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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失踪之谜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户官宦世家。因家道中落,天资聪慧的瞿秋白只读到中学,母亲因不堪贫困而服毒自尽,留下瞿秋白和他的6个弟妹,妹妹瞿轶群、二弟瞿云白、三弟瞿景白、四弟瞿垚白、五弟阿鑫、六弟瞿坚白。
瞿景白比哥哥瞿秋白小7岁,在母亲自杀后,瞿秋白到无锡城南门外杨氏小学做乡村小学教师,瞿景白和瞿轶群、瞿坚白投奔到了杭州的伯父家,瞿秋白的父亲与四子瞿垚白去武汉,投奔到另一个姑父家。1921年夏, 瞿景白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5年秋,瞿景白随哥哥瞿秋白进入了上海大学读书,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 瞿景白随瞿秋白到汉口工作,负责中共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八七会议”期间,瞿景白做了大量的会务工作。1928年4月,受中共组织派遣,瞿景白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建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为纪念已经逝世的孙中山,也为了更好地“支援”中国的革命,苏共在莫斯科开办一所以孙中山命名的“中山大学”。
而当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是米夫,米夫是苏联人,虽然才学平平,但在苏联激烈的党内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反对托洛斯基,拥护斯大林,因而米夫很受斯大林青睐,1927年,27岁的米夫被斯大林升任为中山大学校长,随后又接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和中国部部长,代表共产国际指挥、领导中国革命。米夫个性上,虚荣心特别强,要求中共最高领导层要绝对听命于他,视他为“救世主”。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党史上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主要成员之一。王明在中山大学期间,千方百计地接近、讨好副校长米夫,加上王明学业不错,会说一口流畅的俄语,而且手腕圆滑,所以很快就与米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得到了米夫的信任与宠爱。中山大学毕业后,王明留在中山大学任职,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宣传干事和联共(布)党史教员。
1928年5月中旬,负责筹备中共六大会议的瞿秋白先期抵达莫斯科。在中共六大期间,米夫从中山大学调了一些人参加会务和翻译工作,王明被安排担任重要译员,还参加了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瞿秋白等人向斯大林请教的一些问题,在王明看来,都很可笑。米夫也散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轻视和不信任的话,这造成了中国留俄学生中对中共代表团及中央负责人的轻视和不信任。
而在中山大学内,米夫、王明等人在学生中很孤立,于是他们便谣言说中山大学有一个由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组织的“江浙同乡会”是托洛茨基同伙的一个小组织,并进行反革命活动。随后,向忠发在中山大学讲演中,威胁要枪毙一些学生,事后便有学生被捕、被开除。为此,学生纷纷找到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瞿秋白听取了学生意见,并到学生中间调查,最后认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就这样,瞿秋白与米夫、王明等人之间的矛盾开始产生并慢慢激化。
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瞿景白,对王明等人的所作所为也非常气愤,加上瞿景白性格直率,敢作敢为,对王明等人常常是怒目而视。当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陆立之,后来在《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他:王明对瞿秋白的打击迫害》一文中对此回忆说:“王明一伙当权,许多人跑到王明的小楼里去献媚吹捧,景白却嗤之以鼻。有一天傍晚,我与景白偕返宿舍,因为大楼铁栅已锁闭,我们绕道走小楼梯,经过王明小屋时,王明赶快笑脸相迎,误以为我们也是去投效他的。当时景白一股正气,冲口而出:‘哼,什么东西!’从此,王明一伙加深了对瞿氏兄弟的忌恨报复心理。”
不久,联共(布)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中山大学也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团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从中共六大以来中共代表团及其成员的各种讲话和文件,逐字逐句加以审查,找出可以攻击之点。王明当年的打手盛岳后来回忆说:“瞿秋白及其同伙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瞿秋白在中山大学上学的弟弟瞿景白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预备党员党证退给区党委。就在他交还党证的那天,他失踪了。我们不清楚他是被捕了呢,还是像谣传的那样说他自杀了。不管小瞿出了什么事,对瞿秋白都是一个打击;从那天起,开展斗争的气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了。” 瞿景白是自杀,是失踪,还是被捕?当时谁也说不清,今天就更说不清了。
二、是谁把瞿秋白留在即将沦陷的苏区的
1933年底,临时中央来电,要瞿秋白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1934年2月5日,瞿秋白抵达瑞金后,立即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教育部视事,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当时的毛泽东,也正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打击,两人都处在事业的“低潮”时期,所以二人在这一时期接触交往最多。当时瞿秋白的秘书回忆说,二人是“最接近的战友”,冯雪峰对此也回忆说:“那时,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彼此谈了一个通宵,话很投机,两个都是王明路线的排挤对象,有许多共同语言。后来瞿秋白死了,毛主席认为这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工农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瞿秋白再三请求参加长征,但当时的中央决定把他留在即将沦陷的苏区。据吴亮平回忆,在一次讨论转移的会上,瞿秋白当面向毛泽东要求参加长征,毛当场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毛此时自身难保,若不是朱德等人的坚持,毛泽东恐怕也会被留下来。
查阅资料后,你会发现,瞿秋白被留在苏区的决定,是由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作出的。在1943年的延安整风时,张闻天的笔记中记载了此事:“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其理由,是瞿有肺病不宜长途行军。
留守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中央江西分局,政府机构叫做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军事上设立了留守部队的军事委员会,这三个机构的负责人是项英、陈毅等。瞿秋白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后方办事处人民教育委员。
三、瞿秋白到底是如何被俘的
1935年2月,敌人将留守在赣南的党政机关和部队压缩在狭小的区域里,中央分局决定将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机关人员分派到各地各部队,分路突围。据周月林(梁柏台之妻)后来回忆说:“就在这个时候,项英向我传达了中央分局的决定,瞿秋白、何叔衡、张亮和我转移到白区去搞地下工作。从福建、广东去香港,如在香港能接上党的关系,就留在香港;如在香港接不上关系就去上海。并说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又在上海搞过地下工作,比较熟悉,要我和他们一同去,他们也很欢迎我同去”。中央分局命令周月林先行出发,护送中央政府办事处的一担铅皮公文箱到瑞金武阳山区秘密埋藏。过了几天,病弱的瞿秋白、已近花甲的何叔衡、怀有身孕的张亮(项英之妻)和邓子恢,四人也赶到了武阳山上的苏维埃政府驻地和周月林会合。邓子恢不是去白区的,而是被中央分局派去福建永定一带领导游击战争的,只是和瞿秋白他们一起出发,同行一段路而已。
此时的瞿秋白身体已十分单薄,脸有些浮肿,加上连日奔波,他的肺病已十分严重了,咳嗽不止,还经常吐血。临出发时,中央分局已经收到了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电报,据周月林回忆说:“瞿秋白在把这一消息告诉我时,显得十分兴奋。他激动地说,毛主席是我们中央的领导人啦!”
