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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继续改革的蓝图已经绘制，围绕着一系列改革的设想，中国外交战略的变革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期，而观念的变革也将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
观念属于文化，战略观念转变是战略文化发展变化的必然反应。为了解决中国存在的挑战，破解发展难题，必须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谋求观念变革与创新，观念也是生产力，能够更快更好地实现民族复兴的宏愿。
观念变革的必要性
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观念支配，既有正确的观念，也有错误的观念。英国的一位智者断言，观念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支配力量，与其中的错误程度恰好成正比。[1]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发展是要跟别国比思想、比未来设想、比对于未来的构想与创意。这是最为根本的因素。
观念的创造力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中国要实现大发展必须从古代文明中取其精华，从西方文明中吸收养分，同时超越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建立起一个新的未来文明才可能真正实现。一个过去两百年贫弱的中国需要面对已经强大五百年的发达群体，过去五千年的文明也不足以让中国骄傲和放松。我们必须集人类之长，扬自身优势，形成新的观念创新，才能最终实现赶超目标。
20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以西方理念为主导，以权力政治为基础，形成了强权政治和霸权逻辑，虽然也有新自由主义以制度合作为核心的流派和建构主义以价值认同为基本的理论思想，但这些理论均是西方世界观的产物，无论是哲学基础还是思想方法都没有摆脱西方思想的束缚。西方理论中有其先进合理的观念，但也有其局限性。比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逻辑，权力至上的暴力思想，强调西方价值的主导性、垄断性和排他性，缺少整体性、宏观性和包容性，遵循简单思维等。美国等国继承和发展了权力政治，解决冲突的方法是优势强势，或局部均势；部分至上，集团式的权力政治逻辑，崇尚武力与竞争；实力至上，实力决定一切，虽然近些年又强调软实力、巧实力，但都与权力因素密不可分。
美国已故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说：“西方赢得世界靠的不是高人一等的思想、价值观或宗教，而是在应用有组织的暴力手段方面的技高一筹。西方人通常忘记了这一事实，但是非西方人从来就没有忘记。”[2]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西方提出了制度、规范。从制约冲突的角度来看，西方的现实主义理论假定是均势，自由主义理论假定是合作与相互依存，而建构主义的理论假定是促进相互认同。此外还探索了经济全球化的特点以及霸权稳定的理论。这些方案的总体特点是承认了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国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局限性，但没有给出有效和比较完善的答案。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越来越复杂多样的国际问题面前，其解释乏力、指导失灵的现象屡有发生。从未来国际社会的发展看，东西方理念完全可以相互促进与融合，共济互补。这样才能形成文化的新平衡，改变东西方文化不对称的局面，变单一价值主导为价值多元，对于解决国际社会不平等的以强凌弱、人为的暴力灾难、促进积重难返的热点尤其是东亚热点问题的解决朝着良性化方向发展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对于东亚的安全合作与稳定、对于东亚未来的一体化进程都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从中国外交自身发展变革的要求而言，我们也必须寻求新思路、新观念来应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中国外交不能用别国用过的旧手段和旧概念来解决面临的全新问题。与时俱进不仅是政策的变化，更是观念的更新与创造。我们的社会和企业在推崇创新，这也是一种变化。“面对这个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社会，如果本着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只会被社会和时代抛在去向过去和落后的路上。”[3]
中国外交需要有创新性思维和创新性思考。既然世界处于大变动之中，我们需要打破陈规，打破现有国际秩序的思维定势，进行从无序到有序地一番重新梳理。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战略思维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时代观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从冷战时期准备世界大战和推进世界革命转向多极化时代的维护与捍卫世界和平。对国际社会的认知由弱国心态向健康大国心态的转变；学会了用整体观看世界，将中国视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再分裂看世界。强调世界的多样化和系统化；提出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推动了世界一体化全球化的进展；创造性地提出合作共赢的新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与共同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而不是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他国殖民掠夺的基础上，正在探索一条新型的大国发展之路，摆脱前五百年来西方帝国发展的老路。
