说他的幽默不触及那个时代的弊端，实际情况是：我们经过研究之后，发现他那个时代的弊端很少不被他嘲弄过、讽刺过、讥笑过。政府那些不光彩的事情，……包括贿赂、腐败、收买、把人民的正义当儿戏等等，他全评论过。有人说他向社会上的庞然大物投降，然而抨击那个腐败的美国的批评用语“镀金时代”，正是他想出来的。在他创作的宽阔范围之内，社会的烂疮疤他没有一个不揭的。⑤
《马克·吐温的美国》出版后，马克·吐温的批评家们明显分成两派。德沃托之所以没有完全说服布鲁克斯派，原因在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德沃托或者没有涉及(如马克·吐温作品艺术质量的不平衡问题)，或者轻描淡写(如后期悲观情绪问题)。这些不容回避的问题依然关系到对马克·吐温的总评价。马克·吐温许多材料尚未问世，也使两派分歧无法终止。正如德沃托所说“在这些材料未公布的情况下，对马克·吐温的一切批评都不是定论。”
布鲁克斯与德沃托两派之争，也反映到三十年代美国左翼文艺批评家中来。V.F.卡尔弗顿在《美国文学的解放》(一九三二)一书中批驳布鲁克斯的“失败说”，认为马克·吐温《傻子国外旅行记》(一八六九)是“头一部美国作品”，因为“其中的民主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艺术方面”。照卡尔弗顿分析，“生活在他那个时代，全美国甚至美国的劳工运动都是受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所控制，他所能采取的最先进的立场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对吐温这样的人来说，这通常就是革命的立场。”同样是左翼批评家，《新群众》的主编G.希克斯却同意布鲁克斯的观点，说马克·吐温如果“不屈从于传统的压力”，“有可能成为伟大的社会小说家”，而现在只“落得个供人消遣的作者”。埃德加·李·麦斯特斯要求更严，批评马克·吐温只把阶级斗争当作背景，没有当作题材来描写。
经过几十年的讨论，尽管分歧仍然存在，但是在下面四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趋于一致的。
第一，马克·吐温是富于美国民族特色的作家。大家几乎都同意V.L.派灵顿教授⑥的意见：“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作家——在美国土生土长，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语言进行创作，在他身上，欧洲的东西一点都看不见，封建文化最后一条碎片都不剩了。他是地方的、西部的、又是美国大陆的作家。”
第二，他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一部美国名著，无论从社会内容、思想意义，还是从艺术风格、语言技巧方面考虑，都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永远散发出“非常清新”的“青春气息”。⑦
第三，马克·吐温是雅俗共赏的典范。他的作品，读者不论年龄大小，也不论文化修养高低，都喜欢读。这是因为他一些优秀作品具有众多的层次，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幽默形式表现出来。他亦庄亦谐的艺术风格既沟通了他与广大读者之间的渠道，又以丰富的艺术含量进入严肃文学的领域。
(四)马克·吐温的语言艺术是卓越的。他只读过小学，他的语言是从群众中学来的活的语言。他在民间语言的基础上加工锤炼，进一步创造了美国的文学语言，开了一代文风。
四十年代以后，一些学者摆脱了两派之争，对马克·吐温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主要成果是出现了几部优秀的评传和《神秘的陌生人》真本的发现。⑧
如果我们可以把批评家比作画家的话，那么，马克·吐温已经有了好几幅画像。第一幅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这是一名滑稽演员，诙谐幽默，插科打浑，妙语不绝，逗得观众捧腹大笑。在他去世前夕，他的肖像变了：一身白色服装，一头银发，叼着烟斗，斜靠在椅子上，庄重而又慈祥，是一个大文豪在繁重的创作之余偷得一点悠闲。这幅画挂了二十年，布鲁克斯炮制了第三幅：一个唯唯诺诺、卑贱得神经虚弱的庸人，天才的英气好象隐约可见，但湮没在商业化的浓艳俗色之中。德沃托很不满意这种画法，来了个第四幅：才气横溢，粗犷豪放的西部性格呼之欲出。至今为止，马克·吐温的画像没有“定稿”，美国的批评家—画家们正在勾勒各自心目中的马克·吐温。