在路上,瞿秋白还单独对周月林说:“我们不管到了香港还是上海,都要尽快找到党。以后,党有事通过你来联系,我有事也通过你与党联系。我和你的住址都不要告诉别人。”瞿秋白还详细询问了周月林,她家里的人都认不认识她丈夫梁柏台,当得知都不认识后,瞿秋白就提出到了上海之后他就先以梁柏台的名义住到周家去,然后再设法找党组织的计划。周月林听后,对瞿秋白的这个安排,既高兴又担心,瞿秋白能住到她娘家,她当然欢迎,但是周月林的娘家很苦,住在上海工人区,条件很差。而瞿秋白却对她说工人区更好更安全。瞿秋白还与周月林谈到了鲁迅先生,并说:“这次要是到了上海,我一定要去找鲁迅,我和鲁迅的关系非常好。我们在上海‘左联’的时候,合作得很好。”
从武阳山出发,瞿秋白他们又走了一、二天后,到了长汀四都山福建省委驻地,并见到了福建省委负责人万永诚,万告诉他们,福建省委已接到中央分局的电报,中共福建省委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还专门选调了100余人组成护送队,因为当时敌人封锁很紧,万永诚提出一个突围方案,准备将瞿秋白等和外地买香菇的商人混在一起送出去。护送队战士先把商人抓起来,和瞿秋白等关押在一起,关押期间瞿秋白他们设法和商人们搞好关系,然后由护送队战士把他们“押送”到交界线时,和商人们一起逃跑,穿过敌人的封锁线。
瞿秋白听完后,立即否决了这个突围方案。因为在他们五人中,邓子恢、周月林身体较好,瞿秋白重病在身,何叔衡年老体弱,张亮怀有身孕。如果一逃跑,封锁线上的敌人必然追击、射杀,这一方案危险性太大。
几天后,万永诚又提出第二个突围方案,就是将瞿秋白等人装成红军的俘虏,为防外人认出他们,让他们都戴上不同颜色的面罩,护送队战士们穿上国民党军服,扮成国民党军区特务连一排,假装“押送”瞿秋白他们,趁机突围。这样,即使遇见密探,也认不出是谁。
瞿秋白听后,表示同意,大约在2月20日前后,瞿秋白他们从四都山出发,向永定方向进发。出发之前,福建省委还找来一位年轻妇女给他们做向导,这位妇女长年在山上砍柴,她知道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山路,但这条山路地形十分复杂,路径难以辨认,向导走在前头,为防止有人掉队,遇上岔路口或无法辨认的地方,就折两根树枝,一根横在岔路上,一根直放在走的路上,来暗示前进的方向。路上,护送队战士还装出押送犯人的样子,一部分战士在前面开路,一部分战士在后头保卫,瞿秋白他们5个人在中间,而且5个人都戴着假面罩,每人后面还有两个战士跟着。
路上,瞿秋白曾对何叔衡说:“过去这一带都是我们的地方,往来都很安全,现在却成了敌人的了。路上的危险性是不小的。”何叔衡听后,回答说:“我们得有最坏的思想准备,万一突不出去,宁可牺牲,也决不能给敌人活着抓去。能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就满足了。”
2月23日晚上,瞿秋白他们到了福建长汀水口附近,但必须从这里向东渡过闽西第一大河汀江,本来有一座桥可以过河,而桥头驻有国民党保安14团1个营,无法通过。瞿秋白他们便决定在半夜从桥下游偷涉过河,护送队还临时扎了一副担架。
半夜过后,邓子恢和几个战士最先下河了,河水不是很深,周月林也在两名战士的搀扶下,到了对岸,过了一会儿,担架把瞿秋白抬过河,接着担架又扛回去把何叔衡抬过河,最后担架又扛回去,把张亮也抬过了河。
24日拂晓,瞿秋白他们到达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附近。大家都走累了,饥肠辘辘,就决定在这里休息做饭,准备下午再走。于是他们便动手做饭,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炊烟引起了当地地主武装“义勇队”对他们行踪的察觉。
“义勇队”队长范连升立刻将情报报告给了驻扎在水口镇的福建地方保安14团第2大队队长李玉。正巧保安团14团团长钟绍葵率领5个中队也在此地宿营,钟绍葵得到报告后,立即下令围剿这支红军队伍,他们从三面包围过来,当时瞿秋白他们刚刚端起饭碗,布置在村头的护送队哨兵就与国民党地方保安团交火了,数百名敌军沿着山路向村子扑过来。红军护送队长丁头牌,是个好吹牛的家伙,一听枪声响,转眼就逃跑了。红军护送队100多人无人指挥,也痪散了。紧要关头,邓子恢组织大家快速突围,向村子对面的高山转移,他们还没有爬上山顶就发现山已被敌人包围。据周月林后来回忆说,“我正在烤衣服,听到枪声,立即从屋里出来。护送队一面掩护,一面催促我们赶紧上山。我们迅速转移到南山上。随后,战士也撤上了山。后面敌人尾追不放,向山上紧逼。护送的战士向敌人射击,掩护我们从后山突围。可是后山坡很陡,无路可走,战士们便叫我们滚下去。于是,我们就劈里叭啦地从后山滚了下去”。
何叔衡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说罢,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邓子恢急忙说:“你千万不能这样!”正要上去夺他的手枪。可是,何叔衡手里的枪已经击发,人从悬崖上滚落下去,这时敌人又用机枪扫射,何叔衡身中数弹。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敌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和传令兵熊辉,在稻田中发现了身受重伤的何叔衡,并从他身上搜出了港币500元。这笔款是瞿秋白一行从瑞金出发前领到的交通费,每人100元,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熊辉抢到了这笔港钞,走了几步,又转了回去,举枪把何叔衡杀害。
关于瞿秋白,邓子恢生前的回忆是,他们从山上滚下后,何叔衡昏死过去了,邓子恢“又去叫瞿秋白赶快向外突围。这时瞿秋白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瞿秋白说:‘我病到这个样,实在走不动了,你快点走吧!’我三番五次地叫他走,他就是不走。我拉他走,他还是不走。他说:‘你快点走吧,我在这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这个地方是很茂密的树丛)”。
而周月林的回忆是,她滚下山后,远远看见邓子恢在前面跑,还有几个战士跟在后面。因为邓子恢在福建打过游击,路比较熟悉,她就沿着邓子恢跑过的路跑了过去。跑着跑着,周月林突然发觉瞿秋白、何叔衡还没有跟上来,便返身回去寻找,突然发现瞿秋白一个人在艰难地走着,周月林回忆说:“一见到瞿秋白,我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一见到我,也高兴得不得了,连声叫我阿妹。”后来,他们又找到了张亮。