改革开放的每个成就都是伴随着观念的扬弃与转变、理念的创新而实现的。热点问题解决都伴随着理念转变：比如一国两制到多国共治，强调中西合璧。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是有特点的。而“一国两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都体现了规避风险与冲突的大思路。
改革开放初中国有了新观念，现在要进一步更新观念，中国正实现从弱国走向强国的复兴之路。观念的提升与转变对于强国之路是至关重要的。特别需要注意两个转变：一是从弱国思维到强国思维的转变；二是从策略思维到战略思维的转变。[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
几大重要战略观念转变
围绕着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总体指导原则，我们的战略观念也进行着深刻的嬗变。不仅战略视野有了拓展、战略理念也得到升华，而且初具中国新战略的特色。
一、从中国中心观到多中心观
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强调地缘位置的中心感。中国长久以来的中央帝国思想犹在影响着中国看待世界的方式。中国的战略规划或许对远方缺乏关注，但随着周边局势的复杂多样性对中国外交构成了诸多巨大挑战。固守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导致中国战略思维的局限性，在应对周边事态时也易于以局部应对来处理热点问题，并较大程度地影响着中国的大战略思维以及较宏观的战略规划。这种“中心/外围”思路对中国战略家构成了“第一圈”障碍。对中国规划者来说，位置的远近和战略重要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决策者相当清楚，中国必须首先增强在亚洲的实力，然后才能考虑向更远的地方进行主要的战略投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北京把视线投向何方，它都能看到潜在的威胁，而中国的军事规划重点正好在这些区域。”[5] 这种传统中心观的思想仍是看待世界的割裂思维。“以中国为中心”或“以西方为中心”的政治将导致无穷无尽的紧张甚至冲突，世界性的思考与行动将使我们走近和平与发展。[6]我们的思考必须提升层次和境界，有些事只是立足于自身将很难发展，立足于共同的整体才会找到突破。
因此，必须打破传统中心观的思想，强调视野广阔多元，同时多中心观还特别强调行为体多元化。也就是说除了国家形态所承担的职能之外，我们也必须特别注意那些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跨国公司、非政治行为体、社会网络组织等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从博弈思维到非博弈思维
虽然博弈催生出千变万化的博弈技巧，但归根结底博弈思维是一种简单思维，逻辑分析明确，无法看清和说明事件的复杂，而合作行为的逻辑却要复杂得多。
近百年来，人们深受博弈思维之害。总是想着对弈、对抗、较量、胜负、竞争，而事实上在国际政治舞台，简单博弈即零和博弈，强调你得我失，不仅易于导致分割对立，而且与当今现实不符。我们更应该倡导的是非零和博弈和多边猎鹿博弈甚至是非博弈思维。由于复合性的存在，中国基本上不可能在敌友之间作出泾渭分明的区隔。[7]
战争没有赢家，仅凭竞争或博弈赢得所有收益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国际关系和权力的体制将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以至于出现一个相互依赖日益密切的世界吗？或者世界将又一次陷入全球地缘政治争端的漩涡之中呢？会涌现新的意识形态，使国家彼此对立，并驱使各国基于真实存在的和假想之中的差异而发动战争呢？”[8]
即使是竞争，也不是以彻底击败对手为目的，而是谋取某些优势。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人们倾向于把战略定义为取得竞争优势的一种状态或许多行动的结合，而不是作为以摧毁对手为目的的计划。[9]
中国外交讲互利共赢是打破传统思维的一种尝试，中国外交讲包容互鉴，也是打破传统博弈思维，变对立为依存，强调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的共通共荣的新思路。
从中西文化战略的差异看，西方的战略逻辑是零和博弈，是“你死我活”和“你得我失”。 西方思维喜欢冲突与较量，而东方的逻辑并非是零和博弈，强调相对收益，讲究总量平衡，从长远看，是得失相抵的。因此，比较而言，中国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更有一种从容感， 相信眼前所失并非长远所失。
非零和博弈的最大作用在于突破那些有可能带来冲突的领域，推动新的合作领域的发展。比如对于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竞争，总量不变，如果仅仅立足于扩大自身份额，将不可避免导致对立竞争。但我们如果立足于将更多精力投放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就能够化解零和博弈的困境，走向共赢的新路。
非博弈思维是一种复杂思维，要求人们从多角度、多侧面，从多元互动等方面考虑问题。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辩证法，强调两面性。这是东方思维对于事物认识的法宝。
非博弈思维强调的战略不是争胜，而是共赢。在战争这个问题上，谁先意识到核战争没有赢家，谁就将在战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核时代改变人们的另一思维在于从准备战争到避免战争，“到1946年，文职战略家们再度提起这一主题，因此有了布罗迪的著名论断：军事机构的目的已经从赢得战争转变为避免战争”。[10]