正当美国学者进行多方面构思的时候，苏联学者们给马克·吐温画了一幅像，这幅画像形成于五十年代以前，是一位高举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大旗的战士。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美国画派的画法。五十年代末，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由苏联《文学报》一篇署名扬·皮瑞兹涅茨基的文章引起的。这篇文章批评美国学者查尔斯·奈德编写的《马克·吐温自传》(一九五八)，认为“美国官方企图忘掉这位伟大的作家”，不得已时只好“抹掉马克·吐温讽刺中灼人的愤怒色彩”，把他说成一个“心肠慈悲、头脑简单的嘲弄家”，“新版的《自传》正是这种‘文学美容’的必然产物”。⑨
奈德就皮瑞茨涅斯基的文章进行了反批评。他认为分歧在于对马克·吐温的基本看法。他认为“马克·吐温当然首先是一个幽默作家”，“一个小说家”，“而不是政论家”；可是苏联人却认为“马克·吐温首要意义在社会和政治评论，他攻击的目标主要是美国社会。”奈德说，这种说法，“在多数美国人看来觉得奇怪”。马克·吐温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作家”，是“热爱美国的”。
这场争论典型地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批评方向和方法。应该承认，美国学者多少存在忽视马克·吐温政治性材料的倾向。例如，奈德把马克·吐温的小品、杂文、政论视为“沉闷的新闻文字”，又如，关于《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的论著浩如烟海，但很少有人去钻研他的《镀金时代》(一八七三)和《赤道环游记》(一八九七)。关于他后期的悲观哲学，美国学者常常孤立地探讨他的心理因素，却不愿意把这个问题同他晚年激烈的政论联系起来作横向的综合研究。在这一点上，苏联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
但苏联的批评似乎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在文学批评即社会批评的思想指导下，过于强调马克·吐温直接抨击社会和政局的作品，甚至不能容忍别人对他进行审美的考察。由于二次大战后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突出一下马克·吐温揭露“金元帝国”的作品和反帝政论是完全必要的，这正是文艺批评多功能的表现。但第一我们不要忘记他是一个创作家，第二对他非文学的作品也要持客观态度。例如，马克·吐温在嘲弄欧洲君主政体的同时情不自禁地赞赏美国共和政体；对于美国民主选举制度，他也积极地提过改进意见，还身体力行参加过竞选活动。承认他有赞扬美国民主一面，不等于贬低他的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不尊重历史的辩证的发展呢？如果把马克·吐温与“镀金时代”隔离开来，把他孤立化、绝对化，那就把他当作神而不是人了。至于只向读者强调于论者有利的一面，瞒下不利的一面，这恐怕与马克思主义相去更远。
我国早在马克·吐温生前就有了他作品的译文。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凡属重要的，几乎已经都与中国读者见了面。在研究评论方面，我们解放前后分别受美国和苏联学者观点的影响。解放前，我国对马克·吐温的评介多数采取约翰·梅西(John Macy)的观点。梅西是美国文学史家，他充分肯定马克·吐温的成就，又批驳过布鲁克斯的观点。解放前介绍过马克·吐温的曾虚白、赵家壁都参照了他的观点。茅盾在《小说月报》上推荐过布鲁克斯的《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但估计未必研读过，至少没有受它的影响，因为茅盾主要赞扬马克·吐温的民主思想。鲁迅《夏娃日记》小引中说，“他的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后来“分明证实了他是很深的厌世思想的怀抱者”，这些话听来有布鲁克斯的味道。不知是鲁迅看过有关论著，还是出于艺术的直觉？
解放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马克·吐温的评介完全采取苏联的观点。苏联学者的文论帮助我们了解马克·吐温批判揭路美国社会的一面，这是美国学者所欠缺的。但同时我们也给自己套上了无形的绳索。文学批评＝社会批评这套模式使我们陷于片面：政治讽刺小品《竞选州长》的威望远远超过他的成名作《加利维拉县著名的跳蛙》；长期忽略艺术风格的探索又使我们未能从总体上赏识马克·吐温的幽默特色，更谈不上把他同欧洲文学史上的喜剧大师作比较研究。至于怎样把马克·吐温的作品直接当成政治宣传工具，我们的本领不在“老大哥”之下。