他们三人走到一间破屋前,破屋上没有屋顶,四壁无窗,只一道门,屋外一侧是一片一人多高的草丛。因为不停地奔跑,瞿秋白的身体已疲劳不堪,他对周月林说:“阿妹,我实在走不动了,要到这个破屋子里休息一下。”张亮也要进去休息。周月林认为在屋里休息太不安全了,就躲进了屋外的草丛里。
草丛里有一口水塘,四周丛生着高高的杂草,长着几棵小树,塘底还有积水。从草丛里面看外边清清楚楚,从外边看里边却一点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瞿秋白、张亮也来到了草丛里,在来草丛的路上,虚弱的瞿秋白不慎跌倒,周月林连忙把他扶起来,靠在一棵小树上休息。当瞿秋白的身子碰着了小树的树身时,树枝摇动了,就被山上搜查的地主武装“义勇队”队员范金柱、赖忠顺发觉了,二人还大声地嚷着:“没有风,别的树都没有动,为什么那棵树会动,可能有人。”就这样,瞿秋白三人被搜了出来。
敌营长派了四个士兵和一个勤务兵,押他们三人去水口镇营部。半路上,瞿秋白突然昏倒在地,一个匪兵对另外一个匪兵说,“太麻烦了,补他一枪算啦!”周月林见状,大声喊道:“不准补枪!不准补枪!”等瞿秋白慢慢苏醒过来后,敌人一把将他揪起,要他快走。在敌人的威逼下,瞿秋白拖着沉重的脚步又上路了。
被押下山后,敌人让他们坐地上休息一会。渐渐地村子里的一些老百姓围了上来,周月林见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年轻女子,就向她讨来3块红薯,给瞿秋白吃了2块,张亮吃了1块,又讨了点水喝了。这下瞿秋白的精神好了很多。
四、鲁迅、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是如何营救瞿秋白的
瞿秋白三人被押解到水口敌营部时,已有护送他们的20余名战士也被俘关押在那里了。敌人把瞿秋白三人关在里边,战士们关在外边。当天深夜,瞿秋白三人悄悄地商量对付敌人审讯的办法。
第二天,敌人开始审讯了。瞿秋白虽然身受残酷的折磨,但咬定牙关,坚不吐实。只说自己名叫林琪祥,现年36岁,是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又入医学校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游历福建漳州,刚好赶上红军打进漳州,就将其俘虏送往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红军主力长征后,他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1935年1月,携款逃离瑞金,但走到上杭露潭地区又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当夜由苏区保卫局人员看押,准备天明再走,不意被国民党军队发现俘虏。张亮刚开始供名叫周莲玉,系香菇客商的老婆,说是被红军“绑票勒赎者”。周月林刚开始供名叫陈秀英,继供名黄秀英,系红军护士。
当保安14团团长钟绍葵当日由长汀赶回水口镇,得知被俘的林琪祥等人携有港钞、黄金,护送人员多数携带驳壳枪时,就断定:林琪祥可能是共产党的“要人”。当晚,钟绍葵亲自刑讯瞿秋白,也没有问出什么。
就这样,瞿秋白他们由钟绍葵、李玉率领匪兵押解,沿汀江下行,到达上杭县城,被囚禁在上杭县监狱,他们将周月林和张亮关在一起,瞿秋白和战士们押在一起。一连几天,钟绍葵等用尽了各种酷刑逼供,瞿秋白不为所动。没有办法,李玉就对瞿秋白他们说:如果你们所供情况属实的话,可以取保释放。
最先被保释的是周月林和张亮,周月林是浙江省宁波人,28岁,据李玉说当时的周月林身材适中,而且“性似温柔,表像温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当时,李玉的妻子即将生产。李玉的伯母听说抓了一个红军的女护士,会接生、打针,就找到周月林并问她:“你真的是被红军抓去的?如果你真是被红军抓去的,我愿意保你出去。我侄媳妇要生孩子了,我们还想请你接生哩。”没有几天,由李玉的伯母出面把周月林这个假护士给保了出去。
张亮是四川省罗山县人,30岁,当时已临近分娩期,上杭县城有一个糖果店的老板叫林鸿昌,与妻子结婚多年也没有孩子,就把张亮保释了出来,其目的是想要张亮肚子里的孩子。
瞿秋白也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索取证明,以证实确与共产党无关系,瞿秋白当即以林琪祥名义给在上海的鲁迅、周建人写信。4月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的鲁迅弟弟周建人收到了瞿秋白的一封来信,信是通过周建人转致杨之华的。信封的背面盖着一个兰色长方形的印章,说明该信已经过监狱的检查。后来,瞿秋白的这封信转交给了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当时在上海的中共党组织破坏严重,已经无法实施营救。
5月间,鲁迅也收到了瞿秋白的来信,瞿秋白在信中说:“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鲁迅对此毫无办法,把瞿秋白给他的信也转给了杨之华,还给了杨之华50元钱。杨之华还亲手为瞿秋白做了2条裤子,连同鲁迅给的这50元钱一起由邮局寄出。情况紧急,杨之华就分别给宋庆龄、邵力子、蔡元培写了信,请求他们在国民党内部进行营救,杨之华让自己的妹妹杨之英帮助把写好的信送去,2007年10月,凤凰卫视在上海采访95岁高龄的杨之英时,杨之英说,写给宋庆龄的信没有送到,因为宋庆龄的警卫不让杨之英进去,给蔡元培的信交给了蔡元培的儿子蔡无忌,因为邵力子在南京,杨之英就给邵力子打了一个电话,但没有任何结果。
不久,杨之华在杜延庆、秦化人等协助下,取得了一个旅馆老板的铺保证明,还托一位工友帮助另租一处房屋,准备瞿秋白保释回上海时秘密居住。但几天后,报纸上就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营救已经不可能了。
五、到底是谁出卖的瞿秋白
瞿秋白被捕后的头两个月,身份并没有暴露,后来是谁出卖了瞿秋白?多年来,党史界始终认为出卖瞿秋白的是张亮与周月林。但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1935年4月20日《福建民报》第二版载:“据万匪永诚之妻供称,矛秋白(按‘矛’字当为‘瞿’字之误)、何叔衡及项英之妻,均在灌田(按‘灌’字当系‘濯’字之误)被我军俘获。”瞿秋白是1935年2月24日被俘的,敌人并不知道他就是瞿秋白,但4月10日,伪第8师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是她供出瞿秋白、何叔衡、张亮等都在濯田地区被俘的消息。敌人根据情报,很快就查到了瞿秋白他们的下落。4月25日前后,他们将化名林琪祥的瞿秋白重点关押,还将已被保释的张亮、周月林重新收押,解送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驻地龙岩。