非博弈思维强调互动。不是你得我失，而是互利，谋求良性互动。不能只谈一国对于他国的影响力，要通过合作和联系来增加影响力，不是单讲施加影响力，而要讲相互影响。合作型影响力是指相互影响，是指部分之和大于整体，是相互借力。其实“一国两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都体现了规避风险与冲突、营造长远和平格局的大思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是辩证思维的体现：虽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新的能源竞争的背景下面临新的情势，但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总的原则仍然是努力寻找新的合作方式而不是通过简单的武力冲突导致两败俱伤。即使一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也要避免迫不及待的单边行为。中国外交中强调的求同存异、中国政治中提出的一国两制也都是辩证思维。我们要善用竞争，发挥竞争良性互动创造性的一面，抑制其破坏性的因素。在东亚以及全球范围，有两点仍然需要强调，那就是多边安全合作与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关键是要有新举措，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用非冷战方式应对冷战式的诱惑。
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找不到一方反对另一方的特征，没有排他性，不针对特定的第三方。这些伙伴既是合作者，也是竞争者，成为历史上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应该积极倡导共享、共建、共赢的理念，努力化解恶性冲突事件，推动大国关系和各类国家间关系向着和谐、和睦协作的方向发展。
在当今社会，大国间既合作也竞争，合作是主导。国际社会增强了利益共生的共识。国家正在重新排列组合。这也是需要善加利用的。
在古典均势中遵循一个原则即“我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这应该转变为“我的敌人很可能成为明天的朋友”。而且是通过和平手段，这一思想正在影响国家的对外决策。因此，在当今时代，非联盟合作远比联盟合作重要得多。
从亚洲安全上，亚洲还是被联盟体系所分割。当前的中美关系建立在亚洲一个局部集团化导致的相对分化的局面下，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亚洲地缘隐患丛生，出现了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的地缘结构隐患，这些隐患对中美关系构成了地区层面的深层和长远的影响，从根本上左右着中美战略疑虑，使得中美关系的地区基础不牢，外在环境不良。中美关系建立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是脆弱易变而且是不确定的。
从战略上看，美国的战略深受权力政治和零和博弈思维的影响，充分利用危机和矛盾，中国的战略则更讲整体性，多方位合作，以合化敌。
中美关系绝不能单从军事关系来解读。军事都是准备最坏的结果。从中美综合关系来看，中美远不是战争的敌手。
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必须转变战略思维观念的问题，也就是化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思维为非博弈思维和多边博弈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化解两国的长期矛盾。只有共建，才可以破解恶斗。 在新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应有三个倡导：倡导亚洲一体化，制止亚洲分裂；倡导大小国家关系新模式；倡导非联盟合作新模式和新安全模式。同时注意三项原则：渐进与质变相结合；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自律与相互制约相结合。
三、从安全困境到律己思维
安全困境思维的核心在于当一个国家感到不安全时，它首先总是苛责于别国。而逆安全困境思维则应该转变为：当一国感到缺少安全感时，在指责别国时，更应该反省自身，也许就会发现这种不安全感不是由对方而很可能是由自己造成的。亚洲安全的核心问题在于没有一个更具有包容能力和普适性的东亚安全机制，一部分国家主要依赖于一个分割的、局部的安全联盟，而另一些国家在这些安全联盟之外，缺乏安全保障，因而导致安全困境难以化解，这显然提醒我们需要进行逆安全困境的思考。所谓安全困境是指增加自身安全的努力，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警觉，从而加剧了彼此的不安全；而逆安全困境则可以从这一角度来展开：当一个国家感到不安全，总是指责别国威胁时，它应该反问是否是由于自身给别国带来了安全威胁。别国安全，自己才能安全，加剧别国的不安全，自己的不安全感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安全困境思维是责问式的，即指责对方，而逆安全困境的思考是自责式的，反问自己是否已经做好。作为世界上最大超级大国的美国，就应该先让别国感到安全，如果让别国失去安全感，也会让自己失去安全感。
自律不是口头承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严格遵守国际规范，自觉接受国际机制的制约，而不是单纯要求别国遵守，自己则例外。“中国已经用行动表明了自律和接受他国制约的决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参加的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和国际条约中，其表现也许最为明显。因为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和国际条约都是基于法律规则之上的，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并且遵守在其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规则（即这些规则由别国制定），明确无误地传达了其愿意接受他国制约的信号”。[11]