学习苏联的一项很重要的成果是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问题。不少文章称马克·吐温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算是给了他最高的荣誉。但这个称号送给马克·吐温是否恰当？马克·吐温以夸张手法著称，有时甚至荒诞，如早期的某些短篇、中期的《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人》和后期《斯托姆斐尔德船长天国游记》。这种写法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吗？马克·吐温也常常用浪漫主义的笔调抒写人物。我不否认马克·吐温常用现实主义的写法，对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问题在于怎样对待那些非现实主义的成份。好在现实主义“无限广阔”，胸怀最宽，管你是荒诞的还是浪漫的，反正都是“现实的反映”，均可团结，吸收它们加入现实主义的队伍。“批判现实主义”这个用语具有笼统、模糊的性质。按照“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晋级公式，凡生活于十九世纪、对现实多少采取批判态度而又“未能在无产阶级身上找到出路”的作家，都可以赠送“批判现实主义”这一顶海绵做的帽子。结果，马克·吐温与果戈理，福楼拜与屠格涅夫，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都差不离。⑩这实际上是取消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不利于对古典作家的赏析和借鉴，更不利于促进我国创作多形式、多风格的发展。
可喜的是，七十年代末以来，马克·吐温研究取得了进展。有的同志提出“真正的马克·吐温”这个问题，有的注意到他的幽默形式，也有的较为深入地研究了马克·吐温与中国这一课题。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独立构思马克·吐温的画像。不过，我们最好不要画独一无二的“标准像”。多样出真理，真正的马克·吐温存在于多种多样的画法之中。
附记：本文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引自下列论著：
E.Hudson Long：MarkTwain Handbook(1957)。P.S.Foner： Mark Twa-in：Social Critic(1958)。
关于马克·吐温在中国的情况，参阅过刘海铭同志的硕士论文：Mark Twain in China(一九八四)。
(本文马克·吐温像，丁聪画)
①诘·艾伦《马克·吐温传奇》，张友松、陈玮译，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②一八八八年接受耶鲁大学文学硕士时的讲话。
③《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的引文均根据纽约梅里亭书局的一九五五年版。
④见一九五五年版《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序文。
⑤见美国波士顿列特尔·布朗公司出版的该书一九三二年版。
⑥《美国思潮主流》(三卷，一九二七——一九三○)的作者。
⑦诺曼·梅勒语，见《哈克·费恩活到一百岁了》(《纽约时报书评》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
⑧以前流行的《神秘的陌生人》原名《小撒旦纪事》，未完，经佩因编删而成。六十年代初，芝加哥教授W.M.吉伯孙在马克·吐温手稿中发现并审定出一份完稿，题名《第四十四号，神秘的陌生人》，于一九六九年出版。
⑨见奈德编《马克·吐温与俄国人》，纽约希尔与王出版公司出版，一九六○年。
⑩此处仅指“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头衔而言。
上世纪六十年代，马克·吐温是以“说笑话的能手”登上美国文坛的。一般的评论文章或者文学年鉴总是把他与“滑稽作家”、“幽默家”、“滑稽小品的作者”归成一类，其特长是“为大多数人提供无害的消遣”。
马克·吐温生前遭到最猛烈的抨击是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发表之后。这部作品先在英国出版(一八八四)，后在美国《世纪杂志》上选登(一八八五)。选登时编辑为了“保护读者趣味”，删掉不少“粗话”和“低级描写”。即使经过防疫措施，高雅的读者还是抗议以讲究文体著称的《世纪杂志》居然发表这样低级庸俗的东西。但是，马克·吐温好象没有听见这样的批评，也不怕戴“败坏英语文风的主要代表”这顶帽子，在美国出版《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时居然一字不改。