瞿秋白身份暴露后,钟绍葵派了几名部下协助36师的一支部队押送瞿秋白前往长汀,5月9日抵达长汀。5月10日的审讯中,瞿秋白依然说自己叫林琪祥。随即,他们将先已被俘投敌的叛徒郑大鹏招进屋内,郑曾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是瞿秋白的部下,他认识瞿秋白。在郑的指认下,瞿秋白只得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蒋介石亲自派大员到福建长汀,诱迫瞿秋白投降,但都被瞿秋白拒绝了。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西部的罗汉岭脚下从容就义。
张亮、周月林二人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审讯和一再诱逼,始终没有吐露任何信息,最后以‘共匪坚定分子’判了他们十年徒刑。敌人将她们关进了龙岩监狱。在黑牢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了一个男孩。直到1938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时,才由梁柏台一位小学时的同学陈士明保释她们二人出狱,陈士明当时在闽西龙岩国民党党部担任要职。随后,周月林到了丈夫梁柏台的家乡,准备打听梁柏台的消息以去找中共党组织,不料却得到了梁柏台牺牲的消息。迫于生计,周月林最后又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
1938年7月,张亮经过艰难的跋涉后,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丈夫项英,张亮扑向丈夫的怀抱,但项英一把将她推开,语气严厉地说:“你说,瞿秋白同志是怎样死的?是不是你和那个周月林干的?” 最后一枪击毙自己的妻子张亮。后来,项英与张亮的女儿项苏云专门写文章,证明“项英杀妻”肯定是不存在的,这完全是谣言。张亮出狱后,去了延安,是在延安失踪的,可能与康生有关。
1955年,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向中央写信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有关部门很快成立了专案小组,公安部门很快就查清楚了,张亮已经下落不明,周月林仍在人世,居住在上海。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级命令,迅速将周月林逮捕,被关押了10年后,直到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在20多年的服刑生涯期间,周月林多次向上申诉。事件真相大白后,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予以无罪释放,1980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给她办理了离休手续。□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户官宦世家。因家道中落,天资聪慧的瞿秋白只读到中学,母亲因不堪贫困而服毒自尽,留下瞿秋白和他的6个弟妹,妹妹瞿轶群、二弟瞿云白、三弟瞿景白、四弟瞿垚白、五弟阿鑫、六弟瞿坚白。
瞿景白比哥哥瞿秋白小7岁,在母亲自杀后,瞿秋白到无锡城南门外杨氏小学做乡村小学教师,瞿景白和瞿轶群、瞿坚白投奔到了杭州的伯父家,瞿秋白的父亲与四子瞿垚白去武汉,投奔到另一个姑父家。1921年夏, 瞿景白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5年秋,瞿景白随哥哥瞿秋白进入了上海大学读书,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 瞿景白随瞿秋白到汉口工作,负责中共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八七会议”期间,瞿景白做了大量的会务工作。1928年4月,受中共组织派遣,瞿景白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建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为纪念已经逝世的孙中山,也为了更好地“支援”中国的革命,苏共在莫斯科开办一所以孙中山命名的“中山大学”。
而当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是米夫,米夫是苏联人,虽然才学平平,但在苏联激烈的党内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反对托洛斯基,拥护斯大林,因而米夫很受斯大林青睐,1927年,27岁的米夫被斯大林升任为中山大学校长,随后又接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和中国部部长,代表共产国际指挥、领导中国革命。米夫个性上,虚荣心特别强,要求中共最高领导层要绝对听命于他,视他为“救世主”。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党史上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主要成员之一。王明在中山大学期间,千方百计地接近、讨好副校长米夫,加上王明学业不错,会说一口流畅的俄语,而且手腕圆滑,所以很快就与米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得到了米夫的信任与宠爱。中山大学毕业后,王明留在中山大学任职,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宣传干事和联共(布)党史教员。
1928年5月中旬,负责筹备中共六大会议的瞿秋白先期抵达莫斯科。在中共六大期间,米夫从中山大学调了一些人参加会务和翻译工作,王明被安排担任重要译员,还参加了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瞿秋白等人向斯大林请教的一些问题,在王明看来,都很可笑。米夫也散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轻视和不信任的话,这造成了中国留俄学生中对中共代表团及中央负责人的轻视和不信任。