四、从简单思维到复杂综合思维
我们要更多寻求本质的联系性，找到现象间的贯穿因素，深层次地把握事物发展的关键因素。多元化思维，就是以合作观、共赢观、发展观来处理大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是就事论事或以线性思维、简单因果律判断事物的发展变化。事物发展变化不是一因一果的关系，而可能是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的复杂关系，这一切取决于对过程的把握。
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时代，要强化联系思维。由于联系性的存在，国家间关系的处理，更多地转向处理功能性问题，比如反恐、核不扩散、环保、能源、食品安全等。因此，无论国家间是否存在矛盾，都必须进行合作，更多的超越分歧的功能性联盟将会出现。在东亚或全球范围，美国的一个联盟战略把所有与中国相关的热点都包括进来了，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全面与之抗衡的战略设计。说到底，美国的平衡战略仍是以联盟战略为基础的。联盟战略是联系的、网状的、合力的、局部整体的大战略思路，我们正以一系列小多边机制的建设来化解或覆盖其安全范围，但小多边虽有灵活性，但缺少契约性。因此功能性的联盟有助于化解多边机制约束性弱的不足。
与此同时，中国以联系的思路来发展对美关系，从经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发展中美关系，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多，两个国家在许多问题上虽然有竞争，但依存度却也在不断上升，可以说两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捆绑在一起，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比如同舟共济正在成为现实。这样的局面显然有助于解决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冲突问题，出现守成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合作共处的新的可能性。而且在未来的中美合作中，不对称相互依存正向着均衡相互依存转变，美国越来越多受到中国的影响，中美关系将形成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局面。
在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要多做系统的分析，要与全球政治大背景相连，要用全球视角来观察。维护国家安全要增强认识复杂性、适应复杂性、运用复杂性的能力。我们面临的安全形势可能更为复杂。对于控制复杂的局势，简单化单线条的思维方式是难以奏效的。
基于联系性的思考，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互动效应，冷战后世界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国家间关系呈现出更强的复合性和辨证性，这是我们应该善加利用的地方。也就是说国家间关系很难回到冷战时期那样的冷对抗时期，而总是既合作又竞争，甚至是合作与竞争平行发展，相互影响。要充分重视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作用，注意政策间的相互影响、反馈和制约。在合作的过程中不能相向而行，在面对大量复杂交叉的问题时，不能自行其是。不能仅仅从中美关系或中日关系这些双边关系来看问题，这样将可能把中国的思维限定于东亚的局部之内，而应该从国际体系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变化。
总之，中国战略观念创新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不能卷入传统权力思维，避免与之互动。一定要超越权力思维的局限性，权力政治有极强的诱导性，这恰恰是最可怕的事情。（2）以相互依存、相互融合、良性互动来化解对立竞争。（3）摆脱惯性思维，人类经常为惯性思维所困，许多问题的解决必须具有创新思维才能实现。有些时候忘却旧观念比接受新思想更具挑战。（4）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以自我发展来示范他人。对于未来的中国，完善自身从而实现自我超越，远比赶超别国更为重要。
当面临复杂挑战时，需要多种选择；当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但缺乏方案时，需要反思和新观念。[12]
（作者系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助理）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比尔德.进步的观念[M]//时殷弘.战略二十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4.
[2] Christopher Layne， The Global power Shift from West to East， National Interest， No.119， May/June 2012.
[3] 雍宗超.谁把事情搞复杂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3.
[4] 赵可金.应塑造强国外交思维[N].环球时报，2011-11-25.
[5] I ain Mills. China turn its gaze outward. [EB/OL].（2012-03-13）.http：//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11877/china-turns-its-gaze-outward
[6] [法]高大伟.中国未来将再次启发西方[N].魏辉，译.环球时报， 2011-05-13（14）.
[7] 王缉思.中国大战略求索[N].东方早报， 2011-03-01（A16）.
