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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2010年将是能否实现重大转折的一年。春节前夕，中央高层指出：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将贯穿今后工作的方方面面。涉及发展理念的深化、发展道路的拓展、发展环境认识的提升，这些都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意味着发起一场全面的变革，势必深刻影响我国社会建设、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
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今天，站在“准小康”的门槛上回顾和前瞻，我们发现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节点，过去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实“杀出一条血路”来，当下的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凸显，并且尖锐及复杂，这是伴随经济建设“单腿跳跃”发展而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以社会建设为重心的发展中逐渐解决。
社会建设的核心议题是要解决“两个二元化”问题，一个是城乡二元化，中国还是一个“农”字头的大国，农民、农村、农业的“三农”问题是突出的民生问题；另一个是社会结构二元化问题，大政党、大政府和大社会直接硬碰硬地面对面，缺少社会组织、中介的桥梁和公民自治。两个二元化的核心都是落在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建设上，都是落在公共利益和公权力变革(与民分权)上，这是今后30年中国社会发展的重点。
经济建设要以人为本，社会建设更要以人为本，城乡建设依然是以人为本，在以人为本核心价值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才能建设最佳人居的城市与乡村，才能建设公正的、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政治生态、人文生态……
这是我们对成都社会建设的调研和思考，也是成都社会变革探索的价值内涵。
中国面临转折的基本含义，就是在保8已经实现的后金融危机时代，需要急迫地着手推动改革和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的解决。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还是民众社会权利的伸张，都进入了一个在改革高调中胶着的阶段。许多人认为，“保8才能维稳”，当然，经济发展是社会建设的物质条件，但不尽然，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重心在哪?还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中国社会要“两条腿”才能坚实地健康向前走。所以，这个转折的含义还在于后金融危机时代更是一个政经交错、难以单行的时代。政治对经济的束缚和制约作用已经变得十分突出，越来越多地系于以提高政府公信力为核心目标的一场公权变革。
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这个方面看，问题同样如此。需要转型的绝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产业问题，更是一整套的政府和官员的行为模式。因为，依赖透支环境、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追求GDP的模式已经形成了某种惯性和路径依赖，利益衍生链，甚至是本能反应。这种质性和利益倾向的形成不是局部的，而是具有某些全局性，这加大了新阶段政府转型的难度。
现在的经济发展方式，从政治角度看，是依赖发展型地方政府的“锦标赛机制”。这决定了中国大部分公共产品实行的是分割分享制度：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之间是很不一样的。中央政府现在重新集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基本制度，特别是社会性制度，比如医保、社保、住房保障。
总而言之，公权变革，就是要建立一系列切断各种公权私用的利益输送渠道的具体制度。对民众而言，公权变革意味着可分享的权益和参与权；对政府而言，公权变革意味着“金鱼效应”(玻璃缸里的金鱼，意味着透明)的出现：对企业而言，公权革命意味着企业的自由竞争不被垄断性、投机性力量、地方保护主义绑架，在政商博弈中逐渐走向法治和民主参与的渠道。
当下，社会建设和公权变革远比GDP导向下的政府业绩或技术策略的“经济调整”更为深刻，也更为重要、更为有效。
这也是成都变革探索给我们的启示。
统筹：赵义
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今天，站在“准小康”的门槛上回顾和前瞻，我们发现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节点，过去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实“杀出一条血路”来，当下的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凸显，并且尖锐及复杂，这是伴随经济建设“单腿跳跃”发展而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以社会建设为重心的发展中逐渐解决。
社会建设的核心议题是要解决“两个二元化”问题，一个是城乡二元化，中国还是一个“农”字头的大国，农民、农村、农业的“三农”问题是突出的民生问题；另一个是社会结构二元化问题，大政党、大政府和大社会直接硬碰硬地面对面，缺少社会组织、中介的桥梁和公民自治。两个二元化的核心都是落在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建设上，都是落在公共利益和公权力变革(与民分权)上，这是今后30年中国社会发展的重点。
经济建设要以人为本，社会建设更要以人为本，城乡建设依然是以人为本，在以人为本核心价值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才能建设最佳人居的城市与乡村，才能建设公正的、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政治生态、人文生态……
这是我们对成都社会建设的调研和思考，也是成都社会变革探索的价值内涵。
中国面临转折的基本含义，就是在保8已经实现的后金融危机时代，需要急迫地着手推动改革和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的解决。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还是民众社会权利的伸张，都进入了一个在改革高调中胶着的阶段。许多人认为，“保8才能维稳”，当然，经济发展是社会建设的物质条件，但不尽然，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重心在哪?还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中国社会要“两条腿”才能坚实地健康向前走。所以，这个转折的含义还在于后金融危机时代更是一个政经交错、难以单行的时代。政治对经济的束缚和制约作用已经变得十分突出，越来越多地系于以提高政府公信力为核心目标的一场公权变革。
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这个方面看，问题同样如此。需要转型的绝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产业问题，更是一整套的政府和官员的行为模式。因为，依赖透支环境、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追求GDP的模式已经形成了某种惯性和路径依赖，利益衍生链，甚至是本能反应。这种质性和利益倾向的形成不是局部的，而是具有某些全局性，这加大了新阶段政府转型的难度。
现在的经济发展方式，从政治角度看，是依赖发展型地方政府的“锦标赛机制”。这决定了中国大部分公共产品实行的是分割分享制度：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之间是很不一样的。中央政府现在重新集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基本制度，特别是社会性制度，比如医保、社保、住房保障。
总而言之，公权变革，就是要建立一系列切断各种公权私用的利益输送渠道的具体制度。对民众而言，公权变革意味着可分享的权益和参与权；对政府而言，公权变革意味着“金鱼效应”(玻璃缸里的金鱼，意味着透明)的出现：对企业而言，公权革命意味着企业的自由竞争不被垄断性、投机性力量、地方保护主义绑架，在政商博弈中逐渐走向法治和民主参与的渠道。
当下，社会建设和公权变革远比GDP导向下的政府业绩或技术策略的“经济调整”更为深刻，也更为重要、更为有效。
这也是成都变革探索给我们的启示。
统筹：赵义