而在中山大学内,米夫、王明等人在学生中很孤立,于是他们便谣言说中山大学有一个由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组织的“江浙同乡会”是托洛茨基同伙的一个小组织,并进行反革命活动。随后,向忠发在中山大学讲演中,威胁要枪毙一些学生,事后便有学生被捕、被开除。为此,学生纷纷找到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瞿秋白听取了学生意见,并到学生中间调查,最后认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就这样,瞿秋白与米夫、王明等人之间的矛盾开始产生并慢慢激化。
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瞿景白,对王明等人的所作所为也非常气愤,加上瞿景白性格直率,敢作敢为,对王明等人常常是怒目而视。当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陆立之,后来在《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他:王明对瞿秋白的打击迫害》一文中对此回忆说:“王明一伙当权,许多人跑到王明的小楼里去献媚吹捧,景白却嗤之以鼻。有一天傍晚,我与景白偕返宿舍,因为大楼铁栅已锁闭,我们绕道走小楼梯,经过王明小屋时,王明赶快笑脸相迎,误以为我们也是去投效他的。当时景白一股正气,冲口而出:‘哼,什么东西!’从此,王明一伙加深了对瞿氏兄弟的忌恨报复心理。”
不久,联共(布)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中山大学也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团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从中共六大以来中共代表团及其成员的各种讲话和文件,逐字逐句加以审查,找出可以攻击之点。王明当年的打手盛岳后来回忆说:“瞿秋白及其同伙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瞿秋白在中山大学上学的弟弟瞿景白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预备党员党证退给区党委。就在他交还党证的那天,他失踪了。我们不清楚他是被捕了呢,还是像谣传的那样说他自杀了。不管小瞿出了什么事,对瞿秋白都是一个打击;从那天起,开展斗争的气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了。” 瞿景白是自杀,是失踪,还是被捕?当时谁也说不清,今天就更说不清了。
二、是谁把瞿秋白留在即将沦陷的苏区的
1933年底,临时中央来电,要瞿秋白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1934年2月5日,瞿秋白抵达瑞金后,立即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教育部视事,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当时的毛泽东,也正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打击,两人都处在事业的“低潮”时期,所以二人在这一时期接触交往最多。当时瞿秋白的秘书回忆说,二人是“最接近的战友”,冯雪峰对此也回忆说:“那时,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彼此谈了一个通宵,话很投机,两个都是王明路线的排挤对象,有许多共同语言。后来瞿秋白死了,毛主席认为这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工农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瞿秋白再三请求参加长征,但当时的中央决定把他留在即将沦陷的苏区。据吴亮平回忆,在一次讨论转移的会上,瞿秋白当面向毛泽东要求参加长征,毛当场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毛此时自身难保,若不是朱德等人的坚持,毛泽东恐怕也会被留下来。
查阅资料后,你会发现,瞿秋白被留在苏区的决定,是由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作出的。在1943年的延安整风时,张闻天的笔记中记载了此事:“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其理由,是瞿有肺病不宜长途行军。
留守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中央江西分局,政府机构叫做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军事上设立了留守部队的军事委员会,这三个机构的负责人是项英、陈毅等。瞿秋白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后方办事处人民教育委员。
三、瞿秋白到底是如何被俘的
1935年2月,敌人将留守在赣南的党政机关和部队压缩在狭小的区域里,中央分局决定将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机关人员分派到各地各部队,分路突围。据周月林(梁柏台之妻)后来回忆说:“就在这个时候,项英向我传达了中央分局的决定,瞿秋白、何叔衡、张亮和我转移到白区去搞地下工作。从福建、广东去香港,如在香港能接上党的关系,就留在香港;如在香港接不上关系就去上海。并说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又在上海搞过地下工作,比较熟悉,要我和他们一同去,他们也很欢迎我同去”。中央分局命令周月林先行出发,护送中央政府办事处的一担铅皮公文箱到瑞金武阳山区秘密埋藏。过了几天,病弱的瞿秋白、已近花甲的何叔衡、怀有身孕的张亮(项英之妻)和邓子恢,四人也赶到了武阳山上的苏维埃政府驻地和周月林会合。邓子恢不是去白区的,而是被中央分局派去福建永定一带领导游击战争的,只是和瞿秋白他们一起出发,同行一段路而已。
此时的瞿秋白身体已十分单薄,脸有些浮肿,加上连日奔波,他的肺病已十分严重了,咳嗽不止,还经常吐血。临出发时,中央分局已经收到了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电报,据周月林回忆说:“瞿秋白在把这一消息告诉我时,显得十分兴奋。他激动地说,毛主席是我们中央的领导人啦!”