[8] [美]威廉·内斯特.国际关系：21世纪的政治与经济[M].姚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49.
[9] [瑞典]麦茨﹒林德格伦，汉斯﹒班德霍尔德.情景规划[M].郭小英，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42.
[10]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M].潘亚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44.
[11] [美]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20.
[12] [美]查尔斯.J.帕拉斯（CHARLES J.PALUS），大卫.M.Y.豪斯（DAVID.M. HORTH）.超级领导力：驾驭复杂环境必备的六种创造性能力[M].谢仁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
观念属于文化，战略观念转变是战略文化发展变化的必然反应。为了解决中国存在的挑战，破解发展难题，必须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谋求观念变革与创新，观念也是生产力，能够更快更好地实现民族复兴的宏愿。
观念变革的必要性
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观念支配，既有正确的观念，也有错误的观念。英国的一位智者断言，观念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支配力量，与其中的错误程度恰好成正比。[1]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发展是要跟别国比思想、比未来设想、比对于未来的构想与创意。这是最为根本的因素。
观念的创造力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中国要实现大发展必须从古代文明中取其精华，从西方文明中吸收养分，同时超越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建立起一个新的未来文明才可能真正实现。一个过去两百年贫弱的中国需要面对已经强大五百年的发达群体，过去五千年的文明也不足以让中国骄傲和放松。我们必须集人类之长，扬自身优势，形成新的观念创新，才能最终实现赶超目标。
20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以西方理念为主导，以权力政治为基础，形成了强权政治和霸权逻辑，虽然也有新自由主义以制度合作为核心的流派和建构主义以价值认同为基本的理论思想，但这些理论均是西方世界观的产物，无论是哲学基础还是思想方法都没有摆脱西方思想的束缚。西方理论中有其先进合理的观念，但也有其局限性。比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逻辑，权力至上的暴力思想，强调西方价值的主导性、垄断性和排他性，缺少整体性、宏观性和包容性，遵循简单思维等。美国等国继承和发展了权力政治，解决冲突的方法是优势强势，或局部均势；部分至上，集团式的权力政治逻辑，崇尚武力与竞争；实力至上，实力决定一切，虽然近些年又强调软实力、巧实力，但都与权力因素密不可分。
美国已故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说：“西方赢得世界靠的不是高人一等的思想、价值观或宗教，而是在应用有组织的暴力手段方面的技高一筹。西方人通常忘记了这一事实，但是非西方人从来就没有忘记。”[2]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西方提出了制度、规范。从制约冲突的角度来看，西方的现实主义理论假定是均势，自由主义理论假定是合作与相互依存，而建构主义的理论假定是促进相互认同。此外还探索了经济全球化的特点以及霸权稳定的理论。这些方案的总体特点是承认了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国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局限性，但没有给出有效和比较完善的答案。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越来越复杂多样的国际问题面前，其解释乏力、指导失灵的现象屡有发生。从未来国际社会的发展看，东西方理念完全可以相互促进与融合，共济互补。这样才能形成文化的新平衡，改变东西方文化不对称的局面，变单一价值主导为价值多元，对于解决国际社会不平等的以强凌弱、人为的暴力灾难、促进积重难返的热点尤其是东亚热点问题的解决朝着良性化方向发展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对于东亚的安全合作与稳定、对于东亚未来的一体化进程都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从中国外交自身发展变革的要求而言，我们也必须寻求新思路、新观念来应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中国外交不能用别国用过的旧手段和旧概念来解决面临的全新问题。与时俱进不仅是政策的变化，更是观念的更新与创造。我们的社会和企业在推崇创新，这也是一种变化。“面对这个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社会，如果本着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只会被社会和时代抛在去向过去和落后的路上。”[3]