阿堪萨斯的《旅行家》宣布说：“这本书因庸俗粗糙受到谴责”，这是因为“庸俗幽默的时代已经过去”，“由于读者趣昧日趋高雅，夸张的幽默也为时不久了。将来的幽默必须纯净和忠实。”
标准的“少年优秀读物”《小妇人》(一八六八——一八六九)的作者阿尔柯特奉劝马克·吐温：“如果克列门斯先生找不出什么好东西的话，那么最好就别为我们思想单纯的少年男女写作了。”
为什么后来证明是美国十九世纪的一部杰作在当时受到如此冷遇呢？
马克·吐温是西部作家，他的创作素材都是在西部获得的。粗犷、开放、幽默的艺术特色也是西部的。但美国当时的文化中心是在东部，西部作家的命运操在东部批评家手里。东部批评家有时也欣赏西部的幽默作品，不过那是为了猎奇，为了消遣，并不认为这是严肃的文学创作。在他们眼里，幽默家无异于滑稽演员，专长插科打诨，不能与当时的名家爱默生、朗费罗、霍尔姆斯等人并提。他们的文学趣味是“一个名叫维多利亚的时代传到美国来的，当时粗鲁的美国人忽然发了大财，就要寻求一些行为的准则，用来掩盖他们的粗俗，要有一些上流的新式男女来做做榜样。书中必须告诉人们，怎样才是正派的，作家们也就这样写了。”①这大体上就是所谓斯文传统，斯文传统的绅士批评家怎么能赞成把流浪儿、黑奴当作主人公？行骗、宿怨、格斗怎能成为文学题材？赌咒、发誓、骂人话算什么文学语言？东部批评家可以欣赏马克·吐温的幽默才能，却不承认他有什么严肃的创作目的。
转机出现在八十年代末。那时候马克·吐温已经出版了《汤姆索亚历险记》、《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一八八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人》(一八八九)等四部重要作品，通过创作实践，他自己也逐渐认识到幽默的作用，并且懂得怎样在理论上保卫自己。他指出“幽默家虽然轻松，却有一个严肃的目的”——“嘲弄虚伪，揭露伪装”，幽默家是“王公贵族、特权人物和一切骗人玩意儿的天敌，是人类权利、人类自由的天然朋友”。②一些早就认出马克·吐温不同凡响的批评家、作家，如C.H.威伯、勃瑞特·哈特、威·迪·豪威尔斯，现在不再是少数派，他们当初的意见越来越为多数人所接受，其中豪威尔斯(W.D.Ho wells)的观点尤其明确。作为有影响的批评家，他指出，马克·吐温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幽默家，在于“笑话里含严肃的意味，这是他反复思考政治、社会可笑之处以后所采取的表达的方式”。一九一0年，马克·吐温去世那一年，豪威尔斯在《我的马克·吐温》(MyMarkTwain)一书中作出当时对马克·吐温的最高评价：
爱默生、朗费罗、洛威尔、霍尔姆斯——这些人我都认识，我还认识我们其他的智者、诗人、先知、批评家、幽默作家；他们互相类似，象其他文人一样；但是克列门斯是独一无二的，无法企及的，他是我们文学中的林肯。
正当马克·吐温在天堂与塞万提斯、莫里哀等喜剧大师欢聚的时候，人类又传噩耗。一九二○年，一位名叫范·魏克·布鲁克斯(Van WyckBrooks)的批评家，运用精神分析法对马克·吐温进行解剖，发表了一部全面否定马克·吐温的专著——《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The Ordealof Mark Twain)。他认为马克·吐温是一位天生的艺术家，却具有屈从环境的软弱性，在加尔文教、金钱诱惑和东部上层阶级文学趣味的强大压力下经不起考验，终归失败。
布鲁克斯把马克·吐温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童年是在一个缺乏温暖的家庭里度过的。他幼时有梦游症，说明他有两个自己、两种倾向、两种愿望：一方面要表现个性，一方面又屈从母亲。他站在父亲的棺材前向母亲保证今后“要做个好孩子”，证明他顺从严禁自己的加尔文教的社会环境。他家庭之外的生活环境同样糟糕：汉尼伯尔镇地处开发不久的中西部，是“文化的沙漠”，“天才的种子必然会死亡”。第二阶段中，在密西西比河上四年的领港生活，是他与社会关系最融洽的时间：他赚钱，家里人满意；又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智，所以《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开头几章写得极有诗意。可是到了西部之后，他为投机发财的社会风气所包围，又一次放弃艺术的追求，头枕找矿致富的美梦。那么他是怎么成为作家的呢？布鲁克斯说：“他下意识的愿望是当艺术家，但这是发挥个性的行业，而发挥个性在他母亲看来是罪恶，在社会看来是耻辱。母亲和社会这两个方面都要求他做个生意人，而他又不可能调动自己身上必需的能量去满足这个要求。美国作家们一生中经常遇到这种困境！我们看到，这种困境终于导致马克·吐温变成了幽默家。”③按布鲁克斯的理解，马克·吐温之当幽默家，与他想找到矿脉发财同出一源，是他又一次出卖自己艺术天才的例证。