在路上,瞿秋白还单独对周月林说:“我们不管到了香港还是上海,都要尽快找到党。以后,党有事通过你来联系,我有事也通过你与党联系。我和你的住址都不要告诉别人。”瞿秋白还详细询问了周月林,她家里的人都认不认识她丈夫梁柏台,当得知都不认识后,瞿秋白就提出到了上海之后他就先以梁柏台的名义住到周家去,然后再设法找党组织的计划。周月林听后,对瞿秋白的这个安排,既高兴又担心,瞿秋白能住到她娘家,她当然欢迎,但是周月林的娘家很苦,住在上海工人区,条件很差。而瞿秋白却对她说工人区更好更安全。瞿秋白还与周月林谈到了鲁迅先生,并说:“这次要是到了上海,我一定要去找鲁迅,我和鲁迅的关系非常好。我们在上海‘左联’的时候,合作得很好。”
从武阳山出发,瞿秋白他们又走了一、二天后,到了长汀四都山福建省委驻地,并见到了福建省委负责人万永诚,万告诉他们,福建省委已接到中央分局的电报,中共福建省委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还专门选调了100余人组成护送队,因为当时敌人封锁很紧,万永诚提出一个突围方案,准备将瞿秋白等和外地买香菇的商人混在一起送出去。护送队战士先把商人抓起来,和瞿秋白等关押在一起,关押期间瞿秋白他们设法和商人们搞好关系,然后由护送队战士把他们“押送”到交界线时,和商人们一起逃跑,穿过敌人的封锁线。
瞿秋白听完后,立即否决了这个突围方案。因为在他们五人中,邓子恢、周月林身体较好,瞿秋白重病在身,何叔衡年老体弱,张亮怀有身孕。如果一逃跑,封锁线上的敌人必然追击、射杀,这一方案危险性太大。
几天后,万永诚又提出第二个突围方案,就是将瞿秋白等人装成红军的俘虏,为防外人认出他们,让他们都戴上不同颜色的面罩,护送队战士们穿上国民党军服,扮成国民党军区特务连一排,假装“押送”瞿秋白他们,趁机突围。这样,即使遇见密探,也认不出是谁。
瞿秋白听后,表示同意,大约在2月20日前后,瞿秋白他们从四都山出发,向永定方向进发。出发之前,福建省委还找来一位年轻妇女给他们做向导,这位妇女长年在山上砍柴,她知道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山路,但这条山路地形十分复杂,路径难以辨认,向导走在前头,为防止有人掉队,遇上岔路口或无法辨认的地方,就折两根树枝,一根横在岔路上,一根直放在走的路上,来暗示前进的方向。路上,护送队战士还装出押送犯人的样子,一部分战士在前面开路,一部分战士在后头保卫,瞿秋白他们5个人在中间,而且5个人都戴着假面罩,每人后面还有两个战士跟着。
路上,瞿秋白曾对何叔衡说:“过去这一带都是我们的地方,往来都很安全,现在却成了敌人的了。路上的危险性是不小的。”何叔衡听后,回答说:“我们得有最坏的思想准备,万一突不出去,宁可牺牲,也决不能给敌人活着抓去。能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就满足了。”
2月23日晚上,瞿秋白他们到了福建长汀水口附近,但必须从这里向东渡过闽西第一大河汀江,本来有一座桥可以过河,而桥头驻有国民党保安14团1个营,无法通过。瞿秋白他们便决定在半夜从桥下游偷涉过河,护送队还临时扎了一副担架。
半夜过后,邓子恢和几个战士最先下河了,河水不是很深,周月林也在两名战士的搀扶下,到了对岸,过了一会儿,担架把瞿秋白抬过河,接着担架又扛回去把何叔衡抬过河,最后担架又扛回去,把张亮也抬过了河。
24日拂晓,瞿秋白他们到达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附近。大家都走累了,饥肠辘辘,就决定在这里休息做饭,准备下午再走。于是他们便动手做饭,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炊烟引起了当地地主武装“义勇队”对他们行踪的察觉。
“义勇队”队长范连升立刻将情报报告给了驻扎在水口镇的福建地方保安14团第2大队队长李玉。正巧保安团14团团长钟绍葵率领5个中队也在此地宿营,钟绍葵得到报告后,立即下令围剿这支红军队伍,他们从三面包围过来,当时瞿秋白他们刚刚端起饭碗,布置在村头的护送队哨兵就与国民党地方保安团交火了,数百名敌军沿着山路向村子扑过来。红军护送队长丁头牌,是个好吹牛的家伙,一听枪声响,转眼就逃跑了。红军护送队100多人无人指挥,也痪散了。紧要关头,邓子恢组织大家快速突围,向村子对面的高山转移,他们还没有爬上山顶就发现山已被敌人包围。据周月林后来回忆说,“我正在烤衣服,听到枪声,立即从屋里出来。护送队一面掩护,一面催促我们赶紧上山。我们迅速转移到南山上。随后,战士也撤上了山。后面敌人尾追不放,向山上紧逼。护送的战士向敌人射击,掩护我们从后山突围。可是后山坡很陡,无路可走,战士们便叫我们滚下去。于是,我们就劈里叭啦地从后山滚了下去”。
何叔衡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说罢,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邓子恢急忙说:“你千万不能这样!”正要上去夺他的手枪。可是,何叔衡手里的枪已经击发,人从悬崖上滚落下去,这时敌人又用机枪扫射,何叔衡身中数弹。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敌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和传令兵熊辉,在稻田中发现了身受重伤的何叔衡,并从他身上搜出了港币500元。这笔款是瞿秋白一行从瑞金出发前领到的交通费,每人100元,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熊辉抢到了这笔港钞,走了几步,又转了回去,举枪把何叔衡杀害。