中国外交需要有创新性思维和创新性思考。既然世界处于大变动之中，我们需要打破陈规，打破现有国际秩序的思维定势，进行从无序到有序地一番重新梳理。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战略思维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时代观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从冷战时期准备世界大战和推进世界革命转向多极化时代的维护与捍卫世界和平。对国际社会的认知由弱国心态向健康大国心态的转变；学会了用整体观看世界，将中国视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再分裂看世界。强调世界的多样化和系统化；提出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推动了世界一体化全球化的进展；创造性地提出合作共赢的新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与共同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而不是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他国殖民掠夺的基础上，正在探索一条新型的大国发展之路，摆脱前五百年来西方帝国发展的老路。
改革开放的每个成就都是伴随着观念的扬弃与转变、理念的创新而实现的。热点问题解决都伴随着理念转变：比如一国两制到多国共治，强调中西合璧。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是有特点的。而“一国两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都体现了规避风险与冲突的大思路。
改革开放初中国有了新观念，现在要进一步更新观念，中国正实现从弱国走向强国的复兴之路。观念的提升与转变对于强国之路是至关重要的。特别需要注意两个转变：一是从弱国思维到强国思维的转变；二是从策略思维到战略思维的转变。[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
几大重要战略观念转变
围绕着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总体指导原则，我们的战略观念也进行着深刻的嬗变。不仅战略视野有了拓展、战略理念也得到升华，而且初具中国新战略的特色。
一、从中国中心观到多中心观
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强调地缘位置的中心感。中国长久以来的中央帝国思想犹在影响着中国看待世界的方式。中国的战略规划或许对远方缺乏关注，但随着周边局势的复杂多样性对中国外交构成了诸多巨大挑战。固守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导致中国战略思维的局限性，在应对周边事态时也易于以局部应对来处理热点问题，并较大程度地影响着中国的大战略思维以及较宏观的战略规划。这种“中心/外围”思路对中国战略家构成了“第一圈”障碍。对中国规划者来说，位置的远近和战略重要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决策者相当清楚，中国必须首先增强在亚洲的实力，然后才能考虑向更远的地方进行主要的战略投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北京把视线投向何方，它都能看到潜在的威胁，而中国的军事规划重点正好在这些区域。”[5] 这种传统中心观的思想仍是看待世界的割裂思维。“以中国为中心”或“以西方为中心”的政治将导致无穷无尽的紧张甚至冲突，世界性的思考与行动将使我们走近和平与发展。[6]我们的思考必须提升层次和境界，有些事只是立足于自身将很难发展，立足于共同的整体才会找到突破。
因此，必须打破传统中心观的思想，强调视野广阔多元，同时多中心观还特别强调行为体多元化。也就是说除了国家形态所承担的职能之外，我们也必须特别注意那些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跨国公司、非政治行为体、社会网络组织等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从博弈思维到非博弈思维
虽然博弈催生出千变万化的博弈技巧，但归根结底博弈思维是一种简单思维，逻辑分析明确，无法看清和说明事件的复杂，而合作行为的逻辑却要复杂得多。
近百年来，人们深受博弈思维之害。总是想着对弈、对抗、较量、胜负、竞争，而事实上在国际政治舞台，简单博弈即零和博弈，强调你得我失，不仅易于导致分割对立，而且与当今现实不符。我们更应该倡导的是非零和博弈和多边猎鹿博弈甚至是非博弈思维。由于复合性的存在，中国基本上不可能在敌友之间作出泾渭分明的区隔。[7]
战争没有赢家，仅凭竞争或博弈赢得所有收益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国际关系和权力的体制将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以至于出现一个相互依赖日益密切的世界吗？或者世界将又一次陷入全球地缘政治争端的漩涡之中呢？会涌现新的意识形态，使国家彼此对立，并驱使各国基于真实存在的和假想之中的差异而发动战争呢？”[8]
即使是竞争，也不是以彻底击败对手为目的，而是谋取某些优势。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人们倾向于把战略定义为取得竞争优势的一种状态或许多行动的结合，而不是作为以摧毁对手为目的的计划。[9]
中国外交讲互利共赢是打破传统思维的一种尝试，中国外交讲包容互鉴，也是打破传统博弈思维，变对立为依存，强调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的共通共荣的新思路。
从中西文化战略的差异看，西方的战略逻辑是零和博弈，是“你死我活”和“你得我失”。 西方思维喜欢冲突与较量，而东方的逻辑并非是零和博弈，强调相对收益，讲究总量平衡，从长远看，是得失相抵的。因此，比较而言，中国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更有一种从容感， 相信眼前所失并非长远所失。
非零和博弈的最大作用在于突破那些有可能带来冲突的领域，推动新的合作领域的发展。比如对于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竞争，总量不变，如果仅仅立足于扩大自身份额，将不可避免导致对立竞争。但我们如果立足于将更多精力投放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就能够化解零和博弈的困境，走向共赢的新路。
非博弈思维是一种复杂思维，要求人们从多角度、多侧面，从多元互动等方面考虑问题。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辩证法，强调两面性。这是东方思维对于事物认识的法宝。