第三阶段是到东部同奥丽维亚·兰登结婚之后。布鲁克斯认为，这位富商的小姐生活圈子狭窄，唯父辈意见是从。马克·吐温为了博得她的欢心，不得不同时讨好她那个社会圈子，而那个高雅而又庸俗的社会之所以接受这个“没有教养的”西部幽默家不是看中了他的才能，而是因为他的才能能够赚钱。奥丽维亚根本认识不到她的丈夫是天才，却以自己平庸的文学趣味把关，经常删改马克·吐温的作品。她居然认为《王子与贫儿》比《哈克贝利·费恩》高得多！马克·吐温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天才去炮制迎合群众趣味、能赚大钱的小说。布鲁克斯惋惜地说“马克·吐温实际上找了一个第二个母亲”！另一个对他发生巨大影响的人是《大西洋月刊》主编、全国闻名的批评家、作家豪威尔斯。马克·吐温把他当成“解罪神父”，豪威尔斯怎么说他怎么改，把他的批评意见当作金科玉律，而豪威尔斯的主张是描写“生活温和的一面”，“力求避免使自己和读者痛苦的题材”。“斯文传统”就是“通过豪威尔斯改造了马克·吐温”。
这里，布鲁克斯再次运用他的“双重性格说”：马克·吐温身上“那个不自觉的自我”本能地反叛豪威尔斯的艺术观点，他大骂简·奥斯丁就是发泄对豪威尔斯的不满，因为后者把简·奥斯丁推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但马克·吐温的软弱性是主导的，心甘情愿把自己摆在从属豪威尔斯的地位。
布鲁克斯认为，马克·吐温在“第二个母亲”和“解罪神父”的改造下，扼杀了艺术的自我。他到晚年懊恼不已，连声诅咒人生。他“谴责失败的人生，恰恰表现了他自身的失败。”这是布鲁克斯最后的诊断：
马克·吐温是一个受到破坏的灵魂，受挫折的牺牲品。正如精神分析学家所提供的无数病例一样，仅这一点就足以解释他晚年的懊丧。他受到阻碍，遭到分裂，甚至违反了自己的本性；因此他身上的诗人、艺术家本性萎缩成了愤世嫉俗者，整个儿人成了一个精神虚弱者。
《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发表后引起巨大的反响。反对的有之，赞同的也有之。
布鲁克斯的分析无疑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最明显是方法论的错误。他不是全面考察马克·吐温的全部材料，分清主次得出结论，而是先有一套概念，然后选用有利于自己的材料。其次，他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阿·庇·佩因(A1bert Bigelow Pai-ne)的马克·吐温传记，这本传记出版较早，有些材料不甚可靠，如马克·吐温站在父亲棺材前向母亲保证这一传说。同时，作者否定西部幽默也暴露了他贵族化的偏见，他把这种文学形式与传统的形式对立起来，说明他自己也还没有摆脱“斯文传统”的影响。
然而，《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仍然是马克·吐温批评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布鲁克斯提出的问题是实际存在的。马克·吐温某些作品质量不高，明显是为赚钱仓促成章；这不能说同美国商业社会毫无关系；他后期确有悲观懊丧情绪，尤其表现在《什么叫做人？》和《神秘的陌生人》中。这些问题是严肃的，不容回避的。而且布鲁克斯作为有独立见解、有远见的批评家，一直怀有严肃的目的。他的本意是想打破清教主义对美国文学的束缚，抵制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的腐蚀，他是为创造新文化而呐喊。所以马尔科姆·考莱说，自“布鲁克斯以来，批评风气为之一变”。④
可惜的是，布鲁克斯在选择马克·吐温作靶子的时候，由于对西部文化的无知，又套用他一知半解的精神分析知识，使自己丧失应有的说服力。
布鲁克斯的观点自然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批驳最猛烈的是伯纳特·德沃托(Bernard Devoto)，他的《马克·吐温的美国》(Mark Twain’sAmerica，一九三二)是捍卫马克·吐温的代表性著作。
德沃托的主要观点有两个：一、西部文化造就了马克·吐温，而不是相反。二、马克·吐温到了东部以后，没有把自己出卖给绅士阶级。
德沃托本人来自西部，是研究西部文化的专家。他认为，西部并非一片沙漠，黑人、印第安人和来自各地的白人拓荒者、移民，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在拓荒活动中形成不同于东部的西部文化。许多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经过说故事人、记者和作家们不断的艺术加工，具有粗犷开放、幽默、诙谐等特色。马克·吐温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并且以自己的卓越才能加以发展创造，成为杰出的西部作家。他作品中宽广的视野、诗的质地也都与拓荒地区的大森林、大河和大草原密不可分。德沃托指出，西部也有坏的方面，凶杀、赌博、宿怨、格斗等等时有发生，这一些也在马克·吐温作品中出现，所以马克·吐温表现的是大西南地区整个的文明，是美国的全面形象。