关于瞿秋白,邓子恢生前的回忆是,他们从山上滚下后,何叔衡昏死过去了,邓子恢“又去叫瞿秋白赶快向外突围。这时瞿秋白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瞿秋白说:‘我病到这个样,实在走不动了,你快点走吧!’我三番五次地叫他走,他就是不走。我拉他走,他还是不走。他说:‘你快点走吧,我在这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这个地方是很茂密的树丛)”。
而周月林的回忆是,她滚下山后,远远看见邓子恢在前面跑,还有几个战士跟在后面。因为邓子恢在福建打过游击,路比较熟悉,她就沿着邓子恢跑过的路跑了过去。跑着跑着,周月林突然发觉瞿秋白、何叔衡还没有跟上来,便返身回去寻找,突然发现瞿秋白一个人在艰难地走着,周月林回忆说:“一见到瞿秋白,我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一见到我,也高兴得不得了,连声叫我阿妹。”后来,他们又找到了张亮。
他们三人走到一间破屋前,破屋上没有屋顶,四壁无窗,只一道门,屋外一侧是一片一人多高的草丛。因为不停地奔跑,瞿秋白的身体已疲劳不堪,他对周月林说:“阿妹,我实在走不动了,要到这个破屋子里休息一下。”张亮也要进去休息。周月林认为在屋里休息太不安全了,就躲进了屋外的草丛里。
草丛里有一口水塘,四周丛生着高高的杂草,长着几棵小树,塘底还有积水。从草丛里面看外边清清楚楚,从外边看里边却一点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瞿秋白、张亮也来到了草丛里,在来草丛的路上,虚弱的瞿秋白不慎跌倒,周月林连忙把他扶起来,靠在一棵小树上休息。当瞿秋白的身子碰着了小树的树身时,树枝摇动了,就被山上搜查的地主武装“义勇队”队员范金柱、赖忠顺发觉了,二人还大声地嚷着:“没有风,别的树都没有动,为什么那棵树会动,可能有人。”就这样,瞿秋白三人被搜了出来。
敌营长派了四个士兵和一个勤务兵,押他们三人去水口镇营部。半路上,瞿秋白突然昏倒在地,一个匪兵对另外一个匪兵说,“太麻烦了,补他一枪算啦!”周月林见状,大声喊道:“不准补枪!不准补枪!”等瞿秋白慢慢苏醒过来后,敌人一把将他揪起,要他快走。在敌人的威逼下,瞿秋白拖着沉重的脚步又上路了。
被押下山后,敌人让他们坐地上休息一会。渐渐地村子里的一些老百姓围了上来,周月林见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年轻女子,就向她讨来3块红薯,给瞿秋白吃了2块,张亮吃了1块,又讨了点水喝了。这下瞿秋白的精神好了很多。
四、鲁迅、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是如何营救瞿秋白的
瞿秋白三人被押解到水口敌营部时,已有护送他们的20余名战士也被俘关押在那里了。敌人把瞿秋白三人关在里边,战士们关在外边。当天深夜,瞿秋白三人悄悄地商量对付敌人审讯的办法。
第二天,敌人开始审讯了。瞿秋白虽然身受残酷的折磨,但咬定牙关,坚不吐实。只说自己名叫林琪祥,现年36岁,是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又入医学校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游历福建漳州,刚好赶上红军打进漳州,就将其俘虏送往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红军主力长征后,他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1935年1月,携款逃离瑞金,但走到上杭露潭地区又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当夜由苏区保卫局人员看押,准备天明再走,不意被国民党军队发现俘虏。张亮刚开始供名叫周莲玉,系香菇客商的老婆,说是被红军“绑票勒赎者”。周月林刚开始供名叫陈秀英,继供名黄秀英,系红军护士。
当保安14团团长钟绍葵当日由长汀赶回水口镇,得知被俘的林琪祥等人携有港钞、黄金,护送人员多数携带驳壳枪时,就断定:林琪祥可能是共产党的“要人”。当晚,钟绍葵亲自刑讯瞿秋白,也没有问出什么。
就这样,瞿秋白他们由钟绍葵、李玉率领匪兵押解,沿汀江下行,到达上杭县城,被囚禁在上杭县监狱,他们将周月林和张亮关在一起,瞿秋白和战士们押在一起。一连几天,钟绍葵等用尽了各种酷刑逼供,瞿秋白不为所动。没有办法,李玉就对瞿秋白他们说:如果你们所供情况属实的话,可以取保释放。
最先被保释的是周月林和张亮,周月林是浙江省宁波人,28岁,据李玉说当时的周月林身材适中,而且“性似温柔,表像温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当时,李玉的妻子即将生产。李玉的伯母听说抓了一个红军的女护士,会接生、打针,就找到周月林并问她:“你真的是被红军抓去的?如果你真是被红军抓去的,我愿意保你出去。我侄媳妇要生孩子了,我们还想请你接生哩。”没有几天,由李玉的伯母出面把周月林这个假护士给保了出去。
张亮是四川省罗山县人,30岁,当时已临近分娩期,上杭县城有一个糖果店的老板叫林鸿昌,与妻子结婚多年也没有孩子,就把张亮保释了出来,其目的是想要张亮肚子里的孩子。
瞿秋白也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索取证明,以证实确与共产党无关系,瞿秋白当即以林琪祥名义给在上海的鲁迅、周建人写信。4月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的鲁迅弟弟周建人收到了瞿秋白的一封来信,信是通过周建人转致杨之华的。信封的背面盖着一个兰色长方形的印章,说明该信已经过监狱的检查。后来,瞿秋白的这封信转交给了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当时在上海的中共党组织破坏严重,已经无法实施营救。