非博弈思维强调的战略不是争胜，而是共赢。在战争这个问题上，谁先意识到核战争没有赢家，谁就将在战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核时代改变人们的另一思维在于从准备战争到避免战争，“到1946年，文职战略家们再度提起这一主题，因此有了布罗迪的著名论断：军事机构的目的已经从赢得战争转变为避免战争”。[10]
非博弈思维强调互动。不是你得我失，而是互利，谋求良性互动。不能只谈一国对于他国的影响力，要通过合作和联系来增加影响力，不是单讲施加影响力，而要讲相互影响。合作型影响力是指相互影响，是指部分之和大于整体，是相互借力。其实“一国两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都体现了规避风险与冲突、营造长远和平格局的大思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是辩证思维的体现：虽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新的能源竞争的背景下面临新的情势，但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总的原则仍然是努力寻找新的合作方式而不是通过简单的武力冲突导致两败俱伤。即使一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也要避免迫不及待的单边行为。中国外交中强调的求同存异、中国政治中提出的一国两制也都是辩证思维。我们要善用竞争，发挥竞争良性互动创造性的一面，抑制其破坏性的因素。在东亚以及全球范围，有两点仍然需要强调，那就是多边安全合作与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关键是要有新举措，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用非冷战方式应对冷战式的诱惑。
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找不到一方反对另一方的特征，没有排他性，不针对特定的第三方。这些伙伴既是合作者，也是竞争者，成为历史上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应该积极倡导共享、共建、共赢的理念，努力化解恶性冲突事件，推动大国关系和各类国家间关系向着和谐、和睦协作的方向发展。
在当今社会，大国间既合作也竞争，合作是主导。国际社会增强了利益共生的共识。国家正在重新排列组合。这也是需要善加利用的。
在古典均势中遵循一个原则即“我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这应该转变为“我的敌人很可能成为明天的朋友”。而且是通过和平手段，这一思想正在影响国家的对外决策。因此，在当今时代，非联盟合作远比联盟合作重要得多。
从亚洲安全上，亚洲还是被联盟体系所分割。当前的中美关系建立在亚洲一个局部集团化导致的相对分化的局面下，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亚洲地缘隐患丛生，出现了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的地缘结构隐患，这些隐患对中美关系构成了地区层面的深层和长远的影响，从根本上左右着中美战略疑虑，使得中美关系的地区基础不牢，外在环境不良。中美关系建立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是脆弱易变而且是不确定的。
从战略上看，美国的战略深受权力政治和零和博弈思维的影响，充分利用危机和矛盾，中国的战略则更讲整体性，多方位合作，以合化敌。
中美关系绝不能单从军事关系来解读。军事都是准备最坏的结果。从中美综合关系来看，中美远不是战争的敌手。
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必须转变战略思维观念的问题，也就是化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思维为非博弈思维和多边博弈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化解两国的长期矛盾。只有共建，才可以破解恶斗。 在新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应有三个倡导：倡导亚洲一体化，制止亚洲分裂；倡导大小国家关系新模式；倡导非联盟合作新模式和新安全模式。同时注意三项原则：渐进与质变相结合；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自律与相互制约相结合。
三、从安全困境到律己思维
安全困境思维的核心在于当一个国家感到不安全时，它首先总是苛责于别国。而逆安全困境思维则应该转变为：当一国感到缺少安全感时，在指责别国时，更应该反省自身，也许就会发现这种不安全感不是由对方而很可能是由自己造成的。亚洲安全的核心问题在于没有一个更具有包容能力和普适性的东亚安全机制，一部分国家主要依赖于一个分割的、局部的安全联盟，而另一些国家在这些安全联盟之外，缺乏安全保障，因而导致安全困境难以化解，这显然提醒我们需要进行逆安全困境的思考。所谓安全困境是指增加自身安全的努力，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警觉，从而加剧了彼此的不安全；而逆安全困境则可以从这一角度来展开：当一个国家感到不安全，总是指责别国威胁时，它应该反问是否是由于自身给别国带来了安全威胁。别国安全，自己才能安全，加剧别国的不安全，自己的不安全感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安全困境思维是责问式的，即指责对方，而逆安全困境的思考是自责式的，反问自己是否已经做好。作为世界上最大超级大国的美国，就应该先让别国感到安全，如果让别国失去安全感，也会让自己失去安全感。