《马克·吐温的美国》还认为马克·吐温夫人和豪威尔斯为马克·吐温作品所作的修改主要是删去粗话、俗语和有可能得罪人的用语，不仅不涉及主要内容，反倒帮助马克·吐温去掉西部幽默中一些低级的东西。“改造马克·吐温”既谈不上，又何来“出卖自己的天才”呢？德沃托总的结论是：
在马克·吐温那个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象他那样接触到美国生活这么多的方面。他思路阔广，不安于现状，不知疲倦，什么事情都要探个究竟。有人说他的幽默不触及那个时代的弊端，实际情况是：我们经过研究之后，发现他那个时代的弊端很少不被他嘲弄过、讽刺过、讥笑过。政府那些不光彩的事情，……包括贿赂、腐败、收买、把人民的正义当儿戏等等，他全评论过。有人说他向社会上的庞然大物投降，然而抨击那个腐败的美国的批评用语“镀金时代”，正是他想出来的。在他创作的宽阔范围之内，社会的烂疮疤他没有一个不揭的。⑤
《马克·吐温的美国》出版后，马克·吐温的批评家们明显分成两派。德沃托之所以没有完全说服布鲁克斯派，原因在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德沃托或者没有涉及(如马克·吐温作品艺术质量的不平衡问题)，或者轻描淡写(如后期悲观情绪问题)。这些不容回避的问题依然关系到对马克·吐温的总评价。马克·吐温许多材料尚未问世，也使两派分歧无法终止。正如德沃托所说“在这些材料未公布的情况下，对马克·吐温的一切批评都不是定论。”
布鲁克斯与德沃托两派之争，也反映到三十年代美国左翼文艺批评家中来。V.F.卡尔弗顿在《美国文学的解放》(一九三二)一书中批驳布鲁克斯的“失败说”，认为马克·吐温《傻子国外旅行记》(一八六九)是“头一部美国作品”，因为“其中的民主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艺术方面”。照卡尔弗顿分析，“生活在他那个时代，全美国甚至美国的劳工运动都是受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所控制，他所能采取的最先进的立场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对吐温这样的人来说，这通常就是革命的立场。”同样是左翼批评家，《新群众》的主编G.希克斯却同意布鲁克斯的观点，说马克·吐温如果“不屈从于传统的压力”，“有可能成为伟大的社会小说家”，而现在只“落得个供人消遣的作者”。埃德加·李·麦斯特斯要求更严，批评马克·吐温只把阶级斗争当作背景，没有当作题材来描写。
经过几十年的讨论，尽管分歧仍然存在，但是在下面四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趋于一致的。
第一，马克·吐温是富于美国民族特色的作家。大家几乎都同意V.L.派灵顿教授⑥的意见：“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作家——在美国土生土长，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语言进行创作，在他身上，欧洲的东西一点都看不见，封建文化最后一条碎片都不剩了。他是地方的、西部的、又是美国大陆的作家。”
第二，他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一部美国名著，无论从社会内容、思想意义，还是从艺术风格、语言技巧方面考虑，都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永远散发出“非常清新”的“青春气息”。⑦
第三，马克·吐温是雅俗共赏的典范。他的作品，读者不论年龄大小，也不论文化修养高低，都喜欢读。这是因为他一些优秀作品具有众多的层次，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幽默形式表现出来。他亦庄亦谐的艺术风格既沟通了他与广大读者之间的渠道，又以丰富的艺术含量进入严肃文学的领域。
(四)马克·吐温的语言艺术是卓越的。他只读过小学，他的语言是从群众中学来的活的语言。他在民间语言的基础上加工锤炼，进一步创造了美国的文学语言，开了一代文风。
四十年代以后，一些学者摆脱了两派之争，对马克·吐温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主要成果是出现了几部优秀的评传和《神秘的陌生人》真本的发现。⑧