5月间,鲁迅也收到了瞿秋白的来信,瞿秋白在信中说:“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鲁迅对此毫无办法,把瞿秋白给他的信也转给了杨之华,还给了杨之华50元钱。杨之华还亲手为瞿秋白做了2条裤子,连同鲁迅给的这50元钱一起由邮局寄出。情况紧急,杨之华就分别给宋庆龄、邵力子、蔡元培写了信,请求他们在国民党内部进行营救,杨之华让自己的妹妹杨之英帮助把写好的信送去,2007年10月,凤凰卫视在上海采访95岁高龄的杨之英时,杨之英说,写给宋庆龄的信没有送到,因为宋庆龄的警卫不让杨之英进去,给蔡元培的信交给了蔡元培的儿子蔡无忌,因为邵力子在南京,杨之英就给邵力子打了一个电话,但没有任何结果。
不久,杨之华在杜延庆、秦化人等协助下,取得了一个旅馆老板的铺保证明,还托一位工友帮助另租一处房屋,准备瞿秋白保释回上海时秘密居住。但几天后,报纸上就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营救已经不可能了。
五、到底是谁出卖的瞿秋白
瞿秋白被捕后的头两个月,身份并没有暴露,后来是谁出卖了瞿秋白?多年来,党史界始终认为出卖瞿秋白的是张亮与周月林。但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1935年4月20日《福建民报》第二版载:“据万匪永诚之妻供称,矛秋白(按‘矛’字当为‘瞿’字之误)、何叔衡及项英之妻,均在灌田(按‘灌’字当系‘濯’字之误)被我军俘获。”瞿秋白是1935年2月24日被俘的,敌人并不知道他就是瞿秋白,但4月10日,伪第8师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是她供出瞿秋白、何叔衡、张亮等都在濯田地区被俘的消息。敌人根据情报,很快就查到了瞿秋白他们的下落。4月25日前后,他们将化名林琪祥的瞿秋白重点关押,还将已被保释的张亮、周月林重新收押,解送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驻地龙岩。
瞿秋白身份暴露后,钟绍葵派了几名部下协助36师的一支部队押送瞿秋白前往长汀,5月9日抵达长汀。5月10日的审讯中,瞿秋白依然说自己叫林琪祥。随即,他们将先已被俘投敌的叛徒郑大鹏招进屋内,郑曾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是瞿秋白的部下,他认识瞿秋白。在郑的指认下,瞿秋白只得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蒋介石亲自派大员到福建长汀,诱迫瞿秋白投降,但都被瞿秋白拒绝了。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西部的罗汉岭脚下从容就义。
张亮、周月林二人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审讯和一再诱逼,始终没有吐露任何信息,最后以‘共匪坚定分子’判了他们十年徒刑。敌人将她们关进了龙岩监狱。在黑牢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了一个男孩。直到1938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时,才由梁柏台一位小学时的同学陈士明保释她们二人出狱,陈士明当时在闽西龙岩国民党党部担任要职。随后,周月林到了丈夫梁柏台的家乡,准备打听梁柏台的消息以去找中共党组织,不料却得到了梁柏台牺牲的消息。迫于生计,周月林最后又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
1938年7月,张亮经过艰难的跋涉后,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丈夫项英,张亮扑向丈夫的怀抱,但项英一把将她推开,语气严厉地说:“你说,瞿秋白同志是怎样死的?是不是你和那个周月林干的?” 最后一枪击毙自己的妻子张亮。后来,项英与张亮的女儿项苏云专门写文章,证明“项英杀妻”肯定是不存在的,这完全是谣言。张亮出狱后,去了延安,是在延安失踪的,可能与康生有关。
1955年,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向中央写信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有关部门很快成立了专案小组,公安部门很快就查清楚了,张亮已经下落不明,周月林仍在人世,居住在上海。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级命令,迅速将周月林逮捕,被关押了10年后,直到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在20多年的服刑生涯期间,周月林多次向上申诉。事件真相大白后,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予以无罪释放,1980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给她办理了离休手续。□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