自律不是口头承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严格遵守国际规范，自觉接受国际机制的制约，而不是单纯要求别国遵守，自己则例外。“中国已经用行动表明了自律和接受他国制约的决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参加的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和国际条约中，其表现也许最为明显。因为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和国际条约都是基于法律规则之上的，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并且遵守在其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规则（即这些规则由别国制定），明确无误地传达了其愿意接受他国制约的信号”。[11]
四、从简单思维到复杂综合思维
我们要更多寻求本质的联系性，找到现象间的贯穿因素，深层次地把握事物发展的关键因素。多元化思维，就是以合作观、共赢观、发展观来处理大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是就事论事或以线性思维、简单因果律判断事物的发展变化。事物发展变化不是一因一果的关系，而可能是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的复杂关系，这一切取决于对过程的把握。
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时代，要强化联系思维。由于联系性的存在，国家间关系的处理，更多地转向处理功能性问题，比如反恐、核不扩散、环保、能源、食品安全等。因此，无论国家间是否存在矛盾，都必须进行合作，更多的超越分歧的功能性联盟将会出现。在东亚或全球范围，美国的一个联盟战略把所有与中国相关的热点都包括进来了，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全面与之抗衡的战略设计。说到底，美国的平衡战略仍是以联盟战略为基础的。联盟战略是联系的、网状的、合力的、局部整体的大战略思路，我们正以一系列小多边机制的建设来化解或覆盖其安全范围，但小多边虽有灵活性，但缺少契约性。因此功能性的联盟有助于化解多边机制约束性弱的不足。
与此同时，中国以联系的思路来发展对美关系，从经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发展中美关系，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多，两个国家在许多问题上虽然有竞争，但依存度却也在不断上升，可以说两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捆绑在一起，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比如同舟共济正在成为现实。这样的局面显然有助于解决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冲突问题，出现守成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合作共处的新的可能性。而且在未来的中美合作中，不对称相互依存正向着均衡相互依存转变，美国越来越多受到中国的影响，中美关系将形成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局面。
在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要多做系统的分析，要与全球政治大背景相连，要用全球视角来观察。维护国家安全要增强认识复杂性、适应复杂性、运用复杂性的能力。我们面临的安全形势可能更为复杂。对于控制复杂的局势，简单化单线条的思维方式是难以奏效的。
基于联系性的思考，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互动效应，冷战后世界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国家间关系呈现出更强的复合性和辨证性，这是我们应该善加利用的地方。也就是说国家间关系很难回到冷战时期那样的冷对抗时期，而总是既合作又竞争，甚至是合作与竞争平行发展，相互影响。要充分重视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作用，注意政策间的相互影响、反馈和制约。在合作的过程中不能相向而行，在面对大量复杂交叉的问题时，不能自行其是。不能仅仅从中美关系或中日关系这些双边关系来看问题，这样将可能把中国的思维限定于东亚的局部之内，而应该从国际体系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变化。
总之，中国战略观念创新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不能卷入传统权力思维，避免与之互动。一定要超越权力思维的局限性，权力政治有极强的诱导性，这恰恰是最可怕的事情。（2）以相互依存、相互融合、良性互动来化解对立竞争。（3）摆脱惯性思维，人类经常为惯性思维所困，许多问题的解决必须具有创新思维才能实现。有些时候忘却旧观念比接受新思想更具挑战。（4）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以自我发展来示范他人。对于未来的中国，完善自身从而实现自我超越，远比赶超别国更为重要。
当面临复杂挑战时，需要多种选择；当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但缺乏方案时，需要反思和新观念。[12]
（作者系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助理）
（责任编辑：魏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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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M].潘亚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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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查尔斯.J.帕拉斯（CHARLES J.PALUS），大卫.M.Y.豪斯（DAVID.M. HORTH）.超级领导力：驾驭复杂环境必备的六种创造性能力[M].谢仁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