如果我们可以把批评家比作画家的话，那么，马克·吐温已经有了好几幅画像。第一幅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这是一名滑稽演员，诙谐幽默，插科打浑，妙语不绝，逗得观众捧腹大笑。在他去世前夕，他的肖像变了：一身白色服装，一头银发，叼着烟斗，斜靠在椅子上，庄重而又慈祥，是一个大文豪在繁重的创作之余偷得一点悠闲。这幅画挂了二十年，布鲁克斯炮制了第三幅：一个唯唯诺诺、卑贱得神经虚弱的庸人，天才的英气好象隐约可见，但湮没在商业化的浓艳俗色之中。德沃托很不满意这种画法，来了个第四幅：才气横溢，粗犷豪放的西部性格呼之欲出。至今为止，马克·吐温的画像没有“定稿”，美国的批评家—画家们正在勾勒各自心目中的马克·吐温。
正当美国学者进行多方面构思的时候，苏联学者们给马克·吐温画了一幅像，这幅画像形成于五十年代以前，是一位高举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大旗的战士。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美国画派的画法。五十年代末，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由苏联《文学报》一篇署名扬·皮瑞兹涅茨基的文章引起的。这篇文章批评美国学者查尔斯·奈德编写的《马克·吐温自传》(一九五八)，认为“美国官方企图忘掉这位伟大的作家”，不得已时只好“抹掉马克·吐温讽刺中灼人的愤怒色彩”，把他说成一个“心肠慈悲、头脑简单的嘲弄家”，“新版的《自传》正是这种‘文学美容’的必然产物”。⑨
奈德就皮瑞茨涅斯基的文章进行了反批评。他认为分歧在于对马克·吐温的基本看法。他认为“马克·吐温当然首先是一个幽默作家”，“一个小说家”，“而不是政论家”；可是苏联人却认为“马克·吐温首要意义在社会和政治评论，他攻击的目标主要是美国社会。”奈德说，这种说法，“在多数美国人看来觉得奇怪”。马克·吐温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作家”，是“热爱美国的”。
这场争论典型地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批评方向和方法。应该承认，美国学者多少存在忽视马克·吐温政治性材料的倾向。例如，奈德把马克·吐温的小品、杂文、政论视为“沉闷的新闻文字”，又如，关于《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的论著浩如烟海，但很少有人去钻研他的《镀金时代》(一八七三)和《赤道环游记》(一八九七)。关于他后期的悲观哲学，美国学者常常孤立地探讨他的心理因素，却不愿意把这个问题同他晚年激烈的政论联系起来作横向的综合研究。在这一点上，苏联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
但苏联的批评似乎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在文学批评即社会批评的思想指导下，过于强调马克·吐温直接抨击社会和政局的作品，甚至不能容忍别人对他进行审美的考察。由于二次大战后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突出一下马克·吐温揭露“金元帝国”的作品和反帝政论是完全必要的，这正是文艺批评多功能的表现。但第一我们不要忘记他是一个创作家，第二对他非文学的作品也要持客观态度。例如，马克·吐温在嘲弄欧洲君主政体的同时情不自禁地赞赏美国共和政体；对于美国民主选举制度，他也积极地提过改进意见，还身体力行参加过竞选活动。承认他有赞扬美国民主一面，不等于贬低他的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不尊重历史的辩证的发展呢？如果把马克·吐温与“镀金时代”隔离开来，把他孤立化、绝对化，那就把他当作神而不是人了。至于只向读者强调于论者有利的一面，瞒下不利的一面，这恐怕与马克思主义相去更远。
我国早在马克·吐温生前就有了他作品的译文。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凡属重要的，几乎已经都与中国读者见了面。在研究评论方面，我们解放前后分别受美国和苏联学者观点的影响。解放前，我国对马克·吐温的评介多数采取约翰·梅西(John Macy)的观点。梅西是美国文学史家，他充分肯定马克·吐温的成就，又批驳过布鲁克斯的观点。解放前介绍过马克·吐温的曾虚白、赵家壁都参照了他的观点。茅盾在《小说月报》上推荐过布鲁克斯的《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但估计未必研读过，至少没有受它的影响，因为茅盾主要赞扬马克·吐温的民主思想。鲁迅《夏娃日记》小引中说，“他的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后来“分明证实了他是很深的厌世思想的怀抱者”，这些话听来有布鲁克斯的味道。不知是鲁迅看过有关论著，还是出于艺术的直觉？
解放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马克·吐温的评介完全采取苏联的观点。苏联学者的文论帮助我们了解马克·吐温批判揭路美国社会的一面，这是美国学者所欠缺的。但同时我们也给自己套上了无形的绳索。文学批评＝社会批评这套模式使我们陷于片面：政治讽刺小品《竞选州长》的威望远远超过他的成名作《加利维拉县著名的跳蛙》；长期忽略艺术风格的探索又使我们未能从总体上赏识马克·吐温的幽默特色，更谈不上把他同欧洲文学史上的喜剧大师作比较研究。至于怎样把马克·吐温的作品直接当成政治宣传工具，我们的本领不在“老大哥”之下。
学习苏联的一项很重要的成果是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问题。不少文章称马克·吐温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算是给了他最高的荣誉。但这个称号送给马克·吐温是否恰当？马克·吐温以夸张手法著称，有时甚至荒诞，如早期的某些短篇、中期的《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人》和后期《斯托姆斐尔德船长天国游记》。这种写法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吗？马克·吐温也常常用浪漫主义的笔调抒写人物。我不否认马克·吐温常用现实主义的写法，对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问题在于怎样对待那些非现实主义的成份。好在现实主义“无限广阔”，胸怀最宽，管你是荒诞的还是浪漫的，反正都是“现实的反映”，均可团结，吸收它们加入现实主义的队伍。“批判现实主义”这个用语具有笼统、模糊的性质。按照“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晋级公式，凡生活于十九世纪、对现实多少采取批判态度而又“未能在无产阶级身上找到出路”的作家，都可以赠送“批判现实主义”这一顶海绵做的帽子。结果，马克·吐温与果戈理，福楼拜与屠格涅夫，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都差不离。⑩这实际上是取消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不利于对古典作家的赏析和借鉴，更不利于促进我国创作多形式、多风格的发展。
可喜的是，七十年代末以来，马克·吐温研究取得了进展。有的同志提出“真正的马克·吐温”这个问题，有的注意到他的幽默形式，也有的较为深入地研究了马克·吐温与中国这一课题。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独立构思马克·吐温的画像。不过，我们最好不要画独一无二的“标准像”。多样出真理，真正的马克·吐温存在于多种多样的画法之中。
附记：本文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引自下列论著：
E.Hudson Long：MarkTwain Handbook(1957)。P.S.Foner： Mark Twa-in：Social Critic(1958)。
关于马克·吐温在中国的情况，参阅过刘海铭同志的硕士论文：Mark Twain in China(一九八四)。
(本文马克·吐温像，丁聪画)
①诘·艾伦《马克·吐温传奇》，张友松、陈玮译，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②一八八八年接受耶鲁大学文学硕士时的讲话。
③《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的引文均根据纽约梅里亭书局的一九五五年版。
④见一九五五年版《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序文。
⑤见美国波士顿列特尔·布朗公司出版的该书一九三二年版。
⑥《美国思潮主流》(三卷，一九二七——一九三○)的作者。
⑦诺曼·梅勒语，见《哈克·费恩活到一百岁了》(《纽约时报书评》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
⑧以前流行的《神秘的陌生人》原名《小撒旦纪事》，未完，经佩因编删而成。六十年代初，芝加哥教授W.M.吉伯孙在马克·吐温手稿中发现并审定出一份完稿，题名《第四十四号，神秘的陌生人》，于一九六九年出版。
⑨见奈德编《马克·吐温与俄国人》，纽约希尔与王出版公司出版，一九六○年。
⑩此处仅指“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头衔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